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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20 17:46:59
 
 
致中国思想及其思想者——端午节之思
 
 
作者:庄朝晖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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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端午节,这两天一些思想占据了我的心,通过我的意识和指头键击的输入,在网络公共领域上言谈着自己。以下分为“变局”、“出路”、“展开”和“铸钟”四个部分。

变局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文明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1]。西方诸国,承载着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历史传承,以发达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作为现实背景,以鸦片和战舰作为武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以一种强烈的形象,从此进入大部分中国人的视野。
  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接受过佛教文明。然而,佛教文明是以一种和平友好的方式进入中国。对于佛教进入中国,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2]“汉明帝夜间梦见神人,身带金光,第二天他问群臣,这是什么神?有位叫傅毅的人说,我听说天竺有得道者,名佛,能飞,您梦见的就是这位神了。于是汉明帝遣使者张骞、秦景等十二人,到大月支国去抄取佛经四十二章。”这一传说,或许难以证实,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佛教文明是以极其和平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到了今天,中国佛教已经是世界佛教的中心了,佛教文明已经成为中国思想不可分离之一部分。
  对比鲜明的是,西方文明,特别是其中的希腊文明,初次进入中国人的视域,却是带着如此蛮不讲理、暴力的特征。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中华文明,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对于西方文明,当时的中国人或可说是“爱恨交加”,既痛恨他的侵略特征,又无奈于强势文明不学不行。“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许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文本流落。这或许已经决定了,中国人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可能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来进行:愤恨、功利、片面、激进、崇拜、极端、摇摆、反复、疑惑、享乐、虚无。

出路
  1898年10月,严复在《与吴汝纶书》中写道:“且今日之变,固与前者五胡、五代,后之元与国朝大异,何则?此之文物逊我,而今彼之治学胜我故耳,然则三百年以往中国之所固有而所望以徐而修明者孑遗耗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复每念此言,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姑为先生发此愤俳而已。”
  面对着“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到了五四时期,中国学者或许可以分出三类:一类学者是对西方文明有实践层面的了解,如鲁迅、胡适等。相较而言,或许他们倒是对中国文明有更深入的了解;一类学者对于中国文明有较深入和同情之了解,如王国维等;另一类学者是对西方文明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中国文明也有十分同情之理解,如严复等。
第一类学者提出“全盘西化论”,极端批判中国传统文明,甚至有些人使用汉字提议废弃汉字;第二类学者心忧国学,欲说却无语凝噎,郁郁于心;第三类学者主张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精华为一炉,各取所长为我所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类学者在当时赢得了学生与公众的拥护,夺得了话语权。是呀,在一个激昂的时代,激昂的声音总是更容易被我们激昂的内心所注意。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死前一天,王国维留下一封遗书,开头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对于王国维自沉之因,众说纷纭。另一国学大师陈寅恪评论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窃以为,陈寅恪先生此语切中根底。
……
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回顾历史,一个人,越来越清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他,就是严复先生。对严复先生有更多的了解,对这位思想巨人,我就有更多的敬佩。
[3]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接受了严格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回国后,严复致力于海军教育事业,但一直得不到当时掌权的洋务派的重用。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战败深深地刺激了严复,他以深邃的西学素养,连续发表政论文章,倡新叛旧,尊民贬君,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同时,他翻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其后,他又陆续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孟德斯鸠的《法意》等,首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体现了严复在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因此,他对中国故有文化倾注对了深厚的情感和期望。直到临终,他在遗嘱中尚称:“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复兴充满了信心。
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从经济学、法学、政治哲学到逻辑哲学,严复先生可称为当时第一人。即使到了今天,严复先生对西方文明的理解深度,我们又有几人能及呢?然而,也正是翻译了《天演论》的严复先生,在他老人家耳顺之年发起建立了孔教会,并对西学有所批判。他批判激进道路,他批判军国主义[4]:“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他为辜鸿铭辩护[4]:“辜鸿铭议论稍为惊俗,然亦不无理想,不可抹杀。渠生平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极以为然”。他赞扬孔孟之道[4]:“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武器,发掘淘练而已!”,作《保教余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读经当积极提倡》等。
对此,自以为真理在胸的学者们大可一言以蔽之:“老糊涂了”,或者客气点借用西方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先生在郎官巷去世,只次女严谬送终。严复先生在遗嘱中写道[5]:“(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5]晚年,祖父(注:严复)的心情趋向沉寂,苦闷的时候,甚至对他自己那番伟大的文笔生涯,也起了有何价值的怀疑。他说:“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不独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四顾,亦自觉其无谓。”
呜呼!先知们的命运,大抵如此,复有何言!

展开
风雨之间,时光走到了今天。沧海桑田,世事变幻不可谓不大,然而从思想史来看,我们面对的问题,与百年前的学者,并没有多少变化。甚至,我们对于问题的看法,与百年前似乎也没有多少进步。
80年代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书名为《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在该书负有吸引读者重任的内容提要里,作者写道[4]:“然而,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既是滋养他成长的摇篮,又是笼罩他墓地上空的阴霾。”由此,可见作者的主观心态,也可管窥当时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近几年的中国大地,学者们关于“国学”与“西学”的争论也是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台”。部分极端者,仍旧持有“国学就是好”或者“西学就是好”这样盲目非理性的信仰。有的人一听到“国学”,必欲骂之而后快。有的人一听到“西学”,必欲放大他的种种缺陷而甘心。相较而言,似乎“西学”的声音较高。毕竟,对于科学与市场,我们已经身在其中。
此类口水战可以休矣!我们不妨假设我们是旁观者,在面前一边放着“中国文明”,一边放着“西方文明”,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国思想?”。中国文明,曾经滋养了一个伟大的民族,曾经养育过一位东方巨人。而西方文明,支撑着当代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又以其反思能力带有内在的纠错机制。对于未来的可能,我们一无所知。在当下,我们的答案说来很简单:“不拘一物,各取所长。”然而做起来却一点不简单,当面临具体选择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哪种文明是更适合的呢?而面对具体问题时的选择,或许才具有辩论价值罢。

在,我们还可以把视域放得更广阔。正如同开头所说,佛教文明,作为一种外来文明,已经进入中华儿女的骨髓,已经成为中国思想里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另外,这百年来,基督徒和基督学者以实践行动或理论言说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推广着基督教和基督精神。其后正是另一种文明,希伯来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并存:佛教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中国思想,作为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思想,现在正处于四大文明的交汇激荡之中。所谓的中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且将会更多包含四大文明。,已经成为四大文明的熔炉。
放眼世界,这一类的场所并不多。西方人因为他们的强势文明,对于其他文明还没有投以更多的注意。历史轮回,或许这一幕在未来也将承受后人的批评,正如同明末西方人利玛窦对我们的批评[1]:“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它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有些学者不免会问,这些文明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当代,西方学者亨廷顿写作《文明的冲突》。依我浅见,标题就有问题。文明之间,往往并不会冲突,冲突的其实是人。有了人,就有了利益。有了利益,就有人以文明为名谋个人之私。而作为文明本身,他们的内在并不具有紧张的冲突关系,更不是“不共戴天”的关系。事实上,他们往往关注不同的层面,也正因此他们具有良好的互补性。至于这里面详细的互补性研究,或许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甚至用几代人的时间来部分完成。以下,从个人观点,举些例子简要说之。
对于科学主义,对于极端信仰科学者,不妨仍旧使用希腊文明的理性精神来反思。事实上,对于科学的功能、局限等反思,西方学者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倒是在中华大地上,移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却没有移植更根本的逻格斯精神,更没有移植“爱智慧”之精神。在国内高校,我们并不鲜见,科技研究能力,代替了以前的八股文考试,成为不少学者进入官场的敲门砖。正如数学大师丘成桐所说[6]:“中国的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如此的急功近利,导致了学术的功利、无价值,并且在更深的层面很可能会浪费国家的学术拨款、浪费纳税人的钱,延缓甚至阻止中国科技进入世界一流水平。
,的建设还可以加强。在文革时期,尊贵如刘少奇主席,头顶宪法也逃不过被批斗殴打的悲惨结局。[7]从中国文化来说,以前并没有西方那种神圣的传统,法律是政府用来对付人民的,是一种刑罚,做错了就可以抓人罚人,但反过来,如果执法者不在场,人民就常常随便来,没有警察马上不守规则,有了警察还可以通融走后门,与执法的人搞好关系,可以做不合法的事,这就是中国的问题。而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认为法律是上帝给予的,是上帝创造宇宙的自然法律,所有人间的法律都是从自然法引伸出来的,这个法律的神圣性是被肯定的。这正是希伯来文明,对于建设的可能启示。
对于孔孟之道,有些学者看到就喜欢踩上两脚,似乎不批不足以平民愤。这些学者看到“中庸之道”,就会联想到 “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的荒谬正如同,把“希伯来文明”等同于“异端裁判”,把“希腊文明”等同于“科学主义”。事实上,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经深入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深入我们每个家庭,深入我们每个社区,提醒着我们做人要“温良敦厚”。在制度之外,中华文明正可以构成我们同质的文化认同。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严复先生的话,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已经带有疯狂消费的特征。我们疯狂地追逐着各种欲望,以为欲望的满足能够给我们快乐。然而,放纵的背后是更彻底的虚无。对于过分物欲的放下,对于心理的分析,对于精神方面的安祥,毫无疑问,佛教文明,将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撼和最后的安祥。

铸钟

  佛教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这四大文明,正在中华大地这熔炉里,交汇激荡。作为成品的中国思想,将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强度,激撞出黄钟大吕之声,响彻地球村的角落,为我们带来不可遏抑的欢乐的颂歌。
“欢乐啊,群神的美丽的火花,
来自极乐世界的姑娘,
天仙啊,我们意气风发,
走出你的神圣的殿堂。
无情的时尚隔开了大家,
靠你的魔力重新聚齐;
在你温柔的羽翼之下,
人人都彼此结为兄弟。”
在当下熔铸的时刻,我听到席勒在《大钟歌》(1799)[8]里唱道:“
我看到白泡浮上表面;
好啦!铜块已经熔解。
让我们放进一些草碱,
就能促使浇铸加快。
 这个混合的溶浆,
 也要把浮泡撇光,
用纯粹的金属铸成,
钟声就会嘹亮而清纯。

(全文完)

  谨以此文敬献给佛教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及世界各大文明!敬献给过去的思想者!敬献给现在的思想者!敬献给未来的思想者!

2005年6月11日端午节气管炎中

参考文献:
1、 孙邦华,西潮冲击下晚清士大夫的变局观,《二十一世纪》二○○一年六月号 第六十五期
2、 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严复简介,严复先生网上纪念馆,http://cn.netor.com/m/box200003/m494.asp?BoardID=494
4、 陈越光,陈小雅编著,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 严停云,《吾祖严复的一生》,严复先生网上纪念馆
6、 陈颖慈,《北大清华令人灰心!数学大师丘成桐点破中国学术死穴》,网文
7、 麻天祥、梁燕城,《禅与基督教的对话》,网文
8、 席勒著,钱春绮译,《席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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