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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7-12 11:15:50
 
 
当前我国公共话语中的正义论争
 
 
作者:刘 伟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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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首先说明的是,本文标题中的“正义”一词,意非“正义的”性质界定,而是指“与正义有关的”意思。之所以采取了这种容易引起歧义的表达方式,是因为笔者尚未找到其他更为确切的汉语组合。解释这一点同时意在说明,本文的中心议题是从正义的角度评说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现象与相关的话语论争。而之所以标注“正义”之名,是考虑到:到目前为止,直接以“正义”之名来系统反思并批判我们面对的这个社会的讨论还很稀少。希望本篇导论性文章能够引起各位读者的兴趣,并参与到有关正义问题的讨论中来。

当然,谈论当前中国社会的正义问题有相当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仅来自于当前中国社会自身的极端复杂性;也来自于各认识主体对正义的理解分歧而造成的正义话语的争论;与此同时,这一话题的相当敏感性也为这种探讨增加了难以摆脱的束缚:笔者认为,这种敏感性并不仅仅来自于它对有关方面现有状态合法性的怀疑和冲击,更来自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无知和不能理性探讨的倾向,同时也来自于人们在讨论这一主题时一直显得不够直接和集中——这又无疑地增加了整理这些话语的难度,同时也使对当前中国正义状况的概括充满了全面性上的风险。对此,笔者深表警惕。因而本文的宗旨便不得不再次声明:本文旨在引出有关正义的基本问题,所作的分析只能是一己的偏见,希望诸位读者从这些问题出发比较明确集中地探讨这一主题。

众所周知,正义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个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对于这一带有根本性价值的命题,我们的思索显得过于薄弱而苍白。目前,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往往是法律公正,起点平等,分配公正以及社会道德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显得尤为急切,也是正义诉求的应有之义,但在对正义问题的全面哲学思考方面,我们的话语圈显然做得不够。以中文文献为例,目前为止以“正义”为标题的书籍,真正的理论思考特别是带有哲学气质的思考,主要还是西语资源的翻译品,比如罗尔斯、桑德尔、洛齐克等人的著作。笔者在北大图书馆检索时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以“正义”为关键词搜索书目,除十余本翻译品之外,只有五本左右的中文著作是关注当前社会的正义状况的,但就是这种关注也只是从法律、意识形态和社会现象的层面出发的。中文资源中直接从哲学层面全面深入探讨正义问题的著作,笔者只见到两本:《正义的两面》(香港:燕继伟 著)与《正义及其相关问题》(戴华 主编),其他的都是对古文经典的释义之作,已与正义论题无关。

对上述情况的解释可以有四:1,公共话语圈对正义问题的思索不足说明,正义的诉求已不再急切,因而不成为问题,这显然与当前社会的事实不符;2,话语圈基本上廓清了正义的问题,对此问题已形成基本的共识,因而较少争论,这也与当前话语圈的现状不符;3,人们不愿意探讨这一话题,或者因为其敏感性,或者因为探讨这一问题的艰难——这反映了当前话语圈的部分事实,但也不能完全这么看;4,因而只有第四种解释,有关方面在搁置这一争论,不管是官方的“不争论”方针,还是先把经济发展下去再说的各派理论,都试图在回避更为深广的价值争论。

具体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正义问题所作的评说和行为往往带着一己的直觉和冲动,而缺少对一个转型社会的理性思考,同时也使得渐进地促进社会各方面正义状况的改善显得尤为困难。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正义问题,我们的智慧和思索实在是太少了,因为我们都把太多的精力和热情放在我们个人或团体所属的狭隘的生存处境中,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还很少从信仰层面,政治合法性层面,社会哲学层面来考虑并表达我们这个社会的正义问题,即使有考虑的,但也因为各种原因很少有机会对此问题予以坦率的表达。而在已有的有限智慧中,精英层,包括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经济精英,真正关注此问题的又比较少。他们在不质疑自己行为本身是否合乎正义或者是否有利于促进正义的前提下为发展神话添砖加瓦,他们以为社会就会在这种增长中顺利前进。因而我们不得不说,正义,在我们的时代多少是缺席的。正如我们目前的改革主要还是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改革一样,我们的思考更多的是求新,而较少地关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我们生存处境的正义问题。但同时也不能否认,虽然我们当前所处社会从信仰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到个体交往层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正义缺席,但从官方意识形态,学术语言到一般社会思潮直到民间话语,部分对正义的表达和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的追问一直在进行,但表达而出的话语实在是太有限了,其影响力也更有限。
所有这些,都使这一主题具有了讨论的价值。

一 正义之名与正义之实——中国语境中正义之内涵

讨论正义问题,首先要做的是为正义正名。

何为正义?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其具体内容随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但其包含着的基本精神具有相通之处。以中国为例,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实在是个暧昧不明的概念。从这个词语本身来看,古典文献中的“正义”是指正确和标准的释义之意,而无现代性的公正、公义之意。可以说,正义作为具有现代性内涵的名词,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因而单从话语本身来看,它是一个舶来品。但因为正义诉求于人类生存的共通性,更因自共产主义运动以来社会正义(公正)目标在全球的凸现,我国现当代话语中的“正义”一词基本上已“与国际接轨”。

当然,中国目前的正义内涵却不仅仅是现代性的,它依然保留了太多的传统和中国人自己的理解。这需要进一步解释。中国过去虽然没有直接的正义说法,但有各种名词同样包含了中国人的正义诉求,这些名词有:天道,道,天理,天,良心,义,仁,信,情,理,等等。这些词语分别对应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一个社会的公正性和个人行为的是否合乎正义。这种包含着正义内涵的话语既有可能是对某一状况的辩护,也可以成为对自己颠覆性行为合法性的论证。更说明了中国语境中对正义的特殊理解和诉求——这种特殊性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中国人对“情理”这样的伦理性价值之偏重,而不是像西方对“逻各斯”和形式合理性的极端执着;又比如,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性的终极信仰,他们将几乎所有的心智和努力都放在了世俗生活和现有社会秩序的关注上,因而缺乏一种对更高级公义准则(如自然法理念或神义的理念)的确信,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正义诉求停留在一个比较实际的层次;同时也使中国的正义论证不是从逻辑前提出发的推理过程,而成为能否带来生活乐感的功利解释。

即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人类在对正义问题的理解上有一些基本共识,比如诚信,忠实,尊重生命,互惠,等等。而且随着市场的扩展,交往中遵守一些起码的规则已成为人们对正义的基本要求。在政治领域同样如此,政治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尊重,尊重民众意见的基础上,这也成为当前政治正义的共识。虽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明确而系统的理论表述,但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些正义观念并形成相关言论,在行动上也作出了相应的努力。

二 当前中国社会的正义状况及话语论争

1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与结果公正

比较表面和最为常见的正义问题,在当前中国,就是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与结果公正。只是各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差异。

正义,兑现到社会层面,主要是一种对公正的诉求。公正之中,平等最为基本。对平等的理解可以有不同,这主要涉及到:在一个人行为及其目标的达成中,各种要素所起作用的大小。如果现有的社会体制等约束条件并不阻碍每个人的行为自由和愿望达成,这个社会便不存在正义问题。但这样的社会从未有过。

所以,正义成为一切社会面临的常态问题。

这里面主要的问题是人们对公正的理解,是重视起点平等,过程平等,还是结果平等。一个社会因为存在先在条件的差异,加上个人秉赋的差异,起点上的完全平等实际上很难严格做到。只有在一个通过人为强制力实现社会的整齐化一,所谓的起点平等(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才能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但我们知道,这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即社会的死气沉沉与竞争动力不足。因而一般的公正期待就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保证机会的平等开放。这一点实现的现实可能比较大,作出相应的努力便可以基本实现。然后就是结果平等,我们的俗语称之为“平均主义”,就是不管个人的努力如何,在结果上保持一个大致的平衡,从而保持一个社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差异性于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因而社会成员之间的心里失衡可能会减少,这往往以牺牲社会的效率为代价从而得到一种“廉价”的稳定。当然,作为公正诉求的结果公正与此不同,它强调对过分悬殊结果的再分配,从而保障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以维持一个社会的基本均衡。因为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较好结果的取得不能算作是完全的个人努力的结果,国家、社会和周围的人都为这种结果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因而,作为一个基本的正义诉求,他们应该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现实表现就是富人纳高额的个人所得税,政府通过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加强社会保障,等等。这在理论上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有诸多争论,笔者在此只简要述及这些。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在我们目前的社会。起点不平等,规则不平等,结果严重悬殊的现象都普遍存在。这说明从这一组概念的视角观察我们的社会会得出让人沮丧或是忧虑的结论。对此可以说得详细一些。起点不平等,比如,个人的出身,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官僚、商人之家还是普通工农之家,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巨大;得到同样的成功,不同起点的人付出的努力相差悬殊。规则不平等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制定规则的主体参与竞争,比如球赛里的黑哨,股市里的内部股,甚至“长江读书奖事件”,都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规则意识有多么差;规则本身不透明不公平,强势群体操纵游戏规则,弱势群体无权参与和监督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这直接影响到实际的竞争过程,这特别体现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极少数的内部人将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而普通工人和社会成员无权过问,难怪有人要求只要规则能公平就不错了呢。再说我们的结果不公正,贫富悬殊在改革开放以来连年高攀,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世所公认的警戒线;穷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而富人早已吃厌了黄金宴却能偷税漏税或者公款报销。如果读者仔细观察这个社会,真正凭纯粹凭个人聪明才智实现大成功的,比起那些凭关系(比如与权力的内部联系)、趁改革空隙钻制度法律空子而获致极大成功的,究竟比例多少,你就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2 正义信仰,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公正

其实,如果穷根究底,正义本身包涵了不同层面的内容。这些层次之间又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只是在日常话语和行为中,我们较少去深入考察正义观念的来源和各层次之间的关系。

在本文的分析中,正义单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这三个层面。这需要逐个解释。所谓正义信仰,即一个社会中普通成员对一种较高层次的公正准则的执着信念。这一点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看来非常让人悲观,因为时时和处处存在的不正义现象,人们对正义的预期已然减弱,结果,人们之间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比如“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往往是非正义的)取代一种公正的显性规则,竞争环境恶化,社会资本增加,人们的心理也随之不平衡。加之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极端世俗功利的社会,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和其他敬畏对象,现实生活中,政治体系用一种自上而下的宣传灌输并不能收到良好的驯化结果,因而对正义价值的执着显得非常脆弱。对社会非正义现象心怀不满而愤世嫉俗的也有不少,但这多少是停留在话语层面,无法对社会进程产生实际的影响力。也有相当的人群选择了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但这种选择主要是寻求内心的安宁和感情的寄托,各宗教中的公正教义对这个世俗社会中正义状况的改进作用不易在短期内体现出来。而个人内心对正义的信念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多少显得孤独,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好像都习惯了收起价值追问直奔利益的主题了。但如果信仰层面也就是公民个人的精神层面没有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规范,我们要想在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状况上得到根本改善,这将是难以想象的。结果是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经济生活方式的彻底市场化而形成公平交易的理性,从而达成社会的基本正义。

其次是政治正义,在中国来说,首要的就是政权合法性问题。理论界谈论最多的是如何实现统治型政党(革命政党)向管理型政党(执政党)的转型,以及如何实现。这两大问题直接面对的是政治体制的根本点。政党转型不仅意味着执政党使命的改变,更意味着其运作模式和治理(社会)方式的调整;不仅仅是依托于历史的自封式合法性辩护,更重要的是谋求治理绩效的提高和政治领域内现代性的实现——这些现代性价值包括法治原则、原则、民主原则、自由原则等等。不实现以上几个方面的转变,政党体制特别是党与国家机构间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和内部权力机制不得以重整,政治领域内的正义将不可能真正实现。以我们目前感受最为明显的腐败和政治非民主操作来看,当前我国政治正义的实现困难尤为艰巨。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但现有的权力体制又不能有效实现这种制约,因而真正的成为期待,但中国现有的党政体制又难以使西方意义上的严格得以实现。没有,中国的政治和最高权力依然由党内系统暗箱操作,由于领导人并非真正的选举——连党内选举都没有实现,所以政治系统自身的合法性往往抵不住严格的追问。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顺民的社会,官方因为舆论话语的一律掌控,普通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的追问可能往往停留在官员腐败的层面;整个政治体制自身的是否正义可能并不是他们思考的主要对象。但如果严肃地探讨中国的正义问题,这一层面的正义将无法逃避。当然这一层面的探讨将充满风险和难度,因为政治改革的真正实现不仅仅是理论是否具有说服力的问题,而是现实的各派利益和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如何,特别是其中最强大者的取向如何。众所周知,这不只是话语讨论所能左右的,因为我们的讨论更多的是为了说明问题,讨论限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圈子,因而成为不了有力的社会舆论,也就不能谈及对这种变革的影响力了。

其次是一般社会层面的正义。即是我们在社会交往时面临的规则状况和人际状况。当前社会的特征是金钱主导,强调外在的功利以确定每个人的位置和利益分配。在这个层次探讨高渺的正义目标没有必要,因而只能看这个社会的交往规则是否符合基本的互惠和信任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标准难以实现。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可以结合前面第一组概念,起点不平等、规则不平等和结果不公正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前文对此已作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但笔者在此想再次强调一个社会的互惠和信任,因为社会层面的正义诉求不同于信仰层面的个人化道德诉求,也与政治正义属于不同的领域,社会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交往的互利性,只有相应的机制或信任保证公民在各种社会行为中有一种互利的期待,各方都自觉遵守交往规则,社会正义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燕继伟先生在《正义的两面》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分析。观照我们的社会,可以发现,这条路还很漫长。

3 知识界、民间与官方话语对中国当前正义状况的叙说

知识界,民间,官方,这是比较笼统的称呼,其内部依然存在着各派别或个人间的分歧。因而既要首先从这三方面去看待当前中国社会各主体对正义的诉求和争论,也要分歧这每一方内部的各种分歧。从这种分歧中,可以发现各方各派之间的联系和“共生性”。

知识界对当前中国社会正义状况的叙说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1),目前中国实现了较大的自由度,正义问题比之于市场建构来说并不是一个主要和急切的问题——搞纯粹的学理探讨而持超然姿态的学者以及部分主流精英学者尤其是对中国改革极为“自豪”者多持此种观点。(2),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严重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将影响到以后的改革进程;部分持批判和忧患立场的学者可以归于这一类。3,目前中国社会较好地实现了正义并在改善正义状况的努力上越来越有成效。官方学者和部分极端认同当前社会的“既得利益”学者倾向于支持此类观点。当然,这种划分可能不太严格,但这三类观点是客观存在的。知识界的叙说多少都比较“超脱”,重在说理,尤其是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层面来叙述的更是如此,立场虽然因为所持观点不同而不同,但一般都会努力以冷静客观的面目出现。对我们这样一个缺乏系统的正义智慧的社会来说,知识界认真的学理论证显得有为可贵——本文开始提到的燕继伟先生的著作就勘为典范。当然,传播同样也异常必要,只是我们应该警惕那些因自身地位和利益而为某种既有状态作冠冕堂皇的辩护的话语,他们虽然拥有最高级的话语地位,拥有最理直气壮的口气,我们依然不能被这些话语左右,重要的是我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民间话语最为广泛,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到。虽然没有系统的收集和正式媒体的表达,但它最真实生动地展示了我们的社会呼声和正义期待。民间话语的特点是不经过太多繁琐学理追问的直接表达,因带着经验式的总结而可能流于片面和肤浅甚至偏狭,但因为这种话语背后直接的正义冲动而使民间话语成为充满血性的呼喊,其中体现出的民众的“道德直觉”更是任何一位认真思考中国问题的人不能回避的。

官方话语具有特殊性。由于官方拥有最强大最系统的话语权,它可以通过宣传和灌输扩展一种它设定的正义观念。也就是说,它往往充当了一个替人(普通民众)思考以至取消民众思考的霸道角色。我们这个社会尤其如此。在这种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基本的政治哲学:社会的正义问题它都已发现并都能通过它的努力得到圆满解决,而它又较少提及自身权力和体制的正义与否的问题。这便使这种话语对诸多的正义问题起了遮蔽和麻痹的后果。因而使这种话语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说明性意义大为减弱。更由于其严重的筛选作风,在对这些话语进行分析时需要诸多的去伪存真。同时其观察当前社会的视角也可以重新考虑,不应只从上至下地看,也可以从下到上设身处地地看,但我们的官方话语显然很难做到这一点。

三  涉及正义问题的主要论争

笔者认为,讨论目前我国的正义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集中讨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或者综合地探讨如下的所有方面并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很必要。

1 何为正义——正义的概念之争

对正义问题的争论,首先涉及的便是对正义概念的理解。不同的主体,因为处境的不同,作出的回答当然差异悬殊。由于正义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概念,相反,它是一个带着主体先入为主的价值信念和其他主观意图的一个目标,因而消除正义概念上的分歧基本上没有可能。由一个如柏拉图或黑格尔这样的哲学王来确定一个统一的正义概念,让每个人接受并行事,这种企图显然会失败。因而一个比较理性而实际的期待便是发现各种正义概念背后的制约因素,从而改善这些因素,以获得人们之间共识的递增。这些制约因素有很多,包括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民族、所属团体、阶级/阶层处境、个人命运,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正义观,因而也会影响到他的行为。现实生活中,我们当然较难明确各种因素在一个人、一个群体对正义概念理解分歧中各自所起的影响,但把视角放在一个比较宽广的领域,如社会阶层的范围内,排除极端个人性的理解——如宗教性的道德诉求,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某一范围内对正义理解的共性。这些共同之处是我们考察正义概念分歧的主要单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分析变得可能。

2 关注正义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争论

由于对正义本身理解的分歧和正义内部不同层面之间的轻重缓急,不同派别在关注正义问题时,便产生了对正义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争论。所谓关于正义问题必要性和紧迫性的争论,是指在目前社会发展的情势下,正义问题是否是一个首要解决或重点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仅仅看表面的话语,因为任何一方面都不愿放弃“正义”这面旗帜而是都声称自己的诉求最合正义,任何一方也都不敢说明自己的行为与正义无关,我们要看的主要是各方的行为本身是否兑现了它表面宣称的“正义”主张。对于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的争论,可以简洁地看看各派(比如自由派与新左派,保守派和激进派,等等)在分析当前中国社会时关注的第一问题,即哪一问题最为优先,是否是公平,公正,社会保障,减少贫富悬殊,等等这样的目标;如果是,这些问题的严峻性和急迫性又如何?这是我们分析和争论的焦点。

3 正义何以可能——中国目前正义状况改善的可能性与方向

这一点涉及到问题的最关键处,即,在当前中国,正义是否能实现,哪些内容的正义能够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正义的实现应该以什么为突破口,等等。这是可行性和现实性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可行性,前面的所有分析和我们的争论都是不堪一击甚至是无意义的。当然这一问题与前一方面的争论是紧密相关的:正是由于对正义问题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关注,才使各方的具体努力有所侧重;当然,也正是因为各方对改善正义状况可能性与方向上的分歧才导致了对正义问题必要条件和紧迫性的分歧。具体到目前的社会,我们可以发现,生存处境比较恶劣的那些弱势群体,比如下岗职工,大部分农民,部分社会边缘人,因为生存条件的改善和保障成为他们的首要期待,他们对正义的要求便比较直接而且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条件的改善是社会关注和政府支持的,更由于其严峻性对现有社会的威胁,各方面在改善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方面还是作出了相当努力。比如,政府前不久宣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定就属于此类。而处境比较好又不能超越自身处境的群体和个人,就难以对正义问题予以热忱的关注;处境比较好而能超越自身狭隘处境从社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对待社会的,便能对正义信仰,政治正义和社会公正特别是规则平等予以关注。但我们的讨论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社会立场上看待我们当前社会存在的正义问题,以及我们应该现实努力的方向。

( 后记:以“正义”之名将信仰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收缩到这样一篇导言性文章中,可能会引起争议,因为这些问题之间是否具有密切相关性,以及能否归于“正义”的统帅之下,笔者尚有踌躇。笔者这么作的意思是:我们是否能建立一个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框架,这个框架以正义概念为起点,结合社会各层面展开,全面展示目前中国的正义状况和社会特点,特别是我们今后可以努力改善的地方。)

2002年8月草稿于北京
2004-3-19改稿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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