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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1 00:46:59
 
 
《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
 
 
作者: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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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

  陈平原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六期


  去年的这个时候,北大百年庆典刚过去不久,我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既然希望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就难免一不小心触犯时忌,但这回对方反应之强烈,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更要命的是,那边四处告状,这厢竟浑然不觉,还洋洋得意,没有丝毫“防范意识”。自以为在弘扬北大光荣传统,突然间发现被指摘为“蓄意破坏”北大光辉形象。一时间风言风语,竟有长辈私下向我的朋友打听:陈平原为什么反对北大举行百年庆典?面对众多不着边际的中伤、误解与赞扬,除了苦笑,再就只能沉默了。

  其实很简单,不就是稍稍动摇了某些“权威人士”对于北大的阐释嘛,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是“异端”吧,也没必要如此“兴师问罪”。能否简单地将老校长蒋梦麟断为国民党新官僚,并抹杀其正规化教育的思路,或者北大校庆的改期到底是偶合还是有意,这些本来都是可以商量的,可对方一开始就摆出不想局限在学术领域,非要追问“居心何在”的架势。写一小文略作回应,希望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可当我遵嘱将其交给心何在”的架势。写一小文略作回应,希望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可当我遵嘱将其交给刊登批评文章的某学报时,主编忽然改变主意,说是对方有言在先,如陈某发言,将有更严厉的言辞恭候。我当然明白,追究过“用心”以后,还能使出的招数,那确实不是常人所能抵御得了的。“苦口婆心”劝说我不要申辩的主编,后来还是自食其言,再次发表没有对手的“商榷文章”。懒得与其计较,只是将当初自己压下的《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收入本书,大致表明立说的差异。

  不过,更严厉的批判终于还是来了,那便是今年第五期《中流》杂志上发表的《好一个“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此文除了帽子特吓人,还专门送达各有关领导。承蒙领导提醒,拜读之后,甚感悲哀。不考虑我的专业领域,指责我老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不提“五四爱国政治运动”,认定这是别有用心,已经让我很不服气了。更吓人的,还是下面这段罗织罪名的妙语:“许多北大校友对陈氏说的‘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表示困惑,但也有人提出:十月革命节那么伟大,现在不是不吃香了吗?提得好,提到要害处了。这就是说中共垮台了怎么办?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怎么办?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就不只是北大校庆‘再改期’的问题了,连国庆日都要改了。这确实‘危险’得很。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做学问,免不了因意见相左而与人打笔墨官司,可商榷文字,原本讲究“单打独斗”,如今对方不断变幻叙述角度,一会拉上“许多北大校友”,一会平地冒出“也有人”,最后又是“广大人民群众”,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如此泰山压顶,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本来只是讨论北大校庆为何改期,即便我的考辨失误,也不值得将区区小文跟虚拟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样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再说,依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资本主义”阶段,陈某即便有心,也无从“复辟”。至于将我和其他学者之改变“诠释框架”,说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梦寐以求的”,更至于将我和其他学者之改变“诠释框架”,说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梦寐以求的”,更像是文革中常见的“无限上纲”,与改革开放后的思想潮流似乎不太合拍。据说,类似的言论,还由某公在不少重要场合广为传播。

  承久经风雨的长辈告知,像我这样因言得罪且被强烈关注的,要是在二十年前,“早就给灭了”。如此危言,确实耸听,不由得冷汗一身。并非特别勇敢,硬要闯禁区,而是不曾意识到禁区的存在,没想到有关北大校史的考辨,竟有如此大的风险。好在校方还算开明,没有要求我去“说清楚”;要不,我怎么可能说清自己的“用心”是良好的呢?

  面对众多赞赏、商榷与中伤,我反而日渐意识到此课题的巨大潜力与思想价值。正像《辞校史专家说》中所说的,我不是站在为北大辩护的立场来审视这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的——虽然我对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之关注北大,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近年撰写现代中国学术史,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基地的大学制度。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这互相制约的三角关系,是我目前最为关注的课题。老北大因其一身三任,不只纠葛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特别适合作为我的研究个案。只要我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就难免发表与“正史”不太协调的言论,并非故作惊人语,而是立足点不一样(参见《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另外,学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不太相信二十年前的“权威”能够永远避免后来者的挑战。

  遗憾的是,眼下出版的这本小书,尚未能真正体现我的“学术野心”。这里有主客

  遗憾的是,眼下出版的这本小书,尚未能真正体现我的“学术野心”。这里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百年校庆期间,传媒的地毯式轰炸,使得北大的历史与现状广为人知,没必要再由我来饶舌。发掘众多“人所不知”的故事,并提出若干“独立不羁”的见解,需要较长时间的知识准备。而我去年刚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如今虽穷精殚虑,也不可能突飞猛进。

  在短短的一年半后推出新著,其实不是我的本意,纯粹是为了配合这套关于世界名校的丛书。我认同主事者的看法,谈“世界名校”,最好不要局限于“海外”。到目前为止,北京大学并非世界一流大学;但并非世界一流的北大,在东方文明古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种荣耀,又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丛书第一辑收入北大。经受不住出版社的再三劝说,也就只好仓促上阵了。

  好在这是一种个人化的叙述,包括对于北大传统的诠释,以及对百年庆典的若干反省;还有,就是“人在燕园”一辑所体现的,经由若干师长与这所大学结下的不解之缘。因“结缘”而带来的强烈的主观色彩以及作者身影的浮现,使得这组文章多了些激情与温馨,而相对缺少距离与冷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考察,除了凸显史家的眼光,更希望引导读者走向历史深处,思考若干重大问题。这既符合北大的特殊身份(说实在的,假如选择如此视角,北大还真是无可替代),也更能体现笔者的学术追求。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讨论北大的得失成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还涉及如何进入历史——包括研究的策略与叙述的笔调。本书最后一辑,除了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外,将其纳入此书,更想强调的是关于历史写作的思考。明眼人很容易看到从《北大旧事》、其纳入此书,更想强调的是关于历史写作的思考。明眼人很容易看到从《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到《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主编,广州出版社,1999)的内在联系。将历史研究的探索与写作方式的革新结合起来,希望兼及“文”与“学”,这是我的小小的梦想。不是专业著述,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散文随笔,而是半学术半文章,我称之为第三种笔墨。正在尝试,还不到以成败论英雄的时候,因此,也就不想多说了。

  当然,以我的“学术野心”,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就北京大学撰写沉甸甸的专著。不过,即使拟想中的“大作”得以完成,我也依旧怀念在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所品尝的刺激、困惑与烦恼,以及这两册“半文半学”的小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能够调动研究者的激情与想象力、具备许多学术生长点的好题目,即便山路崎岖,前景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尝试。

  在我从事本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得到诸多师友的激励,其中也有反对我的学术观点,但依然表示理解与支持的。自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和“东方之子”做了专访后,我收到了不少不相识的读者来信,有向我查询其曾在北大念书或工作的祖上的情况的,有以知情人身份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的,也有纠正我文章中若干细节失误的,更有撰写书评大加揄扬的。这些都让我感动,起码是意识到“吾道不孤”。时至今日,每当我到外地高校做学术演讲,总会被要求“讲讲北大”,而且每回的演讲都很成功。这当然主要归功于“北大”自身的魅力,可也与我如此投入此课题、如此认同所谓的“北大精神”,不无关系。

  最后,有一点必须说明。在“人在燕园”一辑,我选录了一则此前已经入集的短文《十年一觉》,目的是使前后的叙述更为流畅,也让读者略为知晓我的燕园生活。小小私心,敬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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