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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0 23:17:09
 
 
咀嚼痛苦
读钱理群《拒绝遗忘》
 
 
作者:钱理群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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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遗忘”?我们会遗忘什么?钱理群在《拒绝遗忘》一书中给我们的答案是两个字:苦难。他在自序的开头这样说自己,他“一生目睹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曾经在“血水里浴过”,“碱水里煮过”,“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共同煎熬过的”。这样令人刻骨铭心的苦难本应是每一个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人牢记在心,不应该轻易遗忘的。然而,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血腥气逝去还不遥远,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有的人却已经对此“遗忘”殆尽,甚至还有些喜欢起来。这是令人感到十分惊诧的。

  “说到中国的‘文革’,山崎女士(指日本著名作家《华丽家族》的作者山崎丰子)也极痛心,她说,中国的‘文革’就象日本挨的原子弹,对人民都是一场大灾难。我说,中国的‘文革’可和日本挨的原子弹不太一样,‘文革’是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其实中国人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任何别的国家,老百姓完全是无辜的,‘文革’对中国是一场无妄之灾。而日本人挨了原子弹,却要思考思考自己在别国的领土上先干了些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在你头上扔原子弹。这二个问题不搞清楚,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步!”(张贤亮《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说“老百姓完全是无辜的”,说“是一场无妄之灾”,这就把造成“文革”这一不亚于挨原子弹的人类的大灾难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既然都是“无辜”的,那我还反省什么,还有什么好反省好忏悔的。于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受难者的控诉,少有行暴者的忏悔,这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都是“无辜”的,我也是“无辜”的,那还记着干嘛?1994年河北省丰润县大令公庄部分村民,在村委会选举时因按自己意愿投了票而遭打击报复。经新华社记者报道后,引起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7年过去了,事情并未解决。村民们被告知:“打,是过去的事,现在又不疼了。再告,也没什么好下场。”(2001年11月19日《湖州日报》新华社石家庄11月18日电《七年上诉冤屈未伸张》)是啊,苦难都是“过去的事,现在又不疼了”,但是“过去的事”“不疼了”,就可以忘记了吗?“过去的事”,真的过去了吗?过去的苦难,真的永远地过去了吗?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啊,山崎丰子看中国的“文革”一针见血,看得很清楚,“中国的‘文革’就象日本挨的原子弹,对人民都是一场大灾难。”同样,张贤亮看日本的挨原子弹也是一针见血,看得非常清楚,“日本人挨了原子弹,却要思考思考自己在别国的领土上先干了些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在你头上扔原子弹。这二个问题不搞清楚,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步!”那么,轮到看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一下子就糊涂了呢?对“文革”,我们每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人,都应该作深刻的反思和反省,即使是自己从没有行过暴的人。因为在别人行暴时,“又有几个人表示过哪怕最起码的愤怒与抗争”?“文革”时,国人都对别人做了些什么事?这二个问题不搞清楚,中国人也永远不会进步!对这一点,钱理群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的,他认识到自己没行暴,但并不意味着他自身的完全清白,并不意味着自身的“完全无辜”。他说“我自己不也在另外的场合下,自觉、不自觉地对他人施暴并对他人加于我的屈辱屈从、隐忍了么?”(《真的人和真的杂文》)苦难不应该被当作荣耀而受到颂扬、顶礼膜拜;苦难也不应该被当作“无妄之灾”而受到遗忘遗弃;苦难,更不应该被当作禁地加以封存,任其麻木生锈!

  为什么要“拒绝遗忘”?为什么要“拒绝遗忘”苦难?

  原因很简单,几乎人人皆知:遗忘苦难,就是对历史的愚弄和背叛,而对历史的愚弄和背叛的族类,就有可能反过来被历史所愚弄,相同的苦难将再次降临人间。“受到惩罚的民族并不会自动走向成熟。如果我们仍然沉湎于青春期的狂梦与焦躁中,不敢正视青春的‘可怕’,我们的灾难就不仅是长不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疯狂还会以另一种形式莅临我们的国土,那位101中学美术教师(指1968年8月18日第一个死在手下的陈宝坤老师)的阴魂就会继续逼迫我们每一个人——多做做这样的‘噩梦’可能没有坏处。”(《青春是可怕的》)“更无情的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会遗传,历史有时也会重复,‘五四’以后曾把它叫作‘故鬼重来’。说句老实话,我现在感到忧惧不安的,正是这‘重来’。历史仿佛已经开始‘循环’:我们现在又处于历史的转折、过渡时期,各种选择的互相争论已经到处可以听到了。……知识分子互相残杀的历史会不会重演呢?”(《由历史引出的隐忧》)“最近一段时间,我一面作着中国现代化思想、文化史、文学史的研究,一面时时陷入‘历史循环’的恐怖中:于是,经常作关于未来的‘噩梦’。……我们把那十年(文化大革命)叫作文化浩劫:如果不把中国知识分子及中国民族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彻底拔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类似的文化浩劫是会重来的。”(《反思三题》)在此,钱理群一再地担忧、担心历史的重来,一再地做历史重来的噩梦,完全是出于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的苦难的深切同情,这种大慈大善大悲悯之心,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和仿效么?

  然而,我们国人又有几个还记得那些真正的苦难呢?中国人,向来标榜是善于记忆的民族,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也许,个人是善于记忆的,而作为中国人的集体——整个中华民族——就不那么善于记忆。失忆症,常常在中国人身上集体发生。

  我们为什么会遗忘曾经的苦难?

  遗忘的原因无外乎这样几种:一是我们本身的记性太差,把刚刚经历的苦难马上就遗忘了;二是我们经历了惨不忍睹的苦难之后,一时没能用笔记下这苦难,天长日久,假以时日,自然就忘记了;三是我们经历了苦难后,自身想把这苦难诉诸笔端,公之于世,但由于外部的原因使得我们不能这样做,是我们本身失去了言说权和反思权,由此我们产生了遗忘。对此,钱理群告诉我们:“且看看在历史提供的同等机会面前,当世界各国都在乘机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将本国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推向新的水平时,我们在干什么吧。首先,总是有人跑出来设置种种的‘禁区’,这也‘不准’讨论,那也‘不准’描写,又规定无数清规戒律。说穿了,无非是将反思历史的权利垄断在少数人手里,一切由他们作出结论,思想家、文学家的任务仅仅在于用逻辑的推理与形象的描写来证明先验的结论的正确。……结果怎样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的‘抗战文学’里只有一片颂歌,根本不敢触及战争中的矛盾、苦难,更谈不上深刻的反思;标志着殖民主义政策破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文字仍然高唱最肤浅的凯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过去了,我们的文学除了歌颂斗争的胜利,就是停留于感伤的悲叹。”(《反思三题》)这种种的“禁区”,这一个个“不准”,这“无数的清规戒律”,就是剥夺人们自由的言说权和反思权啊,这就是在做给苦难涂脂抹粉或把苦难冷冻深藏的工作,让苦难在人们面前或改头换面,或消失得无影无踪。

  “‘写’(说)即是‘记住’这场历史与现实的悲剧;‘不写’(不说)则意味着‘忘却’。‘写’(说)与‘不写’(不说)的困惑中暗含着‘记住’与‘忘却’的二难选择。……历代的统治者也企图在这种‘忘却’中逃脱历史的罪责,他们总是以强权千方百计地强迫人们忘却。”(《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强迫人们忘却”,原来正是他们(行暴者)想“逃脱历史的罪责”的一种惯用手段。于是,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由于习惯的奴性,由于“陷入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与‘存在就是合理’的历史观”,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了官(权力)的“帮忙”与“帮闲”——做了“为处于胜利地位的新王朝大唱赞歌的‘皇家史官’”,完全地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当钱理群反思出这样的结论时,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并长久地陷入了痛苦的自责之中:我们自称历史唯物主义者,为什么竟连司马迁为历史的失败者——项羽写本记的‘胆识’都没有了呢?”

  在“强权”面前,苦难的被“遗忘”简直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仅如此,苦难还不会被彻底遗忘。因为我们毕竟还拥有以“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为主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鲁迅、顾准(我觉得钱理群也是当之无愧的一个)等。最令人可怕的是,我们对未成年的孩子的教育中,对苦难的有意无意的回避。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被选进了小学语文教材。原作写鸭妈妈孵“丑小鸭”都孵得“不耐烦”了,她看着这个丑陋的“大个子”,觉得他“不正常”,当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对他喊:“让猫抓走你吧,你这个丑八怪”的时候,鸭妈妈终于下决心驱逐他了,她说:“你最好走得远远的吧!”显然,在大师的笔下,鸭妈妈并不是一个死心塌地地爱着自己孵出的这个“异类”的伟大母亲。而我们的教材根本无视这原作对鸭妈妈这一角色的定位,一相情愿地改写成了“丑小鸭来到世界上,除了鸭妈妈疼爱他,谁都欺负他……”在此,改写者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也许正相反),不愿让涉世未深的孩童看到人世的种种苦难。然而,苦难是这样如影随形地追击着我们,我们不直面它,又怎能迎击它?(参见张丽均《孩子们绕开了什么》2002、2月上半月《深圳青年》)改写者这样做,从另一角度看,就是在回避苦难,给苦难作淡化处理,不让孩子们看到“鸭妈妈”(母亲)的真相,从而在孩子们心中给“母亲”套上崇高、伟大的神圣光圈。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鸵鸟式的软弱行动,苦难,并不会因为我们不正视它不面对它就会自动地消失。苦难,一旦让它在我们的教育中消失,苦难的遗忘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我觉得1949年以来许多失误可能弥补,但有两个大的失误却是很难弥补的。一个是人口问题……其次就是教育问题。”“为什么我要将精力转移到自己不是内行的教育上来呢?因为研究来研究去,我对以前所做的那些‘学术’绝望了,觉得没意思。但又不愿绝望,剩下只有为孩子们做做事。我认为本世纪以来我们犯了两个大错误……这就是人口和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我是最基层的一位教育工作者,读到钱理群这样的肺腑之言时,不由得热泪盈眶,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教育的失误中,其中就有这样一条:我们失去了对苦难教育的权力!我们的教育,回避了真正的苦难!由此,造成了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包括普通国民)“下一代不知道上一代的思考,后代人否定前代人,每一代都从零开始!”(宋永毅语)这样一个可悲的局面!“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这是鲁迅说中国文艺的话。但我想,我们(中小学)教育中的回避苦难,也是我们“不敢正视人生”,采取“瞒和骗”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吧!如此“不敢正视人生”,如此“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会有怎样的结果呢?读者诸君想来也是明白的吧!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拒绝遗忘”呢?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记住苦难呢?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做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战士——勇敢地直面现实,直视苦难,咀嚼痛苦——舔着伤口,让创伤慢慢愈合。何谓“精神界战士”?精神界战士,就是像鲁迅一样的真的知识分子。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欢愉”。他们“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鲁迅《关于知识阶级》)无疑,钱理群是自觉地向鲁迅这样的精神界战士靠拢的。“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同道者’的寻求”。钱理群读摩罗的《耻辱者手记》时,还不知道摩罗的本名是什么,却为之作序,并欣喜地坦言,摩罗是“‘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者。我想,在他靠拢和寻求“精神界战士”的过程中,他本身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界战士”!

  做一名精神界战士,无疑是孤独、寂寞和绝望的。因为中国人(当然包括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习惯于被奴役,奴性深深地植入国民的国民性中。而精神界战士,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没有丝毫的奴性,就是“具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意志”,就是“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立场”。他们是醒着的真的人,因此也就特别敏锐地感觉痛苦——被奴役的痛苦。中国的苦难特别深重,中国人的苦难亦特别深重。醒着的真的人,怎能不感觉特别的痛苦呢?他们因看透而绝望,“首先看清社会、历史、人性的一切都是不完满、有缺陷的;其次充分认识自我的局限,也即自己掌握命运的有限,既破除了对自我的种种迷信、幻想与神话”(《野草》里的哲学思想)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都作了无情的批判,使之种种神话破灭。但是,绝望并不意味着虚无幻灭。绝望着,同时又希望着,“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为可为,向前的走去”(许广平语)。

  咀嚼痛苦,但这种痛苦不是“一己的悲欢”,而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民族、大众、他人、以至人类、世界、宇宙的‘大关怀、大悲悯’基础上的‘大孤独、大寂寞、大绝望”!

  咀嚼痛苦,就是“把所经历的苦难转化为精神的资源”(《带着血蒸气的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为我的精神兄长而写》)的工作,钱理群及他的同道们做的这种工作,无疑是十分有用的,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钱理群自称是“为后代人真正的学术创造提供一些基础性的真实材料与历史当事人的总结”)值得我们永远珍藏于心。这工作,做得很及时,因为苦难很容易被遗忘,而且“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的因子。只有我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苦难”(摩罗语)。咀嚼痛苦,就是对苦难的反思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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