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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6-05-14 21:06:07
 
 
皇帝、书写与时间
 
 
作者:王晓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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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书写与时间
作者:王晓渔

  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嬴政终于平定六国。这位年轻的皇帝,在此起彼伏的恭维声中一定会感到一丝空虚,就像一百多年前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每当听到父亲的捷报就会黯然神伤,唯恐世界全部被征服、自己将无所作为。与过去那些强大的敌国不同,此时的嬴政必须面对看不见的敌人,暂且不说随时可能出现的刺客,与时间相伴而来的衰老、国境线以外不可捉摸的空间,都足以让说一不二的帝王寝食难安。多年以后,博尔赫斯在《城墙与书》中揣测:“在空间中修造城墙以及烧毁代表时间的书籍,犹如一道魔术的屏障,目的旨在阻挡死亡的来临。”虽然这位阿根廷作家常常犯些中国史实上的小错误,但他对于秦始皇的心理分析却非常精确。需要补充的是,空间的象征不仅是城墙还有陵墓,而时间的象征不仅是书籍还包括书写,它们所要阻挡的不仅是死亡还有空虚。
  在谈论书写与时间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建筑这种空间象征。自我加冕没过多久,秦始皇就被告知:“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在这种阐释系统里,每一个朝代都有着自己的吉祥物,“黄帝、夏、殷、周、秦”与“土、木、金、火、水”一一对应。“五德终始说”后来成为皇家意识形态,为了抹去不确定性,通过对五个时代的追溯,人们把一种超验理论伪装成经验陈述并进而上升为历史规律。按照这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秦得水德,数字以六为尊、颜色崇黑、法度刻削,甚至黄河也改名叫“德水”。勿庸置疑,这种学说并不具有科学性,可是它却能给秦始皇以莫大的安慰,让他有条不紊地展开自己的“行为艺术”,比如把一棵避雨的树封作五大夫。让人不解的是,这位信仰水德的皇帝居然会“避雨”,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雨水是王朝的吉祥物;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还建造了巨大的长城、宫殿和陵墓,这种土制(石头)的建筑物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重温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张闳先生把它称作“水与土的战争”——脆弱的泪水出人意料地摧毁了坚固的城墙。与“水来土掩”的相生相克不同,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命运,暗示水的制造者也将被水淹没。尽管如此,这个传说还是向后来者说明,秦始皇之所以很快遭到报复是因为他背叛了自己的水德信仰。事实也证明,毫不间歇地建造那些土制堡垒,恰恰加速了这个水德王朝的灭亡。如果说秦始皇做过什么让自己欣慰的事,那就是派遣海上使团寻找长生丹药。筑城是在建造封闭空间,出海则是对未知空间的探险,那些永远不会回来的使者,恰恰使得皇帝的希望始终不会破灭,直到他闭上眼睛的那一个瞬间。
  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秦始皇在空间上的各种努力都是对时间的抵抗,他试图逃避死亡。于是,他烧毁代表记忆的书籍,粉碎了来自过去时的威胁;他取消继承者给他添加谥号的权力,阻止了来自将来时的威胁。把自己的身份从“秦王”加冕为“秦始皇”,这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词语游戏,他藉此让自己生活在开天辟地的现在时之中。一个水德王朝似乎不害怕那些竹简点燃的幽蓝色火焰,文字和书生们的呻吟声成了伴随皇帝入睡的小夜曲。当然,他不会想到,自己长眠之后的安魂曲是焚烧阿房宫的噼噼啪啪声;他更不会想到,一个叫做章碣的唐朝诗人竟胆敢写下《焚书坑》嘲笑自己:“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诗的表面涵义被大家所称道,一个焚烧书籍的王朝最终被不爱书籍的莽汉推翻,但它还有着另一重含义,一个焚烧文字的王朝最终也没有躲过书生的文字非议。两重含义不尽相同,前者宣布书籍是失败者,后者则暗示文字是胜利者。传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民间暗藏六经于芭蕉茎内。为纪念这个无声的反抗,在泉州文庙的建筑上有六柱似芭蕉茎的绿色圆筒,称为六经筒。这个传说的真伪无法考证,六经得以躲过火焰的劫难却是不争的事实。再退一步,即使书籍被焚毁,那些化整为零的文字依然会幸存,并随时准备排列组合成一份记忆白皮书。秦始皇将通行文字从小篆改成隶书,最常见的解释是书写简便,可这又何尝不是一次文字的“满门抄斩”。通过字体的变化,皇帝试图与往事干杯,重新开始帝国的书写传统。他似乎忘记了文字的本性就是记忆,不管小篆还是隶书,它们都像幽灵一样记录着自己的故事。狱吏程邈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而被投入监狱,他将自己发明的隶书呈递给皇帝,因此被赦免并得到升迁。这个关于隶书起源的传说,不仅说明一个书生如何通过文字而获救,也说明他如何巧妙地让自己的不幸遭遇广为人知。隶书仿佛秦始皇脸上的金印,人们只要提到它就会想起聪明的书生和冷酷的皇帝。
  书写无法抵御衰老,但它也不必然引向死亡。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中,侠客成为书法家。残剑在赵国书馆练习书法,那些不谙武功的学徒只能在秦国的乱箭中像风中芦苇一样纷纷折断。一边听着利箭穿过皮肤的清脆声,一边安然若素地挥笔书写,与其说残剑日益坚强果敢,不如说他越来越坚硬独断。侠客们可以跳芭蕾舞般地用长袖摔去致命的箭矢,可以用剑准确地穿过人体两个并不致命的穴位,他们以为别人也丧失了疼痛感。残剑在书写中体认到所谓“天下”就是要让嬴政完成统一大业,可他却忘记了那些可笑的真理仅仅是沙上幻像。按照这种梦游似的逻辑,“荆柯刺秦王”的独幕剧,变成了“荆柯爱秦王”和“秦王刺荆柯”的二重唱。死亡是侠客们走火入魔的必然结局,只可惜那些书馆里的学徒,成了侠客们的殉葬品。当然,谁让学徒过分拘泥于师傅的教诲?他们只知道书写的庄严、却没意识到笔下那些文字最终只不过是一抔细沙,并不需要用性命来捍卫。让我们的话题重新回到隶书上,它的发明者至今尚未验明正身,有人说是程邈有人说是王次仲。最有趣的是两位曾同时出现在一个传说里,王次仲是隐居山中钻研文字改革的青年,程藐则是三番五次劝他出山的朝廷官员,前者由于拒绝了后者的要求,被秦始皇下令囚禁起来。突然有一天,程邈被扔进王次仲的牢房,并且大骂皇帝的种种劣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敌,两人从敌人变成朋友,并且无话不谈。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程邈得到隶书的秘密后被释放,王次仲则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拒绝成为书写的祭品,化作大鹏鸟飞去。
  不难看出,上面这个“苦肉计”属于后人编造,虽然故事发生在秦朝,原型却极有可能产生于唐朝。那与另一位皇帝有关,事情发生在唐太宗和《兰亭序》之间,故事同样有两个版本。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传到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那里,被他的弟子辩才得到。在第一种版本里,唐太宗派监察御史直接到辩才那里拿到这本著名的“手抄本”;在第二种版本里,辩才宣称帖子早已遗失在乱世之中,隐瞒了身份的监察御史通过与他的诗书往来获得信任,最后得知帖子悬于屋梁之上。两种版本有着共同的结局,唐太宗最终将真迹带到他的坟墓昭陵。在这场延绵近千年的捉迷藏游戏中,不管其中有多少小插曲,最后的赢家似乎都是皇帝。秦始皇通过推广隶书开启了书写的新纪元,唐太宗则把那本行书看作他安息的枕头。可是,在轰轰烈烈的“兰亭论辩”中,郭沫若把上面两种版本的记载都看成“虚构的小说”,只承认“部分真实”。他大胆假设:兰亭传奇的关键人物智永,正是《兰亭序》的作者和书者。事实上,郭沫若的说法并非首创,清人就有类似说法。我不打算也没有能力从书法史上评判其中真伪,但智永导演了兰亭传奇的说法,却让我们重新考虑谁是这场猫和老鼠游戏的赢家。据说唐太宗收藏的历代书法作品达二千二百九十纸,他最偏爱王羲之的墨迹。可以想象,当他毕恭毕敬地沐浴焚香,然后小心翼翼地摊开《兰亭序》,那种神圣感一定不亚于属下官员面对圣旨的敬畏之心。在阳光照射下的宫殿,一个逝者留下的墨迹仿佛不可更改的遗言,让这位皇帝亦步亦趋,一勾一捺都唯恐有半点差错。此时的唐太宗虽然拥有了《兰亭序》,但他被《兰亭序》左右;正如秦始皇拥有了隶书,却也成为隶书的奴隶。不同的是,秦始皇试图通过书写阻止衰老,唐太宗则是让书写陪伴死后的岁月。
  两个皇帝的共同遭遇,见证了书写与时间的关系,皇帝想通过书写控制时间,最终时间却使书写恢复历史原貌。书写存在着自动的反控制装置,它与自己的载体、内容和所有者若即若离。第一,书籍是有形的,书写是无形的,无形的东西无法被火焰焚毁,它只能被火焰照亮,焚书最终将是无用功;第二,尽管有人愿意为书写献身,书写却不鼓励这种行为,侠客们的真理像沙上水滴一样虚幻;第三,一份文字只有一位书写者,却可能被无数人所有,但最终还是书写者享有权威,即使所有者是皇帝。不过,秦始皇和唐太宗至少还是形式上的胜利者,前者推广隶书成为汉字简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后者的书法也是有口皆碑。相比之下,宋徽宗和乾隆在书写上是彻底的失败者,一个笔走龙蛇但不知亡国将至,另一个以书法泛滥而闻名天下。
  宋徽宗与南唐李后主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有着艺术特长的亡国之君。前者的“瘦金体”在书法上的成就,一点也不亚于后者在诗词史的地位,但两者对书写与时间的不同处理,却使得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截然不同。对于李后主,人们往往因为那些啜泣的词句同情地理解了他的无能。宋徽宗没有受到如此礼遇,他成为玩物丧志的代表人物。记得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中,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俘虏之后,连监狱也没住成,只是囚禁在一口枯井中。人们冒着落井下石之嫌,借金兵发泄了对这两位皇帝的不满。假如当年宋太宗能够未卜先知,知道后代的命运,他还会不会派人给李后主送去致命的牵机药?李后主的诗词和宋徽宗的书法,就像体育明星和演艺明星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但如果把诗词和书写都看作一种书写,就会发现为什么人们采取双重标准评价他们。李后主的词分成两个时期,亡国前多靡靡之音、亡国后多家国之痛,我们所熟知的“春江秋月何时了”均属于后期作品。李后主没有成为后主的时候夜夜笙歌,甚至大兵压境还在琢磨如何填写《临江仙》。在《水浒传》中,柴进潜入宋徽宗的书房,素白屏风上御笔亲题四大寇的名字: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可见宋徽宗的行政能力很有可能要胜过李后主,而且他把书写与行政创造性地融为一体。可以想像,幽居于井中的宋徽宗,也一定像误入山洞的侠客一样,精心揣摩书写的技巧聊以度日。不幸的是,金兵没有像宋朝那样为囚犯准备笔墨纸砚,宋徽宗的后半生几乎完全被遗忘。与诗词相比,书法更具形式感,鉴赏书法要比鉴赏诗词更困难。同时,人们又把历尽沧桑的后期李后主与“不谙世事”的早期宋徽宗相比,自然会推出不太公平的结论。
  与宋徽宗相反,乾隆恰恰属于事业有成者,六下江南、五幸五台、三登泰山,和格格、太监、私生子们造就了无数传说。他还有着题字的癖好,不管是一处风景还是一道地方小菜,都有可能挥毫泼墨,乃至后人将这种不节制的书写称作“乾隆遗风”。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真迹贬值,在某次广州的拍卖会上,乾隆的一幅御笔书法仅售4.6万元,而当代旅美画家陈逸飞的油画作品《小提琴手》却价值49.5万元。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平民,一个是古人、一个是今人,后者的作品价格居然是前者的十倍,这不能不说是对“乾隆遗风”的讽刺。与书法类似,乾隆的诗歌产量是中国第一,据说有10万首之多,但没有一首家喻户晓。如此多的产量、如此少的杰作,说明这位皇帝不但没有遵守价格规律,也没有遵守艺术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或诗歌都是比慢的艺术,它们需要耐心等候。如果说宋徽宗在书写上的慢,使得他面对国家反应迟钝;乾隆在治理帝国上的快,又使得他下笔过于雷厉风行。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纸张和帝国之间的“时差”,宋徽宗的指针偏向纸上,乾隆的指针偏向帝国。一个没有处理好书写以外的时间,一个没有处理好书写内部的时间,他们只能面对失败的结局。大概亡国的宋徽宗早已洞悉了自己的错误,将后半生隐没在井中黯淡的光线之中。只是风流倜傥的乾隆,一定无暇躬身自问,而是坚信自己的书写能够透过时间的磨损、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秦始皇终止过去的书写(焚书)、开启全新的书写(推广隶书),以阻止时间的流动;唐太宗则通过书写(临摹《兰亭序》)锻炼着自己的耐心,以安详地面对死亡;宋徽宗坚持书写的“慢”,却以惊人的“快”失去了自己的国家;乾隆加速度地书写,然后加速度地被遗忘。不管敌视还是热爱,皇帝都必须与书写打交道;书写不是匀速运动,它总是忽快忽慢;皇帝害怕自己的衰老,有时却乐于目击死亡和屠杀。皇帝、书写与时间,成为三角形的文字学难题。可是任何一个皇帝都不是胜利者,最后的笑容属于文字,哪怕有一天人类消声匿迹,文字依然会在沉默中讲述这些故事。
                                                        2004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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