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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3-31 12:06:41
 
 
冯宗璞:“回忆冯友兰”活动纪念
____2004年5月11日
 
 
作者:冯友兰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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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5月11日,北京大学哲学系九十周年系庆,一系列活动中,有一项面向全校的大型活动,题目是“回忆冯友兰”。这几天返校的校友中,很多人提到他们过去的老师冯友兰。这是一个牢牢定在他们回忆中的形象。在系友回忆录《苦乐年华》中写着他们的理解和尊敬。那是对历史的理解,是对学者坎坷人生的尊敬。基于这样的背景,研究生会发起了这次活动,他们没有见过冯老师,他的人、他的著作却在他们的想象里多少有几分神秘。他的哲学是最哲学的哲学,他的哲学史是最能还原古人的哲学史。他坎坷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缩影。而他要努力达到的境界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许多人聚在一起便形成一个思与情交织的“场”。
    同学们让我讲几句,无奈近来常处于半痴呆状态,没有讲出冯先生的精神。本来几句话也是很难讲清的。既没有“为我亿兆寻安身立命之地”的气势,也没有“云在青天水在瓶”的潇洒。因不能久坐,更没有讨论,会后总觉得有些谦然。作些补充,写成文字,可能是必要的。

  冯先生在1915年进入北大哲学门,那个时候进入北大的文科是比较容易的,进入法科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法科出路好。所以法科需要有中学文凭,考文科就不需要文凭。他有文凭而去考文科,报名处的人就跟他说你啊吃亏了,你应该考法科。冯先生还是坚持要考文科。那位先生就给他出主意,说你还是先报法科,考上以后再转文科很容易,如果先考的文科再转法科就很难了。于是冯先生听了他的话就先去报的法科,可是一考上之后到报到的地方就还是转到文科的哲学门。他要学哲学的信念是很坚定的。一进入北大哲学门,从此他就终身与哲学为伴。七十五年可以说是没有一天不在研究思考关于哲学的问题。他在《三松堂自序》里讲到在北大这一段学习的经历,他在大学期间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学问。
    北大毕业后,他考取了公费留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蔡元培先生对于留学生有一个要求,先讲了一个故事。从前说有人会点金术,手指一碰就能点石成金,蔡元培先生说到外边去留学不一定要取回点成的金子,最主要的是学那个点金术,就是那个手指头,就是现代的治学方法。我想我父亲应该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
    从1926年,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中国哲学史,就开始酝酿写一部中国哲学史。1928年到清华,从此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那里他一直参与学校的领导工作,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写出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方法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对这个哲学史我也是越来越认识到它的价值。因为以前读书就是这样读过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些年读到一些文章,比如任继愈先生有文章说,冯先生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很现代的治学方法,把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梳理得非常清楚,原来说不清楚的地方现在都说清楚了。例如把慧施哲学归结为合同异,把公孙龙哲学归结为离坚白。大家读起来以为本来就是这样的,我读的时候也以为本来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是我们前辈学者经过多少辛苦工作整理出来的。其他还有很多例子,例如把和晏、郭象从老子注和庄子注独立出来,美国学者欧迪安特别推崇冯先生关于郭象的文章,把它译成英文。95年我在美国,他把译稿用特快专递寄我,希望我早些看到。
    关于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贡献,陈来教授有一本专著说明了有哪些地方是冯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说得很详细。冯先生的这些新见发前人之所未发,也是后人不能改变的。

  抗战时期冯先生写了《贞元六书》,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它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我想简单说一句,因为在哲学史的贡献是比较实在,它就是那样,以前没有人说的他说了就是不可抹杀的。而对哲学的体系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他自成一个哲学体系这点在哲学史上我想也确实是一个存在。最近有一位老先生茅冥家,他写了一本书叫《还原冯友兰》,他写的意思就是冯友兰被扭曲了,现在来还原他。他这个书写得很内行,他说《新原道》这本书讲形上学的历史,在中国没有一本书讲形上学的历史。如果黑格尔读到这本书他就不会说中国没有哲学了。这是茅冥家先生的意见。我想做学问就像冯先生在《新原道》序言中说的,“学问之道,各穷己见,当仁不让。”我觉得这个话非常好,当仁不让这样才能百家争鸣。当然这也要有它的环境。
    1946到1947年,冯先生在美国宾州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一方面和卜德教授一起翻译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用英文授课,这个讲稿就是后来的《中国哲学简史》,有人误认《简史》为《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缩写本,这是完全的错误。它不是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缩写本,而是一本全新的书。如果只是缩写,内容就只限于两卷本原有的,但这书有冯先生新的研究心得,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写出的。它用不长的篇幅把很长的中国哲学史说得极为明白而且有趣,真是一本出神入化的书。最近有赵复三先生的新译本,译文准确流畅,也是难得的。
    有人问我冯先生48年在美国,为什么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国,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是和他的血肉连接在一起的。政权是可以更换的,父母之邦不能更换。当然他也并没有预测到以后会经历这样坎坷的生活。这种经历不只是冯友兰一个人,他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物。
    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他得以用全身心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他用尽了生命写出了这本书,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千这两句诗来形容实不为过。这部哲学史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提出新的看法。如对佛教的发展过程,提出“宗门”。又如认为太平天国是向中世纪神权的倒退。还有一件现在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七卷《现代革命》中对毛泽东提出的批评。说他的思想早期是空想的,中期是科学的,晚期是荒谬的。《新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到现在人民出版社只出了六卷,第七卷一直没有能够在该社出版。他总结了自己的工作,他的墓碑上刻着他自己撰写的楹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的迹。
    现在要问一问所以迹,怎么会有这些迹。这就是对祖国的热爱,这是他回国的原因,也是他去留学的原因,也是他全部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抗战胜利西南联大结束,冯先生写了西南联大纪念碑,以纪念这一段历史。有文云:“并世列强,有今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们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到现在还是生机勃勃,有着新的使命。新命就是现代化,要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国家。旧邦新命,这是冯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杨振宁先生说,他第一次读到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时,感到极大的震撼。他还说,应该把纪念碑文背下来。冯先生把这个意思写了另一幅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幅对联悬于他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上联的意思是他要把我们古老文化的营养取出来,来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国家。下联的意思是,他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在极平凡的生活中(道中庸)能与宇宙合一(极高明),这就是他的所以迹。
    一副楹联,一幅对联,一共二十四个字,总结了他的一生。
    这次聚会没有深入的讨论,但却十分令人感动。因为有这么多年轻的心,想要了解他们的先辈,想要了解真正的历史。人不应该懵懵懂懂过活。愿意了解,能够反思,才能脱离懵
懂。  


2004年5月下旬初稿
2005年3月中旬,应中国学术论坛之邀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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