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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1 21:44:19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下)
 
 
作者:张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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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让我们离开“主道”,进入细密的田间去拣取部分散落的“谷粒”。

  我对第6页的论述产生了极大兴趣:“在王族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会产生某种需要,得让族中一位男子离开王都,到外地去建立新的城邑。”这正是我们在《圣经》里经常看到的情形,这是常见的规律,以至于《圣经》中的一个人就被直接命名为伤感的“分离”:“法勒”。对于分家的形式,或者说分家的具体方法我是比较模糊的,《圣经》上也没有做详细说明,张先生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

  他认为分家出去的兄弟会有三个原因:减轻人口压力,开垦新的土地,戍守边疆。

  他们可以带走的东西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我在书中得到了答案:“(1)氏族的关系和徽号;(2)属于一个或几个氏族的数群宗族成员,他们既是农业、手工业劳动者,也是兵士的来源;(3)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4)标志新政治单位的新名称;(5)保证他同大宗的仪式联系得以延续,并作为他新独立地位象征的仪式符号和道具。他将在新领地中建立新的庙宇,最后还要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以作为新宗族创立者的标记。于是,一个新的支系开始繁衍。作为次一级的宗族,它必须对自己原来所属的大宗表示恭顺。……这种分化过程还会重复,从而形成第三级、第四级和以下各个支系。”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如此,中国古代也如此。其实,这个解释可能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因为夏商周并不在同一个区域生活这一事实颇让人难解。假如按照张先生的说法,他们是曾经被分离出去的宗族就比较好办。假如我们不能说夏商周的起源是三兄弟或者有复杂的血缘联系的话,那么按照中国的典籍或者传说,加上秦嬴的祖先,确实最初是四个强人联盟,后来实际上看来像是一种轮流坐庄的形式。但这一结局,我们是否可以推测,他们曾经有血缘上的联系,所以这几家后来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改朝换代,也勉强可以说服大家。这几家  
后来很可能也中途加入了另外的政治势力,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并且通过婚姻形式来完成——古代的婚姻确实有很大的自由,但那是针对普通人的,具有最高权力者的婚姻向来都是有严密考虑,尤其是牵涉到王子身份确立的时候。三代时期能够找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例证,这一点与古埃及同。

  三代时期的王室婚姻是一个重点研究项目,张先生在书中略有叙述。其中之一说到周文王之母疑为殷女。“帝乙归妹”,很可能又说明了帝乙把妹妹嫁给了文王。中国另外一个国学大家王国维特别推崇《诗经》的真实性,《诗经》里有关这段往事是这样记载的:“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①”“王季”乃文王之父,周文王的母亲是殷人无疑,看来殷、周的和亲是肯定的了。

  张先生提到中国古代很可能流行着双方交表婚制,“即一个男子可以娶父亲姐妹的女儿或母亲兄弟的女儿为妻。这种婚姻习俗最重要的证据是周代文献中保存的亲属称谓制”。

  除了宗族势力之外利用道德来强化古代的政治力量,这个说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中国古代一直是道德社会,这个道德是一种有效的黏合剂,牢牢地把中国的社会维系了近3000年。我觉得中国的道德意识是从周朝开始明显纳入政治体系内的,西方则是以宗教来挟持政治,这是两个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见下页张著原图)

  顺便说说我对于一个甲骨文的解释,关于“族”的解释,张先生或者一般学者的解释是:旗帜下面放着兵器,我的看法是:旗帜下面站着一个戴尖帽子的国王。“族”首先是人,并且是首领,兵器尽管嚣张却不能代表人的存在。古埃及国王的帽子恰是尖顶的。

  书中提到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多形成于周后期或者汉朝这一事实很重要,其中尤以“黄帝功绩最大”这一事实与前者联系起来就会得出一些结论:黄帝很可能是周人的祖先。至于时间,既然可以把数功归其一,当然也可以提前无数年,甚至最领先。在神话中,黄帝活动的范围一般在距今5000-3000年间,我当然倾向于后者。但是我至今还看不到需要改变我以前的一个推论:黄帝是商朝人祖先(即黄帝很可能是《圣经》里提到的“约瑟”或者“雅各”),并且“颛顼”这个名称我认为也接近“约瑟”。

另外,对中国古代社会是母系氏族的说法我一贯是反对的。我不否认在民间的生活里可以存在母系氏族社会,但是假如我们把国家政治整体考虑在内时我就不能同意。我宁愿说中国是不存在完全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三代时期举不出一个女王的例子来,并且从5000年前开始的三皇五帝中也找不出一个女性!我不否认女性可能在古代占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地位,从妇好墓中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必须承认,女性并没有在古代掌握政治决定权,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中东依然如此,此点可参见《圣经》。在整部《圣经·旧约  
》中,惟一出现过的女王只有一个示巴女王,另外以色列还出现过一位女士师:底波拉,其他的皆为男性统治者。无论中国神话中的“女娲”还是西方体系中的“圣母”都挽回不了女性没有地位的局面,虽然女性在古代的地位未必就很低。因为她们有生育能力,这决定了她们的神圣母亲地位。

  该书第五章《文字——攫取权力的手段》我认为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符号(文字)是我向来最注重的证据。尤其在65页,有一些规律,里面提到中国陶器上许多的“Z”、“X”,张先生似乎多认为它们是工人的姓名或族徽,我坚信它们属于宗教符号,代表着神圣的意义,放置在当时最高档的生活品(陶器)上。恰好后来看有关古埃及的VCD,也看到了陶器上面刻画了许多的“Z”,与张先生说的一样,只是我提供的照片是古埃及的①,并且是5000年前古埃及的物品。

  关于数字,“在中国的历史时代早期,1、2、3、4这几个数字简单地写作一、二、三、四个短划;5是个X,7为一交叉符号……6、8、9这几个中国数字变形就比较多,至今未在任何史前陶器符号中发现”。书中借李济的话提出:“为何有的数字(如7)频繁出现,而别数字(如1、3、4)很少,有的数字(如2、6、8、9)却根本未见?”哈哈,得到这样一个提问太好了,因为这些规律是我花费再多时间也难得到的。但我很高兴试着回答他们的问题:“7”是中东人的信仰!中国的文明来自中东。

  第80页的铜锡矿分布点划分也很有意思(见上图),这里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已经借鉴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常用方法,用统计数据和图形等来说明和解释问题。当人们在做相关历史研究不再考虑手段和方法的高下与所谓的“禁区”时,那或许已经是进入了一门全新的“跨专业”学科。

  2004-03-22初写

  2004-10-18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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