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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1 08:28:22
 
 
中国人类学文化性格的探寻者
 
 
作者:王铭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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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文化性格的探寻者

王铭铭

记得是1986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召开一次研讨会,为国家教委《人类学概论》教材编写课题征求专家意见。民族学和人类学家宋蜀华先生应陈国强先生之邀,与王晓义先生一同从北京去厦门,住在厦大专家楼,每天步行到人类学博物馆会议室审议教材的提纲。那时,我是人类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受命协助接待来自北方的专家。在那几天里,我不少见到宋先生。作为初步的摘要,《人类学概论》的几篇样稿都不成熟。会间批评的意见很多,宋先生本人也表达了文稿改进的建议,但却始终没有说得太“绝”。他的发言总是给人鼓励,总是表达着他对致力于学科建设的同行们的支持。宋先生宽以待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那次会议中的接触算起,我认识宋先生应有十六七年了。还算幸运的我,总算是坚持了下来,没有脱离过人类学这门学科。1994年,我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九年来与宋先生同住一座城市,能多次亲耳聆听宋先生的教诲,能得到他的亲自帮助。每次见面,宋先生总是面带微笑与晚辈打招呼,他的谦和总是那么的诚恳,让从来没有师从过宋先生的我,时时感受到这位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家的期待。

1995年以来,北京大学召开多次“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宋先生应邀给参加研讨班的各地学者讲述自己的研究经验。他提交的讲演稿,在已出版的论文集中都已与大家见面。而这里我特别想提起他做的一次关于历史人类学与民族文化研究的报告。宋先生讲演的内容,还是他的专长民族史。可是,讲述出来的民族史,却不能说只是民族史,而是从民族史的角度,给予中国人类学一个新的定义。严格说来,民族史仅是他的讲演所针对的“经验事实”,在理论和精神上,民族史被赋予一个历史人类学的意义。那时七十出头的宋先生,本有资格和理由来拒绝新概念。可是,在讲演的开篇部分,宋先生却引用了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西方得到充分论证的历史人类学理论。宋先生不愧是老一辈人类学家中的“开明人士”,随着他的讲演的继续,我逐步发现,他那微妙的铺陈,包含着对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文化性格”的强烈意识。

对于一个文明史如此漫长,民族志的文献记载如此丰富,民族关系史如此纷繁复杂的国家来说,专注于个别民族、个别社区的人类学调查能否“反映整体”?身处文明社会的中国人类学,如何能够具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如何能在这一特性的阐释中缔造出中国人类学自身的范式?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海内外人类学界共同关注的。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人类学界同人各抒己见,见仁见智。可是,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学科开始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国人类学如何在自身的学科重建的过程中,继承积累自身的民族史传统?我们这代年轻的人类学研究者,更容易意识到上述两方面问题的前一方面,却没有能力来将两方面的问题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在一定程度,甚至可以说,近十年来中国人类学的论述,大多是脱节的。宋先生的讲演,是一个典范,它从对新概念的包容中,展示了学术传统延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文章虽短,寓意却深。

这些年来,我也开始关注到宋先生提到的历史人类学,特别是对于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教授的历史——结构人类学产生敬仰之心。我理解的历史人类学,是在历史的时间中探寻关系的结构(structure of relationship)呈现和转型的模式。这一风格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西方人类学界主要是针对西方与非西方文化关系史的进程展开的。说到实处,它关怀的是世界体系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交往过程。坚持结构人类学的人文价值观,这一风格的历史人类学主张将被研究的文化看成是具有普遍包容力的世界观结构。我自己的研究,一直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地方社会。历史——结构人类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对我所研究的这个区域,有两个方面的解释力量。一方面,这一方法使得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解释沿海地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频繁的跨文化关系,使得我们能够将东南地区的文化史纳人人类学的视野中。另一方面,历史——结构人类学的方法,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20世纪以来复杂社会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关系的转型。对于海外“汉学人类学”来说,这样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意义是相对显然的,因为东南地区的汉人社会,是海外人类学研究比较关注的。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中国人类学(有时以中国民族学为名),更多地注重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探索。怎样将我们谈论如此之多的历史人类学方法与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的民族研究联系起来?在聆听宋先生的讲演以前,我很少想起这个问题。

我不敢妄自对宋先生的论述做所谓的“学术阐释”。我所敢说的是,聆听他的演讲时,我能感到他的研究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差别。中国民族学家曾经花了数十年时间来为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作进化论的排列比较,而在这个进化论的排列比较的过程中,我们的民族学家却也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进行了值得骄傲的实地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研究。此外,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民族学界也提出了不少值得称颂的深度研究。因为西方现代派人类学“反历史”的倾向的加重,所以,这些历史的研究暂时没有在国际学术界获得承认。但是,这并不说明民族史研究没有学术价值。问题只不过是,怎样让民族史研究更多地避免社会进化论的制约,更多地容纳新的历史人类学思考?宋先生的简短阐述,为这一问题的解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宋先生说,历史人类学方法运用到中国民族的研究时,要注意到:“(1)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2)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相结合;(3)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研究相结合。”(引自《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下卷,页242,群言出版社1998年版)在论述中,他还以中国古代文化史和西南民族史为例,说明这三个方法论要点如何可以落到实处。在阐述方法论与历史的过程中,宋先生不断强调民族文化差异与人类一致性的辩证关系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犹如研究世界性文化接触的历史人类学家,特别地关注结构与文化史过程中实践的文化创造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对宋先生论述的具体内容和在其他论著中表达出来的观点,这里无法也无必要进行一一复述。我想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在上面引到的这一讲演中,宋先生既注重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传统的继承,又特别注重吸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优秀成果,表现出这门学科的继往开来者的特殊魅力。

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已经恢复二十多年了。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正是在这二十多年中成长起来的。由于背景和机会不同,我们学习来的学科,各带着不同的地区性和文化印记。然而,这代人学习人类学的过程,向来没有脱离老一辈人类学家的指导、鼓励和帮助。这些指导、鼓励和帮助,有时是间接地从书本和传说中得来的,有时是直接地面对面得到的。而无论如何,这能让我体会到,学科的继往开来者是最值得我辈珍惜的——若没有他们的铺垫和开辟,我们走的路不知会比已经走了的要漫长多少。

像宋先生这样的继往开来者有多少?要回答这个问题,动机恐怕会招来质疑。可是,我还是想说,我以为,我们学科的这种继往开来者,已经为数不多,并且,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大多已经“退居二线”了。这样一来,我们的学科重新面临了一个新的危机,即,在“青黄不接”的情况下,我们拥有太少的学科继往开来者。从这点往下想,我想到宋先生的微笑,知道它的意义与价值,坚信能继续在这样的微笑中面对学科存在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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