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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1 08:19:01
 
 
王铭铭:我所认识的费孝通
 
 
作者:王铭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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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我所认识的费孝通

  在与费先生接触的过程中,我发觉他最近几年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这个提法。“文化自觉”最初是由费先生提出来激励我们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它的意思是,知识分子要承担起认识自己的文化及其在世界中的位子的历史使命。过去几年间,费先生发表了不少论文来阐述“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他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有幸协助他做一点资料准备的工作。那段时间国际社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变化,“911”事件特别引起费先生的严重关注,他多次与我们谈起这个事件所应引起的反思。为此,他写了“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  
“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等论文。他谦逊地说,这些文字都是初步的,“说得清楚不清楚自己不知道”,他之所以要说,无非是要我们年轻一代多关注、讨论、研究和解决当代问题。

  为 世

  有位同事跟我嘀咕说,“费老长得真像佛爷”。费先生年轻时英俊的脸庞随着岁月的洗礼和经验的积累,到老年时确实变得圆润而丰厚了。我在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已是他张圆实的脸。有不少学生在听费先生讲课时则对我嘀咕说,“费老长得真像一个慈祥的老人。”费先生的形象确是慈祥,但这个慈祥的形象背后是一种别致的综合人格,费先生有中庸的人生态度,但这种态度是由敏锐的社会观察力支撑着的。“文如其人”。费先生的文字优美,像具有文学式的感性和表现力。有位英国教授读了不少费先生的书,用“light weight”一词来形容它们,“light weight”的意思相当于“轻描淡写”。是啊,费先生的书读起来总像是轻描淡写。然而,这种轻描淡写隐藏着一双总是注视着社会现实的眼睛,这双眼睛的存在,使费先生的叙事充满着一种“柔中有刚”的冲击力。

  相比于他的年龄和资历,作为北大教授,费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为数甚少。但学生少不一定表明费先生不关心培养青年学者。过去五六年来,我特别关注费先生的“魁阁时代”,这个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时期,是费先生“抗战”期间从英伦回国后创立的。这个时代的社会学调查,起初是由费先生用马林诺斯基赠送给他的50英镑推动起来的。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集合了一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青年。费先生与他们形成某种师徒关系,引导这个学术团队的讨论和调查工作。最让我感动的是,费先生经常用蜡纸替他的徒弟刻写调查报告。他没有要求他们称“老师”,其实所做的工作相当于他们的导师。10余年来,我多次参加费先生应北大研究生邀请开办的讲座。每次讲座,已是德高望重的费先生,都循循善诱,总是从自己的青年时代谈起,说一些青年学生可以理解的事,平缓地过度到学术讨论,他对学生的提问,也让我觉得他“过度耐心”。

  从1996年开始,费先生和研究所安排我配合指导了几位博士研究生。这几位博士生大多是研究乡土中国的,他们的实地调查地点分布在华北和西南。费先生对这几位博士生的研究十分关注,有时要我带他们去家中谈话,鼓励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放眼世界,大胆实践,敦促他们不要拘泥于现存的学术框套。对他指导的博士生的论文,费先生更加关注。到了90高龄,学生有论文提交给他审读,他退给学生时,我们总会在看到稿子上有大量费先生用铅笔写下的修改意见。临答辩,费先生还会将他们召集到家中讨论。对于我们研究所包括我在内的青年教师,费先生也时常要我们去他家谈天。我发觉他年龄越大,与年轻一代的对话越充满激情。我几次与同事去他家,他都十分兴奋,让家人端上茶水,一聊就半天,对于当下的学术状况,费先生充满着孩童般的好奇心。费先生的开明,也是别致的。有次我们所几个同事去他那,他跟我们谈起怎样把学问做好。他说读了我们写的一些书,觉得没有到位。他认为,真正的学问要有“思想的神游”,他建议我们不要受一些学术框套局限,要多想,多写,使自己成为社会中的“符号行动者”。

  我认为费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在50多年前获得的学术成就,已为我们这些“后文革人”所难以企及,但费先生本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反思。对于过去25年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重建,费先生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费先生的最后几年,却没有满足于学科的现状,而是时常担忧学科因知识基础扎实而出现问题。世纪之交,他反复提到他的“补课”一说。他以身作则,写文章,开讲座,将自己当成批评的靶子,说自己的学术研究停顿了几十年,对外界的思想变化知道甚少,甚至对老师辈的东西也懂得不多。他要我们从图书馆帮他借学术经典和其他基础读物,没几天读完一本,还写了不少读

  书札记。对于自己的学术,他公开发表了大量反思性文章,说自己的研究有缺陷,需要“补课”。反思自己的学术,费先生说自己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文化史懂得太少,他还鼓励我们与他一起读钱穆等文化史学家的论著。

  这几天有记者问我费老为人为学的品格有怎样的特点,我说,比较感人的是他晚年政务繁忙,但还保存一种‘秀才’的感觉。他在七八十岁高龄时有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很珍惜时间,不断耕耘,有更多成就。我觉得这一点足以证明他为人为学的态度。他为人随和而敏锐,文笔清新,是我们这一代人望而不及的。他对社会科学的看法很独到,没有学匠气,他的每篇文章都有他的特点,谈起问题很随意,但是经常有闪光点。他的眼睛总是看着世界和中国,对百姓的生活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心。

  费先生刚去世。此时此刻我有许多话要说,又好像说不出太多……

  费老在90岁高龄还写文章提出“文化自觉”之说,敦促知识分子承担起历史重托,对我们的文化和世界关系的处理作出解释,对影响人类生活的自然与人二分论进行反思,对历史和社会的逻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有感于此,我于两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提到一个私下里常想的观点:“费孝通”这三个字意味着我这代人中的有良知者需要承担一种特殊的历史重量。我一直还是这么看的。

  (2005年4月28日写于费先生追悼会前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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