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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6-01 15:19:35
 
 
米什莱:倾听历史的“寂静之声”
 
 
作者: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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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倾听历史的“寂静之声”

如何在撰史时“抹除”作者的个人印记,一直是史学家念兹在兹的问题。德国史学家兰克的名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其含义就可借我国饶炯之语恰当地译:“盖史之所记,如其事而实书之,不参己见,并无偏倚。”这种实证主义的史观,自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曾一统欧洲史学界。与兰克同代的法国史学之父米什莱提出了一句比“据实纪事”更具感召力的口号:“历史即复活”。此话的表面意思似与兰克之语相通,即史学家应不折不扣地“恢复往昔的生命”。然而,其内容实则是否定了兰克的理想,触及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两难境地:个人的情感、经验与历史真实难解难分的关系。在确立史学家的目标是复活历史的同时,米什莱坦率地承认个人经历在其研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他问道:“倘若历史不是由我组成,那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倘若不是由我来重新创造、重新叙述历史,那么我们凭什么著史呢?”
    米什莱生于1798年,母亲早逝,由经营印刷生意的父亲哺养成人。他对童年的记忆是社会动荡和家庭贫困。恐惧与孤独占据了他的身心,而如饥似渴的读书与宗教情感的培养则是他寂寞的幼小心灵唯一的幸福补偿。他家邻近拉歇兹墓地,那是他惟独可去散步的地方。12岁时,他参观了法国遗迹博物馆,在其阴森森的穹顶下,仿佛觉得那些躺在石棺上的“沉睡者”会“突然坐立而起”,与他对话。这次经历激发了他的历史感,使之确信自己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写出前人未曾写出的史书。往昔的遗物,虽令他寒栗,但却使他感到自己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历史的动脉,诚如他日后回忆道:“我的青年时代笼罩着一种神秘的病态,对史学家颇有助益的病态:我热爱死亡。”从历史的角度看,死亡即再生。
    从1826年起,米什莱历任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古代史教授、国立档案馆馆长、法兰西学院教授等职。他研究古罗马史和世界史,但其代表作是《法国史》。至1843年,他出版了法国史的前六卷,从凯尔特起源讲到文艺复兴的法国历史。其中第二卷是法国编年记,依据地理和物质环境的异同而描述了法国各省份的特征。第五卷则讴歌了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的事迹。40年代之后,米什莱越来越关心政治,他发觉路易斯-菲利普政府太保守,太息事宁人了,而为之服务的史学同行基佐等也过分迁就它了。他决定以史笔来改变这种现象。他中止法国史的撰述,插写了7卷本的《法国革命史》。他猛烈抨击天主教会,并同情民主思想,还发表《人民》一书,赞美工人农民的历史作用。这激怒了政府,禁止他在大学授课。1848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欢欣鼓舞,但反对第二帝国的统治,拒绝向拿破仑三世效忠,为此而丢了饭碗。他曾将上述经历描述为两次“灵魂的死亡”。
    解职之后,他归隐故里,续写从文艺复兴至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史》,此段历史达7卷之多,与前6卷合成11卷煌煌巨制。
    米什莱始终将个人的生活与历史视为一体,因而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日记。1952年,当这些日记首次发表时,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他的个人生活与他的独特史观的关系。
    1839年,他的结发之妻保利娜不幸过世。翌年,他与迪梅尼尔夫人相遇,结为精神知音,顿觉有重获新生之感,可不久迪夫人死于癌症,使米氏悲痛欲绝,再次落入“死亡”的深渊:“这是我的整个自我的死亡”,他反复在日记中写道,“死亡的是我,我感觉到这种死亡,而且会继续这样下去”。1848年,年已半百的米什莱与一位20岁的女学生结婚,使他又一次获得新生。在此之前,他还经历了另一个新生,那就是与“中世纪”的诀别:“我的中世纪之梦……结束了……再见,教会,再见,我的母亲与女儿……我曾热爱我所熟悉的一切。我告别你们,为了走向那个无限的未知世界,那个朦胧的境界,在那里,我尚一无所知,但感觉到了未来的新的上帝。”先前,米氏跟许多北欧思想家一样,把中世纪奉为创造其文明史的主导力量,他的《法国史》第6卷描述的就是这个时代力量。现在,他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力量比基督教信仰更加崇高。就在1842年底,撰写一部近代社会史的愿望将他从迪梅尼尔夫人的死亡所导致的灵魂沉睡中唤醒。在给女婿也就是迪夫人的儿子的信中,他写道:“我重新拾起了1833年以来在艺术、法律和宗教上的研究。所有这些,都会很容易地汇入我的新运动。”并说,“在这项工作的和谐之中,我将发现我自己的和谐”。
    米氏自称这段经历为三次“再生”。他把这种个人的体验投射到了历史之上,由此而成为“文艺复兴”这个影响整个近代史的伟大观念的第一位缔造者。他将15世纪以来仅指文学和艺术再生的思想转化成了一个界定人类现代性的时代观念,其标志是“对人和世界的发现”。而他发明的这句响亮的口号日后成了布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主题。米氏的“世界的发现”是指新大陆和天体等的发现,但至于“人的发现”(这曾使梁启超之辈百思不得其解),要理解其含义,就必须再次回到他个人与现实、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中去追索。
    我们不能用布克哈特后来所说的“个性的解放”来理解他的“人的发现”。在米氏那里,这种被重新发现的人是“社会化了的人”,而非个人的独立。个人的存在与人类的存在是矛盾对立的,而这种矛盾对立也存在于历史之中。米氏认为,唯有四种方式,可使个人的灵魂超越这个困境:热爱女性,热爱祖国,热爱人类,热爱上帝。第一种爱是灵感的烈酒,消耗人的精力;第二种爱不带个人情感与利害考虑,更具一般特征,更抽象,更纯粹,但已过时,且仍然是个有限的单元;第三种爱是人性,是“道”,它可被感知,经由我们的感觉而渗透我们的灵魂;最后一种爱,超然于人之上,米氏说不敢攀援。可见,只有“人性”是摆脱不幸冲突的唯一方式,因为,它是最大、最抽象、最富包容性的单元。它可以吞没一切狭小的单元,一切矛盾对立的东西。在它那“净化”了的人性海洋里,个人可以忘却往昔的悲哀,寻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否定“个性”的。
    人性的和谐是经由历史而实现的。1824年,米什莱偶然在一部书的附录中见到维科的名字,他满怀激情地翻译了《新科学》。他发现,维科关于人性和历史统一性的论述对他很有启发,使他认识到:一切科学,不论是物理的还是社会的,都是密不可分的;各种形式的知识,哲学、语言、历史、文学、物理、数学等,看似有别,其实是交融贯通的,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其“科学的进化”是整合的、统一的、均衡的。就历史而言,体现这一整合性的关键因素是人性。人性是历史对话的机制:“人性不再是孤立的,而是集合体的一部分……个人一出现,便与公共思想相联系,然后死亡;但人类不死,采集着个人短暂生命的永恒果实。因此,一条巨长的发现和美德之链,把一切时代贯串了起来;一代又一代的人死去了,一个又一个的民族消亡了,那公共思想则生生不息。这个思想,永远相同,永远是更广大的,永远处于无穷的变化之中,诚如个人的记忆和意识包含着其同一性,这个思想包含着人类的同一性。”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个人有成长,衰老和死亡的过程,而人性长存,它是人类智慧的容器。由此,个人不但要求取与自己时代的和谐,而且,要跟过去的历史相统一。唯有这样,人才能发现自己,才能超越前人的发现。即使全人类不可能都达到这个和谐境界,那些“吸纳了这个体系”、与人性建立了密切对话关系的个人,至少能给“公共思想”大厦添砖加瓦,奉献新的智慧,从而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对往昔的理解,与新的行动、新的工作、新的智慧,一言以蔽之,新的发现,一道构成了“人的尊严及其在世上的慰籍”。
    从米什莱的言辞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有人略带贬义地称他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史学家”。他华丽的文体、戏剧性的激昂言辞,难免引起兰克派史学家的反感。他还喜用对立的标签(诸如东方——西方,旧世界——新世界,男性——女性,个人——集体,自由——封建等)作为历史说明的手段,并认为历史的本质正是从这类对峙中显露出来的。他还坚信,法国,甚至巴黎,就是历史的本质。这些夸张的言论自然也会遭到冷静的学者的严厉批评。
    但颇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昔日的“浪漫派”或“主观抒情派”的史学鼻祖,如今却成了现代“综合性史学”的导师。人们认识到米氏不但能创造性地使用文献载籍(档案资料、编年史、回忆录、文学、传记等),而且还开拓了我所谓的“图像证史”,即将艺术和建筑等纳入历史的新视野。他是第一位重新发现维科的学者,并将其观念与黑格尔、赫尔德和康德等德国思想相结合,试图从历史事件、个人人格中窥探民族和时代的精神。马克思从他所译的维科的《新科学》中汲取了阶级斗争的观念,乔伊斯从中发现了贯穿其小说的“进程”与“复演”哲学。在法国,米什莱首先倡导以人类事件为历史恒常心理测定器的史法。他撰写了第一部论巫术的近代著作。他开创了历史地形学研究。所以弗夫尔称他是现代史学的指导力量。其实,他生前就享有“法国历史之父”的荣誉。他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是他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他的文章几乎涉及了19世纪所关注的焦点:阶级斗争,民族矛盾,道德,自然,宗教,教育和妇女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更是20世纪所关心的,难怪杰出的文化史家赫伊津哈称他是一位预言家,其想象力与个人情感,犹如闪电,辉映历史与现实。今天对米什莱的重新评价反映了历史观念的变化。历史的真实是与史学家的思想和经历交织一体的,兰克主义的“科学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高贵但却难以实现的梦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解释的历史”,“一切历史不过是修辞的神话”,这些分别出自克罗奇、迦达默尔和怀特的话语都是对兰克主义的反动。但这些激进的言论,跟“历史是不多不少的科学”的信条一样,在保卫历史性质的旗号下,废除了历史学科的意义。正是在这两种极端形式的间隙里,米什莱的“历史即复活”的思想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它养育了引领当今史学潮流的法国年鉴学派,并启发人们更切实地思考历史哲学的问题(例如,柯林伍德的“内心重演”论,甚至波普尔的“情境分析”都与之相关)。
    更为重要的是,米什莱真诚的民主思想,使人们原谅了他夸张法国历史作用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对世界史学所做的一个不朽的贡献是他关怀人民的历史。他之所以赞扬法国革命,是因为他看到这是没有英雄大名、显示民众统一的人类世界,他的“历史即复活”就出自其《人民》一书。他感到民众总是受到压迫,而倾听他们的声音是史学家的道德责任。不仅如此,只有人民大众的声音才是“历史的寂静之声”。
     《中国读书报》200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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