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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3-08-02 04:10:35
 
 
艺术感觉与史学趣味
 
 
作者:陈平原
文章来源:
浏览:1229 次
 
 
 
艺术感觉与史学趣味

迄今为止,小说家之撰写小说史,仍以鲁迅的成绩最为突出。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乃无数后学的研究指南。这对一个主要以“青年导师”、“文坛泰斗”著称的文学家来说,实在有点不可思议。鲁迅真正全力以赴从事小说史研究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从1920年8月受聘到北京大学讲课,到1924年6月《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满打满算,也还不到四年。此前的史料钩沉,此后的局部修订,虽有所裨益,但无碍大体。而在这四年里,鲁迅还撰写了《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以及不少杂文。
 学者早就注意到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不过多从前者影响后者立论。《彷徨》之所以不同于《呐喊》,摆脱对外国作家的模仿,“技巧稍为成熟,刻画也稍加深切”(鲁迅语),显然得益于其时作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深入研究。这句话,其实可以倒过来说: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深入,得益于其丰富的创作经验。以一个小说大家的艺术眼光,来阅读、品味、评价过去时代的小说,自然会有精到之处。或许是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太出色了,人们往往忘了其独到的批评而专注其考据实绩。不过,史料的甄别与积累倒是后来居上,《中国小说史略》之所以难以逾越,实在其史识而不在其考据。
  胡适是最早高度评价这部开山之作的,可所谓“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白话文学史·自序》),基本上仍限于考据。这与胡适本人的学术趣味有关。在本世纪的学者中,对中国小说研究贡献最大的,莫过于鲁迅和胡适。前者长于古小说钩沉,后者长于章回小说考证,应该说各有千秋。而在小说史的整体叙述以及作品的艺术分析上,胡适可就远逊于鲁迅了。
  将小说研究提高到与传统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此乃胡适的绝大贡献;其反对穿凿附会,以历史演进的眼光解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历经几百年演化的章回小说,也都大有创获。但适之先生过于信赖自家提倡的“拿证据来”的科学方法,重“史”而轻 “文”,对小说艺术本身兴趣不大。故其小说史论功底扎实,可相对缺乏灵气。以新红学的开创者而断言《红楼梦》在艺术上不如《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与高阳书》),以及批评《儒林外史》“没有布局”(《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些令人尴尬的失误,暴露了胡适的艺术鉴赏能力不高,且过于迷信其学生时代接受的建基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文学概论”。
  对时人之依赖“文学概论”而不是自家的眼光来裁定中国小说之高下,鲁迅很不以为然。在《叶紫作〈丰收〉序》中,鲁迅抱怨道:
  《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了,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这段话并非专门针对胡适,可鲁迅对套用西方“文学概论”的时尚之厌恶,则溢于言表。借助于西人的文学眼光,可以欣赏《三国演义》、《水浒传》,但很难理解文人味很浓、更多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儒林外史》。生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无法完全拒斥西方“文学概论”的影响——选择小说作为学术课题本身就是这一影响的明证;只是研究中应该更顾及孕育中国小说的特殊土壤,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于西方小说的艺术风格,以避免削足适履,这是鲁迅文学史著述留给后世学者的启示。
  鲁迅对于自家著作颇为自得,《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人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史自鲁迅始”。1932年底编刊《两地书》时,鲁迅对最后一信做了大删改,并增加了以下一段:
  例如小说史罢,好几种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凌乱错误,更不行了。这种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
  当初《中国小说史略》刚出版时,陈西滢不明就里,竟轻率地断言此乃“整大本的抄袭”(因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节译本也叫《中国小说史略》),此事鲁迅一直耿耿于怀。十年后,《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出版,鲁迅借为《且介亭杂文二集》写《后记》,大大发挥了一通:
  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 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要是发言之前,陈源能将《中国小说史略》哪怕稍为翻阅一遍,也不至于出现如此明显的判断失误。而结怨于鲁迅,对陈氏日后的命运是有很大影响的。
  鲁迅自称治小说史,每一部分“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之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作为著名的小说家、杂文家,鲁迅晚年依旧对史学研究保持浓厚的兴致,再三表示希望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和“中国文学史”,并为此作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只是由于工程过于浩大、生活无法安静、缺乏必要的参考书,再加上更看重“战斗的文章”,而未能如愿。可这种不满足于名士清谈,对若干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扎死寨,打硬仗,几十年如一日,从事“独立的准备”,凸显了鲁迅的史学趣味。这一点,对比其弟周作人,更见出差别。
  早年撰写《欧洲文学史》和《儿童文学小论》,说不上特别专深,但起码可见周作人学术上的敏感与知识的广博。《圣书与中国文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等五四时期的文章,也显示了周作人作为文学史家的才华。可很快地,“文学店”关门,一心一意经营“自己的园地”的周氏,依然在谈文说艺,不过改为以散文家(而非专门家)的姿态立说。这样,纵横驰骋的空间,无疑更大些。
  以一代散文大家的眼光,谈论千古文章事,周作人确实大有心得。综合其全部著述,也能隐约显示六朝以降中国文章的发展脉络。可不像乃兄那么执着,讲究“生活的艺术”的周作人,往往点到即止,回避了许多本该深入探讨的难题。读其书,你不能不惊叹其知识之博杂;可当你真正深入谈论某一课题,又很可能不满其过于取巧。用散文随笔来谈论学术问题,好处是神采飞扬,笔调灵便,不为前定的学科规则或理论体系所囿。可易于趋避,便于藏拙,使得论者到了关键时刻,往往虚晃一枪,只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供后人凭吊。
  说到底,文人的趣味与学者的追求,有很大的差别。周作人的选择有其道理,可我还是更欣赏鲁迅的策略:该专著时作专著,该杂文(随笔)时写杂文(随笔),而不太喜欢藏专著于杂文或随笔。

           1998年8月10日于石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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