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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2 16:42:39
 
 
在现代化这面旗帜下的李泽厚、刘小枫和汪丁丁
 
 
作者: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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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这面旗帜下的李泽厚、刘小枫和汪丁丁


周年洋

引入基督教神性价值观的刘小枫

现在的刘小枫似乎要做一个解经的哲人,他贬抑汉学家列文森、希腊哲学专家陈康,也借施特劳斯之口贬抑韦伯,而高度评价廖平解经的意义,他要追随施特劳斯和海德格尔,要做一个解经的大思想家。他向世人昭示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停电之夜,一根蜡烛的光亮之中,鬼气森森地宣讲尼采的微言大义。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刘小枫对基督教神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甚至在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同时又主持翻译出版了现当代大量基督教神学著作,可谓对基督教神学的介绍不遗余力。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番彻底否定之后,今天刘小枫却一反当初的思想路径,当他的思想对手李泽厚大肆宣扬告别革命时,他再次花费了一些时间钻进中国的故纸堆里对儒家进行一番仔细考察,对现代中国革命的渊源得出了另一种结论。他认为中国现代的革命精神不只是源自西方,中国传统的儒家自身就有革命的传统,现代中国的革命精神只是两者的融合而已。对于革命要不要告别,他却一字未提,真是别有一番意味。

就像任何思想家一样,刘小枫在现在这个商业时代,其思想的影响只能是越来越边缘化,如果想清楚地知道他的思想的巨大影响力的话,那我们只能返回到上个世纪那个思潮风起云涌的80年代,那时整个中国人还刚刚苏醒,还没有被商业大潮所吞没,思想比金钱更有感召力。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风潮几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翻版,众多知识分子再次祭起丢弃半个世纪之久的启蒙之旗,重新呼唤民主自由,高扬人的价值甚至个性的价值,伴之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或彻底否定,最后也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以一次广场和街头的革命而结束。


重拾启蒙之旗的最有份量的人物当然要算李泽厚,他的温厚深沉的声音唤醒了国人沉睡的心灵,激发了人们内在固有的反思能力,同时李泽厚也给了人们反思的武器和反思的角度。这个武器就是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所谓主体性哲学就是高扬人的价值,强调人类主动地去选择和实践。而他的反思角度就是文化的角度。

人们在对一个国家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首先会去考察制度的层面,再逐渐触及到自己的根底,自己天然承继的文化和它的外在规则即习俗、道德和法律。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人重新睁开眼看世界,对于自己国家的落后,难以忍受,过于急迫地想要改变眼前不满的现实,急迫地要去追赶外面世界的现代化,加上所谓“开除球籍”这种过分激烈但错误言论的鼓动,要脱掉身上这层“皮”另换一层“皮”的愿望是如此强烈,随着文化批判的一步步深入,“全盘西化”的激进言论脱口而出,获得了千万人的回应和雷鸣般的掌声。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以西方时髦的思潮像进化论、新实在论、历史唯物论等等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一样,上个世纪80年代醒悟了的知识分子又用了另外的西方思潮像精神分析学、系统论、控制论、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这种以西方批判中国的套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又走了一遍,大家似曾相识,虽然也掀起了一些波澜,但已经不能形成浪潮,对这种套路大家已经不新鲜。

而刘小枫作为这个年代敏锐的年轻学者,有灵气,有激情,他洞察到了当时这种大众的情绪,而且也深知“五四”先辈们和当时各种思潮的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方式,他独辟蹊径,以他的天赋情怀和气质,找到了另外一条谁也没有走过的道路,也是一条更深层次的道路,那就是用基督教神学和价值现象学方法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而这种方式是以前所没有用过,似乎是一种新立场、新方法,自然受到了许多人的瞩目。由于他是从价值根基或说终极关怀这个信仰的角度来反驳中国文化传统,这就使中国文化这根大树几乎连根拔起而轰然倒塌。

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互补、禅佛为辅的一种架构,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就要从这个三个方面着手。刘小枫要寻中国文化的“根”,而且要追问这个“根”是否有绝对的价值真实和终极的神圣意义。儒家以日常人伦和现实秩序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归宿,拒斥承认超验世界的存在,也即是李泽厚所归纳的“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强调的是实用功能和现实功用,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实在处获得超越。一个人从血缘根基出发,确立一生努力的方向不外乎修身、齐家这个家的范围,再就是家的扩大——国家“治国”、“平天下”的范围,一切都在天、地、人这个三维之内,对于鬼神上帝,那只能是“未知生,焉知死”的存而不论。而这种立身之本真具有终极价值吗?那个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而闻名于中国历史的楚国大夫屈原为什么要“天问”,为什么要自杀呢?刘小枫的答案是,由于儒家文化的终极肯定是现实的生命存在,当屈原被当政者放逐时,他生存的意义便遇到了问题,屈原被逐出了人世间的事业,他没有安身立命之所,既然他在人世间什么事业都不能做,按儒家的终极价值观,他就是行尸走肉,活在人世间就毫无意义。他的“天问”就是在怀疑儒家价值观的真实性,同时也在为自己寻找继续活下去的理由,由于他的文化传承,他找不到自己继续活下去的根据,他只有自杀了结自己的生命。这样就凸现出超验价值观或说神性价值的可贵。

刘小枫继续考察中国的文化,考察道家价值观有没有绝对的真实性。屈原的死是一种现实没有出路而又找不到其它活着的理由的一个悲惨结局。当中国知识分子在随后的历史中遇到同样的困境时,他们依然学着屈原的榜样去自杀吗?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中除了近代沉湖的王国维外,传统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用自杀来了断自己生命的。那么中国知识分子以什么方式来处理这种没有意义的困境呢?那就是陶渊明的那种隐逸逍遥。如果不能报效朝廷,如果不想与污秽的现实为伍,那就离开官场,隐居山林,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至于人间会发生什么悲惨事件,人们会有什么样的痛苦,只要不影响自己的闲适的生活,那就当这一切没有发生过。这种不能参与现实功业,就完全逃避现实世界,只求一己之心安适的做法,在价值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在神性价值来看,那是在强化世间的黑暗,那是站在黑暗一边与黑暗为伍,而这在终极价值观看来是一种丑恶。道家的这种隐逸逃避,是让自己心“凉”,是以逃避的方式浪费自己的生命,虽然他们讲究“养生之道”,企求颐养天年,然而这种只是保养自己的生命,却不能为人世间创造任何东西的生命有何意义呢?很明显,一种没有超验价值的文化很成问题。

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在中国演变为禅宗,这个禅宗的终极价值是什么呢?有没有绝对的真实性呢?刘小枫考察中国最著名的小说《红楼梦》,从曹雪芹对贾宝玉的人生困境的解决中,他发现,不想参与现实功业的贾宝玉,他的最终归宿是从感情的世界中逃出来,让自己变为一个无欲无求、一心清净的人,即得道成佛,而这种得道成佛的过程,就是他不关怀人间疾苦,没有同情心,自己没有苦难的过程。在刘小枫看来这就是变成一块冷酷无情的石头。中国文化传统里所谓成佛和得道,通过刘小枫的无情剖析,这个过程就是让一个有七情六欲、有关怀有同情的人变成一块冷漠石头的过程。

中国文化从肯定现实生命逐渐转化为逃避现实生命,到后来变成对现实生命的冷漠和离弃。这种文化相对于人的发展显出越来越狰狞和恐怖的一面,他似乎不是在发扬生命而是在扼杀生命。但不管怎样,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判断现实的立场,到了现代伟大作家鲁迅那里,他看透了历史上所有价值的虚妄,对于历史和现实他只是不断地反抗,他这种“看透了一切”的反抗变成一种“玩玩”的闹剧。到鲁迅这里,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变成一种虚无主义了。这就和西方现代以来的各种文化虚无主义一致。拒斥虚无主义是刘小枫考察中国文化的出发点,也是反思西方现代各种虚无主义思潮的出发点。

要拒斥这种世界性的虚无主义,对于西方是重新肯定上帝的价值,呼唤上帝归来。对中国来说就只有引进基督教的神学价值观,才能使中国文化的价值根基绝对真实,具备终极的神圣意义。在基督教的价值观里,人在现实里的所作所为是否具有价值,要有超验的上帝来决定,如果被现实拒斥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价值。而且在神性价值观里,每个人的痛苦是有基督来抚慰的,上帝不遗弃任何一个人,上帝以普遍的爱来照顾所有人。基督教的价值观是一种具有绝对真实的终极价值。

刘小枫的这种论证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他通过考察几个诗人的生存困境来推及到中国古代所有知识分子,有以偏概全之嫌,同时他的对“道”、“佛”的论证都有理解上的偏差。本来刘小枫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为了清理自己的思路和信念,没想到,这么一清理,整个中国文化就被掀翻了。最后,竟然是要用基督教的神性价值观作为中国文化的价值根基,来了一个言语没有说但实质上的“全盘西化”。 这种隐含的“全盘西化”的极端态度,反而使一个民族站在一个没有根基的沙滩之屋上,体验更大的惶恐,而外来的种子在没有适合的本地土壤的情况下,又如何能生长起来?如果刘小枫要引进的神性价值观想在中国文化中扎下根来,那只能在中国传统这个母体的基础上借来外面的种子,再培植然后逐渐生长起来。 刘小枫的本意是拒斥虚无主义,可他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批判,在中国文化立场上,他自己倒变成了一个虚无主义者。这似乎是一种讽刺。

以基督教的神性价值观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文化虚无主义的大潮流下,是能够获得许多人的喝彩的,但在一个着重于建设又非常理性的今天,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大家不能苟同的。不过他引进的基督教神性价值,在中国天、地、人三维之中增加了一个维度即信仰的维度,而变成了天、地、人、神四个维度。

刘小枫的基督教立场,是一种救赎之爱的拯救精神,就是接受苦难和不幸的世界,以爱去分担所有不幸者所遭受的苦难和凌辱,通过无条件的爱使陷入犯罪的不幸之人和受苦中的不幸之人得到拯救。这种精神不同于逍遥精神,它正视个体的生命甚至个体痛苦和眼泪的价值,关怀每个人的悲苦,对于中国几千年的整体压抑是一个解毒,对历史主义那种践踏无名小花的残酷无情进行了消解或者说削弱。有了这个维度,我们就能分清楚,什么样的价值是伪价值,是不是值得我们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取?有了这个维度我们就会找到一个俯瞰人世间的一个角度,对于地上打着神的招牌的假神,可以有了判断的终极价值标准,在那面照妖镜下,一切假神显露出他们的原形,使他们的欺骗难以得逞。遇到“文革”、遇到打着历史规律的大旗,动员大家献身的虚假行动就有了判断的根据,所谓在人间建立天堂的胡说就会一望即知。刘小枫不承认历史主义,也不给肤浅的、只停留在人间的虚假的价值根基任何地位,这样李泽厚和刘小枫就针锋相对。

基督教是一个以爱为中心的宗教,在它那里,每一个人的悲苦都是要去抚慰的,所谓在约伯的天平上,每一个人的眼泪和痛苦都比所有的海沙还要沉重一些。基督教如此关怀人的痛苦,关怀人的命运中固有的悲剧因素,这在我们的文化传统是陌生的,也是我们这个文化传统迫切需要的。刘小枫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是轻率的,但他引进的基督教价值观却是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的。

如果说李泽厚面对现代化这个问题着重的是人的现代化的话,刘小枫解决这个问题着重的是文化的现代化。虽然有些过于激烈的情绪,但他引进的信仰维度将会在中国人心中产生持久的影响,最终会使我们这个国度正视而不是忽视人性固有的痛苦和悲凄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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