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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1 00:48:04
 
 
《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札记
 
 
作者:陈平原
文章来源:
浏览:555 次
 
 
 

王枫

  《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汇集了作者十四年(1982-1995)的工作
成果,带有自我总结的性质。固然,小说史只是陈平原先生已经开展
的学术工作的一个方面,此书不足以尽其所学,但将以往的成果汇总,
似乎有在此告一段落的意味。

  此外,时间跨度如此之长的研究过程也从侧面反映了八九十年代
的学术嬗变。只是这种变化在陈先生那儿体现的不是追逐潮流,而是
一位具有良好素质学者的思考———《论集》中的六部著作构成这一
思考的序列。《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集中了他在中山大学期间意气
风发的创作,似乎更直接地表达作者才情“自发”的根性,不过就思
想方法而言,尽管随处可见注重“古今”的个人特点,却并未摆脱西
方汉学界自觉提出和中国学界自觉不自觉采用的“冲击———回应”
模式(impact-respnosemodel);在随后的北大时期,陈先生致力
于中国小说自身发展的“剧情主线”(《论集》1236—1237页),因
而有中国小说转型背后“诗骚传统”和“史传传统”的精彩论述,具
体结论当然可以讨论,但思维却是值得重视的。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抛弃了才气横溢的写作风格,转而为功
力深厚的论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大量数字和图表的采
用是典型的例子。固然,量化研究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值得尊敬,但我
以为,这一转变除了北大学风的促成外,也蕴含着作者对80年代学术
普遍“失范”的忧虑。

  《中国小说史论》汇编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依然严
格遵循历史研究规范的同时,方法上趋于多样和灵活,且时有知人论
世之语。就个人而言,这是不满足于学术“只体现为‘功力’,而非
‘修养’或‘趣味’”(《论集》122页),同时,也隐含着对将“规
范”视为目的的学风的批评。

  陈平原先生对理论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在他的小说史研究
中很容易看出来。概括而言,在思路上,陈先生贯彻“传统的创造性
转化”这一观念,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移步换形”,以及西潮与
中国自身文学结构变化的“合力”;在研究框架上,依照韦勒克的设
计,陈先生一直力图“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论集》
250页),在使用文体学、叙事学、类型学、主题学等工具的同时,保
持着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视野,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出版制度和教
育史的关注,这是他研究中明显的印记。

  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中三个既相互关联,又
在方法目的上互为区别的学术分支,这一原则同样为陈先生所遵循。
因而,他决不将文学史作为某种理论的证明材料,而是强调历史研究
过程中的“理论整合”,认为“简化理论”以适应于研究对象是合理
的(《论集》1198—1199页)。如果换一种说法,则陈先生重视的是
理论中所包含的“方法”,而非“理论”本身。

  陈平原先生有两枝笔,“我宁愿把自以为精彩的人生感慨留给杂
感随笔,而在论著中保持相对严谨的学术思维”(《论集》929页)。
在他的出版物目录中,随笔集似乎并不比专著少,这自是两副笔墨。
但大而言之,二者的文字还是有一致的风格,随笔仍然是“严谨”而
理性的,论著里也不乏“精彩的人生感慨”,只是隐含在研究对象和
“学术思维”中。

  另一方面,从《论集》看,十几年间作者的述学文体从文采飞扬
渐而刊落浮华,趋于缜密简劲,变化的痕迹还是相当明显的。当然,
如果以“雅洁”的高标准衡量,并非毫发无遗憾。可以借用钱钟书的
说法,陈先生文笔所趋向的是“火焰那样的纯洁”而不是“冰雪”似
的纯洁(《林纾的翻译》中语,但不取其褒贬意),这大概是本性使
然,也许,陈先生骨子里本就有文人的成分。才情和学识需要调理,
使其两不相伤,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做得很成功。

  

  此次结集,《在东西文化碰撞中·自序》有一则新添加的“附记”,
严厉批评《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一文“语调的尖酸刻薄,对论述对
象缺乏了解之同情”(《论集》8页)。这是值得重视的文字,再典型
不过地体现了作者十多年间学术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在《林语堂与东
西方文化》中,作者对研究对象取一种过于隔膜的居高临下的态度,
比如论述林语堂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认为“没有什么独特的见
解”,“转了一圈,还是回到近代早期改良派那里去,还是中国物不
如人,可道德文章冠全球那一套。”(《论集》73页)这篇文章写于
1975年,到1996年,《轶事之外的辜鸿铭》也论述到相似的问题,但
持论与十二年前相比则截然不同,以为诸如辜鸿铭、林语堂等人“在
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
失。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我以为都是不得
要领的。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
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
(《中华读书报》1996年5月8日)毫不夸张地说,这话阐述了一个重
要的研究原则,是认同陈寅恪“具了解之同情”的历史研究立场的产
物。同时,这一修养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陈先生的学术境界。当然,
相对于其对人生体味的加深,学术上的进步反而显得次要,因为作者
始终悬的于“因器求道”。(《论集》1196页)也许,这一学术观点
的变化是个合适的例子。

  (《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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