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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1 00:42:52
 
 
多事不过陈平原
 
 
作者:陈平原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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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不过陈平原

周义

印象中,陈平原是颇为“多事”的人,“事”,倒不一定是那种“是是非非”的“事”,而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的“事”。想一想,多少年来,平原君给我们找了多少事啊!但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些事,十有八九还真给他闹成了。闹出名堂、闹成气候了。说“闹”,也许又有些不雅驯,须知,我这里是《费曼先生,别闹了》的那个“闹”的意思。当然也还是亏了他的“闹”,陈平原要从此不“闹”,学界不免会寂寞,想一想吧,从80年代中期起,陈平原与钱理群、黄子平诸君便曾大“闹”出手,祭出了一个什么“中国20世纪文学”的名堂,好家伙,一时轩然大波,引起诸路好汉的万丈豪情,家家昆山之玉,人人灵蛇之珠,陈更从此云帆沧海,一发而不可收,多年来文武昆乱,计有:重建学术规范、千古文人侠客梦、学者的人间情怀、从文学史入学术史、关于北大校庆日的考证、触摸历史,凡此等等,或震动一时,或余韵悠悠,或独树一帜,或此呼彼应,皆是在学界掀起了阵阵风沙、片片涟漪。据陈君的学生们(如余杰在《冰与火·先生意气》中)说,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即是“好玩儿”,奈何,奈何?

手边新拿到一册此君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看一看书名,翻一翻目录,不觉哑然,转而一想,却也并非无理,倒像是风雨兼程行色匆匆的陈先生……

从书名看,陈此书应是谈“文学史”,然而目录翻开,却是赫然的“三位一体”:文学史、小说史、学术史。虽然名目不错(第一辑,文学史叩问;第二辑,小说史叙述;第三辑,大学史寻踪),然而陈把不相干学科的论文集于一册,会不会是时下流行的做法——戏不够,龙套凑?这种“拼贴”之法,近年来使无数英雄折了腰。然而,了解陈平原多年来的学术思路,就明白陈的这种编纂是有充分必要的。陈治学本就有些不拘一格,这大约有两方面缘故:一是好玩;二是融会的必要。“好玩”的背后其实是陈的“人间情怀”。陈,当下文界之一大伤心人也,寻往探胜、存幽继绝,从其学术史研究中尤其斑斑可考,因之行文处时见侠骨柔肠,从鲁迅处得深峻,从胡适处得温婉,从章太炎得激切,从苏曼殊得绚烂瑰丽……近读其在《文汇读书周报》所写《掬水集之八》,对日本学者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为“悲凉之书”别有会心,称叹不已,大约即是浇到自己心中磊块。“融会的必要”,盖由于百年文学史本就新旧杂陈、中西合璧、文武并施、学文共济,故治此一段雨雪阴晴者,非得有点出经入史,融会百家,昆乱不挡的本事。多年来陈也就是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而万变不离其宗地过来的。客观上文学史的“形成”就有这些“建构”,故治之者理应也得有这些“建构”,故今我等欲了解其这一段心路历程,也就得知道这些“建构”。套一个时髦的词,这是陈的“谱系”,但它首先是从时代的“谱系”过来的。

“文学史叩问”,特别显出陈为人的笃厚迂执,为把“中国20世纪文学”说法落实而非流为口号,陈至今仍在此一隅“挖山不止”,而当年的响者云集今已大半走散。在此一辑里,陈从文化背景探讨文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从历史角度追溯其建树历程,引鲁迅、王瑶等对文学史的经典研究,以证先哲在此已有不凡成就;并旁溢至海外今古,以求打通治此一段文学史的眼界思路。《鲁迅》一章尤见烟水迷离之至,既层层拨开鲁迅治文学史的种种缘与无缘,备具“温情与敬意”;又似在昭示一种文学史著述的新体例。我总觉得,在对于文学史学科的看法上,陈似有某种“症候”(阿尔都塞),一方面力陈在新语境中文学史学科建立的合法性,另方面又对“文章流别”式的中国特色的消解退却,有种“无可奈何花落去”式的眷恋。陈看鲁迅多,“中间物情结”不免上身、上手。

小说史本为百年文学史之重头戏,陈更将其文学史功底,训练“搏兔”于此,除《科普》、《武侠》、《雅俗》诸章不免令我咨嗟外,其他,尤其《关于苏曼殊小说》,堪称全书之华彩乐章。上述三章虽学术其里,而且显示韦伯式的敏锐细腻的社会学视角外,毕竟在文学史研究传统中出现这样的主题,不异空谷足音。虽然陈说得热烈,“闹”得起劲儿,还一反惯常地配了大量图画,以求尽力“触摸”历史,但总还是给人体例不纯之感。不过陈主观上若是欲以此作一种文体“实验”,则也无可厚非。《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类型特征》就很“好玩儿”,兴高采烈而不失精到,百年文学史写作终已进入微观层次,其间尤以采叙事学视角,辨析类型的微别,给人印象深刻。陈并无标榜“中国叙事学”,而中国叙事学在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已起碇,此处乃驾轻就熟,牛刀小试。清末民初言情小说实为小说史、白话文学史转折之一大关捩,今人津津“五四”而忽此,有似扪毛而未入骨。

看陈平原之大学史,予谓一词足以当之曰:孤军深入。大抵做学问者,不可不深,不可太深。不深者,所谓肤浅;太深者,不免孤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独;春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的孤独;以及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之树灰色的浮士德式的孤独。平庸如我辈,作学问不喜欢太热闹,却也受不得太冷清,无人喝彩。倒不为虚荣,而是不免缺少自信,跑出来这么远了,四顾无侣,不免悲从中来,念天地,伤来者,且不知其社会价值当几何?悲剧在于,这辈子在作下辈子的事,绝学可悲,孤学亦可悲。寅恪大师犹有“吾侪所学关天意”的自信,可这陈平原,所为何事来?相当一段时间,翻来覆去,我找不出他对这大学史的笃厚兴趣来自哪里。一般迹象却也明显,比如为北大百年校庆。但我总不信这样的原因会驱使他如此投入,缒险凿幽。我们读《气球、学堂、报章》、《中国大学百年》等带浓郁考据意味的文章,不禁感慨系之: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如陈之专业就是治中国教育史,则也不奇怪,虽然他在此一域的积累与卓识也足令人惊叹,但在我看,陈于此毕竟是反串,而执着如此岂非走火入魔?原因何在?表面看,迷恋,无可救药的迷恋,陈所患乃真学者所易犯的“爱智癖”,但求真、知而无功利。鲁迅曾说:“盖仅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尔时之科学名家,无不如是,……试察所仪,岂在实利哉?”。陈本“多事”而“贪玩”,大易坠此魔道。然而鲁迅又说:“故人有谓知识的事业,当与道德力分者,此其说为不真,使诚脱是力之鞭策而惟知识是依,则所营为,特可悯者耳,……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科学史教篇》)其实往深层看,陈的“好玩”,表面现象也,同许多大家,迷恋背后有大情怀,如一粒“铜豌豆”。还是那个余杰,在评价陈独秀作文字学研究时,有一句话搔到痒处:“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但知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决非偶然。”(《火与冰》第236页)

陈在与本书颉颃上下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已呈本领域研究的王者相,本书《中国大学百年》诸篇颇具形上意味,它从横向(发达国家)、纵向(中国传统),这一比较教育的框架中映照今后教育路径,其“问题意识”之沉痛剀切,其应对思路之登高望远,比之今日“应试”、“素质”之腾嚣众口,实胜出多多。陈是从学术史、学制史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的艰辛历程,述往事思来者。举世滔滔,陈却在此灯火阑珊处布下一旅哀兵,因为教育本是最能观察文化症结之所。陈在《中国大学百年》中说:“也只有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里,有些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百年中国大学,值得说的,实在太多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学术课题的‘大学’,不仅仅属于高教科研所,而是属于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陈之多事,一至于斯!

陈在《后记》中好意告诉我们:“不妨以泰然、坦然心境去迎接新世纪的太阳”。说一说罢了,有他陈平原君终日忙碌在前,恐怕我们总会有事要做,闲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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