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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8-26 17:53:29
 
 
任继愈: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
 
 
作者: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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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1932年,我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国文老师讲课,  选了不少辅助教材,其中有关于老子年代的学术争论。那时起,开始知道胡适、梁启超、张煦、冯友兰、唐兰几位先生对老子年代的见解,他们争辩的问题引起了我对哲学史的兴趣。
    由于这种偶然的机会,使我后来考入北大文学院时选中了哲学系。记得有一次开中国哲学年会,冯友兰先生的论文是《朱子的理与气》。冯先生说,  朱子的“理”意为形式(FORM),朱子的“气”意为“料”(STUFF),冯先生还说,STUFF可译为“士大夫”,可见土大夫还够个料,不是废物。记得会上还听了邓以蛰先生讲中国画的“气韵生动”,胡适先生的题目是《程绵庄的哲学》。约  在1934年,北大学生会邀请校外专家作学术报告,冯先生讲的题目是《新三统五德论》。冯先生运用发展观阐明社会变革与学术变革之间的关系,印象极深,至今不忘。
    大学的第四年,北大、清华两校被迫南迁,只在湖南住了半年,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脚下。冯先生开设了“朱子哲学”课,金岳霖先生讲“知识论”课。因为这两位先生都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北大的学生平时听不到他们的课,我都选修了。冯先先的“朱子哲学”课的内容和朱子关系不大,只是借用朱子哲学的某些范畴,发挥冯先生自己的体系。授课的讲义随讲随印,后来在云南蒙自石印出版。书名定为《新理学》。冯先生在书的扉页上题诗云:
    印罢衡山所著书,踌躇四顾对南湖①。
    鲁鱼亥豕君休笑,此是当前国难图。
    在蒙自半年,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建成,文学院迁回昆明。冯先生此后一直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哲学史”课,还曾用《新世训》代替教育部规定的“伦理学”课程。冯先生写《新知言》注意禅宗的方法论,曾在全校作过关于禅宗的讲演。抗日战争期间,冯先生曾应聘到重庆讲学半年,我曾替冯先生讲授过“中国哲学史”课程。教材还是采用冯先生的书,对冯先生的观点有了一般的了解。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国内外有更长远的影响。“五四”时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曾引起过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哲学的面貌,从取材到立论都带有现代化的标志,远远超出了封建时代的眼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先秦部分,汉以后没有写下去。胡适过多地采用了美国实用主义观点,对古代哲学学说的评论往往停留在表层。金岳霖先生曾指出,胡适写的中国哲学史,好像是一个外国人谈论中国的哲学。胡适批评庄子哲学,说他“使人变成达观的废物”,这种评论显得没有说服力。又由于胡适抱着西方学术界的偏见,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以致后来他主持的北大文学院哲学系没有“中国哲学史”课程,只有“中国思想史”课程。胡适在历史系开设“中古思想史”,讲授的内容还是中国哲学史的资料。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不但有哲学,而且中国哲学有它内在的体系。他不是简单轻率地对待古人,而是力图把古人的体系按古人自己的思路,用现代人的表达方式表示出来,他称为同情的理解。冯先生自己说,讲到庄子,令人读了似乎站在庄子的立场上说话,讲到孟子,令人读了似乎站在孟子的立场上说话。这种方法显然比胡适的方法深入了一层。
    冯先生具有系统的现代科学方法的素养,又有高度抽象概括的能力。他讲的中国哲学史,能把一些长期讲不清楚的问题讲清楚。比如把先秦名辩思潮中的惠施哲学归结为“合同异”,把公孙龙的哲学归结为“离坚白”。现在的中国哲学史界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认为本来应当是这样的。其实,这只是前辈学者留下的成果,后来者顺利地接受下来罢了。冯先生以前的学者都没有这样简明。象这样的例子还多,都表明冯先生善于以简驭繁,高度概括的本领,值得学习、借鉴。
    哲学史上下数千年,重要的哲学家,有资格上哲学史的,列举一、二百家不算难事。这样做,只能给人以流水帐的印象,好的哲学史,不在讲述的人头多少。冯先生的哲学史(包括《新编》)在几千年的断限内,有重点地浓墨重彩、着意介绍的不过十几家,该简化的简化,该突出的突出。先秦各家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对这一段的哲学花了大量篇幅,这是必不可少的。好像西方哲学史不能不详细介绍古希腊哲学一样。汉以后,重点介绍了董仲舒、王充。魏晋时期重点介绍了王弼和郭象,并把他们从《老子注》和《庄子注》的附庸于老、庄的地位,分离出来,使他们独树一帜。这种见识在今天看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创举。宋明时期重点放在程朱,这些篇章写得精彩而充实。
    更值得称道的,也是表现冯先生哲学史的卓越见识的地方,还在于他的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中国哲学史》旧著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的断限约为四百年,经学时代断限约为两千多年。没有真知卓识,是不敢这样处理的。冯先生当年还没有接受社会发展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来观察社会,但他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科学实践,感觉到这两大时代的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子学时代的特点是建造,经学时代的特点是阐述。子学时代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尚在形成中,新兴的阶级及集团各有自己的社会力量,必然要有自己的代言人。秦汉以后,政权统一,政教合一的格局越来越完备,很多哲学家“以述为作”,借古代经典为招牌,装进新的内容,冯生生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从而形成经学时代的特点。这两大段落的划分,今天看来,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秦汉开始,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政权,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管辖着广大分散的农村。政治上要求高度集中,不集中就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经济上却出于小农经济的本性,只能极端分散。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与经济上的极端分散这一对矛盾贯穿了两千多年。强化集中统一,严格等级制,是中央政府的要求;希望自给自足,不要政府过多干预,使小农生产安居乐业,是自然经济的特点。
    在朝的强调集中统一,在野的强调分散自由。这一对矛盾直到鸦片战争(1840年)才告一段落,此后中国历史进入近代阶段。
    为了更好地协调政治的集中统一和经济的极端分散这一对矛盾,从汉代董仲舒开始,历魏晋唐宋元明清,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大段(二千多年)恰恰是冯先生《中国哲学史》中所指的“经学时代”。
    整个经学时代,学派寿命最长的有两家:以孔孟为旗帜的儒家和以老庄为旗帜的道家。儒家偏重在朝,道家偏重在野。在朝讲孔孟,在野讲老庄。有时同一个人,做官时讲孔孟,不做官时讲老庄。这两大流派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朝廷的势力总是大于农民,所以孔子的势力大于老子。  《六经》中留下注释最多的是儒家的《周易》,先秦诸子中留下注释最多的是《老子》。冯先先的哲学史叙述的流派中,儒家占的篇幅最多,道家所占的篇幅较少,也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自从1949年起,新中国建立,过去没有占重要地位的哲学占了主导地位。学术界广大知识分子先后接受了的观点和方法。据我所认识的老先生中间,有陈垣、汤用彤、朱光潜,贺麟、郑昕,冯友兰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学术界也有不愿放弃旧观点的,如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诸先生。不论接受或放弃,他们都是认真考虑后才做出抉择的。这里只说冯先生和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先生的新旧两种《哲学史》很不一样,两书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只想说明新旧《哲学史》之间的衔接关系。在旧《哲学史》中已包含着后来新观点的某些重要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发展观点,在旧哲学史中已有充分的表现。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旧哲学史中在讲到某一时代的新思潮时已充分注意到社会变迁与思想变迁的密切联系。哲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阶级性,一个是实践性。阶级性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儒家传统说法为关心天下忧乐),实践性是为学不尚空谈理论,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点(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旧哲学不是哲学,但旧哲学与新哲学之间可以找到某些衔接点。正如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时,东方人不懂得佛教,很自然地把佛教与中国的方术祠祀相比附,认为黄老与浮屠教义“差不多”一样。哲学不是排斥过去的旧哲学,而是继承旧哲学中一切有价值的遗产,消化吸收以后,使它转化成新生的哲学的一部分。新哲学有容纳、改铸旧哲学的功能。
    冯先生的新旧哲学史是先后衔接的,而不是“尽弃其所学”,另起炉灶。    
    冯先生相信历史是发展的。解放后这一观点更有所加强。冯先生相信历史是连续的,解放后这一观念也有所加强。在极“左”思潮流行时期,冯先生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些批判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相信文化不能中断,新文化只能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不能凭空构建。冯先生的哲学史一改再改,这里且不说他的某些章节的是非得失,应当大书特书指明他热爱优秀传统文化,随时给它注入新血液,排除其中不应保留的东西,使它获得新生命。他  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新解释是足以说明他的爱国主义的心情。
    冯先生在旧哲学史中曾提出过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历史是已存在的事实,它不会错。正因为有这种观点,他到晚年写《新编》时更加尊重历史事实,而反对从概念出发,他讲的一些哲学家和流派,更注重它在当时发生的实际效益,因此对多年来一致歌颂的太平天国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是由于他接受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敢于提出中国化是必由之路,割断旧传统,另起炉灶,自以为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看起来很革命,到头来非但没有与旧观念彻底决裂,反倒招引出被打下去的旧社会的沉渣乘机泛起,造成了更为麻烦的倒退。
    真正的爱国者要对人类负责,要对历史负责,要有魄力吸收全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文化。哲学的发展有连续性,哲学史的发展也有连续性。我国第一代哲学史研究者的功绩应受到尊重。
    冯友兰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撰写《哲学史新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断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冯友兰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是生长在这块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的产品。特别是儒家关心天下安危及万民忧乐的传统。他在旧著《哲学史》开头引用张横渠的“四句教”以见志。
    在抗战时期,学校避地南岳,冯先生同几位教授游南岳的方广寺。同学的墙报上曾发表了游方广寺的几位老师的诗。  冯先生的诗是:
       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半壁江山太凄凉。
    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对国家的爱慕眷恋之深情,切盼祖国繁荣强大的愿望是外国知识分子所无法理解的。
    在1982年,冯先生去美国讲学;参加学术讨论会。会上会下遇到不少关心冯先生的人,有人怀疑冯先生是否在大陆这几十年说话不自由,又受了一些折磨,希望冯先生讲讲他心里的话,在外国人面前诉诉苦,有人觉着冯先生的思想和行为是个谜。照冯生生自己的话说,这个谜并不难解,他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他热爱中国,他感到作为新中国的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使自己所学的一切为祖国的新文化建设尽力。冯先生有他坚贞不渝的信念:中国有希望,中国哲学不是书本上的空话,它将继承过去的优秀遗产创造新文化,使中国真正做出现代的成绩。冯先生不愿置身事外,他决心参与这场文化上的历史性大变革。他比一些口头上曾念诵词句的人更坚决相信要在中国生根,就要中国化。光有在中国,并不能保证在中国生根、发展,只有建成中国的,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的政党的产生,第一推动力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和反  剥削,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为了寻找救国图存的真理,是要国家富强,摆脱侵略者的奴役。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在于使中国站立起来了,使它成为东方的大国,亿万农民的贫困有所缓和。这一点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包括像冯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所亲见的。他们对新中国的爱护之情发自内心。
    冯先生在他写的《三松堂自序》中写他几十年间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感受时,说过下面的一段话:我于1946年到47年曾去美国一次,在各地方讲授中国学史。这次再去美国,觉得心情与上次完全不同。原来西方的汉学家们,把中国文化当作一种死的东西来研究,把中文化当作博物院中陈列的样品。我那时在西方讲中国哲学,像在博物院中作讲解员。讲来讲去觉得自己也成了博物中的陈列品了,觉得有自卑感,心里很不舒服。这次我到美国,虽然讲的也是中国的东西,但心情完全不同了,自卑感变成了自豪感,不舒服变成了舒服。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悔成为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增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接合⑧,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院中的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定要实现的,而且一定能实现的《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44—34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冯友兰先生的这种出自爱国的责任感,由此产生的自信心,自豪感,只有在祖国这块土地上才能满足,只有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的人,才有这种真切的情操。他发表这个意见时,他已遭受过“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文化大革命”是国家的灾难,知识分子在这次灾难中损失最重,冯先生的遭遇又是许多知识分子所不曾遇到的。这些经历人们记得,冯友兰先生也不会不记得。但是,冯先生把自己作为祖国的一员,把为文化事业放在第一位,并不为研究哲学史而懊丧,而为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而自豪,满怀信心地把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尽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揽在自己身上。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接着旧编讲的,这两者是两部分,却又有密切的联系,新编是旧编的补充。无论新编和旧编,写的都是作者的真知灼见,没有随大流,说空话。《新编》对冯先生来说,可以认为是他把自己的哲学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打破多年来陈陈相因的旧成说,提出自己的创见。保持了一个求真理,爱科学,爱祖国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新编》提出的这类学术问题,无疑将对今后中国哲学史研究起着启发借鉴作用。
    《新编》定稿于“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更加成熟,文风更加洗练,冯先先以简驭繁的优点更加突出,这部七卷本的著作,将与旧编并列,必享有长久的学术生命,成为哲学史界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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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湖在蒙自城外,学校附近是一所公园,称南湖公园,是西南联大师生朝夕游憩的地方。
②见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商务印书馆版。
③把佛教哲学列入中国哲学史,是从冯先生开始的。冯先生虽然对佛教部分自己感到不满意,但他的开创之功不可湮没。
④朱熹与张拭同游南岳方广寺,共同讨论哲学问题,后人纪念两位哲学家的会晤,建有嘉会堂,有匾为“一会千秋”。
⑤这次指1982年冯先生在夏威夷开朱熹学术会议,后去哥伦比亚接受荣誉学位。
⑥这里用新旧“接合”,而不是用“结合”,意思是说,新文化是接着旧文化讲的,不是割断旧文化就能产生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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