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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5 13:31:09
 
 
社会史研究的一次突破--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 
 
 
作者:杨念群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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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研究的一次突破--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 

  □朱浒

  虽说史学界一直以来也在声称要借鉴和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事实却是,历史学还没怎么明悉这些理论与方法的时候,其他一些学科已经抢先在历史领域发掘出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资源。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么说显得太拘泥于学科分工的界限,而且过于贬低了历史学界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然而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历史学迄今为止也未能发展出自身独特的理论资源,与其他学科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而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恐怕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在这样的坐标轴上,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一书所蕴涵的学术意义才能够得以完全凸显。

  我们显然不能用对待通常的论文集那样的眼光来看待此书,因为编著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只是收录一些精致的论文,其实,编者是试图通过这些精心选择的文章,来全面地打造“新社会史”这个核心概念。而且,这不仅可以被视为一部分史学中人对上述历史学滞后状况的反应,同时也展现了其力图在整体性概念的层次上为改变此种状况而作出的某种尝试。

  就此而言,杨念群在此书导论中明确提出的“新社会史”概念决不仅仅是限于历史学内部研究的反思。尽管他表面上依然追本溯源地回顾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但是由于始终怀有要和历史学外部进行理论沟通的努力,这就使得他对这个脉络的把握采取了与普通的学术回顾非常不同的“问题史”的进路,同时也使“新社会史”这个概念的构筑面临着来自历史学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所谓内部挑战,就是“新社会史”如何界定自身与原有的历史研究架构的区别;所谓外部挑战,乃是它在什么样的层次上才能够与其他学科进行平等的对话。事实上,本书所收入的文章也非常明显地彰显了这种双重挑战,其中,不仅出自历史学者的作品在研究取向上与传统的社会史研究有一定的距离,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论文是出自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法学等学科的学者之手的。那么,此一概念从哪里吸取必要的知识资源,又是通过怎样的研究进路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理论包容力,从而使自身的解释效力足以涵盖诸如此类的研究呢?

  细究此书,我们不难发现,“新社会史”并不想把自己安排到任何一种单纯的线性谱系当中,而是有着多重的知识背景。简单说来,它所汲取知识资源的领域,除了对原有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批判性反思外,还开放性地重思了国外的中国学研究,更就现代社会理论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以应用于史学研究进行了探讨。

  按照杨念群的说法,“新社会史”并不代表着一种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因为历史学里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范式”,所以“新社会史”只意味着一种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转换而非其他。然而,就中国社会史研究来说,尽管以往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但是社会史还远没有达致可以提出一种整体性取向的地步。如此说来,这种意向性转换的发生又从何谈起呢?杨念群指出,正是在这一点上,“新社会史”研究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并且提出“新社会史”的目的并不是仅仅要去改造原先的社会史研究,而是在基本结构上的重大转型。其实,以往的社会史研究表面上好像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实际上它们通常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更为总体性的问题的统摄。而这样一来,社会的原生原发性就经常与国家的合理性问题混为一谈甚或为后者所遮蔽。

  应该说,八十年代以后的社会史研究也同样没能对宏大叙事进行反思。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社会与国家不完全同质的问题,但是其起点和结论往往在不经意间落入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样的二元对立的陷阱,从而使自身除了“跑马圈地”的意义外,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知识积累的作用。与之相较,“新社会史”研究始终怀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方面,它拒绝那种性质不明的总括性问题;另一方面,它与其说是关注问题本身还不如说是更加关注提问的方式,也就是说,是谁在问、为什么问以及怎样去问。这种“问题意识”的引入是试图超越以往那种整体论和目的论式的研究架构,同时意味着其着眼点决非要在历史学内部实现话语的颠覆,而是要从整体上突破某些“规范性认识”的局限。

  不可否认,来自国外中国史研究的压力和刺激是“新社会史”得以产生的直接动因之一。欧美和日本的中国学界很早就开始反思自身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且通过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良性互动,大大拓宽了他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层面,这当中发展最快的就是有关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学界,出现了相当一批出色的中国史研究作品,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的研究模式,例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周锡瑞等人的“士绅社会”理论,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罗威廉等人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以及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这些研究都十分注意保持自身与巨型理论的疏离,以便使自己的问题真正具有原发性意义,而不是成为某些巨型理论的注脚。毋庸讳言,所有这些研究模式都有其弱点和种种不足之处,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指出若干事实来证明它们的解释效力不够,而是要认真理解它们关心的究竟是怎样的问题,又是如何提出这些问题的。就目前史学界的状况而言,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尽管“新社会史”概念的背后有着相当丰富的知识资源,但是这些资源之间的跨度是非常大的。换言之,在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和潜含在现代理论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之间,怎样才能找到比较恰当的平衡点呢?为了解决此类问题,“新社会史”特别强调在具体研究中要注意“空间”这个因素,从而不仅使问题的空间性质和空间关系得以显现,也使空间研究具备了相应的历史性。这里所谓的“空间”,是指一种制度、规则、习俗、文化的有效性所能实践的领域;空间研究就是要揭示权力的各种实践形式——特别是微观形式——的空间配置关系,以及辨认出这些权力实践自我确定的边界。从本书收录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具体到“新社会史”研究当中,每个问题所处的历史场景首先被隔离出来,这就使把握空间关系的脉络成为可能,也使历史情境的复原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

  然而,这种“场景隔离术”很容易引起人们对“破碎的历史”的担心,杨念群认为,要在方法论上处理好整体性认知与局部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应用哈贝玛斯对“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区分来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关系的特征在微观层次上可能体现得更为清晰,因而对微观结构和小进程的探讨肯定会加深我们对宏观特征的理解。但是,在微观层次和宏观特征之间如何实现沟通呢?杨念群提出,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构筑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层理论”概念,使中国社会史研究转向多元化的叙事空间,是“新社会史”面临的一个最为重要和急迫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主旨之所在。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应该以本土化为依归,面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真正具有原发性意义。

  如前所述,“新社会史”并不企望自身成为某种研究范式,甚至根本就不愿意成为某种过于理论化的研究模式。因为它要关注的是被集体叙事和群体生活所淹没和遮蔽的个别声音与个体生活,从中发掘出作为个体的人的真正的生存状态,以及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本文集收入的文章各自设问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大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不仅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转向,更标志着一种新史观的诞生,因为它使历史研究中终于出现了尽管微弱但却属于个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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