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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6-05-14 20:57:06
 
 
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
 
 
作者:王晓渔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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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

王晓渔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2002年6月,英国伯明翰大学关闭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此举只是该校重组计划中的一部分,却在国际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该系的前身即被视为文化研究重镇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以伯明翰学派而闻名于学界。
当文化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时,它在欧洲的重要基地却被关闭。这不仅促使我们反思伯明翰学派,也促使我们反思以下这些“中国问题”:文化研究如何面对自身的悖论?它有没有可能既获得学院体制内的生存空间,又不丧失“后学科”或“反学科”的理论能量?对中国的文化研究而言,它在拼贴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时候,是否制造了新的“理论马赛克”?在两者之外,我们如何想象“中国学派”?显而易见,这篇文章无法一揽子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它只能使得这些问题成为“问题”。

“后学科”、“反学科”或学院派
什么是文化研究?这个问题像“什么是美”、“什么是文学”一样,虽然有很多种答案,却没有一种可以称得上是标准答案。从研究对象来看,它无所不包,如建筑、广告、电影、电视、传媒等等;从学科界限来看,它无孔不入,如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哲学、语言学等等。“什么都是”,也等于“什么都不是”。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应该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他特别强调,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 除了詹姆逊的“后学科”说,特纳(Graeme Turner)也认为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源自于对既有学科的挑战”。
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初,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就宣告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研究中心的中坚人物霍尔(Stuart Hall)则宣称文化研究拒绝被任何一门学科收编,也拒绝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按照常理,反对文化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的众多学者,更应该反对它成为学术体制的实体。但是,宣告文化研究没有固有学科基础的霍加特,却致力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建;拒绝被任何一门学科收编的霍尔,却与其他文化研究学者一起发表公开信,对校方关闭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行为表示抗议。为什么他们在拒绝文化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的同时,又会重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系科的权利。与其说学者们自相矛盾,不如说这是文化研究的悖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崛起不仅是对既有学科的不满,也是对学科建制发起的“叛乱”。封建割据般的学科建制,划分了大量中心和边缘地带,也遗留了不少空白地带,文化研究穿行于众多学科的缝隙之中,颠覆中心/边缘二分、填补空白之页。但是,作为“后学科”的文化研究只有“被收编”到学科建制中,才能源源不断地进行学术生产、流通和消费,得以扩大再生产。因此,文化研究既需要保持“叛乱”的内在精神,又需要接受“被收编”的外部规律。由于欧美的学术建制具有一定的弹性,允许有限度的反叛,文化研究也得以“诈降”学术建制。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说明了学术建制的弹性结构;而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关闭,则说明文化研究的“后学科”特性(当然,关闭还有很多其他原因)。
中国学者对欧美学者的观点有着不尽相同的判断:陈晓明认为“后学科”这种说法有些故弄玄虚,实际上文化研究也就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或超级学科 ;罗钢和孟登迎则认为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通常是为传统学科所忽视或压抑的边缘性问题,它所坚持的是反学科立场,所警惕的恰恰是不要让自己重新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他们的不同判断再次展现了文化研究的悖论,它既要在学术建制中成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或超级学科”,又要坚持反学科立场,“不要让自己重新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如果这两种观点互相制衡,对文化研究也并非坏事,它可以获得一种张力,可惜的是前者迅速战胜了后者,成为主导力量。这有很多原因,尤其跟中国特殊的学术建制有关。在1990年代初期,部分学者试图通过重建学术规范使学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逐渐通过重建学术规范加强了对学术的控制。围绕学术建制的自主权和所有权,学者和国家进行了博弈,最后以国家的大获全胜而告终。通过对学术生产者(学历,比如硕士点、博士点的审批)、生产资料(学术基金,比如各种级别课题的申报)、生产成果(学报,比如核心期刊的划定)的控制,中国学术建制具有了一副刚性框架。鉴于中国还处在“计划学术”的阶段,缺乏一系列独立的职业、基金会、出版物,文化研究栖身于学术建制之中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出乎意料的是,作为一门“后学科”或者“反学科”的文化研究,到了中国不但没有与刚性学术建制产生较大的排斥反应,反而迅速成为“学院派”的新生力量、新的学术增长点,甚至有成为“显学”的趋势。
事实上,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不在于它把学院当作栖身之地,而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学院,缺乏必要的疏离感。如果说欧美文化研究是“诈降”学术建制,身在学院心在外;中国文化研究则是“归顺”学术建制,生是学院的人、死是学院的鬼。由于文化时差的关系,文化研究在中国萌芽的时候,在欧美已经根深叶茂。因此,部分中国学者并非出于对既有学科和学术建制的不满,才从事文化研究;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文化研究已经在既有学科和学术建制中获得一席之地,才开始热爱这个专业。一次富有创造力的文化叛乱,变成了文化投机,它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或中国学派
鉴于中国的文化研究像中国的现代化一样属于“后发型”,所以它带有横向移植的诸多特点。这也使得部分中国文化研究者拥有这么一种焦虑,那就是如何早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派。在考察原发的中国学派之前,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他们如何移植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值得提醒的是,这里无意于还原这两个学派的原版面貌,只试图呈现它们的中国版图景。
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曾这样描述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关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倾向于极度藐视或恶意丑化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大众文化批评。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分子和还原论者”,或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事业的探讨中被彻底地忽略。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因为我将会论证,尽管两派在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仍然有许多推动两派进行对话的共同之处。同样,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和分歧的接位很可能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在我看来,两派在某种程度上都克服了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因此,双方的这种接位能够产生新的视角,从而推动一种更加朝气蓬勃的文化研究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采用的方法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能接位在一起并呈现出新的形态。

事实上,部分中国的文化研究者(主要以自称“批判知识分子”的新左翼为主)已经实践了凯尔纳的“理想”,他们同时将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视作自己的重要资源,并且认为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他们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学到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从伯明翰学派那里学到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发掘。遗憾的是,这些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中国支部”的成员,把批判当作审判、把发掘当作发扬,理论拼贴变成理论马赛克。他们无限放大“文化工业”的压迫性力量,却又无视甚至为一些更为坚硬的压迫性力量辩护;同时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反抗性力量,却又把工人阶级当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形式上的精英主义者也是形式上的民粹主义者,可以随时在两种身份之间“变脸”,在公众面前一副“精神导师”的模样,在知识分子面前一副“群众代言人”的模样。他们对“文化工业”的审判是“有罪推定”式,一边慷慨激昂地痛斥流行文化如何媚俗、如何没有人文精神,一边很有品位地宣称自己从来不接触流行文化。他们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发扬则是“有奖问答”式,对于符合自己想像的文化方式予以大力张扬,反之则故意遗忘或回避。于是,“文化工业”成了需要征服的巫婆,“工人阶级文化”则是等待宠幸的灰姑娘。尽管褒贬完全不同,这两者在他们的眼里并无太大差异,都是配合自己闪亮登场的群众演员。文化研究的“中国支部”对西方理论缺乏足够了解,只能“无根移植”,又缺乏贴身的中国经验,只会“无土栽培”,最终无法摆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命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学术建制中没有立足之地。通过放弃文化研究的“后学科”或“反学科”诉求,他们在学院赢得一席之地,并把它建设成理想的避难所。
不可否认,近几年中国的文化研究学者无论是在译介西方理论还是重组本土经验上,均取得长足进展。与其把“中国支部”当作通往“中国学派”之路,还不如具体面对一些中国问题。如果我们依然承认“后学科”或“反学科”是文化研究的动力,就会意识到现在谈论“中国学派”还为时过早。文化研究对既有学科和学术建制的“叛乱”,与各个学科内部的“起义”几乎同步,比如文学领域里符号学的兴起、历史领域里新文化史的崛起,地理领域里文化地理的彰显。在中国,各个学科依然被一些陈旧而僵硬的主流研究范式控制,尽管各个领域都出现“破冰”的迹象,却尚未迎来全面反思学科局限的时机。这使得多兵种作战的文化研究,缺乏“友军”的支援,现有的文化研究成果也缺乏独立性,成了文学、美学、传播学等既有学科的雇佣军。在中国的刚性学术建制下,绝大多数文化研究者只能以“归顺”学院为代价(有的出于主动、有的出于被动)获得学术空间。
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关闭,有可能给中国学人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启示:一种认为应该加快文化研究的学院化进程,以免被学术建制驱逐;另一种则认为应继续强调“后学科”或“反学科”,这样才能使文化研究无论在学院内外,都能保持它的能量。需要再次重申的是,两者恰恰构成文化研究的悖论。未来的“中国学派”一定是保留了这个悖论,而不是仅仅偏向其中一方。我们在引进法兰克福学派或伯明翰学派的时候,也不妨多注意这些学派内部的分歧,以及它们成为学派之前的“史前史”,而不是将它们简化为几条“清规戒律”。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文化研究》,谢少波译,载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99-400页。
  特纳、霍加特和霍尔的观点,参见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载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关于文化研究与学科之间的关系,还可参见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亨利•吉罗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陈晓明:《文化研究: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载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页。
  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
  道格拉斯•凯尔纳:《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赵志义译,载《问题》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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