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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0 18:15:30
 
 
杨念群:学术空间与权力话语
 
 
作者:杨念群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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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学术空间与权力话语

       现在回想起来,《读书》1995年刊载的文章中,最具有争议性的文字可能属于(第十期)那篇寻找思想史失踪者的\"寻人启事\"。其满纸寻人不见的惆怅悲凉与余晖唱晚式的一咏三叹,犹如一首悲弦绝唱。文字中流露出的无边落寞,萧萧悲鸣之气颇可撩拨起1968年这代人的怀旧心绪。文中极具象征意味的核心词语\"民间思想村落\"在形式描述上被神秘地隐喻为一座思想黑洞,其幽深难测恰可对应于现实世界的浅薄与苍白。由此找寻那一代人的思想踪迹顿时被衬托为一种神圣的冒险之旅。可是,当围观者读罢那寻人启事,若暂时略去那文字的华美,却又分明能感觉到张榜人内心的仿惶与不自信,行文中标示出的思想宝藏图给寻踪者的承诺未必不是一场所罗门式的古典探宝神话,因为就\"老三届\"们当时拥有的知识资源与接 受条件而言,所谓\"民间思想村落\"作为神秘之旅的终点,恰恰只能体现出一种相当形式化的象征意义,即他们脱离主流话语不认同于当时体制控制的边缘角色。也正是从这点出发,张榜者刻意把这种形式用爆炸式语言相当精致地包装成了一种颇有审美震撼力,却又多少有那么点做作的苍凉。这从寻踪者那悲怆索怀前不见古人,后未见来者的仰天独鸣之态,以及自我塑造为独行快式的形象设计中可以明显感觉出来,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在意寻踪者们在怀旧的同时,如王朔们粪土当年文化人那样地贬斥着自己的同类,以致有意无意变成了伐剿地位本已弱小的知识人的同谋。我所关心的是民间思想群落作为象征符号是否只能被设计为一种以个体对抗体制的外在仪式,其边缘状态所体现出的思想与普遍意义(非历史意义)上的学术体制的疏离是一种历史偶合还是一种历史必然。换言之,思想产生的渠道一定表现为个体灵魂的受难群像,还是有可能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体制的集体操作形式相协调? 
    
       中国近几年的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现象,以前一阵有关思想和学术分合关系的争论为例,寻找思想失踪者的张榜人在为个体思想群落趋于灭绝而叹惜惆怅的同时,自己恰恰是自觉经过体制化训导而又是在大学里占有一席职位的一分子;而不懈追求体制内的学术规范化的首倡者之一尽管在此之前也受过体制内学术的训练,却恰恰在当时是以文化个体的体制外身份和立场对思想失范加以点评的。如果舍弃形式化的判断,从本质而言,这两类人又均属于某种边缘人,他们拥有自己一套颇为独立的价值观念与评判标准,不追随意识形态的潮起潮落。可他们又明明是学术体制运作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尽管体制的影响对其而言有可能只具备形式的意义,这明显反映出了转型期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独特景观。 
    
       如何透视这一现象,简略点说,居于\"民间思想村落\"内的个人未必如浮萍般被想像为散落飘零于真空之中,他们同样可以介人体制化的知识长流中获取与形式化的群落形态并非冲突的思
    
       想资源,这些资源有别于权力话语支配下的内容。也就是说,\"民间思想村落\"采取的形式完全有可能与学术体制内的知识话语的内容相协调,这是其一。其二,思想寻踪者们显然是把自己当作硕果仅存的思想余数来加以自诩的,其回眸往昔时的故事叙述又是明显把\"民间思想群落\"和体制内的知识生产对立了起来,但就其学术经历和现任职称而言,他显然又是站在现行体制内的立足点上发言,这一矛盾形象本身就说明思想产生的能力与体制内知识话语的形成并非毫不相关,关键的问题乃是,知识生产的相对自主能力如何转化成一种个体思想的判断资源而不是一种权力话语支配的外在力量。
    
       不能否认,学术体制对知识生产过程的形塑历来具有强大的支配作用。《现代中国》(Mthern China)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美国学者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Marks)撰写的题为\"中国学领域中的国家\"的长文,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中话语权力的支配问题作了很有兴味的分析。这篇文章处理的并非是美国的中国学四十年来如何建构中国史的解释框架,而是审视学术社区如何制约和影响知识范式的生产过程。作者认为,库恩所提出的\"范式\"这一概念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构成的问题,也是一个知识如何嵌入科学社区的问题。接受范式的那些人为知识和财力所支撑,不接受者则被从社区中排除出去,思想的力量不能与强制他们接受的制度力量分离开来。有关中国领域研究的争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权力或思想连贯性问题,而是这些意念丛如何与学术社团功能相联系的问题。比如柯文曾提出,\"冲击一回应\"解释模式背后的现代化理论支持就与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需要密切相关,是符合美国政治、军事、经济干预亚洲的意识形态架构的。按照库恩的说法,范式不仅是与思想系统有关,而且也与学术社区的工作有关,要理解范式的意义,人们不仅要注意思想理念的构成,而且要关注\"团体结构和认知一致性\"的关系,学术社区的功能决定范式是否被采纳,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社会科学范式的变化不是从对原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异常\"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产生出来,而是源于世界的危机,社会科学理论一般均产生于危机时代,很少是正常情况下的产物。自然科学范式的实施多少由科学家团体本身来承担,而社会科学理论家往往在国家领域中寻求庇护人,或通过如大学、杂志、专业协会和基金会等学术制度实施范式,范式的问题已不只是知识权力的问题,而且是实施权力的问题。对于战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作者特意使用了一个字\"圈地\"(enclestlre来加以形容,其意是说,中国学研究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理论总体框架下的一个分支,成为解释美国国际关系角色的一个注脚。这基本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影响提供了\"圈地\"的理论基础;二是40年代福特基金会的重组为学术\"圈地\"提供了外部财政的资助;三是50年代至60年代大学的扩展提供了设备和人员的基地。这种国家。基金会和大学的互动造成了相对隔离于社会的\"学术事业\",如\"亚洲研究协会\"(AAS)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成为学术圈地的有效工具。\"圈地\"所造就的学术机构会控制其目标和防止研究的偏向行为。
    
       社会科学的范式不仅从制度中获取权力,而且也与基本的主导社会思想相符合。作者特意研究了60年代施坚雅教授代表的以研究中国地方市场模式为特征的中国学流派,是如何通过体制化的运作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科学模式\"的。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科学界在范式运作时把市场社会理论作为行为与思想的整体预设前提也就不足为怪了。而这种预设又使许多其他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理论被视为非法,美国的一些基金会组织并非仅仅垄断学术研究,而且也要求在价值、程序目标和指导者与学生的关系模式方面建基于美国国家与军事需要的基础之上,一小批人往往垄断研究经费,只同意探讨那些在支配性权力范围内的项目。
    
       文章的结论是,一种范式或观念不能仅仅通过思想的力量支配中国研究领域。它必须进人学术市场,但由于它被传播和购买,因此没有绝对自由意义上的学术市场,只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作者认为,也并非没有散布于主流支配之外的个体性挑战,只是这种挑战很难在制度意义上对支配性范式构成威胁。 
    
        这篇文章本身内涵着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那就是思想批判与知识增长的制度化过程是否绝对处于互斥的状态。换个角度说,思想是否能成功地回避学术制度内任何权力话语的支配。从历史k看,思想与体制的分合关系确是颇有曲折可述,如长于思辨的德意志人在17世纪的宫廷文化时期就纷纷鄙薄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作用,莱布尼兹、莱辛等人一度纷纷舍之而去,然而18世纪学术体制却又成为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哲学的温床。比如著名的哈勒大学就成为理性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大本营,在这一过程中当然出现了~些插曲,如卢梭提倡的自然主义精神对古典理性主义的反叛是不受制度化权威束缚的,这与其意识到体制有可能压抑个体存在的先觉有关,但思想运作的总趋向毕竟随科层制的强化终被纳人了理性化的制度轨道。同样不容否认,19世纪以后的思想大师们均少有逾出这种理性塑造程序的,可他们最终仍成为卓尔不群的思想巨人。由此我们会感知,体制对思想在形式上有限定并非具有绝对负面的意义,因为它可能具有促进知识积累与增长的中介作用;反之,知识积累一旦形成权力话语,同样可能阻断非体系范式的思想向外传播的途径。在上述文章的末尾,作者提出的解决体制与思想自由矛盾的方案是:多元主义应该被制度化,垄断则会被摧毁,也许在这种条件下,学术社区接受思想是因其有力和唯美,而非因它们是制度所兜售的某种范式,这一切的运作仍是在学术体制的范围内得以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体制并不完善,思想余数们仍有被迫向边缘的可能,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仅仅以此为托词去无奈地感叹思想的流失,而不去参与重构那理性发展与知识积累所赖以依存的形式空间。 
    
        这篇文章给我们的另一启示是,中国民间思想界要想与世界对话,并非要回避和排斥学术制度的形式化建构,或者把个人认知与制度建设对立起来,而是要力争在体系内部建立自身有别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知识传承方式和自律品格,这是提倡学术规范的真实目的。与此同时,知识生产在取得相对自律品格之后,仍可能受某类知识社区中定向霸权的支配。民间话语也仍有可能在现代知识机器的轮盘赌中输尽其浪漫的玄想。即便如此,我们仍应从知识构成与话语支配的类型及内容着手来判定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现象,并使之与意识形态系统界分开来,而不是全盘抹杀由知识积累达致的学术成果和方法。学术自律的暂时缺乏并不意味着所有学术社区都会成为腌制霸权标本的酱缸,或意味着我们必须返璞归真于秘密结社式的思想群落状态中去讨生活。 
    
        回到原来的话题,也许我们不必过于认真地对待这张张贴已久的寻人启事,因为它本就拒绝讨论知识的产生及其类型,而仅仅只是在追踪个人选择的身份和态度。这里边昭示的问题是:思想群落在形式上对学术秩序的拒斤是一种无奈抑或是一种自觉?如果说1968年的学术秩序尚不足以骄傲地自诩为拥有严格意义上的规范,\"68年人\"对其拒斥尚可视为一种无奈的话,那么,高考恢复后对体制的进人与认同恐怕只能以自觉投人来加以说明,否则,寻人启事张榜者在体制内的学术履历恐怕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它喻示着知识范式在体系内的积累与个体思想的自觉形构之间会产生互动格局,并为思想超升提供潜在的导引作用。其影响方式有时并非体现于具体的某个大学、研究所或某类基金会,而是作为一种\"实践与信念的整体\"(ensemNe of Practicesand beliefs)而存在着,它可能是文化垃圾处理站,也可能是知识精品廊。你对此可以褒,可以贬,可你就是不能提起自己的头学术规范·97·发吊出这个现实怪物的影响之外。这也许就是20世纪思想界的悲剧抑或喜剧?即如众口皆誉的顾准先生,如当时有良好的学术体系以为支撑和丰富的知识增长以资参照,其作品的学术价值或许会更大于目前的精神象征意义,这绝不是对历史人物的苛求。因此,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改造而非拒斥似乎并非是一种让思想缴械投降的逃兵策略,而是真正富有建设性的选择。
    
       于脆点说,所谓\"民间思想村落\"的故事无异于精心构设的成人童话,它如一抹抛送给西下斜阳的叹惜,又如废墟中的挽歌,美则美矣,可人如果总在这种诅咒现实的炙热激情中生活,我不知这种仿古式的猎奇之旅到底能走多远。正因这则\"寻人启事\"的描述并没有批判性地反思过1968年民间群落到底拥有多少知识前提,而只是用小说家语言把它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文学现象加以叙述,结果,文学语言形塑的群落形象反而会在当代知识爆炸面前显出自己无骨的苍白。 
    
        终于,思想寻踪就这样被诠释为形式美的追踪,变成了对逝去如斯的历史遗迹的迷恋。可是如果我们不从\"思想者\"的思想前提本身人手去寻绎历史的真正价值,那么其形式化的东西之真正意义何在也是令人怀疑的,正如我在以往的讨论中所言,\"思想\"与\"学术\"的分野互动不宜放在一种形式化的浪漫描述中加以定位,以至于把\"思想\"(自由个体空间)与\"学术\"(压抑性群体空间)作为对峙的两极加以文学性的褒贬。
    
     (原载《读书》  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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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鱼爱源
--  发布时间:2004-1-8 23: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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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朱学勤
    
       治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笔下为某一个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为某一类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我自进入思想史这一行当,始终有一个古怪的寻踪癖,想寻找一群还活着的人,二十年前他们有过一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大陆思想史。我曾希望这群人能站着进入思想史,或许能改变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横躺着的先逝者的沉闷格局。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感觉自己之所以进入思想史,而不是历史学的其它门类,就是为了寻踪他们而来。  
    
       一九六八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高中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些人称为\"思想型\",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
    
       那时我才小学毕业,只能守候在弄堂口等候两个在重点中学的大龄伙伴黄昏回家,给我讲述当天在他们校园内发生的思潮辩论,或者是那些有思想色彩无具体派性的大字报。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后来我那种对思辨生活的偏好。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九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围。一九七二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气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候,用我后来的体悟,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今天想来,当时是以旺盛的体力、贫弱的学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争论,而且还属于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既觉得可笑,也留有一分怀念。我开始熟悉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名字,不是在大学讲堂,竟是在那种时候,肯定有浅陋误读之处。然而事后回忆虽然有点可笑,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能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就算不错了。  
    
       从\"民间思想村落\"出来后,我始终摆脱不了当时那些业余状态下的精神记忆。这些记忆成为某种剩余意识,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学院生活对我而言,就好象进入一道四则运算,思想意识大多被整合归位,但是最后还剩下一些因素,通过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尽,成了一些除不尽的\"余数\"。这些小数点后的余数,时时作祟,既是烦恼,却也造成一些别样的情怀。我相信,当年那种业余状态下的思想生活里有必须掏洗的东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不必抛弃。知识与思想的传统是必须尊重的,轻易否定自己的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前人,哪怕是半截子前人,都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我所经历的一九六八年人\"民间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转眼即逝,也不该美化。但是有一教育史的发展趋势却可注意,也不限于哪一年代哪一国度;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批量化复制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往往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稍有性情者,无论是在哪所院校,都会感到是生活在\"三闾大学\",\"一地鸡毛\"。每年的这种时候,我会更加怀念当年散播在乡野小城的那些\"民间思想村落\"。身陷大学环境,理应充分尊重知识传承,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另一份同样充分的对知识体制化毒素的警惕与抵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难均衡健康地发展。  
    
       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后我在学术领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没有寻找到当年那些不计功名纯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他们不知道到那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再也找不到了。一九九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集一批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老三届写稿,出版《苦难与风流》一书。我把自己那篇回忆老三届的文章写成了一篇\"寻人启示\"--  
    
       我始终在寻找他们,该不会烟飞灰灭?我读《枫》,枫说他们已去;我读《伤痕》,伤痕里没有他们的印迹;我读《蹉跎岁月》,那里面只有飘浮的枝叶。我还是贴一张寻人启示吧,或许他们中会有人路过,能够辨认出自己昔日的足迹?  
    
       --你们大多毕业于重点中学,那时重点中学的熏染,胜过今天的研究生毕业。从此你们关心精神事件,胜过关心生活事件。即使在一九六八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那是\"蹉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类书!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一九七五年以前,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择了文科院校--
    
        后来呢,被专业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还是被某一档职称腌制在某一层书橱里?  
    
       早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前,你们已经在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在思考的问题。即使在获得这一身份之后,你们选择的课题也应与早年的问题相距不远。你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这是你们的命运,注定你们不可能雷同上下两代人。前十年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问题,更遗忘勇气。你们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学院里的学理,不应是用来换取学位的,那是同辈牺牲近百人才换来你一个人的思考机会与发言权力。  
    
       \"寻人启示\"寄托了我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寻找那些游弋于体制内外尚未除尽的\"余数\",却苦寻不遇的心结。他们理应还活着,之所以隐匿不见,是不是也因为功名利禄的腐蚀才失踪了呢?\"民间思想村落\"移植进大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与正规的研究条件,这是天大的幸运。但是,一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就直奔学术身份的前程,在接受知识传承的同时,精神灵魂被知识的体制化毒素吞噬,被高高低低的职称\"腌制\"在高高低低的书橱里--如果真是这样,灵魂被\"除\"尽,一点\"余数\"都未留下,我敢说,那就是一代人买椟还珠的悲剧。  
    
       没有一个人来揭下这份\"寻人启示\"。不过,我内心对\"六八年人\"的感谢与期待还是没有熄灭。我既对他们失望,又对他们怀有旧情,甚至有一种欠债感。如果说我进入学术生活以后,在近代思想史专业领域内还能作点工作,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当年那些游荡在学院大墙外的孤魂野鬼。在我给大学生记述书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罗列的讲义,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此,他们使我能从血肉中感觉得到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史,什么是三流教授为换取职称而编制的印刷垃圾。 
    
       欠债感一直延伸到一九九三年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我打破那类出版物序言的写作惯例,写完向导师致谢的一节后,又另辟一节交代论文的最早\"灵感\"来源,是在进入学院生活以前那段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的思想经历--十几年前\"六八年人\"对我的那场思想启蒙: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一九六八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法国人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无论他们走到那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一九六八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的思想命运。就我而言,一九六八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中国的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历史实在残酷。\"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数后来是牺牲了,或者说是被消耗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进入学术环境,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六八年问题。也许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然而也可能因为这一点,我的思考显得格外拖累:既要延续六八年的思考,又要避免对法国革命的穿凿附会;既要尽可能客观清理从启蒙到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思潮源流,又要为我下一步研究把重心移到中国留下足够的发展脉络;既要坚持法国大革命中高昂的价值理性,又要批判这一价值理性越位逾格所造成的负面灾祸。这三层拖累,尤其是最后一层拖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六八年人\"来说,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代价。在本书写作最痛苦、最动感情、又最需要克制感情的日子里,我给友人写信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 
    
       ……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历史无情,埋没多少先我而知者?天网有疏,间漏一二如我后知者。先知觉后知,是谓启蒙;后知续先知,勉为继承。谨以我绵薄之作,敬献顾准先生在天之灵;同时,亦以此敬献我同时代人中的启蒙者、牺牲者,也算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报答。  
    
       我的论文答辩主持人在看到这一序言后,约我面谈了一次。那次谈话开始时,我还有点忐忑不安。不料老人开口竟说,我关于六八年人的记述打动了他,使他知道了当初在牛棚里尚无法知道的情况。听完老人的那一席话,我极感意外,同时也自觉惭愧。我们自己敝帚不珍,就在上一代人好不容易开始理解我们当年的思想经历时,\"六八年人\"自己却正在走向消失。珍惜这一经历的当事人一个一个少下去,理解这一经历的老一辈学者却可能一个一个多起来。这不也是思想史,而且是以现在进行时态在当下发生着的活生生的思想史?  
    
       就在我几乎对自己这一代人失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故事。一九九四年春节,上海发起邀请全国灯谜大赛,电视台录象向全市转播。荧屏一闪,突然出现了一个我打听了十二年也不知下落的朋友的面容。我赶紧去比赛地点找人,一问,却是刚走一天。几天后,我把这场寻友不遇的感受,写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版上:  
    
       自从离开了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还值得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昏暗的铁路铁轨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唯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我自以为我所有的写作就是为了我的同代人,但是我的同代人大都离我而去。我只能放弃希望,放弃寻找。  
    
       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些年越炒越热的\"知青热\"、\"老三届热\",未必能揭示当年另一批人的精神追求;而确实参加过\"六八年思潮\"的人,也参与了这种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精神轨迹的庸俗合唱;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鸡毛\"的伴奏下,满脸油汗地高唱着自己的\"劫后辉煌\",却把当年真正可贵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脑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面对这幅图画,我只能背过脸去。  
    
       我曾想挣扎,最后为自己这一代辩护一次。但是,底气越来越弱,声音越来越轻,终于被内心另一种声音压了下去: 
    
       思想史上以一九六八年命名的那一页精彩记录,逐渐受潮瘫软,发黄变质。时至今日,它已经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城市这个硕大无比的废纸篓。大多数人进入了灰色的小官吏、小职员状态,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给予补偿。由于具备底层的生活经验,洞悉明察社会结构及其组织细胞的各种缝隙,内心深处又解除了当年那种虚假道德束缚,\"六八年人\"将游刃有余地穿插于各种结构的缝隙,从中渔利。新一代社会中坚也许就会这样形成。  
    
       新一代社会中坚是灰色的,这是因为\"六八年人\"的内心世界有过一场灰质化裂变。那场裂变不知道是那一天发生,但是却可以看见那股世故而又狡猾的灰色一天天从里向外泛出来。当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转化为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源,而是转化为在社会层面上夺取权力资源与生活资源的世俗经验。我们的内心已经结痂成茧,外伤变为内伤,很不透明,甚至难以射进阳光。如果说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历史大限,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大限,就停留在这里。  
    
       \"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已经死亡。  
    
       赋予我们精神生命的那块思想文化土壤,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给予最善意的估价,只有十七年的积累,太疲乏,太浅薄。尽管我们当时读了一点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能起作用的毕竟有限。更何况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与十七年政治文化在某一方面是同属一脉,后者是前者的遥远后裔。由此,这一代人精神短命的内在原因,还在于当年我们吞下的精神面包既有营养也有毒素,我们只坚持其营养的一面,拒绝反刍其有害的一面。 
    
       对这一代精神生命的否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向下突破,返归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这一代人中已经有不少人这样做了。还有一种是向上突破,脱胎换骨,更换精神血型,走出另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到目前为止,我只在一个人的作品里看到有后一种希望,那就是张承志。他欲以笔为旗,只身面对当今虚无主义思潮的十面埋伏。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同时也担心他拒绝淘洗昔日的精神资源,恐难有效拒抗虚无主义?如果笔管里流动的是\"六八年人\"的旧式理想,那么下一代自然会问,这样以笔为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我敬重他的孤胆英雄气,以目相送,看他在荒芜英雄路上逐渐远去。  
    
       正在消逝的一九六八年思想群落,后来据我了解,当年在北京有过更为自觉的思考。在内地其它省会级城市,也有过零零散散的村落。于此相应,一九六八年的大陆,还出现过一些半地下的文学群落,如以食指为代表以北岛、芒克等人为主将的白洋淀村落。他们都是这一代精神生命的\"根\",至少是\"根\"之一,比来自西方的\"符号根\"更有泥土气息。文学群落比思想群落幸运,从白洋淀村落到朦胧诗,从朦胧诗到崛起的诗群,再到今日之先锋作家,这条线索始终未断,而且顽强发展,结成了正果。这些年来,一部分文学史家正在紧紧追踪这一线索,一些冠以\"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的出版物正在公开发行;大学课堂已经开始讲授有关这一现象的文学史篇章;不定哪一年,不定哪个文学博士会以此课题很严肃地拿到一个很滑稽的博士学位,那时食指和他的伙伴们肯定还活着,读到这一新闻,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相形之下,一九六八年民间思想界的\"食指群\",则令人感慨。也许\"思想食指\"比\"文学食指\"所需要的外界环境更为宽松?也许是\"思想食指\"必须先指向自己,对其内部的精神淘洗要求特别苛刻?总之,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许是所有的环节都出了问题,一群\"思想食指\"刚刚拱出大地,一阵暴风雨袭来,很快就夭折了。他们没有结成正果,至今还处在失踪状态……  
    
       我含恨怀念我们的\"食指群\"。恨意难消,却还是想追赠他们一个集体知识分子的职称。不管当年他们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也不管现在是局长,还是股票炒手,那种业余状态下的精神生活,相比新科举制下现在那些功名在身吞吞吐吐的青年教授,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却又比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只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如其它类型其它辈份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教授生命上,也是短命的一代。大多数人未老先衰,提前进入暮年状态。就外部环境之恶劣,人们应该原谅,说一声:\"可惜\";就内心状态之残破,后人再厚道,至少也能说一声:\"可悲\"。有人说,历史的苦难总是能换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底气说这句话。更多的可能是,历史苦难积累起来的思想史资源,在起飞之前就已经堕落,进入了一种令人难堪的流产状态。 
    
       一部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罗曼·罗兰说,三十岁--有人才开始,有人已经死了,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故而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一环一环向上螺旋发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不看今朝!  
    
       与历史学的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余数\"?它既然能暗杀像顾准那样大的\"余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炬点燃,那就不难暗杀散播在民间村落更为幼小的零散余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曾壮过多少人读史之后的胆气?然而我怕读也恨读的,就是这一熟句。是无边落木陪衬着不尽长江,还是不尽长江流淌着无边落木?两边来回读,怎么读都令人黯然神伤。还是翻过来读,才像一个暗杀者每天都在逃离作案现场,慌不择路,夜奔前程的连续记录!
    
       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哥德诗云:\"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是的,这是我的烦恼。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 雪窦寺下山后为回应\"知青热\"、\"老三届热\"而作  
    
     (原载《读书》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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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鱼爱源
--  发布时间:2004-1-8 23: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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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民间思想的坚守
    
     钱理群
    
       两年前,读到朱学勤先生发表在《读书》上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时,我和作者一样\"怦然心动\",并且\"潸然泪下\":我们同时想起了当年的那间\"小屋\"。--尽管此时我在北京,他仍居山中,彼此已相距千里万里……这精神兄弟间的心灵感应,正形成于那样的时代,非亲历者不会有,也难以理解;而竟能如此完整地保留至今,这又是让我们感到自慰,因此而格外珍惜的。
    
       朱先生在文章中所提到的\"民间思想村落\",我想,在本世纪的中国,大概出现过两次,而具体背景、情境、命运却大不相同。第一次出现在五四前后,现在已经进入正史:毛泽东等的\"新民学会\",周恩来等的\"觉悟社\",恽代英等的\"互助社\"……,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视为\"民间思想村落\",他们处身于那么一个时代大转变、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先是在民间进行自由的阅读与思考,然后生逢其时地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社会革命中,把他们的思考转化为思想文化,以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变革实践,而最终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及他们自身的地位。而在随之建立起来的高度统一与集中的国家体制内,也有过重建\"民间思想村落\"的努力--例如一九五六年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江苏的\"探索者\"等等,但都被\"反右\"风暴扫荡以尽。再经过历次运动,民间思考甚至于停止了。--少数人体制外的思考自然是存在的,但在我们这里却只有个别的\"点\",而形不成连续的历史线索,这与几乎处于同一状态下的苏联大不相同:应该正视这一事实,并加以反省。
    
       在我看来,真正的民间思考的恢复,以及再建\"民间思想村落\"的努力,是在文革的后期,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再也不能不面对现实了,当理想的面纱脱落,露出狰狞面目时,怀疑开始并且逐日增长了。于是,体制之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就由少数先驱者发展到相当的范围:不仅是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顾准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有一定知识的工人、农民,甚至还包括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党的各级干部,以及邓小平、张闻天这样的高级领导人物--现在已经传为历史佳话的邓小平在江西田间小道上的思考,当时也属于民间思考的范围。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几乎是全民性的民间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为以后的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开端的思想解放运动,以至整个中国的改革运动,作了思想的准备,以至骨干力量的集结与训练准备的。要真正认识与理解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其实是应该溯源到这一时期的民间思考的。
    
       我想,也许只有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比较清晰地看出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自发建立起来的或大或小,或显或隐,或严密或松散的\"民间思想村落\"的特点(包括局限)与意义。尽管无法获得具体的统计数字,但这样的\"村落\"散布得很广,却是可以肯定的。篮子在书中的第一部分\"流逝的音符\"中的回忆,就足以说明,文化革命的风暴确实已经深入到中国内地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使最不易变动的、中国社会的基础也发生了动荡,建立了各色名目的\"群众组织\",展开了可谓生死的搏斗,历来与历史无缘的\"圈外人\",例如作者写到的那位剪刀社的\"一丁\",现在也卷入了历史的旋涡,连篮子自己,这样一个本已生活在下层社会的未成年的孩子,也被由居住在遥远的北京的\"领袖\"所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驱赶,被迫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领教\"公社书记的\\\'杀威棒\\\'\",并因此由于生活本身的教育而加入到前述决定以后中国命运的民间思考的历史潮流之中。作者笔下的那个在自己的墓碑上赫然刻着\"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几个大字的\"默默无闻的生者与逝者\"的故事,正是表明了,这一民间思考的历史潮流是怎样唤醒与震撼着中国社会底层的心灵世界的。
    
       在这样的社会、思想基础上,由思考者的聚合而导致\"民间思想村落\"的产生,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而在文革那样的特殊条件下,像贵州安顺(今天的人们只知道它是拥有龙宫、黄果树的旅游胜地)这样的\"天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反而是更便于自由思考的。因此,篮子在《剪不断的思恋》等文章里所回忆的那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思想的群体,是可以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民间思想村落\"的一个典型来加以解剖的。根据作者提供的材料(包括作为\"附录\"的当年的部分手稿),以及我自己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亲身体验,我想,或许可以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在保留下来的篮子一九七四年与他的朋友的通信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中国人民无疑地在等待着一个巨大而翻天复(覆)地的变革。他们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失望,进而……。
    
       我想,这样的变革,是需要我们来推动的。领导亿万人民群众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而掀起一个波澜状(壮)阔的运动,这需要一个指导思想的理论,我们还做得不够,我们所拥有的还远远赶不上这种革命的需要,我们还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所有人的经验,学习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我们要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给以活的灵魂,这是我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太重大了!
    
       它需要我们--若干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去合力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是光荣的,艰险的!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坚实的(地)踏上去吧!\"--这封信几乎是可以视为一篇宣言书的;它表明,这群人的聚合是有着自觉的历史意识的,他们的民间思考也是有着明确的方向的,即是要为必然(也必须)到来的中国思想与社会的历史性大变动作思想的准备,铸造新的理论武器。这其实正是在历史大变动的前夕,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正在作为被\"全面专政\"的对象,而受到全面的打击,而在残酷的迫害下,特别是长期的\"思想改造\"的结果,知识分子自身也正处于整体性的萎缩状态,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都不可能自觉地担负起实际上已经成熟的这样的历史使命。
    
       当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个体,仍然有一些人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成为我们所说的\"民间思考\"中的重要力量,并且在以后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及改革潮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必须看到并给予充分估价的。但在当时的\"专政\"条件下,他们的这种思考只能在个体的闭门反思的秘密状态下进行,不可能进行思想的交流,更无以形成群体性的\"思想村落\",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成为\"民间思考\"潮流的中坚力量。于是,只能由像篮子这样的半大孩子来作出\"这样的变革,(由)我们来推动\"的历史性的承担。这眼光,历史自觉性,以及勇气,都令人感佩;但另一方面,又确实是勉为其难的。据我所知,当年的\"民间思想村落\"的主体部分,都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下乡之前,他们是或红小兵,回城以后又当了工人、民办教师等),学历最高的也只是高中毕业,篮子本人就是个初中生,还有些朋友只读完了小学(少数\"村落\"以文革时期的大学生为主,文化程度要高些);同时,在这样的\"村落\"中,也常有少数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参加,起着\"老师\"作用,当时年轻朋友都称我为\"钱师\",大概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吧,其实我也是三十岁刚刚出头。这样的成员结构就决定了这些民间思考者纵然有使命感,却难以克服先天的不足。首先显然是知识的缺陷,而当时实行的思想文化的封闭政策,即使想自学,也几乎无书可读,读书的范围就不得不主要集中在,特别是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方面,在此之外,世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新发展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很多问题只能自己在黑暗中摸索,而贵州安顺地区本身文化的落后,更对我们这个小群体形成了一种限制。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尽管经过文革的教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却没有从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所形成的奴隶思想状态中根本解放出来,我自己更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处在\"老师\"的地位上,这些自我思想的局限就大大限制了整个\"村落思考\"的深度(以致方向),这是我至今仍感歉意的。
    
       今天,重读当年幸存下来的某些思想成果,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在一个大的思想框架下思考,例如针对文革\"全面专政\"理论对\"民主\"的根本否定,我们煞费苦心地从列宁后期思想中挖掘出关于\"专政本身就包含着民主\"的命题,然后小心翼翼地进行论证与阐述。那时候,不用说突破,连思想上的任何一点小小的推进,都要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与激烈的争论。这种半是奴隶、半是挣扎的思考,是今天的年轻的读者难以理解的。他们看到这本书附录的当年的手稿,定会觉得陈旧而新意无多;作为当事人,只能报以苦笑: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最初那怕很小的一步,也是艰难的。从根柢上说,这是一群\"非知识分子\"(或谓\"明天的知识分子\")在肩负时代已经提出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为社会大变动融铸理论武器\"的任务。在知识分子被迫整体缺席的情况下,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人毅然挑起重任,以体制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这无论如何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的。但提出的理论任务本身与担当者的实际理论能力的巨大差异,也同时决定了文革后期的这一次\"民间思想村落\"的思考,\"只能是一种不足月的精神分娩,一次走不到头的精神漂流\",\"他们思考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价值意义\"--我完全同意作者在\"后记\"里所作的这一说来不免沉重的估价。我想补充的是,正因为这是一次\"不足月的精神分娩\",以后中国终于发生的社会大变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改革开放\"运动,也就先天地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缺憾,这是改革开放中产生的许多弊端的深层次的原因之一。而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缺席,也造成了在承担历史提出的\"铸造理论武器,提供精神资源\"任务时,总是处于被动无力的地位。偿还这一历史的欠账,今天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任务,而且是愈加迫切的。当新的历史转机出现时,这些\"民间思想村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像当年五四时期的那些年轻人一样,朋友们都迫不及待地投身于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革实践中去。在我看来,这终于到来的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既是自上而下在体制内进行的改革开放,同时又存在着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的推进运动。
    
       开始阶段这两方面都是相当活跃的,\"村落\"的朋友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并且都有出色的表现。但这也只是一个短暂的辉煌,很快就有了不同的命运。
    
       少数人,像我似的,实现了由边地向(政治、思想、文化)中心的转移,并且被大学体制所接纳,成了专业的研究者,因此得以继续当年的思考,并将其转化为学术。
    
       但当年的民间经历与体验已经渗入灵魂,就像朱学勤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这些记忆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或者说总还保留着某种民间野性,而对知识体制化毒素怀有警惕与近乎本能的抵制,并转化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于是我把自己定位为\"学院里的精神流浪汉\",并曾在一篇文章里表达了\"哪里也不是灵魂的安置(更不用说安息)处\"的无所归依的漂泊感。而另一些以篮子为代表的朋友,几经挣扎,又回到了生息之地,并且重新散落于民间。这或许就是朱学勤先生所说的\"思想者的失踪\"吧。但这也只是\"学院中人\"的一种观察,于实际恐怕是有些隔的。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故乡道上\"是作者关于他的生活与思想的记述,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某些真实状况。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些当年唯有使命感,而将个人置之度外的年轻人,现在回到了个人日常生活中,如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人到中年,\"开始相妻课子,米盐琐屑,兢兢业业的过起日子来了\"(《平庸是什么》)。而且发现了并且品味着人的日常生活的美来,试读收入本书中的(《独托幽岩展素心》、《石头的灵性》、《古道精魂》诸篇,就可以感受到养花、赏石、漫步古驿道中浓郁的诗情与诗意,这里也同样有一种作者所说的\"在心灵的撞击下被发现、被领悟到的精神\"(《古道精魂》),不能不加分析地贬之为\"玩物丧志\"。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从当年梦幻中的英雄人生到今天脚踏实地的平凡人生,正是人日趋成熟的表现。而由此获得的普通百姓的眼光,平常心,则是更为可贵的。
    
       自然,正像学院体制存在着\"毒素\"一样,日常生活也存在着消磨人的意志的因素,需要警觉。于是又有了平凡人生中的\"文化(精神)坚守\"。篮子与他的朋友在作好本职工作之余,又办起了专营学术书、文学书的书店,还主持了一张小报的副刊,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中,流露出的惨淡经营的一番苦心,是令人感动的。
    
       的确,这里已不再有当年\"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领导潮流\"的壮志与豪情,只有\"服务乡梓,为后人留下一点文化种子\"的拳拳之心,还有与滔滔商潮中的一片作微弱抗争的\"小小野心\",不可否认,也怀有作者自己所说的\"聊作无益(或无害有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的落寞与无奈。但这绝不是后退,而是固守中的实在与坚持。中国的真实的(而非梦幻中的)思想文化建设,实赖于这种精神的发扬。
    
       于是还有认真、严肃的思考,这就是书中谈论顾炎武、陈寅恪、顾准……的文章,以及一些已刊与未刊的手稿:关于十月革命,关于列宁的后期思想,关于德波林学派,关于毛泽东,关于--当年的思考仍然在继续,又有了新的发现与新的深入;不必讳言,也显示出更大的局限。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限制了作者的视野,而陷于物欲横流的世界包围中的精神孤岛的生存环境,更是使作者的思考无法深入。
    
       这都是当今中国民间思想者的局限,更是他们弥足珍贵的价值所在。这就是说,今天的篮子们几乎又重复了当年的命运:思考的精神意义仍然超过了价值的意义。
    
       面对这样的事实,面对付出与收获的不成比例,心情不能不是沉重的。但我却要向我的这些苦斗着的精神兄弟表示更大的敬意。或者说,我更要强调他们这些民间思想者的存在本身,对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不可忽视与抹煞的价值。
    
       这也可以说是我切身的体验。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谈到,我的学术研究是不能离开我的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精神兄弟的,他们对我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精神的支持与监督,他们既是我的写作也即精神对话的主要对象,而且也是我的思想、灵感的一个来源,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心灵感应\",往往书信里、电话中的片言只语,就达到了精神的沟通,甚至会唤起新的想像力。我由此而想到了学院的专业研究与民间的业余研究的关系与作用。对于一个民族思想、学术的发展,一般说来,前者往往是(但不总是)主力军,而后者则是基础与后盾。而二者的界限又不是绝对的,是可以(必须)互相交流与转换的。不能想像,没有(或缺乏)广大而深厚的民间思考与业余研究,形不成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缺少源源不断的思想与人才的后盾,学院的专业研究,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与学术,能够得到持续、健全而有力的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篮子们在比我们这些学院的思想者艰难、恶劣得多的环境里的思想、文化的坚守,是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的。另一方面,民间思考尽管存在着前文所提到的局限;但它不以发表为目的的特色,又使其在思考的自由度与可能出现的深度方面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想想当年顾准的笔记吧。昨天与今天民间思想的矿藏恐怕都存在着有待挖掘的潜力,还会因某种机缘而对未来中国产生影响也说不定。
    
       想起了篮子在收入书中的一篇文章里的自我定位。这是对我的一篇倾诉\"漂泊者\"的困惑的短文的回应;他提出,\"漂泊者\"之外,还有乡土的\"困守者\"。与漂泊者的离去\"通常所获得的成功相比,困守只有无言的艰辛和默默的忍耐\",\"困守者从来都是以集体的方式,别无选择,无可违拗地进入命运预定的角色。当他们习以为常,不声不响地辗转于那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的艰苦与繁巨、沉重与压抑、痛苦与失望、庸俗和琐碎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沉着与平静,是怎样的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啊!\"\"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沉强固的存在基础,最悠久绵长的成长根须\"。这就是说,篮子们这些精神的\"困守者\"是在与中国大地的\"困守者\",生于斯、耕耘于斯、死于斯的普通百姓合为一体中,获得自己的生命意义的。这正是民间思想者的本质与价值所在,篮子说:\"这是一种无言的伟大,卑俗的崇高\"--那么,他当年的英雄气概依旧,不过已经转化为\"无言\"、\"卑俗\"与\"寻常\"了;我的精神兄弟成熟了。
    
       我静静地笑着。
    
     (原载《读书》1998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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