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主页][加入收藏][投稿信箱]
  上传时间:2005-06-01 15:20:13
 
 
自由“回归”之哲学“烛照”:多元主义假定
 
 
作者:维科
文章来源:
浏览:896 次
 
 
 
自由“回归”之哲学“烛照”:多元主义假定

    价值一元论(或一元论的理性主义)乃是关注观念世界的伯林所激烈批判的目标,与之同时,伯林亦极力地张扬价值的多元主义,试图为“消极自由”供给理论资源,以回应自由主义的“宽容”本位。不妨这样说,将(“逐灭自由”的)价值一元主义与(“迎回自由”的)价值多元主义作对峙性地论述,构成了伯林全部哲学主题的基本脉络。
    在“两种自由概念”演讲中,在指控“一元论”理当为吞噬自由的极权主义兴起承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伯林指出:“在我看来,‘多元主义’(pluralism),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确、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要比那些在大规模的、受控制的权威结构中,寻求阶级、民族、或全人类‘积极’自我做主之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标,更为真确、也更合乎人性。多元主义比较真确,因为它至少承认:人类的目标不止一个,而这些目标,也未必都能用同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其中有许多还不断互相对立抗争。认为所有的价值,都可标刻在同一个尺度上,我们只要加以检视,即可以决定何者为最高价值,这一类论调,在我看来,似乎违背了我们认为‘人类是自由的行为者’的知识,而且将道德抉择,误视为原则上可以用计算尺衡量完成的一种工作。主张在某种终极的、调和万物而又确可实现的‘综合’(synthesis)之中,‘责任即是利益’、‘个人自由即是纯粹的民主政治(或集权国家)’,只是在‘自欺’或‘伪善’之上,蒙覆一层形式上的遮掩物的行为而已。人类本来就具有不可预测的‘自我转化’(self-transforming)的潜能,人类已经发现他们的生活之中,有许多对人类的自我发展而言,系属不可或缺的东西;多元主义不会假借某种遥远而不能自圆其说的理想之名义,来剥夺他们这些东西,如某些‘体系建构家’所做的那般,因此,多元主义比较合乎人性。到了最终,人类总要在诸多终极的价值之间,加以选择;他们之所以照他们的方式去选择,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取决于基本的道德范畴与概念,无论如何,这些范畴与概念,在长久的时间与广袤的空间之中,已是他们的存有与思想,以及他们认同感的一部分,同时,也正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要素。”
    事实上,基于寻求批判“一元论”思想资源的目标,作为观念史家的伯林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就是通过把马基亚维利、维科和赫尔德等人对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一元论”主流信条所进行的“多元论”批判性智识“中心化”,进而“颠覆”启蒙主义与现代性的思潮所申证的一元主义论,倡言多元主义,期望将自由主义(主要是“消极自由”)的前设性根基安置于维科与赫尔德倡导的多元主义的社会价值系统之域。
    在伯林看来,尽管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观念是“一元论”,但也“始终存在着一种反对这种观点的学说,它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智者学派的普罗泰哥拉、安提丰和克里蒂亚斯,认为包含着价值判断的信念和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制度,并不取决于对客观不变的自然事实的发现,而是取决于人类的意见,后者是可变的,会随着社会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道德和政治价值,尤其是正义和一般社会安排,都是建立在变动不定的人类信仰上。”


    不过,伯林把马基亚维利看作是突破“一元论”传统的第一人,正是马氏发现“令人不快的(多元主义)真理……并非一切终极价值都能彼此协调一致”,基督教的个人主义来世道德与古代异教以公共生活为取向的、好战的伦理是不相容的,倡言“宗教和道德”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人们必须在其间进行选择;而马氏向当时的统治者推荐的是践踏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异教伦理,却并未遭到伯林的批判,致使伯林的自由主义立场受到质疑。


    而18世纪的维科被伯林称誉为“现代文化观和文化多元主义之父”,认为他在贬抑“一”而褒扬“多”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以“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为基点,维科阐述了“文明”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维科坚信,“每一种真正的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世界观,都有他自己的尺度”,必须根据它本身去理解。维科将多元主义观点引入人类史领域,把历史当作一系列独特的人类文化,而不是一个有关进步或落后的单一故事。现代与古代并不存在优劣之别,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与美妙之处。伯林进而阐释道:所有文化的一切优点和谐并存的完美社会的观点,是毫无意义的。这证明了那种经久不衰的想法,即真理、正义、自由、幸福和美德以最完美的形式并存的完美社会的观念,不仅仅是乌托邦,它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既然这些价值已被证明无法调和,因此它们不可能——从理论上说也不可能——并存。


    赫尔德的著述是“文化多元主义”的经典性表达,他在对许多地方和时代的民族文化做了比较之后,主张“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伯林阐释道,价值不是普遍的:每个人类社会,每个民族都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想、标准、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能够根据一个单一的优劣顺序对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做高低排序的普遍而永恒不变的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每个民族——在它自己的民族要求、自己独特的性格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各不相同的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性,自己的道德核心——它们,也只有它们,决定着该民族的幸福。
    根据上述的评说,伯林认为马氏等人在思想史上的卓越贡献就是张扬了“多元论”而“消解”了理性主义的极端形式即“一元论”,进而提醒世人,在道德、政治、宗教、文化等关于终极价值的这些重大问题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唯一答案,否则只会造成强权式“真理”,把人类的多样性价值观粗暴地一分为二,或真或假,或善或恶,最终导致无穷的人间悲剧。伯林说,那些坚持“一元论”的人们觉得建构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与科学的系统,不管它是声称解释自然事物也好,还是更进一步,根据这种东西来规定人必须做什么、相信什么或成为什么,这样一种建构,实际上是以某种方式建构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观的障碍,建构他们想象力、意志力或情感的锁链,一种精神的或政治的自由的障碍。然而,伯林不无遗憾地指出,他们对价值多元主义的阐发以及对价值一元论的否弃,并没有在西方思想界得到应有而正面的认同,反而被“价值一元论”在19世纪的形式即“历史发展阶段论”所遮蔽。
    通过对西方思想传统,尤其是启蒙主义与现代性的主流思潮之长期反省,进而批判形形色色的一元主义价值系统,伯林极力解证:价值的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plural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multiplic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值得注意的是,伯林之于多元主义的关键之点并不在于“多”,而在于诸种同等重要价值之间的“不可兼容性”与“不可通约性”。设若“可兼容”或“可通约”即可以某一共同尺度衡量之,则“多元”依然能够被归结为“一元”。事实上,一元论并非否决“多元”,而是确信存在一共同尺度,进而把“多元”化约为“一元”,最后抹杀的“多元”。


    当然,从伯林的解读看来,维科、赫尔德等人的多元主义论同自由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不密切,甚至彼此互相矛盾。因为,自由主义正是这些思想家所反对的那种普遍原则;同样明显的是,并非所有的文明或民族都是自由的或尊重个人的自由——但是,根据赫尔德的观点,所有的民族都是平等的。这的确会引起相对主义的命题,而造成对普遍原则的敌视而引申出两大疏离自由主义的严重后果:一是倒向社群主义;二是“敌视”启蒙主义——人性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及普世道德原则的信念。更何况,“价值、善或正当目标的多元性,不单纯是个有利于自由主义的充足前提——它还需要另一个前提或价值判断,即强制本身(per se)就是一种罪恶,自主选择则是一种善。假如不是这样,正当目标的多元性便没有为反驳强制提供证据,因为强制性行为至少可以实现多元的正当目标中的一个。一元论的强制者如果以为他是在促进唯一的善,那么,他也许是错误的,但是,他仍然能够促进善。” 由此看来,由于“多元论”与相对主义的名分在实际上难以廓清,使之通过从“一元论”之暴政中解脱而申论“多元论”以实现“自由”的期待多少有些乏力。


    事实上,对于上述批判,伯林本人亦持认同态度,并有进一步的辨证。伯林在《伯林访谈录》中谈道:“多元论和自由主义是互不相同甚至也互不交叉的两个概念。有各种不属多元论的自由主义理论。我既相信自由主义,也相信多元论,而这两者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多元论确认:既然对于道德和政治问题以至任何价值问题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解答,并且,人们给出的或有权给出的某些解答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在实际生活中的某些领域,有些价值便更可能变得互不相容,这样,如果要避免破坏性的冲突的话,就应该妥协,而最低限度的宽容,不管你情愿不情愿,都是必不可少的。”


    或许以批判“价值一元论”而凸显的“价值多元论”的形而上学,尚不足以支撑自由主义大厦,因为最低限度的宽容或自由论本身就涵摄着“价值一元论”的普世价值——。在各种类型的政体中,伯林之所以偏好民主制,就在于民主政治的根据是普遍性的。但也必须承认,作为自由主义观的核心价值,免于压制的“消极自由”的健康生长,的确离不开“价值多元论”的意识形态的滋养。


    与此同时,多元论亦会给民主主义以潜在的知识支援,从而助益于铸就一个多元而非一元的、保障而非压制“少数利”的民主政制,营造起自由“回归”的“存异求同”之环境。这正如伯林所言:“民主有时会压制少数派和个人。民主不一定是多元的,它可能是一元的,一元的民主使多数人可以为所欲为,不管多么残忍,多么不公平,多么不合理。在允许反对派存在的民主制度中,人们总还可以指望能够使多数派转变。但是,民主制也可能是不宽容的,民主制并非事实上就是多元的。我赞成一种明确的多元的民主制,它要求协商和妥协,承认各集团和各个人的要求和权利,除非出现了极端危机的情形,这些集团和个人就不能拒绝民主决定的结果。”
 
 
网友讨论
 
讨论标题:
作  者: E-mail:
 
 
 
版权申明:本站所有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其他网站转载请注明出处,纸媒体选用请与作者本人或本站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