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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1 08:46:52
 
 
永恒的友谊——忆我和张光直先生的交往
 
 
作者:张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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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衡(北京大学教授)


我比张光直先生大5岁,同攻商周考古学,可是从未同过学。他是李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是郭宝钧先生的门生。因为李、郭是安阳殷墟发掘时的老同事,所以我和张先生自然感情亲密。关于张先生的学术活动、学术地位及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就不用我来一一叙述了。这里我只想谈谈我和张先生交往20年中的一些琐事,以反映他为人的一个侧面。  

1978年冬,中美正式建交,公报发表后还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接到张光直先生的邀请信,欢迎我去哈佛,这在他邀请的大陆华人中,我算是第一人。我非常惊异,因为我并不认识此人。信写的很恳切,望我早作准备。当时我正辅导的一个美国留学生李中清李政道的公子,再三向我道贺,并劝我同爱人一同前往,说他父亲不久来华,可以给我一些帮助。于是我便依了李中清,殊不知此情转到教委,不仅我爱人不能去,连我自己也没有批准。张先生得此信后非常着急,因为他飞机票都已替我买好。此后,北大校长周培源为团长访问哈佛,张先生直接问及此事,周的同行人员解释说:“邹衡一直病倒在床,如何能来﹖”张先生无可奈何了。  

第二次是在夏威夷召开商文化讨论会。因为北大不愿出路费,我又失去了赴美的机会。张先生很失望。  

1982年,张先生第三次邀请我访美。这时政策宽松了许多,张先生已首次访问过北大,知道我虽有冠心病,但并没有躺卧在床。教委批准我前往,只是北大将我的访问时间削减了半年。  

这是我首次出国,外语又不是很好,张先生给了我特殊照顾。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张先生亲自飞到纽约机场接我。因为要转机飞波士顿,催我马上去办理转机事。我带的行李较多,想请个搬运行李的工人。张先生马上说:“不用,要节省点。”他立刻自己扛上我那笨重的箱子。大概他渴了,在半路扭开路旁的自来水管喝了几口凉水,接着又走。堂堂哈佛一位系主任,就这样成了我的一名搬运工人,简直不可思议。  

到了哈佛,张先生一切都给我安排妥当,还派了一名研究生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如买菜等。我在哈佛半年,生活是很优裕的。张先生和他的夫人李卉女士都非常关心我,几乎每隔两周都约我上一次餐馆。特别是中国的春节,他们夫妻二人约我到唐人街游玩,还有他的好友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共同观赏了耍狮子舞等,然后共进午餐方返校。  

我每次离开波士顿去外地讲学,张先生总是自己开车送我至机场,并再三嘱咐机上服务员仔细照顾我,好像我是一个老人,其实我当时才50多岁。我将离开美国时,在洛杉矶的一个台湾朋友,建议我买韩国机票,说比其他公司的便宜得多。张先生得知后,很严厉地对我说:“你不是没有哈佛给你定购的机票,为什么要贪图这个便宜﹖不安全。赶快把票退了”后来,我到温哥华时,才知道苏联打下韩国的那架飞机,正是我买的那一次航班。我吓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张先生的极力劝阻,我早已葬身太平洋之中了。  

为了消除我生活上的寂闷,张先生有时约我参加研究生举行的周末Party,或是参加他们的远游,每次都是尽欢而返。他还给我介绍过哈佛的一些名教授,如杨联、费正清等。以后我同杨教授每周相会一次,成了难舍的好友。费正清的夫人经常开车约我参观波士顿的名胜。她喜好艺术,同考古多少有点关系。  

张先生的英语实在太棒了。我看到他翻译《左传》,一面看着原文,一面就用打字机直接打上,很少修改。不止一个美国人对我说,张先生的英语写作水平,超出一般的美国人。这大概同他的中文水平有关,他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有时他给我介绍他学习英语的经验,特别是口语。他告诉我:“胆子要大些,只管说,说错了,外国人是不会笑你的。”  

张先生邀我去哈佛,本想同我合作编写《商周考古》的,可是我到达美国,比他预定的时期晚了3、4年,且当时我编写的《商周考古》一书已经出版,他只好单独撰写“商代文明”了。他看到我写的《商周考古》中,没有明确提出“夏文化”,乃同我商量,提议共同合写一部“夏代考古”,并很快拟出了提纲。他自己负责古文献方面,要我负责考古方面,两人并照了合影,准备刊登在书上。一直等待二里头报告的正式出版,因为材料不全,所以没有动笔,成为我终身的憾事,实在有负于张先生的厚望。  

我回国之后,张先生曾多次来中国。有一次在我家逗留了一整天。我俩谈论了许多学术问题,其中也有观点相左之处。譬如,张先生很相信商汤的亳都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我则认为在今郑州市。两人甚至争执起来。他要同我打赌,我开玩笑地说:“我没有美元,如果我有,恐怕你有多少就输多少”为了证实他这一说法,他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商丘地区作了几年的发掘,找到了龙山文化遗址和东周遗址,他良好的愿望没有实现,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张先生是非常重友情的。他想在中共中央党校找到一位小时候的女同学;他们当年都曾是邓颖超同志的学生。我爱人终于给他找到了,他非常高兴。他们二人在我家谈论了1个来小时,谈的十分亲密。50多年前的往事,张先生居然记得那么清楚,我真是佩服。  

我同张先生共同培养了一位博士研究生蒋祖棣。他的博士论文题虽是我拟就的,但他在哈佛学习了一年,得到张先生很多具体的帮助,使其论文成功地完成,并在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应该要特别感谢张先生的。  

199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纪念李济先生百岁寿辰,当时张先生正任副院长。他邀请的大陆学者只有3名,除了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因运青铜器在台湾展览恰在台湾,就是我和李济的公子李光谟。  

1997年,张先生又来大陆,并访问了北大。我同他在赛克勒博物馆二楼相会,畅谈了1个多小时。  

1999年,我第三次赴美开会,顺便应邀去了哈佛。张先生坐轮椅来我住所的门口。他一见到我,便挣扎着下车,把我紧紧地抱住,为时约1、2分钟之久。以往我们曾多次见面,从未如此拥抱过。虽然他说话已非常模糊,但他的真挚的感情已流露无余,我看到他的眼角上还挂着一丝泪花。除这次外,还见面两次:一次在他家,我整整待了一天。另一次是在我演讲后的座谈会上,张先生由李卉女士推着轮椅也来了。这三次见面后,我的心里非常难受,看到他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基本上已丧失说话的能力,只是还能吃饭而已。没想到走得如此之快,那次分手,竟成为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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