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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3-15 14:43:27
 
 
文学的社会意识性
——文学与哲学、道德的关系
 
 
作者:王 敏
文章来源:
浏览:1774 次
 
 
 
      
  [摘要]:同样作为社会意识具体表现的文学、哲学、宗教、与道德,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的交集贯穿在文学的发生、发展中。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哲学的危机也就意味着文学的危机,社会意识的淡漠或终结也势必隐喻着文学的终结或另谋寄生。
  [关键词]:文学、哲学、道德、意识形态


  有太多人质疑文学的社会意识性存在的可能了。他们以一种纯文学的口号要求文学的自足与自我圆满;以一种所谓伪文学的判断攻击文学的社会意识含量。这种类似世纪末的离经叛道成为形而下文学的温床。我并非在指斥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的天真与一厢情愿,事实上他们是怀有莫大的理想与激情在问疹文学的脉络,但结果是在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反而因为太过刻意地将文学拉离说教的轨道使之错误地搁置在无人问津的孤岛,倒显出一份孤芳自赏的幼稚来。

                      社会意识(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的观点)(1)
                      抽象  具象

                      意识形态(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对世界与社会有系统的看法与见解)(2)
                                                  具体表现

    政治      法律      道德      艺术      哲学      宗教
                                具体表现
                  文学  绘画  雕塑  建筑  音乐  舞蹈  戏剧  电影

  这个表是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一直奉行的知识体系,我们所有的观点皆扎根于这张理论的罗网,其中文学与艺术的联系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接受,所以“文艺”这个词才能想当然尔地畅行无阻。文学与哲学、文学与道德却在经历一波三折的争辩,日前更有学院派的人士力图肃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标榜文学的独立性。但事实是,文学是独立的但文学并非当且仅当独立时才有意义。


1.文学与哲学

  世界包含着客体,但世界本身又决非一个孤立的客体,人的存在与世界具有一种共在的关系。一个人作为个体在世界之中虽然与外界事物的关系是偶然的,但其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关系则并非偶然。哲学关注的就是这种非偶然性。就人类个体与整体世界的非偶然性上,哲学探讨的命题似乎也是文学无法回避的主题。自由与自然、思想与现实、创造与存在。在整个人类文学史上每一个有意义的地方都有与其相应的体现。从古典主义文学的“自然”到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从启蒙主义文学的“思想”到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从现代主义文学的“存在”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造”。 哲学意义似乎已成为文学的灵魂。当然这一理论最早开始于学者对艺术的关怀。可以说在西方,艺术哲学最早的理论是由的一批学者奠基而成的。文学与哲学关系的明朗化与确定化则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呼声里出现的,德里达的文艺理论就是代表。
  再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早地觉悟到文学与哲学互为唇齿的关系。距今6000年以前的仰韶文化的器物,大多画有蕴含数学与天文哲理的文字符号。中国的文字作为文学的载体本身也是一门艺术。书法到了高深处就进入“书道”,成为一门以文字、语言和人的身心及其自然和谐流变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形式。《诗》作为中国的六经之一饱含丰厚的哲学意味。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产生时就担负着传播以语言哲学为主的多种哲学思想的任务。及至后来,易及音律与诗歌的结合就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歌律诗歌和辞赋形式,所以中国格律诗歌本就是一门符号哲学的艺术样式。中国诗歌中的平仄、工仗、音韵无不与易理相通,所以中国的诗歌辞赋中才会有深刻的哲学道理。中国的文学不仅有悠久的哲学传统更有着庞大的哲学体系。汉代有所谓“文学者”,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哲学、史学、政治学、艺术的混合研究者。《文心雕龙》问世后更标志着中国文学本身建设成为理论体系,同时更明确了“文以载道”的宗旨。经唐以后,元、明、清三超形成了以文学艺术形式表达中国哲学思想的共识。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有两大基础:一为易学,二就是强调生命修真。就像西方哲学同样有两大基础:一是数学,二为物理学一样。中国哲学的修为在四大名著中可谓表现深刻。《西游记》中佛、道修行的深刻内涵;《水浒传》中儒、释、道的精巧阐释;《三国演义》中兵法、纵横术、历史哲学相得益彰;《红楼梦》更是臻于完美,是哲学与文学结合最为圆融的范本。“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学史进入另外一种存在,以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哲学精神被摒弃在历史阴暗的角落。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西方世界科学、民主与理性的城邦精神。但这不外乎是另外一种世界观的关照,是脱离了自身存在环境的社会意识的反映。古典诗赋的时代逐渐消亡于众声喧哗的全球语境里。这是因为支撑古典诗赋的易学之理已淹没在西方现代精神的潮声里。至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漫长的心理跋涉,前后经历过“寻根”与“伤痕”,最终到达现在的不伦不类,文坛陷入乌烟瘴气中。“平面写作”、“身体写作”、“木子美”现象纷至沓来。一再地耽溺于形式技巧与哗众取丑的泥淖里,我们既无法完全掌握容纳西方真正的精神又不可回溯到过去的哲学真理,一任肤浅又媚俗的文学变体左右文坛的风雨。文学走到这步田地与哲学的没落不无瓜葛。西方世界也好不到哪里去。先是现代主义,然后事后现代主义,再后来恐怕是后后现代主义。不断地解构不断地否定。哲学的地位也相当尴尬,它的未来寄托在心理学、伦理学、美学及历史学中。而文学的哲学式的开凿也相应地表现在心理学、伦理学、美学和历史学的分析中。似乎哲学的前途在哪里,文学的前途也就在哪里。哲学开始文化化了,文学也就文化性了。哲学的冷静与孤高绝迹于消费文明的喧嚣之中,这似乎也意味着文学中所谓崇高、悲壮与美好的美学范畴的隐没。哲学每蜕一层皮,文学就要换一次血。当代社会务实功利的哲学再占上风,文学也就不甘示弱地积极表现出它平易近人、寡廉鲜耻的另一副嘴脸。当某一种哲学彻底地消亡,与之相应的文学样式也会不可避免地死去。那个人类高不可及的范本:希腊神话的泯灭是随原始神学思维的哲学走向长眠的永生。古希腊神话,中国古典诗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哲学的新陈代谢却要付出如此巨大的文学代价。这全是因为人作为个体与外界事物的关系是偶然的不经意,而我们作为社会意识的文艺、哲学却要在不经意中强求必然的洗礼。文学作品每一次哲学意义的叩问必痛入骨髓、深入血脉(以西方为例):
  1).古代哲学家有时探讨抽象的、形而上的问题。但他们一般都不脱离生活,他们试图理解世界。那时的哲学家大多为文学家,那时的文学家都是哲学家。那时的哲学著作就是文学作品,教导人们正视贫穷、疾病与死亡并且被人们坚持信奉着。那时的哲言对话录也就成为今天的文艺精品。
  2).中世纪,哲学不再教导人们如何生活了。宗教取缔哲学,哲学成为宗教的女仆。这时的哲学成为经院哲学,满口的逻辑、词义、玄而又玄的思维过程。文学也就浑身经院的味道,苦行修维、道成肉身成为传世不朽的题材。
  3).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又恢复古代哲学的传统,试图理解人生,探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爱、欲、利、嗔又一次统摄在文学家的笔下。莎士比亚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培根更是让人难以忘记。
  4).文艺复兴后,爱默生与梭罗继承蒙田的传统,探讨生命的意义;帕斯卡尔和克尔凯郭尔规劝人们以基督徒的准则生活;笛卡尔、雷伯尼兹和康德专事形而上学、数学与科学的研究;赫尔德、黑格尔与斯本格勒则不注重个人本性而注重社会本性。文学也开始自觉的吸纳自己倾向的哲学养料进入启蒙的时代,不断开掘思想主题的深度。
  5).现代哲学不论叔本华还是尼采,他们既不为宗教辩护也不为科学鸣志,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对无意识的探究和对人类本性的理解。现代文学所挖掘的不外乎是人类意识与人类本性的素材,感慨于存在与人性之间的异化状态。
  6).当代哲学陷入对语言和思维过程的研究及对真理的验证,这些题目都与生活无关。它们既不能加深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生活的指南。后现代主义文学不正是集中表现这一特征吗?既不回答为什么也不表明怎么办。
  7).现在,哲学与文学一起进入了大杂烩的过程。
  假如文学不再需要哲学意义,拒绝深度写作,不是文学病了也并非哲学病了,而是我们的文明病了。


2.文学与道德

  道德作为对人的文明规范,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曾经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对人的自然本性中的“蛮性遗存”道德抑制实现的。但当这种道德抑制形成的文明规范演变为准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而渗透到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中,它与文学就有了共通性。有太多的文学作品因为描写人本性与道德的战争而名垂文史。贞操道德、伦理道德、职业道德、某某道德……一时成为响彻文坛的主流话语。有一段时间,文学几乎成为道德主义的课本。
  “在西方文学发展中,以后来的生物进化论作为理论支柱的‘文明’包含两重的含义:一方面是对生物进化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规范中的社会人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对生物进化意义上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人的肯定——这抑或可以看成是推动西方文明发展的两个传统,二者在历史长河中均获得各自独立存在的理论根基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缺一不可的截然对立与交相作用下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文明进步。”(3)可以说,在西方,文学艺术保有的“走出伊甸园”的呼声不断。中国文化中也有两种道德传统,即儒与道。二者虽均取“天人合一”,但儒重在“人”而道则重“天”,不过二者并不构成根本性的对立。尽管两种文化在对道德认识上有如此深刻的不同,但文学作品中各自对各自文化中道德观念的坚持确实如出一辙地强硬。无论是围绕“人是道德的动物”还是围绕“人不是道德的动物”这样的中心议题,东西方文学作品都表现出对道德极大的兴趣。
  可以肯定的是,在不同的文化中,或者说在同一文化的不同历史时期,讨论道德问题往往可以运用不同种类的概念,其中最基本的有三条:
  1).德性。这是宗教或传统伦理最普遍使用的,它区分德性和恶,中国文化中的许多伦理概念,如“仁”、“义”、“德”等等和它们的反面“不仁”、“不义”、“无德”等等,均属这一类。一方面,这一类伦理概念也因其抽象性成为价值伦理持久的跨越古今的表述;另一方面这一类伦理概念也因其抽象性而必须放到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中进行理解。比如说君主专制时期的“仁”、“义”含义与民主社会时期的“仁”、“义”就有很大不同。德性伦理不应当只停留在抽象超越的层次上(无论这个层次的伦理意义多么不容忽视),而应当能有效地与社会政治伦理层次相衔接。中国古典小说对德性的体现可谓全面周到。存天理而灭人欲。古典文学中对“仁、义、礼、智、信”的弘扬激烈到每一次阅读都会完成人格的满足。“求全求粹”而后成君子的文化信仰使得中国文学在很长的时间都在追求一种完美的人格德性而刻意为文。想想革命时期的样板戏,“高”、“大”、“全”似的英雄人物似乎仍然是那个年代挥之不去的印记。这种状况到70年代后期有所改变,王朔为代表的“顽主”系列的人物形象是对中国传统人物画廊的一次冲击。对道德的消解,对人的德性的反叛主要是基于人的存在的压力,呼吁作为自由自然自在的人的美好。无论是宣扬德性还是主张抛弃德性,文学中的人物都围绕德性中心进行正、反、合的演绎。
  2).责任。尽责任的就符合德的规范,就是“好”。对于宗教伦理或宗教化了的传统经典伦理而言,一个人的基本责任是由它在预先设定的秩序中的位置决定的。他的基本责任是一些不容质疑的义务和承诺。如对神的绝对服从,“忠”、“孝”、“节”等等。但对于伦理哲学而言,这些义务与承诺的合理性并非不容怀疑。在现代社会,责任意味着与权利相联,责任也不再意味着位卑者对位尊者无条件的奉献与服从,而是以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责任者的基本普遍权利(:人的尊严、自由、平等)为条件和基础的。需要指出的是责任应该是相互的,所以用权力使某些人对另些人特别有义务在理论上讲应为不道德的。罗伯特·古丁指出,一个人的责任首先是指他保护社会“弱者”的义务和承诺而言的。(5)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责任、公民对其他公民,尤其是对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处于弱势的公民应尽的关心和责任,都是从这一点上获得其道义价值的。强调责任与弱者的特殊关系也就是强调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应当首先关注社会中“压迫”与“不平等”的关系,因为它们是使弱者成为弱者的根本原因。文学作品之所以很具有道德价值是因为它特别关注与社会弱者处境有关的问题:压迫、不平等、不公正、滥权、渎职、贪污、官贵民贱等等。世界文学中普遍都含有一定对侠义精神赞许的成分。中国的公案武侠小说,西方的骑士文学、英雄史诗,日本的武士幕府文学等等,大都体现出侠之大勇之强的生活信条。对一般的社会责任及个人义务的履行往往被搁置在情感的煎熬中表现出震撼人心的魅力。婚外情、乱伦常的故事也屡被叙述。世界有时就是这样,责任与情感——社会外在的道德规范同人天性的渴望之间的张力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的生存境遇,也是作家常写不衰的题材。
  3).权利。恐怕这是中国传统伦理中最缺乏的一类概念。权利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也应被作为道德问题的必要概念而提出。在现代社会,权利是公民平等的保障和体现方式。任何一个公民在申诉他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在要求其他公民履行他们尊重他权利的责任与义务。权利不应因强调其单方面的含义而被误解,事实上,任何人的权利都必须以他人的某种责任为条件,由于这种责任并非总是合理,所以责任者权利不仅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也应包括可以不做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对某种权威实体宣誓效忠或不效忠都应是具有道德价值的。现代社会可能是使用权利次数最为频繁的场合。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工作权利、工作权利、消费者权利、教育权利、选举权利、等等。当这些对公众社会和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观念被关注时就进入道德探讨的层面。基本上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里这些权利被极尖锐地放大。一如丹尼尔·凯勒汉所主张的“伦理最低限度论”(6),它强调个人所“没有的”而非“应有的”责任。对行事人,伦理最低限度允许“可以不管的事,我都不管,”对旁观者,它要求“不管你的事,不要你管。”一切有违这一规定的对个别行为者的批评都因此而被视为干涉他利、私事或内政。是不道德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反复强调的不就是这个主题吗——人与人最终的不可理解。
无论如何,文学作品中的主题人物是道德的、不道德的还是无所谓道德的、无道德的,对它的判断总是基于对道德的认识及对道德意识的反映。道德不道德是一个议题,而道德本身恐怕就是人类生活自身的部分了。


3.纯文学与文学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几乎已是真理了。不管怎样的世界观,唯物的或唯心的总要承认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存在。至于谁先谁后在文学的世界里似乎没那么重要。社会意识总要表现为一定具体的形态,政治、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等。而文学又是艺术中尤为重要的一环。我们可以说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联系。当下有不少那西索斯似的文文艺评论家号召一种纯文学的写作,一种零度写作,一种平面化的写作。他们的本意是要让文学除去载道的负累,更为轻松、跳跃式地前进。结果是文学不再尝试些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不写人与社会,因为这些全部有哲学的、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干涉,所以文学只能写人自身,写人的内心思想、写人的原欲、写人的肉体。或者就不写人,写一些毫无理性与逻辑的东西。为了打破、摧毁个人秩序而去打破并摧毁,这个过程本身就已很悲烈了。这个成品显然也并非他们理解中的纯文学,而是一种伪文学。文学具有社会意识性,我们不能假装它没有也不能刻意地宣扬它这方面的意义,文学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交涉中有其独立的一面,是一种诗化的意识、诗性的表达。但在文学自身的内部世界,它又并非完全的自足与圆满。它有与哲学、道德、政治等其他意识形态交叉甚至重叠的一面。纯文学是一种畸形的状态是病态的写作,是创作上的无病呻吟。就像经过整容或者阉割的人。尽管主张纯文学的意图是好的,但是它将人引向一种思维的怪圈:文学反而多余了,它让纯文学蒙羞了。事实是,文学本身是健康的,纯文学才是一个畸形儿,注定早夭。
  纯文学与文学之争似乎隐约地显示了文学理论中的两条线索。一批文艺家倾向于认为并始终坚持文学是独立的、纯粹的,文学拒绝历史社会的插手,文学理论的目的就是揭示文学的终极公式,破译文学之为文学的秘密配方;另一批文论家则不以为然。用伊格尔顿的话说,上述主张更像是一种“学术神话”(7)。他们认为文学理论必须尾随文学回到历史语境种,分析历史如何为文学定位,文学又如何改变历史,哪怕是极细微的改变。曾盛极一时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及结构主义仅短暂地淹没了第二种理论主张。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再度打开文本封闭的世界,文学又被宿命地视为某一个历史语境中的文化成分。这意味着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平衡。强调纯文学可能是基于美学的考量,认为文学要非功利,文学的文本也要不及物。这就像最后的贵族仍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血脉力求纯净哪怕孤苦一生也不能让贵族的血流入贫民的血管。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人们似乎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轻而易举地发现文学的语言结构,甚至发现诗性与美。这表明文学不是某一个孤立无援的语言部落,与世隔绝、不见天日。相反,文学的成分广泛地分布于社会历史的深处,如同社会的某种文化神经。因此,没有必要借用纯洁学科的名义否认文学的社会意识性,将哲学、道德、宗教等题目从文学研究的范围中彻底地删除。因为这些课题证明着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论如何,是文学在模仿生活而非生活去模仿文学,这也决非文学的耻辱。况且,按生物科学的观点,纯种的东西绝不可能生存长久,恕我直言,恐怕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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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出处:
(1)(2)《现代汉语辞典》第1116页、第1495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3)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第197页(人民文学2003年7月版)
(4)徐贲语 转见于《倾向》杂志1997年总第十期第4页
(5)Robert Goudin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6)Daniel Callahan,“Minimalist Ethics:On the Pacification of Morality”,in Christina Hoff Sommers,de.,Vice and Viture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2),P.638
(7)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214页(陕西师范大学1987年版)

参考书目:
1.陈方竞 《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文学2003年7月版)
2.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1987年版)
3.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评译(辽宁教育,牛津大学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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