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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4-18 17:07:20
 
 
纪念“五马”先生诞辰120周年 反思中国13亿人口的沉重命题
 
 
作者:马寅初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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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年6月24日,马寅初生于浙江嵊县浦口镇一个酿酒小作坊主之家,这位姓马,又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的“五马”齐全的婴儿,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人口理论方面的贡献更长久令人缅怀。

    谈到马寅初,人们都马上会将他同中国人口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位驰名天下的经济学家,一生业绩是多方面的。他早年留美获得过经济学博士,回国后当过国民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却痛恨其腐败成为民主斗士,曾被关进著名的上饶集中营。新中国诞生后,他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副主任等要职,年事已高时又任北京大学校长,此间提出了“新人口论”。今天,当我们谈起这个长久困扰国家的人口话题,仍感到是那样的忧虑和沉重。

    ■“到处是儿童”——马老由此印象引发忧虑

    马寅初年轻时曾留学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以科学方式进行的中西对比,能用更敏锐的目光来审视中国。1916年回国后,他虽受高校和政府优职聘用,却愤于社会黑暗,在抗战中的陪都重庆公开讲演痛骂四大家族发国难财,挣的是“猪狗畜生钱”,其痛快淋漓在全国脍炙人口。此刻,马寅初争取的是人民生存和基本的民主权利,尚谈不到人口问题。国民党当政时在全国也未做过人口普查,只是按生活必不可缺的售盐量估定出4亿多之数。

    解放初的人普遍兴奋地成家和大量生育,又与近代太多的苦难和杀戳造成大量死亡有关。据1850年清廷统计,全国已有4.3亿人(还有漏报),此后百年间“四万万同胞”这一称谓始终不变,直至1949年人口仍不过5.5亿。旧中国妇女平均要生七八个孩子,能养活成年的不过一半,人均寿命不过三十几岁,“高生育、高死亡”的规律使人不易想到激增的后果。

    这时的马寅初成为可贵的先觉者。他在天安门上听到开国礼炮轰鸣后,知道人民生存已有保障,随后便考虑下一步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他出去调研,最深的印象就是到处是儿童。按照近现代西方学者的看法,众多的儿童恰是贫民区的象征。解放后很快改变了传统的高死亡,高生育却依然如故。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发现已有6亿人,四年后统计又达6.5亿,年增长率达2.2%。马寅初又计算了有限的土地资源,便忧心忡忡地认为这会影响工业化,应当实行计划生育。他于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阐述了这一看法,便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向传统人口观念挑战何其不易

    当马寅初提出限制人口时,全国多数人并不理解。他回乡时到一个晚辈家,主人马上叫出9个孩子都来拜见。马寅初却斥责说:“你怎么搞的?生这么多孩子!”这个晚辈大感意外,说如果祖爷活着看到这么多儿孙,“会有多高兴”!其实,这也是当时社会的传统观念。

    公正地讲,50年代搞清了全国人口状况,周恩来便赞成节育,毛泽东也一再感叹新增的粮产被新增的人口吃掉了。若没有随后造出高产神话,领导人肯定会同意马寅初的观点。然而1958年“大跃进”兴起后,一代伟人毛泽东也受了造假者蒙骗,又认为人多是大好事。专门擅长曲意迎合的康生、陈伯达马上煽动批判“新人口论”,将其说成“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批判中提出主要论据──“人口首先是人手”,还得到过许多人真心拥护.

    国人有此糊涂认识,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人,而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中华自古以农立国,用手工作业时,一般以人手数量决定收获。两千多年来的统治者为增加财税,都鼓励人口增长。孔夫子便鼓吹过男子十六、女子十四的早婚观,西汉朝廷还规定过15岁必须出嫁,民间“多子多福”的观念也在此基础上形成。新中国同样在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建立,手工劳动为主的现状,使领导者不能不依靠大量群众搞肩扛手提的人海战术。毛泽东会见斯诺时听说美国农民只占百分之八,曾非常惊讶,也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毕竟这在短期不能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更是多把家中人手多当成改善生活的基本条件。

    应该说,中国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仍能跻身世界大国之列,人口众多确是原因之一。不过凡事都有度,宋代以前的粗放式耕作,使中华土地的承载人口只能达到汉唐时的最高额7000余万,明清时推广了高产作物(尤其是红薯)才使载荷增到4亿。解放后生产水平又有大的提高,然而为了提高人均收入和实现工业化,在现有土地上人口就不宜再多增。

    批判“新人口论”不过一年多,随着“亩产万斤”等造假破产,粮产不足而人口过多的矛盾就充分显露。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达7.16亿,毛泽东马上认为不得了,中共中央也在全国实行了相应措施。

    回顾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几十年的历程,再联想马寅初的建议,叫人敬佩之余也不禁感慨万千。马老当初所遇到风浪,可以想见是何等之大,因为他是在向亿万人的传统习惯挑战啊!

    ■解决千年历史遗留下的人口问题也需几代人努力

    随着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急迫感增强,感受到的人口负担压力就越大,人们对马寅初的意见便愈感可贵。1979年,中央正式为过去的批判平反,两年后他又受到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的专门表彰。然而他于1982年百岁辞世时,中国的人口形势却比过去更为严峻。

    拨乱反正之初,有些人出于激愤曾说过:“批了一个人,多了三亿人”,认为如当时不批判马寅初中国人口还会停留在7亿之内。这种忧国之情可以理解,然而若以数据分析,可看出这话失之偏颇。事实上,错误批判“新人口论”后只增了5000万人口,中央就推广计划生育,时至今天中国人口却已近13亿,估计仍要再增3亿左右才能到下降的转折点。造成这一难题的原因,仍是农村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低,以及缺乏社会保障等客观条件。例如绝大多数农民仍要靠子女特别是男孩创收和养老,“超生游击队”就禁不胜禁。只有全面实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保障的现代化,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严重人口问题才能解决。

    追溯历史,我们会看到封建社会的有识者也担忧过人口问题。如清代的汪士铎就认为社会动乱“皆人多之害也”,再增殖下去会出现“百农耕一亩,千夫治一店”的可怕现象,然而此人的解决办法是“多杀”、饥饿和禁婚。封建社会固有的规律,就是以周期性的动乱、战争、饥荒和瘟疫减少人口,如东汉末、隋末、唐末和蒙元屠杀,都出现过“天下虚耗”、“人口减半”的惨象。这类大灾大难虽能制约人口发展,却极其野蛮残酷。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制约人口增长也要采取和平文明的方式,那就是计划生育。马寅初的人口主张具有的先进性,正在于以科学论证提出了节育政策。我们应该相信,当包括农村落后地区的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程度都得到全面提高之日,马老当年担忧的人口问题也就到了彻底解决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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