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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6 09:30:29
 
 
为什么选择走向边缘
 
 
作者:杨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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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走向边缘
杨念群

  [内容提要] 学术规范的讨论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广义的社会问题,如果仅从后现代的立场贬损其功用,则很可能在思想激情的喧哗中,最终萎缩思想的创造力。

  一

  少时读司马迁《史记》,常常惊羡于其中历史描写的多彩笔调,甚至鸿门宴一折中项庄舞剑的凛凛杀气,与刘邦离宴后惊恐莫名般的马蹄声碎,常恍然撞击于目前与耳鼓,故读之常手不能释卷。年稍长,入学府读史,方知历史非仅个人的低回感伤与浅酌低唱般的感性生活史所能支配,而是近代整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沉重表徽。\"历史\"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都是无法轻松表达的话题,特别是在近代,乱世更叠的刀光剑影中,愈充满了殖民者施加的屈辱与民族反抗的悲歌,使得你根本无法在宿命式的现代化掠夺与发展的双重悖论逻辑中,敢于悄悄置人一点个人化的叙事,因为学府的训练恰恰是集体记忆的排练场。私贩个人记忆是颇有走私之嫌的。

  我个人一直以为,\"民族主义\"式的近代历史尽管是经由集体记忆的形式予以表述的,但其演生过程仍可看作是中国人个人生命历程的折射,只不过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复杂的合力作用而已。然而我们仍无法否认,民族主义式的集体性政治叙事,恰恰是作为全球性现代化扩张过程的一部分而予以显现的,内中逻辑基本认定,现代化的架构分析的巨轮,终将塑造乃至碾碎一切属于传统范畴内的个人记忆,多年来它已经习惯于不证自明地预设自身只具有反思历史研究对象的功能,而根本不需反思自身运思方式的合理性。在此理念支配下,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激愤式的民族性记忆,最终演化为一种政治史的线性解释。近代史按照群体苦难记忆的唤醒时序,被切割成了柯林伍德所说的\"鸽子笼式\"的数个阶段。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首先寻找到在\"鸽子笼\"中的位置,然后进入作坊式的空间工作。于是按照鸽子笼上的编号,各种政治事件史的专家确实极易各就其位。

  必须承认,专家制作坊的形成在构建民族认同史观和对革命的宏观动员策略的解释上是卓有成效的,但这种集体工作的合力至少在以下方面造成了弊端:首先是出现了本质主义认知方式的垄断局面。本质主义的知识论认为,只有不变的东西才是可知的,但是事实上凡属不变的东西却不是历史的,成其为历史的东西都是瞬息变化的事件。照柯林伍德的说法,产生了事件的那种实质,或者是从其本性中引出了事件的那种实质,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存在的。因此试图历史地进行思想和试图根据实质来进行思想,两者本应是不相容的。

  可是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历史发展的本质似乎已经被充分地加以规定,这就象人们在进入作坊工作之前,案头已摆上了加工停当的半成品,比如在研究太平天国时,\"农民起义\"的标签早已贴在了上面,你的工作也许只不过是描述已经规定了性质的事件演化过程而已,结论已基本被锁定,缺少的只是对细节的叙述,历史研究由此被赶入了非历史的程序。

  其次,鸽子笼式的尺寸标准是由一种道德前见所定作的,一旦置身其中就难有回旋的余地,你必须在\"进步\"与\"反动\"的道德评判两极中选择一端站稳脚跟,才有资格发言,而道德评判的标准是完全按照现代性的逻辑被形塑着,那些古代一直被奉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传统规条被全盘当成了\"恶\"的化身,近代史被理所当然地看成了消解负面传统的有序过程,\"传统\"仿佛只有被看成唾弃掉的历史的一部分才有意义。

  80年代末,\"史学危机\"的呼声若隐若现,呼吁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针对\"政治史\"\"事件史\"的学术\"圈地运动\",人们纷纷在鸽子笼之外寻找新的解释空间。于是\"文化史\"\"社会史\"等边缘研究此伏彼起,蔚成风气。然而时隔不久,在表面的热闹之下,地却有越圈越小的趋势,略究其因,\"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似乎更多地具有形式上的欲求,而少有范式操作意义上的突破。拙见以为,80年代以来的史学圈地运动.,只是在历史事实处理的外延上作出了形式上的拓展,而没有反省\"政治史\"的本质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认知方式,所以往往变成了政治史范式的续绍之笔。比如\"文化史\"\"风俗史\"的前提,均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近代化过程中应予进行整体性荡涤的残余,\"文化史\"\"风俗史\"仍只是现代化集体记忆逻辑的一个注解而已,其内容只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出了\"政治史\"模式中的民族主义或现代化论述的既有命题。

  二

  当代学术界有一种倾向认为,为了抵抗现代化\"宏大叙事\"的剿伐,学术越来越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事情,是一种个人记忆的张扬。这当然与九十年代初知识群体从自己的\"启蒙思想特区\"滑向边缘状态有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一部分人中重新擎起的却是道德批评的杀伐旗帜,其特征是把个人记忆中的怀旧感伤含恨化为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斩向属于同类知识人的头顶,其方法是借评判近代历史上激进理想主义的思想,用更为激进尖刻的姿态高扬着自己的道德霸权。吾生也晚,最多属于最末一批戴上红袖章的,内心没有多少岁月积累下来的式的激情在灼烧。个人化的历史叙述固然是抵抗宏大叙事逻辑的一种有效姿态,但一旦历史中的道德批评之理想膨胀到从武器的批判重又异化为批判的武器,以致于\"后\"时代的人们,好象仅有资格恭昕过去乡间的思想者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如何在当代都市失踪的故事时,学术界中面临的另一轮尴尬危机也就开始了。

  这本论文集的第一部分收录的均为近年的论争辩析之作。论题相对集中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传统史学观中的道德评判与本质主义框架的评析,以及对当代西方汉学研究中国思想方法的批评;第二部分是对学术规范化及\"思想\"\"学术\"之关系的论辩之作。关于学术规范化的讨论,无疑已经招致了太多的误解,人们一提学术规范化,似乎第一反应就是一帮喜欢玩注释的家伙在为扼杀思想精灵们寻找到了一个鄙俗元甚高论的借口,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学术规范化在90年代的意义已远不是学术立场纯洁性的捍卫问题,而同样也是如何拒绝伪\"思想\"炒作的精神自控的问题。因为90年代知识生产的不规范,直接导致了思想抒发的内卷化状态,思想伴随着旧式道德批判复兴后的煽情与愤怒呼啸而过,试图重新扮演起80年代早已被反思过的启蒙角色,从而遮蔽了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

  90年代的\"思想\"就这样以决不逊色于80年代的速度被成批量地生产出来,并纷纷抢占思想滩头和媒体舞台,它们匆匆赶场亮相,然后又如泡沫一般地崩解消失了。丝毫不夸张地说,90年代的思想之斑驳杂陈,五光十色,是创年代的启蒙景观所远远不及的,然而语境的变化却使二者的崛起背景有所不同。80年代的思想与学术是摆脱荒谬政治意识形态压抑的解放先声;90年代的思想与学术则是要抗衡市场经济魅力的明送秋波。正因如此,90年代的思想目前主要面临着被泡沫和明星学术毒化的危险。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人们似乎总是爱把想象的放逐与死亡归罪于学术规范化的严厉,实际上在伪思想的煽情与诱惑下,对知识生产的规范要求未尝不是一副解毒剂。当然,解毒后的另一种危险仍然存在,此危险即规范学术的同时也规范乃至同构了多彩的人生,但我认为,在90年代的语境下,这至少比伪善的道德激情对学界的毒害要浅,因为你起码会通过自省意识到,在建构规范别人的法则的同时,自己也在被规范着,而不会象道德理想主义者们那样把自己自觉充当成了道德上帝的权杖。

  有人以为,90年代与80年代的区别在于知识拜物教的建立使学术规范成为知识合理性的喇叭,可是我们许多学术的基本规范和准则尚未建立,何以谈得上知识拜物教的霸权?如果尚在鱼形建设之中的学术规范化为某些伪思想的产生开脱责任甚至殉葬殉情,岂不是太不公平,也太过可笑了吗?

  因此,我的基本立场是,学术规范的讨论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广义的社会问题,如果不在所谓\"重视注释\"的狭隘理解之外洞悉学术规范的真义,反而从后现代的立场贬损其功用,则很可能在思想激情难抑的表面喧哗声中,不断扩大知识生产的沙漠化范围,最终也会反过来萎缩思想创造的生命力。

  三

  论文集的第二编和第三编收录了几篇较长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贯穿起来均表达了自己的某种个人化的关怀。这一关怀的简单表述就是,如何在一种非整体性的观照下来理解和分辨思想与社会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在《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这本专著中,我已以儒学发展与架构形式为例,说明中国思想的发展不能以整体性的形式来加以理解。比如正是因为儒学有地区性的资源作为背景,才构成了近代知识群体之间的互动格局,而思想作为地区性资源的分配,均会渗透到知识生产的制度框架之中,反言之,制度构成的方式也会影响知识群体的行为选择的模式,进而对社会发生作用。我的最终目的是要打破思想史的整体论认知方法,同时又把它们置于一种社会语境中去加以理解,从而打通二者的隔阂与界限。而整体思想的击破依靠的就是比较方法,如当今\"湘学\"研究处于鼎盛时期,然而如果不把其置于比较的场域里,仅在地区内部进行封闭式认知,就仍可能会陷于整体论的案臼口第二编的文章正是从这一角度处理历史上的知识群体在中心与边缘关系。

  第三编中的几篇文章从表面上看分析的都是一些边缘空间的问题,如书院、传教社区、医疗角色的空间位置、精神病院等等,这些空间研究都是以往主流史学所忽略的题材。可是我认为,这些被弃置不顾的空间中却蕴藏着急待解读的丰富意义。就以西医制度而言,中国人从\"身体观\"的角度接受西医的程度是相当彻底的,以致于民国初年甚至有罢废中医的动议。然而在此之前,中国人却常常把教堂和医院混而视之,甚至在打教时要连带焚毁,这一转变的思想与社会涵义,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结问题,亦不只是一个医学史观的差异之别,而且是需从更为多面和深层的意义如知识与身体的关系,空间观念与地方权力的互动等角度展开分析,而且通过这样的解读,边缘问题就有可能转化为中心问题。

  大体而言,在处理这些边缘问题时,我所持有的个人关怀有别于以下两种流行见解:一种见解认为,中国传统在现代化的巨轮下完全呻吟挣扎于灭亡的边缘;一部中国近代历史是西式的现代物质与精神取代中国传统的历史;第二种见解认为,在现代化的重压下,传统的复兴和社区的再造将成为主导力量。我对一些历史边缘空间的探寻则是想揭示,\"传统\"既不会在现代化的重压下消失于无形,或脱胎换骨般蜕变为异质文明;也不会以纯粹历史主义的形式再现于世界。\"传统\"在现代化的挤压下必然发生裂变转型,但在裂变的过程中,它也会自觉调整自己的形态去适应外部压力,甚至重塑外部力量。因此,即使传统在复兴与重建时,也不会以原貌出现,这就是传统与全球普遍现代化之间所构成的张力性。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这本论文集可以看作是一种个人精神探险的阶段性记录,之所以称之为阶段性,不仅是因为内中所涉问题至今仍没有解决,尚处于不断辨析争议的状态,而且我自己对这些论题的思考同样也处于变动不居和不断修正之中,而且这些思考也深深打上我们这代人的烙印,其中自然不乏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如能提供些许镜鉴作用,则吾愿足矣。

  (此文为《边缘史:从思想到社会》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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