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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6-05-14 21:10:03
 
 
一个抒情诗人的意外事故
 
 
作者:王晓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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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抒情诗人的意外事故
作者:王晓渔

  离端午节还有两天,一个叫做马骅的朋友却因为车祸不幸跌入云南的江水之中。我不敢谬托知己,只是跟马骅在上海和北京碰过几次面,书架上摆着他送给我的打印诗集,两者之间并无深交。或许正因为此,虽然网友们在呼唤他的归来,我却打了几行似乎理性、也似乎不近人情的话,大意是宁可接受他失踪的消息,也不期待他的“归来”。因为那么急的江水,又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归来”只能是一个更残酷的消息。就像前一段时间法国水下打捞队找到了圣埃克苏佩里驾驶飞机的残骸,这使我沮丧万分,让《小王子》的作者架着飞机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这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么?可是,水下打捞队却粉碎了这种童话般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我更愿意马骅像武侠小说里的侠客一样悄然“失踪”,这样我们就可以自我安慰:他并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浪迹江湖去了!
  一个是澜沧江,一个是汨罗江,马骅与2300年前的屈原迥然不同,但他们有着两个微弱的共同之处:第一,都在江水中不知所终;第二,都是抒情诗人。如果说屈原被大家所知,跟他位居高位(三闾大夫)有关;马骅的众所周知,则有些匪夷所思。一时之间,全国多家媒体同时追踪报道马骅的事迹,甚至在上海公交汽车的移动电视上也能看到相关新闻。但是,我更相信自己的记忆,媒体里的马骅与我认识的马骅分明就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他不良少年式的装束就让我大吃一惊。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条胖胖的灯笼一样的裤子,让人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标题“穿裤子的云”。
  如今,这场意外事故已经过去,可是“媒体争夺战”却方兴未艾。在多家媒体的追踪报道中,那个抒情诗人的形象逐渐被淡忘,马骅的另外两种身份却被反复强调:一种是名校毕业生,一种是支教志愿者。这样说似乎与事实相符,马骅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出事前在云南省德钦县明永村小学任教。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身份背后有着过于强烈的道德预设,把它们拼贴一起就成了“名校毕业生放弃优厚待遇、志愿赴边远地区支教”的英雄叙事。我们可以不断从媒体看到,相关政府部门在大力弘扬“马骅精神”,鼓励大学毕业生向他学习,甚至开展了接力赛,从62名候选者中挑选出一名继承马骅未竟事业的志愿者。这些措施都出于善意,但并非无可非议。马骅对此已不可能再作评价,他没法对别人解释自己并非所谓的“支教志愿者”,赴乡村执教纯属个人行为。据他的好友韩博回忆,这种英雄叙事在马骅生前就已出现,当事人对此非常愤怒。诗歌论坛的老网友都会记得马骅的网络签名是:“我本是普天下风流才子,盖世界浪子班头”,这种戏谑式的自我身份认同,与那种正襟危坐的英雄叙事,几乎毫无关系。
  不仅政府部门宣传“马骅精神”,知识分子们也发出“向马骅学习”的号召。一家颇具公信力的媒体专门发表了题为《马骅先行一步 知识分子应重返现实》的社论,马骅成了21世纪的梁漱溟、晏阳初,文章这样写道:“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没有停留在纸上的夸夸其谈,更没有迷恋制造空洞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承担起了一个村庄的教育,并以此表达他对生活和世界的挚爱。”让人迷惑不解的是,何谓“现实”?难道上海、北京与现实无关,只有云南乡村才算是现实?事实上,“现实”不等于底层生活,也不等于苦难生活,它具有千姿百态的表情。把“现实”删简为某个村庄,与把“现实”删简为某个都市,从内在逻辑上说并无太大区别。“纸上谈兵”固然不可取,但“秀才见了兵”往往更为糟糕。正如赵括在书斋里夸夸其谈只能害了自己,在战场上却害了40万将士。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不是重返“现实”,因为现实无处不在,关键在于是否拥有“现实感”。一个有现实感的学者,即使在书斋里,也会比一个奔跑于乡间但没有现实感的学者获得更多的中国经验。“乡村建设派”与“都市研究者”只不过是选择了接近现实的不同方式,并无先天的高下之分。
  也有极少数媒体避开了英雄叙事的模式,却走向八卦叙事的另一个极端,宣称马骅是因为某些私人原因才自我发配到偏远的乡村。这种报道的真实性暂且不论,让人纳闷的是,我们的思维为什么总在英雄叙事和八卦叙事的矩阵之中无法自拔?仿佛一个人做点“好事”,要么是出于高尚动机,要么是出于个人利益,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组题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的系列文章,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她提出了一个非常富有启示性的观点,即像艾希曼这种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恶”,比如顺从和不负责任。如果把他描述成残暴的恶魔或冷酷的怪物,那只是拔高了他的重要意义。但正是这种“平庸的恶”最具有渗透性,而且让人猝不及防,像蘑菇一样迅速繁殖在日常生活的表层,最终摧毁世界。事实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弥漫着视而不见的“平庸的恶”,还极度匮乏“平常的善”。“平常的善”意味着善与日常生活平行,不是仰视才见的特例,也不是处心积虑的表演;“极端的善”却常常扑灭而不是唤起道德本能,它使人们感到善是一种很难抵达的品质,离自己非常遥远——这就是马骅与所谓“马骅精神”的区别。
  与马骅构成反衬的是马加爵。两者都在一夜之间暴得大名,但前者因为赴偏远乡村执教被塑造成“极端的善”的代表,后者则因锤杀四名同学被描述为“极端的恶”的典型。我知道,把两者相提并论是非常不合适的。但必须指出的是,“极端的善”或“极端的恶”都会使我们对平常人视而不见,哪怕是无辜的遇害者。朱大可曾指出,在媒体制造的公众娱乐节目般的“马加爵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四个受害者,根本没有人去关心”。那么,在多方合力制作的悲情连续剧般的“马骅事件”中,又有多少人注意到与他一起跌落水中、下落不明的还有年过七旬的卓玛。在马骅不断被放大的同时,无人关注的卓玛则被逐渐省略。或许,马骅和卓玛之间不具可比性,一个高尚无比,一个普通至极。可是,如果我们连“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这一常识都无法达成共识,又何必奢谈什么“极端的善”?让马骅欣慰的是,他的那些诗人朋友们丝毫也没有“诗人高人一等”的想法。在“诗生活”论坛上,他们不仅呼唤着马骅的归来,也呼唤着卓玛的归来,因为一个陌生人的生命跟一个朋友的生命同样重要。
  几乎整整一年前,也就是2003年7月20日,马骅在给朋友的信中讲述着自己的生活:“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按照惯例,道德模范经常扮演着“苦行僧”的角色,“吃苦受累”是他们的宿命。道德模范具有标准化的表情,我们甚至无法说出新闻联播里的“马骅”和“任长霞”有什么根本不同,他们都让人们感到实践道德必须以承受苦难乃至死亡为代价。其实,这只能扑灭而不是唤起人们的道德本能,它暗示道德已经彻底失范、道德只属于模范。现实中的马骅却告诉我们,除了那种“极端的善”还有“平常的善”,而它带来的不是苦难而是幸福。伯林曾经指出,俄国的“六十年代人”有着“逻辑必然性”的幸福公式,“通往幸福之路”最终往往与“通往奴役之路”重合。在伯林看来,人性这块曲木不是一块可以随意加工的原材料。如果说“极端的善”要将人性变成一块直木,“平常的善”则顺着曲木的纹理;如果说“极端的善”主张洁白无瑕的生活,“平常的善”则像马骅诗里学生们黑红的脸:“有点鲜艳,有点脏”(《雪山短歌•乡村教师》)。如果有一天,马骅回到朋友中间,他一定会“遮住自己面孔”——不是因为他“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而是因为他不愿拥有那样的荣光。
                                                       2004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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