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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6-01-28 08:48:23
 
 
《儒家神学新议》后记
 
 
作者:田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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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神学新议》后记








当看到众多同胞面对天上闪烁着的慈祥形象而困惑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能够站出来说“这就是耶稣”,那么这个人的内心该是多么满足啊!


选择什么样的信仰是各人的自由,但是选择之后的生命果效却绝对和信仰内涵有直接的关联。面对大量的西方神学著作日益火热地被引进国内来,面对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西方教义言说和民主崇拜,我以为我十分有必要写作本书。当我看出传统基督教神学的缺陷,西方传统神学在中国有可能成为人心的新式枷锁的时候,一颗即使有一点点“泛爱众”境界的心也就不可能袖手旁观了。


另一方面,目前国学的复兴似乎轰轰烈烈,但是在2003年被蒋庆先生《政治儒学》所加温的儒学复兴热潮,这两年看,明显是带着对基督教的冷眼而来到的。证据就在《政治儒学》那本书里。蒋庆先生说:“民族精神的紧张冲突是没有办法化解的,除非世界上不再存在民族”。[1]照此推理,莫非耶稣信仰就只能囿于犹太民族文化之中了吗?把耶稣信仰紧紧框在西方民族文化范畴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惜可叹之处。而我写作本书的用意之一就是要把人们心里的误解予以澄清:历来的基督教带着强烈的西方文化色彩,但是福音书中的耶稣却不能被西方神学框住,他不单单属于西方人,也属于东方人,秉承西方神学的基督教与耶稣是两个概念,西方神学是具有希腊罗马文化源头的欧洲人解读耶稣的文化果子,耶稣是普世的而对耶稣的西方文化解读却不是普世的,上帝也是我们祖宗的上帝,耶稣也是我们祖宗信仰的见证者。难道说懂得这个道理需要多么高的智商吗?我以为连这一点都不明白的人,不应当再继续被看作当今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了。中国人不能再继续让西方人独占解读耶稣生平的话语权了,因为耶稣也是中国人的耶稣,正像释迦牟尼也是属于中国的一样。中国文化有权利有理由像希腊罗马文化接纳耶稣那样把耶稣揽入自己的怀抱,而一切执意把耶稣往西方人怀里推的做法,都显然是“小人儒”之偏狭气量和两千年来儒家奴性的展露。唐宋至今,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几个还在把释迦牟尼仅仅作为一个印度的人或印度的神看待呢?基督教近代来到中国的方式的确是不幸的,但是我们若把传扬基督教与传扬耶稣视为两码事,就立刻呈现出类似于原始佛教和禅宗的巨大可能性。况且“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绝非一种宗教,只是一种自由的心灵信仰。我们可以拒绝西方基督教教义,但是我们决不应当把耶稣也推到西方人那里去了。


今天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晰:21世纪之初以李申先生为主角的“儒家是否宗教”的大讨论和以蒋庆先生为主角的“政治儒学”讨论热潮,实际上是儒学更新的不自觉的前奏,这两场讨论明确而深刻地分别指向了传统儒学的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共同严肃地追问了这个问题:中国儒学是否具有现代意义?中国儒学系统里有没有能够支撑中华民族现代心灵苍穹和支持政治体制现代独立的文化资源?这种拷问恰恰表明中华民族已经在深刻地觉醒,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物质层面有所追求。但是确认儒学的现代价值的工作,决不是回答“是”或“否”那么简单明了的一件事情。首先需要确立一个价值尺度,没有尺度,一切无从谈起。我寻找到的这个现代价值尺度在个体内心层面是鼓舞个人生命展开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在政治体制层面则是以民众生命展开为宗旨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以此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儒学文化资源,立刻就会看出,中国儒学典籍实在是一堆金砂,富含财宝却有待提炼。


为什么儒家神学不可以仅仅挖掘《尚书》等儒典资源而“自统开出”?为什么今天儒家神学非得需要“以耶统儒”?为什么非得把接纳耶稣信仰视为儒家神学二次重建的基石?为什么儒学不能够再像历史上儒学融合禅宗佛学那样和而不同、各自继续保持自身道统并行不悖呢?这个问题也是很关键的,值得再次强调一下。


宋代儒学接触禅学后儒禅却依旧保持各自体制而并行不悖。与此历史现象发生的时代背景大大不同的是,今日各种文化信息已经日益脱离体制约束而自由流转于人类心灵间,今日“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与今日儒学都基本不依赖体制而存在,故二者在心灵层面的合而为一恰恰能够适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需要。除了各种宗教体制权威在现代社会里的共同淡化导致很多文化信仰观念能够超越耶儒各自道统这个原因外,“耶稣对于生命真谛的见证实践”乃是今天儒学与耶稣的相遇不同于历史上儒学与佛教道教相遇之最深刻的秘密所在,佛教道教统儒学基本都是停留在教导世人的层面上,故她们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借鉴而并行不悖,但是耶稣不止是教训世人还亲身把这些道德教训和永生的纽带展示给世人看,这个用生命树立的价值桩是超越一切民族文化的也是一切民族文化所渴求和需要接纳的,不论希腊罗马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以色列文化、伊斯兰文化、非洲黑人文化,都无一例外。所以在我看来,已经无独尊的体制保障的儒学要保持原来陈旧的独立的“道统”以求所谓的“文化安全”已经不可能,“基督教的中国化”与“儒学的神学化”是一物的两面。至于儒家神学这方面的学术发展,你既可以看为中国神学,也可以看为更新了的中国儒学。禅宗是佛教的中国化,“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则极其可能成为基督教中国化在非体制的心灵层面的最自然选择。禅宗的特点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特点则是:不依体制,鼓舞人心,循道称义[2]。这样的文化融合只会带来文化活力而并没有“文化安全”之虞。在我看来,中国上古儒家神学的内涵恰恰正是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内涵,我之所以以儒家神学的名义言说,正是因为其中蕴涵着贵重的宝贝,恰恰与西方神学和西方政治学相比呈现着异彩。儒学的神学化,倘若不借助于耶稣的光照则难以摆脱未识之神(《使徒行传》17章22、23节)的模糊不确的信仰面貌;倘若在对照着“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从儒家资源里有条理地开列出相应内容之后,却最后拒绝接纳耶稣,以为世间最宝贵最高明的信仰体系在中国儒学里古已有之,以为仅仅信仰这些已经足够,那么,我感觉这好比造好一座大楼之后转身拆掉承重墙一样的可怕。从反面来看,可能更容易明白:历史已经表明儒学的所谓“天教”因为缺乏关乎生命永恒言说的见证而走向了自我沦丧自我异化,今日若不接纳一位见证者,又如何能够保证儒学必然会避免重蹈覆辙呢?即使儒学可以对照着“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从儒家资源里有条理地开列出一些相应的内容,但是唯独耶稣死而复活的生命见证是儒学绝对无法对照着开列出来的。除非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是异乎常人的对永生追求根本不感到兴趣的生命,否则,如果明知儒学传统缺乏永恒言说的凭据,缺乏对于仁义真理和永生的纽带的展示,却自足地认为儒学不假他求也可以“自统开出”不逊色于西方神学的儒家神学来,甚至像蒋庆先生那样认为基督信仰“其普世性注定要遭到中国文化的阻碍”,[3]这岂不都是自欺欺人吗?如果今日儒生们对此避而不谈,岂不更加表明今日传统儒生心灵虚伪之的确厚重、今日传统儒学步入穷途末路之确凿无疑吗?所以,综合上述两方面(背景和见证)的因素,我断定今天基督教信仰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神学化,其实是一回事。我唯一能够谅解当代这些保守主义儒生思路的是,他们仅仅听闻过西方神学的基督论,而没有听闻过“真理见证论”对耶稣生平的人文主义解释,他们思考的时候所面对的“基督信仰”只是西方神学体系的基督信仰。而在我看来,西方神学仅仅是希腊罗马文化母体接纳耶稣而生出的果子,耶稣也照样可以在中华文化母体中孕育出新的果子来。


在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所有内涵里,其实最能够震动我心的要素乃是:“发挥生命始得永生,不结果子则永无果子”的生命“马太效应”。几年前,对“因信称义”之庸俗解释已经颇为不满的我最初意识到这个信息时还是难免惊讶,这信息对我的震撼恐怕不亚于清代末年知识分子接触到达尔文进化论时的心灵感受。这信息不止是催促我个人努力,更在内心深处生发出对处于列国严峻竞争中的中华民族的未来文化命运的关注,我们的文化若不能够在走向全球化的世人面前结出有光辉魅力的果子,前途不言自明。最让我吃惊的是,我逐渐意识到:结出以“仁爱”为首的生命果子(《加拉太书》5章22、23节)不止是个人生命得救的必要前提,也不止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能够延续光大的必要前提,而且还是全人类能够在上帝面前永久和平发展的必要前提。施洗约翰的话在我看来不止是说给古代犹太人听的,也是对全人类每个个体乃至全人类这个整体的严厉而诚恳的警告:“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路加福音》3章7—9节)在这个核武时代,这才是真正令我焦虑的比巴特时代更迫切更真切的“危机神学”信息。我相信,上帝是充分尊重人类的自由意志的,人类走向毁灭还是走向光明都不是必然预定的,神圣的预知出于对我们选择的尊重甚至会像约拿故事里那样成为不断调整的预知,预定也会成为“动态的预定”。当黑暗遍地甚至“奥斯维辛”之类的事件发生之时,人们指责“上帝在哪里、天理何在”是徒劳的。从超越时空的真理见证论象征视角可以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所表明的上帝因为对人类的爱而在人世间时常委屈备至,甚至当人们愚昧无知的时候常常不得不在人类的黑暗中与人类一同受难,拒绝强行干预人类自由意志而忍耐苦难并期盼人类的回转。人类选择毁灭前景还是生机希望最根本上取决于全人类的是否觉醒,那些对人类前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和领袖的觉醒尤其重要,即使很多人已经觉醒而手握重权的人类社会首脑人物却没有觉醒也仍然不能使人类摆脱自我毁灭的阴影,正如《约拿书》里所展示出的那样的:君王若不醒悟就必定葬送全城民众的生命,君王觉醒就可能挽救全城。作为拥有以汉字为载体的数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史和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的政治应当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对人类前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使命,否则就是全民族的愧对祖先和亏欠上帝,中国的具有体制能力者对此都有必要了然于心。你的宅院若灯火通明发出光来,贼寇就一定不敢行动;若一味韬光养晦,即使你拥有战胜贼寇的实力也难免诱惑得贼寇蠢蠢欲动。归结到一点就是,在人类个性解放潮流的普遍蔓延和人类灵性的普遍觉醒之间存在着一个危险的时间段,中国若不能够精神健康地强大起来,人类社会这个大湖面就是缺乏中流砥柱的,就是动荡不安的。这些就是我期望从根本精神上为更新国人面貌做些贡献的现实动力所在。因而儒家神学所包括的“觉悟神学”(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也可以另外说成是“发光神学、励志神学”,儒家神学所包括的“政治神学”(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也可以另外说成是直面现实问题的“危机神学”。逻辑上不能排除,这种“接纳耶稣的儒家神学”会示范性地更加推动那些非基督教的文化环境里的哲学与宗教自主地接纳耶稣,这是应当欢迎的。人类若不能够首先在无形的精神文化层面实现有个性的和谐,就决不可能在有形的现实社会层面实现有尊严的融合。这种“接纳耶稣的儒家神学”和其他文化系统里可能出现的“接纳耶稣的印度教神学”、“接纳耶稣的伊斯兰神学”、“接纳耶稣的犹太教神学”等等,若能够做到有文化尊严、有文化个性的成立,都必须奠基于这样一个信仰共识:耶稣不是仅仅属于基督教会的耶稣,也是人类各种文明里自古以来真理性信息的见证者。这种把耶稣信仰从西方神学体系的捆绑中单独解释出来的“真理见证论”思路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文化理论价值的,这样,具有多样文化背景的全人类在接纳耶稣之前提下始有真正深刻联合的可能性,这会使全人类做到儒家期望的“和而不同”,既和谐和平又不失个性,人类的前途通过此视角在文化层面就看到了曙光。


需要声明的是,本书仅仅是我个人近年来从儒家基督徒立场作出的一些思考的概括,根本不能代表当前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的声音和态度,但是我想,追求深刻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肯定能够容许我发出这一点声音的。而刚刚经历过“儒家是否宗教”和“政治儒学”两次热烈讨论的儒学界的前辈和朋友们也肯定更加能够理解我。很显然,“基督教的中国化”与“儒学的神学化”的充分展开决不是仅仅靠哪一两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如果我能够为后来的更加有作为的更多的学者们拉开这个序幕,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本书之所以用“新议”而不是“新论”为题,原因就在这里。


本书曾有的副题是“重树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我清楚自己决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做到这个宣示,但是这个写作宗旨仍是不会退却的追求。记得本书整体初步成型的那一天恰巧是2005年的端午节(6月11日),想来,本书的出版也许是作为一介书生的我个人所能够作出的对于屈原大人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吧。如同犹太人流浪了两千年终得回归故土一样,中华民族自从董仲舒时代开始的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精神文化流浪也应该结束了!虽然不同于《神学的觉悟》的广泛适读性,本书是写给那些具有体制能力者看的,但是“内圣”却是人人当追求的,“外王”也是可以扩展到现世一切创造性劳动的。对于各位读者而言,我所希望的则是:放下本书,立刻行动!——因为在上帝永恒的天空里最终只有你自己的创造性的生命行动能够为你的得救负责,在现世也只有更多的个人把人格觉醒付诸创造性之行动才能够有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我在书中的讲论也难免不当之处,相信真正觉悟者一定能够在实践中清楚鉴别的。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曾经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鼓励和帮助的各位,他们是:中国基督教丁光训主教、德高望重的老神学家汪维藩先生、中央统战部李平晔先生、基督教全国两会神学研究室阚保平牧师,还有季平先生、王志宏女士、米粒女士,以及编辑范文静女士。离开他们中的任何一位的鼓励和帮助,我的研究都不可能有结果。


田童心2005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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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5月第1版,428页。

[2]“循道称义”是对“因信称义”教义的明晰的解释性运用而不是废弃之,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对于“因信称义”的片面误解,因为根本上“一切唯心造”,一切的义行包括悔改在内都是出自于对神圣真理的一定的信心。“循道称义”最初是针对有的信徒提出以“因爱称义”代替“因信称义”的神学背景而出笼的。

[3]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5月第1版,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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