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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6-10-28 20:33:18
 
 
就布什会见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团事件答《儒教研究通讯》编者问
 
 
作者:田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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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布什会见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团事件答《儒教研究通讯》编者问


田童心(2006年6月11日)

一、对这次布什接见余、王、李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团,您对情况的了解程度如何?
田:首先就我的感情立场而言,我宁愿用“会见”一词来代替“接见”一词。此事我从互联网上比较早地就知道了。

二、您对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怎么看?这次接见活动,余、王等人把信仰与政治结合起来的作法,您持什么态度,有什么看法?
田:从整个事件过程中可以清晰看见某些中国人在传统伪儒观念毒害下时时处处不自觉就流露出的对强权的乞求媚态和奴性,虽然他们号称在反传统和争自由。实际上他们缺乏的正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格,他们把自己的祖国(中国)的进步过分地寄希望在那些实际视美国利益至上的人身上了。而且这几个“一夜美国人”的颜色革命理想,在目前13亿人口的中国一旦付诸实施所导致的后果我们无法预料,我们无法保证是会产生对13亿中国人民生命关爱的果效,我们只能说他们的理想是天真的和不负责任的。“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中国乱不得。中国乱起来,不仅是中国问题,也不仅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会影响整个世界。中国一乱,将会出现内战局面,难民往外跑,周围国家都要受影响。”(《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314页)我们当然应当追求政治进步,但是必须不能够同时牺牲稳定的大局,如果我们真正地爱13亿中国人的话。
    但是,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极其密切。各个民族的政治模式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信仰层面,即使西方的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政治模式恐怕也和近代宗教自由的迫切需要有不可割裂的关系。然而,对他人宗教信仰的宽容和尊重并不意味着对自己信仰的否定,政权和教权的分离也并不意味着信徒对政治的脱离。基督徒毫无疑问应当从自己的立场上关心社会政治,只是有个前提:在现代社会,各个宗教徒都应当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关心社会政治的,即他个人不妨热诚地根据自己的信仰提出政治见解,但是他却决不能够以暴力强权勉强社会必须接受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必须尊重社会政府对于所有公民意见的平等自由的汲取。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虽然反对极右势力的政治改革思路,但是我不能不尊重任何人非暴力的表达自由。我更加关注的乃是,中国目前的具有体制能力者是否具有足够的辨别力和明智的选择力。
    在人类尚未普遍觉醒之前,在人类尚未普遍获得自由之前,政治依然是目前时代牵一发可动全身的最大的公益事业,它可以给人们提供其它创造性活动的良性社会环境也可以窒息一切的创造。虽然我们应当强调个人觉醒之重要性,也不能够否认身处像所多玛、蛾摩拉那样的整体败坏的社会环境里,个人的觉醒(比如罗得)也可以使自身获得拯救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从《旧约·约拿书》可以看见一个能够及时醒悟的君王的作用是多么的事关重大。个人可以逃避政治,但政治却不能不影响到众多的个人。利玛窦来华之所以走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他在思考中也是意识到了政治在中国这个封建等级社会里的极大威力。孔子认为“人道,政为大。”(《孔子家语》)在儒家经典《尚书》里有“德惟善政”的话,同后世《了凡四训》的观念一样都认为最大的德是善政。政治存在的重要意义从一句俗语里可以得到最浅显直接的说明:一只羊率领的一群狮子打不过一只狮子率领的一群羊。在拥有庞大的高智商人群却从近代以来一直落后的中国,尤其需要在政治方面的积极创意。
    然而至今仍然有不少的基督教徒总是拿耶稣所说的“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一句话来作为基督徒不关心社会政治的理由;也有的基督徒认为耶稣所要求的只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并不包括爱国;福音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救国的,基督徒只应当关注个人得救,不应当关注社会政治。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其实,我们只能把“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以启示对象化的角度视之而且需要注意它是针对税收一事具体而言的一句话,不能视为超越时空的基督徒人生伦理守则。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耶稣时代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政治压迫是犹太人对政治漠视的主要原因。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的时候主要是指抵挡神圣旨意的世俗世界与上帝国度在性质上的判然有别而言,并非是要人在现世离群隐居。耶稣亲口教导门徒的“主祷文”里明确地说国度和权柄是上帝的。新约书信里也曾经表达过世上的政权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思想。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里明确地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这样看来,基督徒并非应当排斥一切社会政治,而是要坚持这样一个立场:任何的现世政治都不能以违反爱为前提,不能屈膝顺从于“魔鬼”的途径。这才是耶稣拒不俯拜撒旦以求万国荣华的真正神学内涵所在。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把爱人作为爱上帝的外在衡量尺度,同时作为衡量每一项世俗政治主张、政治作为是否具有神圣价值并是否值得拥护的评判尺度。这就决定了基督徒对于任何的政治,都将保留一份独立的批判和心灵的深层距离。尽管世俗政治存在种种缺陷,与现世之中的每一个人的不完美相仿,但这不是基督徒拒绝关怀政治的理由,正如世人大都迷惘才需要基督徒们去关爱他们一样,关乎众人生活的现世政治如果弱点太多则更加需要基督徒们来关注。政教分离是教权与政权的分离,不是基督徒与政治的分离。在天国尚未降临之前,真正具有爱弟兄和爱众人之心的基督徒,理应关心那涉及千万人命运的现世政治的运作道路及其体制的改良。对于基督徒而言,爱国的实质就是把爱弟兄的心扩展到爱众人(《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2节,《彼得后书》1章7节)。由于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相信人人自幼难免犯下的罪其实是社会传染病而不是肉体血缘传染病,这使得基督徒对于现世社会政治的关心更加具有了理由。所以抛弃了原罪论的儒家基督徒或迟或早必定会成为改良社会政治的最坚定力量。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的话是值得赞同的:“在当代世界的状况中,神学不再可能是纯理论,而必须成为务实的理论。它必然是‘政治神学’,按照福音精神对惯例的思考——在争取社会公正的事业中,信仰正变得务实起来。”(莫尔特曼《20世纪神学的历程》)“基督教神学是一种公众神学,它介入社会的公众事物中,它在基督带来的上帝国盼望的光照下来反省‘共同福祉’,它以社会中的穷人和被排挤出局者的名义而带有政治色彩。”(莫尔特曼《俗世中的上帝》前言)在《俗世中的上帝》一书第三章那里莫尔特曼还尖锐地指出,造成绝大多数基督徒和教会领袖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正在发生而闭口不语的深刻原因就是路德的两个国度教义所宣传的政教分离观念,“宗教信仰乃是与政治无关的私事”的观念认为教会只管理良心和信仰,在良心和信仰之外就不是教会的事情而是政治的事情。很遗憾的是,相当多的基督徒的确像莫尔特曼所批评的那样把教权与政权的分离实实在在地理解为了基督徒与政治的分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沦为了漠然的机械人。所以,基督徒在关心天下国家大事之外,如果能够有机会自愿张扬生命光辉地而不是被迫违心地去从政,就不应当拒绝。但是在中国社会政治尚未形成稳定可靠的体制轨道之前,准确地说是尚未找到稳妥可靠的政治理念之前,确实还有很多事情比“做官”更重要。因为政治层面的创新首先需要政治理念的更新。进一步看,传统政治理念的徘徊不前,很大程度上又是缘于深层信仰的未得更新。儒家政治神学的价值在此突显出来。
    所以我们不应当笼统地反对一切把信仰与政治结合起来的作法,只要鼓吹者不愿意借助于暴力手段。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要努力辨别和选择的是,在中国现实背景下,什么样的信仰引申出的政治理念是更加务实可取的?我个人经过最近七年的思考,以为西方传统教义神学尤其是美国清教加尔文宗的教义神学绝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相应地,西方的鼓吹选票出总统的美国式民主政治理论也并不适合中国。我更加相信,《圣经》里传达出的实质信息是和中国祖先心目中的上帝信仰基本一致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我更加相信,在目前13亿人口的具有悠久文化沉淀的泱泱大国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够照搬美国式的民主模式,我根据儒家神学所推演出的适宜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管理模式乃是明显有别于西式民主政治的也实质性地有别于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具体论述请参见拙著《儒家神学新议》一书。很欣慰的是,相关论文被评为了2005年中国管理学优秀论文,我因此而获得了2005年度“中国管理学杰出研究者”的嘉奖。我以为我的这个思想把中国儒学里君权民权二元分辨且二元神圣的政治理念予以落实,从中国文化层面解决了中国政治的神圣合理性问题。它可以使得我们在面对西方神学和西方政治学的合法性质疑时坦然应对,而且此种政治改革理念在现实的对应是平稳的,因而是最务实的设计。我也认为中国不少的青年人的确存在着对西方传统教义神学和西方政治学的盲目迷信,此次余、王、李事件只是一个大暴露而已。


三、郭飞雄的公开信所披露的事实,您怎么看?
田:虽然郭飞雄先生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对于他所表达的如下这一点意思,我这个儒家基督徒倒是很欣赏的:

    见不见美国总统是不必太看重的,而见不见我们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对我们还有一点儿重要。中国的进步,需要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媒体和政府的声援,但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靠全体中国人努力,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内部的改革者和一切良知尚未泯灭的人士的努力。

四、您如何看待余、王对郭的回应?
田:无聊,不想多论。

五、整个这一白宫接见和余王拒郭事件,您认为对中国宗教政策和信仰问题有何影响?能否从国际形势与国内现实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一事件的实质,并预测一下其未来效应?
田:无论粉饰上什么样的传福音外衣,也掩盖不住美国政治上和平演变企图的暴露。目前中国的青年人信仰基督教似乎成为了时髦。这个并不是坏事。但是却对西方神学教义缺乏辨别力,这个才是隐忧。致使中国民众甚至包括大量中国的知识分子失去自信力和独立辨别力的责任也不能不让传统伪儒学担当一些。此次事件必定会使得本以为已经完成的中国基督教的洋教形象的脱帽工作继续深化开来。中国的宗教政策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和开放的,但是却不会和此事太挂钩。

六、您对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大规模发展的现状持什么态度?这一事态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何利弊?
田:这些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政府对大规模的聚会登记管理工作是必要的,尤其是财务、体制建构等硬件的规范化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小规模的交流聚集就可以适当放开。至于家庭教会尤其是农村的家庭教会所存在的问题,我以为应当指望通过更加重视普及教育和未来的政治体制改进和中国体制教会的与时俱进的改革等等来解决。我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信仰的非体制化是个大趋势,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在经历一段复兴景象之后终究也会遇到这个趋势的冲击。国家普及教育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关键。还有应当让懂宗教的人来管理宗教,不要让宗教干部停留在以前的知识水平。


七、您如何看待儒教的性质、界定、功能及儒教重建的可能性?
田:根据我对“宗教”定义的理解,儒家最初就是儒教,儒学原本应包含神学。若从“以对超越者的信仰名义对于世人的教化”这一宗教定义看,凡是具有超越性的信仰的教化体系就是宗教,则先秦儒家尤其是《尚书》时代的原始儒学,就无疑是一种宗教,即原始儒学也可以被称为原始儒教。一个鲜明的标志是人格上帝信仰在书中的大量而确凿的存在。这样,不只是《尚书》是古代宗教文献的代表,汲冢所出的《逸周书》也是一部典型的古代宗教文献。《逸周书·序》中说:“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弘道以弼无道,做《度训》。殷人作,教民不知极,将明道极,以移其俗,作《命训》。纣作淫乱,民散无习常性,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训》。上失其道,民散无纪,西伯修仁,明耻示教,作《文酌》。……”而整部《逸周书》里始终贯穿着对于“皇天上帝,皇皇上帝,上帝”的至上人格神的信仰,可以看出,周文王的教化权威名义上都是来源于上帝的。这样类似地,《尚书》里的历代训诫讲话,往往也贯穿着上帝的名义,更应当被看作中国上古极其重要的宗教文献。
    中国古人在祭祀上天的同时的确也看重祭祀祖先。但是祭祀祖先并不排斥人格化的至高上帝信仰。祭祀祖先其实是祭祀那在上帝身边的祖先,祖先是自己从上帝那里获得祝福的最亲近渠道,因为祖先是有德之祖,他们的祈求更加容易为上帝垂听。这是极其重要的上古宗教信仰观念。对此观念的肯定可以彻底瓦解基督教与儒家祭祖传统的长期矛盾,具有重大文化价值。
到董仲舒时期,他明确而系统地把“天”的含义最后落脚于自然之天,但却把自然之天神化,或者可以说把上古时期的神格之天与自然之天合二为一,把神格之天降格融入自然之天,——但实质后果却是殊途同归,在中国的文化时空里都是一样的惊天动地,那就是,对在自然之天之上的具有超越性的神性人格之天的取消。问题的严重并不仅仅在于一个人格神性之天的观念到董仲舒时期从中国主流文化界知识分子心灵里的消失,而是在于上古时期紧密缠绕在这一人格神性之天观念周围的一系列关乎众人的政治和伦理之价值观念体系从董仲舒开始的彻底被颠倒。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异化了,1911年后儒教体制丧失。我们今天如果要复兴的是汉代以后的儒教的话,那么是肤浅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复兴汉代以前的儒教的话,却是不必的,我们需要儒学却未必需要儒教。因为从“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看来,信仰必需要见证,儒教的原始人格上帝类似于雅典人的“未识之神”已经被耶稣见证出来了。我们如今可以直接通过耶稣来亲近上帝而不必辗转通过上帝身边的我们祖宗来祈求上帝了。又因为体制神权的日益淡化是个世界大趋势,在此趋势下,耶稣信仰完全可以从深受西方教义控制的体制神权的辖制下自由地剥离出来而进入那些自由信仰者的心灵里。所以,我在《儒家神学新议》一书里的主张是,面对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既不必重建儒教也不必要求他们加入体制教会,对于他们而言做一个非体制的自由信仰的“儒家的基督徒”可能是一个最佳选择。我设想,儒教即使未来重建了体制,也不会有太大的实质意义,可能和道教体制的价值相仿。

八、对于“公民宗教”的提法,您持何态度,有何见解?
田:常规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道德认识基础之上的,这些共同的道德认识的深层根据或“价值桩”又是共同的宗教认识。西方人所谓的公民宗教虽然不具有要求每一公民都信仰之的社会法权,但其却有坚实的实在基础,而这一基础就是社会公民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宗教。而儒教如果不回忆起原始儒典里的上帝信仰,根据我所厘定的“以对超越者的信仰名义对于世人的教化”这一宗教定义看,今日儒家就不能够算是宗教。所以,儒教即使要作为“公民宗教”出现于中国社会,前提必须是中国先出现大量的儒家基督徒。儒教要成为宗教首先要可靠地解决儒教的神圣信仰对象问题。

九、您认为基督教在中国进行民主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会发挥积极的、甚至只此一家的关键作用?如果是,您是否赞同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为主导信仰的国家?如果不是,您认为如何避免这种局面?
田:我很希望中国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接纳耶稣,但是我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儒家知识分子和更多的国人如果恢复了对人格上帝的敬畏,无论在各个方面而言,都是对中国有益的,岂止是建设方面。但是这是关键的一环,不是唯一的一环。仅仅有西方色彩的基督教是不够的。

十、无论是否赞同基督信仰成为中国主导信仰,您对于怎样达成各种宗教的良性竞争和有效制衡有何看法?
田:在这个方面,国家政治的合理引导很重要。国家必须坚持彻底的双向的政教分离原则,坚持把宗教信仰在本质上作为私人心灵事务来看待,平等地以公民身份来看待各个宗教的每一个宗教徒。我相信中国未来不会出现所谓的什么“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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