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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4-18 16:59:17
 
 
钱伟长和费孝通被《毛选》点名
 
 
作者: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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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我和孝通都在清华大学,那时的校务委员会是叶企孙先生负责,周培源先生任教务长,孝通和我都是副教务长,他分管文科,我分管理科。吴晗先生常和我们联系,最主要的任务是团结老知识分子,让他们自愿地都留下来,不要到台湾去。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基本态度很清楚,第一条是跟共产党走;第二条是接受思想改造。当提出院系调整时,我们主张维持清华大学原来的综合大学的格局,不同意院系调整只搞工科方案,这个意见没被采纳。院系调整的实施推迟了一年,院系调整后文理就分开了,我和孝通也就分手了。我留在清华,他去了中央民族学院。

1957年我们都成了大右派,而且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被点了名的人物,据说还是因为毛主席讲了话,最终保留了我们两人的教授位置,这个年代我们两人自然没有什么来往了。

拨乱反正之后,由于民盟的工作关系,我们接触多起来了,后来还住到了一个大院里,孝通承担了重建社会学学科的任务,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建立教学和科研机构,他本着“志在富民”的原则,坚持“行行重行行”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民盟的工作中提倡“智力支边”,“为发展区域经济提供智力资源”等等,我都非常赞成,而且是积极参加者。1981年我们还带队一起到内蒙古进行“智力支边”的考察,后来一同进行了“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发展”的方案制定。

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因为办学思路和教育理念上与当时的清华某些领导有分歧,准备离开清华到上海的大学去工作,但遇到的问题是我所选择的教育部系统的大学不能去,上海市欢迎我到上海所属院校工作,我找孝通商量怎么办,他说上海必将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需要好好地办所大学,他赞同我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路,支持我到上海实现我的办学理想。后来我到了上海工业大学当校长,直到现在还在上海大学当校长。多年来孝通一直关注着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他来上海时,我们又一起商量在上海大学建立一个“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借上海改革开放之风,紧跟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调查研究,也培养一批社会学的人才,这样我们又继续发挥了解放初在清华大学合作时的精神,一个搞理科的和一个搞文科的配合起来,互相支持,希望办好一所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大学。

  摘自《费孝通随笔选》前言钱伟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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