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主页][加入收藏][投稿信箱]
  上传时间:2005-03-15 16:30:19
 
 
对抗“我们生活中的恐惧”
——《隐忍的心》感评
 
 
作者:王 敏
文章来源:
浏览:629 次
 
 
 

  如果说,孤独是意味着对恐惧的正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恐惧本身并没有消失,但在我们的情感上,却获得了与之对抗的力量。这种力量,有人称之为勇气,也有人称其为一种理想。就此而言,我完全相信《隐忍的心》是一部渗透着精英意识和英雄情结的长篇小说。它的主题,延续了现代主义一再强调的,人的恒远孤独。同时又告诉我们,人类对这种孤独的不可理解,以及针对这种不理解所采取的种种对抗方式。
  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小说里出现的战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就是可以直观的种种恐惧。战争似乎无休无止,无所不在。它既存在于“我”出生成长的空间当中,也贯穿于“我”成人以后的漂泊生活。
  “我”的父亲在越战中结识“我”的后母,为此作了战争的“逃兵”。多年以后,“我”的出现,并不能成为治愈父亲战争创伤的一剂良药,更难以贯彻他的理想,成为他所期望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更向往女性的慰藉,阴柔的爱情。这种向往从心理学上,极容易解释成为是对失去的补偿。因为“我”的出生就是对生母发动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出生了,“我”的母亲却死亡了。这一点,造成了“我”和父亲的对峙,同时也意味着在新的家庭秩序中,“我”是孤立的。
  十七岁那年的出走,拔高了“我”孤独的音调。“我”成为了流浪儿,游离于家庭和社会之间,几无容身之处。孤独是以“战争”的方式开启——母亲的死亡,父亲的决裂——似乎也只能以战争的方式加以对抗。可以说,战争是整部小说最大的隐喻,也是最无奈的现实。
  现实的战争,有越战、波黑战争、911恐怖袭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等等,成为整部小说的背景。在这种背景里,“我”的生活可谓是与战争休戚相关。
  “我”始终逃离不了战争的阴影,对生活也怀有对战争类似的恐惧,一种惶恐不安的紧张感。它让“我”注定会成为一个家庭的在逃者,对父亲所加诸于“我”的命运,本能地反抗。但在小说中,作者大段大段地对战争的报道与记录,弱化了对这一情感的表现机会,使主题有些失控。以至于在表现“我”后来的漂泊生活时,与早年生活中“我”的形象缺少了必然的传承与转化。但内心的敏感气质无疑又是相同的。
  “我”谨慎地守着自己的命运,也本能地对外界进行关注。对于疾病的恐惧,是我们日常生活里时刻遭遇到的。人类对癌症宣布的死亡结果还束手无策,只能恐惧地等待。诸多疾病都会划定出一个圈子来,生病了的人是特别的人群,要画地为牢,表示与健康人群的不一样。这种不一样让病人受挫,无法在同情的眼光中感受到慰籍。小说里,父亲陆长贵的胃癌,母亲的难产,朱灵的瘸腿,李玉米的偏头痛,李安的脑癌,甚至“我”疯狂掉落的头发,这些……小说语言叙述的背后,都隐藏着对死亡最深刻的恐惧和不安。面对这些疾病,父亲选择轻视;母亲没能来得及表态,就默默地死去;朱灵要在爱情和艺术的国度中,获得替代性的补偿;李玉米以头撞墙,尝试用另一种疼痛克服,又以暴露了病态而感到羞耻;李安去了战场,以见证他人的死亡来转移个体的悲哀;“我”则沉湎于回忆满头的黑发,自慰自怜。
  这些人对倾诉是回避的,对交流是拒绝的,各自在孤寂和难捱的痛苦中迷惘与挣扎。也许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正视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对疾病的恐惧只能借由对其他事件的关注,进行转移。也只有借助对于其他事件的关注,似乎才重新寻回到,对自己生命的支配权,拉近与其他人的距离。
  李安说,在2001年12月9日之后,他要做在战乱和暴力中殉职的第23名记者。宁愿在战争中光荣地死去,也不愿意被一场玄乎其玄的疾病莫名其妙地终止生命。在与疾病的抗争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病人的痛苦而非病人的力量,特别是在注定死亡的绝症面前,抗争徒显人类的无助,垂死挣扎只是在加剧内心的恐惧。但李安不想屈服于对疾病的恐惧,他要让那种对抗恐惧的力量显现出来,他要证明他有能力选择死亡,而非徒劳等待,让死亡来选择他。这样的无助与孤独,在掩饰和耻辱的情感里,酝酿的,却是个体生命的力量。
  小说也表现了对爱情的疑惑与恐惧。
  现代都市文明中最寂寥的花朵,开得格外绚丽也异常短暂。当大多数小说都在鄙薄爱情,宣布将人从爱情的心灵束缚中解脱出来,用滥性来瓦解爱情的神圣时,这部小说却是在表达一个成长着的男性,如何反省自己的情感世界,真诚地坦言一种有所担当的爱情观。
  小说中“我”关注的所有女性,爱的、不爱的,都喜好安静、娴雅、清秀、坦诚、直率。青草、蒋梅、刘莞儿、章尘、萧芸,包括洛雪都是这样的女性。她们成了这一类女性的原型;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作者文学理想的化身和象征。耽于幻想、极度浪漫却又不乏反叛精神,不正是现代文学的一些精髓吗?
  每一位女性都是“我”的一段回忆的线索。青草宣布了我“青春期”的结束。这个妹妹的形象,让“我”对性从无所谓变得庄重起来。从此以后,“我”只与爱的人发生性。所以对“我”而言,爱与不爱的界限很清楚,不存在模糊地带。爱了就是爱了。相对于现代人敢爱不敢言,滥性充爱的症结,作者向唯美的爱情致敬。这种爱情不同于迷恋,不是简单的动情,而是一种类似于基督徒的激情:热忱、纯洁、真挚、坚定。这种爱需要自制和理性,否则就是让自己的意识回归到生物性,只能感到“作为人的迷惘”。
  为了证明这种爱的可贵和唯美,作者花了一章,近50页来倾诉“我”对章尘近乎圣洁的情感。这种动心忍性的爱,同“我”对妻子的爱不同,后者是一种男女相处合适的选择,是彼此能长久忍受的生活伴侣,是务实的;而前者是心灵的伴侣,是有信仰的。作者把这种爱情称为优秀的爱情,是让男女更优秀的人类情感。
  文中至少有两处为这种爱情做好了铺垫,一是,年少的“我”在窑矿与青草朦胧的爱,通过对河边山上的居民筹钱搭建教堂这个细节描写得以升华。“我”用搭建教堂的砖亲自砌成一个堡垒,那个堡垒既是“我”和青草约会的地方,也是“我”信仰的一个精神堡垒。那个堡垒有效地抵消了“我”在懵懂时,陷于与青草母亲的情欲纠葛中的罪。当然这种罪只有在面对青草大胆而纯洁的爱情时,才显露并被“我”痛苦的认识和品尝。基于这样的认识,“我”选择自我放逐。这是对青草的爱情堡垒的维护也是有行动的悔罪。二是,年轻时的蒋梅,在教堂面前接受老人爱的启迪的细节描写。“人跟从神,神使人免去黑暗,使人不至于因罪而灭。神的爱使人有了指望,生活有了中心和内容。跟从神,人将有义作为尺度,有光使他明亮,有爱使他温暖。”这种神的爱成了“我”对章尘的爱,深沉、典雅、敬畏、无邪并且持久,“不可摧毁不可消灭”。“你本来能让我安详,能让我不受苦。那就是你以一个我爱的知心朋友的耐心和智性,倾听、理解、包涵我灵魂真实的声音”,为了这样的爱,“我”要更加正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正视社会的丑恶与不公正。这样的爱,难道不是使人成为使徒,超越了肉欲甚至道德吗?这已超越了男女之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信仰的决心。
  对于这样的爱,“我”表现出的是执著,勇于坦诚和倾诉,但是面对这样汹涌圣洁的爱情理想,在这样恶浊的俗世和无可奈何的道德律令中,“我”只能忍而不发。当它可遇而不可求时,就是“我”心灵的敌人,“我”因为无法拥有而恐惧战栗。“我知道它是什么,它是造化隐伏在我体内的无形的力量,它在我的身体内部,到来的时候如同潮汐如同霹雳狂风如同骤雨所到之处使一切摧枯拉朽,……我历经复生和毁灭内心征战杀伐动荡不休”。“爱情,我知道它是我这一生真正的敌人”。
  这样的爱情压抑不住的话,就要对抗它所带来的颠覆性的后果,面对它意味着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渴望拥有却又不能拥有,在这样的煎熬里,人彻底地无依无助,奈何它,不依不饶。“我”在忠实家庭和爱情中飘摇不定,这本应是个很尴尬很难以搏人喝彩的命题,但是因为作者描写的爱情的宗教性质,以及真诚态度,反倒成了人物最有力量的显现。人不该羞怯于内心的孤独,对心灵的伴侣的渴望并非羞耻的事情。如果人不去耻于对性的渴望,却反而对心灵的契合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这实在是审美情感中退化的表现。所以蒋梅、刘莞儿、萧芸、朱灵、李安、“我”、老旷、沈秋子从不畏惧对人说爱,但这种爱又是不可拥有,不奢望拥有的爱,他们用隐忍对抗着绝望。
  小说开篇引用了加缪的话,“只有自由才能使人摆脱孤独,而孤独只能飞翔在孤独的人们头上”。日常生活中,恐惧,疾病、战争、死亡、失恋、失业、漂泊……这些,都是能使人认识到自身的孤独的。但是,自由却给人以希望,这无疑又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闪光之处。当我们体察到自身的孤独时,也不要忘记自己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我”还有别的选择。所以,“我”离家出走,北上鲁迅文学院。“我”忘记不了章尘的时候,会和与她类似的女孩子交往。“我”无法制止战争就用笔来投诉。刘莞儿逃离了李玉米,蒋梅丢弃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章尘断然结婚不再等待不可能被成全的爱情,青草也不去苦苦守候嫁给了不爱的男人,萧芸回到了丈夫的身边,李安辞职去了阿富汗……
  理想、爱情、金钱、权力,这其中总存在着相互的替补。坦诚这一点,并不可耻。面对生活的孤独与恐惧,追求与之抗拒的力量——选择的自由,这不是在退而求其次,有的时候,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你必须坦然的去面对。明明是自由的,何苦假装自己并不自由呢?
  《隐忍的心》所传递给我们的勇气,不是体现在对怯懦的批判上,而是表现在对无法获得之物的勇敢舍弃上。勇气并不是要求人站在怯懦的对立面,有时,仅仅是需要承认自己的怯懦。我不敢说这是一部优秀卓越的作品,但我敢说这是一部真诚、勇敢、决不虚伪的作品。就像“我”对章尘的告别仪式,唯美、戏剧化,但是真诚、隽永。
 
 
网友讨论
 
讨论标题:
作  者: E-mail:
 
 
 
版权申明:本站所有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其他网站转载请注明出处,纸媒体选用请与作者本人或本站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