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主页][加入收藏][投稿信箱]
  上传时间:2003-08-02 04:09:50
 
 
老北大的故事
 
 
作者:陈平原
文章来源:
浏览:1216 次
 
 
 
                  老北大的故事
                                        陈平原

                  永恒的风景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介于两者之间,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的传说。
    比如,当老同学绘声绘色地讲述某位名人在这棵树下悟道、某回学潮在这个角落起步、某项发明在这间实验室诞生、某对情侣在这条小路上第一次携手时,你感觉如何?是不是觉得太生动、太戏剧化了?没关系,“无巧不成书”嘛。再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信不信由你。只要不对这所学校失去信心,慢慢地,你也会加入传播并重建“校园风景线”的行列。
    比起校史上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这些蕴涵着温情与想象的“传说”,未免显得虚无飘渺;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湖边小路上恋人的窃窃私语,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如此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实在难以实证。但对于曾经生活或向往生活于其间的人来说,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却极有魅力。世人之对“红楼内外”感兴趣,有各种各样的机缘。我的最初动因,竟是闲聊时的“争强斗胜”。
    比起“全北大”(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硕士、博士的全部课程)来,我只能算是“半路出家”。正因为有在别的大学就读的经验,我对北大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开口闭口“我们北大”,不只表明身份,更希望提供评判标准既充满敬意,又有点不以为然。试着虚心请教:让你们如此心迷神醉的“我们北大”,到底该如何描述?有眉飞色舞,抛出无数隽语轶事,令人既惊且喜的;也有引经据典,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从蔡元培到毛泽东,让我重新回到现代史课堂的。后者可以帮助确定北大在百年中国政治史上的位置,只是叙述姿态过于僵硬;前者补阙拾遗,而且引人遐想,可惜传说多有失实。
    希望能够兼及“宏伟叙事”与“小品笔调”,我选择了“回到现场”的研究策略。比如,同样谈论北大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五四”,我会对游行路线怎样设计、集会演讲为什么选择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又是如何被叙述等等感兴趣。至于史学家不大关注的北河沿的垂柳、东斋西斋学风的区别、红楼的建筑费用、牌匾与校徽的象征意味、北大周围的小饭馆味道怎样、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褂魅力何在等,也都让我入迷。
    于是,我进入了“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广泛搜集并认真鉴赏起“老北大的故事”来。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导、档案材料等,有带露折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将其参照阅读,十分有趣。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当年的“素描”与几十年后的“追忆”,竟无多大出入。考虑到关于老北大的旧文散落各报刊,寻找不易,不可能是众多八旬老人转相抄袭。唯一的解释是,老北大确有其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因而追忆者“英雄所见略同”。借用钱穆《师友杂忆》中的妙语:“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一个人如此,一所大学也不例外:能被无数学子追忆不已的,方才是此大学“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时间流逝而磨灭,也不因政见不同而扭曲。
    其实,“老北大”之成为众口传诵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于时光的流逝。绝大部分关于北大的回忆文章,都是作者离开母校之后才写的。而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更是个绝好的机缘。正因远离红楼,方才意识到其巨大的感召力,也才有心思仔细勾勒其日益清晰的面孔。四十年代出现一批相当优秀的回忆文章,大多有此心理背景。柳存仁的系列文章《北大和北大人》中,有这么一段话: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旧游星散,否则如果我在今天还有机会住
    在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里,我决不会,也不能写出这样一篇一定会被
    我的师友同学讥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不愿意忘记,也猜想其他的师友
    同学们也永远没有忘记那霉湿满墙,青苔铺阶的北大二院宴会厅,更决不
    会忘记那光线黑暗的宴会厅里,东边墙上悬挂的一副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
    画,和他在画中的道貌盎然和蔼可亲的笑容。这幅像,这个古老的厅堂,
    也许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余。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踏进那青苔铺阶的古老厅堂,更何况那厅堂已经失落在敌人手中,难怪远游的学子频频回首,并将其相思之情诉诸笔墨。
    抗战胜利了,北大人终于重返红楼。可几年后,又因院校调整而迁至西郊燕大旧址,从此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马神庙。对一所大学来说,校址的迁移,并非无关紧要,往往成了撰写校史时划分阶段的依据。抗战南迁,对于北大日后的演变与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因而,将“老北大”封闭在1898—1937的设想,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对于习惯新旧对举、时时准备破旧立新的人来说,只要与“今日北大”不符者,皆可称为“老北大”。这种漫无边际的概念,为本文所不取。为了叙说方便,本文将“老字号”献给南迁前的北京大学包括其前身京师大学堂。
    从1918年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起,“老北大”的形象逐渐浮现。有趣的是,历年北大出版的纪念册中,多有批评与质疑;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则大都是褒奖与怀念。对于母校之思念,使得无数昔日才情横溢尖酸刻薄的学子,如今也都变得“柔情似水”。曾经沧海的长者,提及充满朝气与幻想的大学生涯,之所以回味无穷,赞不绝口,大半为了青春,小半属于母校。明白这一点,对于老学生怀旧文章之偏于理想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所引述的“老北大的故事”,似乎也未能免俗,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尽管我已经剔除了若干过于离奇的传说。至于或记忆失误,或角度偏差,或立意不同,而使得同一事件的叙述,出现众多版本,这不但不可惜,反而正是老北大之精魄所在: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因而也就不会有完全统一的形象。
    前面提及“英雄所见略同”,这里又说是形象塑造无法统一,二者岂不互相矛盾?不妨套用“求同存异”的治世格言:对“老北大”精神的理解,各家没有根本的区别;差距在于具体事件的叙述与评判。

                  “北大老”与“老北大”

    “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此乃二、三十年代流传在北平学界的口头禅。就从这句“读法不一”的口头禅说起吧。
首先是叙事人无法确定,有说是择校的先生,也有说是择婿的小姐。择校与择婿,相差何止千里!与叙事人的不确定相适应,北大之“老”也难以界说。有说是北大人老气横秋,办事慢条斯理的;也有说是校园里多老房子、老工友,连蔡元培校长的汽车也老得走不动的;还有说是历史悠久,胜迹甚多的。第三说最有诗意,容易得到北大人的认可。朱海涛撰写于四十年代的《北大与北大人·“北大老”》,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  
    摩挲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
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
    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
    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
    累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
说“陶冶”没错,说“古老”则有点言过其实。比起巴黎、牛津、剑桥等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名校,北大无论如何是“小弟弟”。在《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上,有两则在校生写的短文,也叫《北大老》,极力论证刚过“而立”之年的北大,不该“倚老卖老”,更不该“老气横秋”因为有牛津大学等在前头。
到了1948年,校长胡适为“纪念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仍是强调“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可笔锋一转,擅长考据的适之先生,谈论起另一种计算年龄的办法:
    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
    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
    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
    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来不希望卖弄高寿,更不自承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创立于1862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也都无法使其拉长历史。每当重要的周年纪念,校方都要强调,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方才是北大历史的开端。胡适称此举证明北大“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与当事人对大学体制以及西方文化的体认有关,更牵涉其自我形象塑造与历史地位建构。说白了,北大的“谦虚”,蕴涵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如此说来,比起北大校史若不从汉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国“很不相称”的说法(参见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历任校长之自我约束,不希望北大往前溯源,其实是大有深意在。从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当然,校史的建构,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需求或个人的良好愿望。我想说的是,相对于千方百计拉长大学历史的“常规”,历来激进的北大,之所以“谨守上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不完全是因为“学风严谨”。
翻翻光绪二十四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两种重要文献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包括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员聘请、学生守则等,都与传统书院大相径庭。至于随处可见的“欧美日本”字样,更是提醒读者,此章程与“白鹿洞书院教条”了无干系。当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规可以不循,制定了新的章程,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大学。幸亏有了第一届毕业生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等人的回忆文章,我们才敢断言,京师大学堂确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大学”。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得到普遍承认,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历史,便逐渐被世人所遗忘。选择若干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大学草创期的艰难与曲折,比如孙家鼐的规划、许景澄的殉难、张百熙的实干、严复的苦撑等等。至于进入新式学堂后,学生如何习得“文明生活”,也是我所深感兴趣的。光绪二十五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禁约》,有些条款现在看来“纯属多余”。比如用相当长的篇幅强调课堂上必须依次问答、不可抢前乱说、声音高下须有节制等。最有趣的,还是以下这条禁令:
    戒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洁净,痰唾任意,最足生厌。
    厅堂斋舍多备痰盂。便溺污秽,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
想象当年的大少爷们,如何“忍气吞声”,逐渐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实在是很好玩的事情。今日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将此等琐事写进规章。可在“西学东渐”史上,“不随地吐痰”,也算是颇有光彩的一页。  
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生,学校因战乱停办两年。壬寅(1902)入学的,方是第一批得到“举人学位”的大学生(时在1907年)。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中,述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之礼贤下士,为学校网罗人才,在遭时忌、多掣肘的环境下恢复京师大学堂,功不可没:“我们现在人知道蔡孑民先生,而忘记了张冶秋先生任管学大臣时代创办之艰苦,实在比蔡先生的处境难得许多呢!”此说不无道理。1905年,大学堂的管理人由“管学大臣”降为“监督”。出任第一任监督的张亨嘉,以其精彩的就职演说,被学生不断追忆。这里选择邹树文颇为戏剧化的描述:
    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礼,然
    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
    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可说是
    一篇最短的演说。读者诸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
此种轶闻,很合北大人的口味,因而谁都乐于传诵。至于当初张监督为何如此“言简意赅”,是否别有苦衷,也就无暇计较了。
    大学初创阶段,弊病甚多,此在意料之中。大部分学生承袭科举陋习,以读书为作官的阶梯,仕学馆录取的又是在京官吏,大学于是乎与官场没有多大差别。学生可能地位显赫,因迎銮接驾而挂牌请假;运动场上教官小心翼翼地喊口令:“大人向左转!”“老爷开步走!”这些佚闻,全都查有实据。可笑谈终归是笑谈,实际上,大部分毕业生并没得到朝廷的恩惠,所谓“奖励举人”,与“升官发财”根本不是一回事(参见王道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另一个更加严重的指责,便是学生无心向学,沉缅于花街柳巷。陶希圣撰《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其中有一节题为“二院一堂是八大胡同重要的顾客”,写尽民初国会参众两院及京师大学堂的丑态。可据千家驹回忆,三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也颇有经常逛窑子的(《我在北大》)。学风之好坏,只能相对而言。想象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师生,都是“官迷心窍”,或者整天在八大胡同冶游,起码不太符合实际。  
不说京师大学堂的教员,以及培养出来的学生,颇多正人君子;就说新文化的输入与大学的改革,也并非始于1917年蔡氏之莅校。不妨先读读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其中述及北大的整顿与革新:
        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
    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
    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民初北大“启革新的端绪”者,多为章门弟子。从学术思想到具体人事,太炎先生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密切的关系。除上述沈兼士、钱玄同、周氏兄弟外,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还有朱希祖、马裕藻、黄侃等。据误被作为太炎门徒引进的沈尹默称,章门弟子虽分三派,“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和北大》)。这种纠合着人事与思想的新旧之争,在蔡氏长校以前便已展开,只不过不像以后那样旗帜鲜明目标明确而已。读读林纾、陈衍、马其昶、姚永朴等人有关文章,可以明白北大校园里的改朝换代,如何牵涉政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以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远非“新旧”二字所能涵盖。
    京师大学堂尚有独立的面貌,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1912—1916),则基本上隐入历史深处。除了以上所说的“革新的端绪”外,还有几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国初建,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为由,准备停办北大,校长严复上《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一是袁世凯称帝,北大教授马叙伦挂冠而去,学界传为美谈;再就是1916年 9月,校方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20万,筹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

                    紧挨着皇宫的大学

北大之所以名扬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西学的引进与新文化的产生,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不小的区别。谈“西学东渐”,上海更适合于作为题目;至于“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当年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挑头。就因为,后者包含着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转型,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尊。不满足于寻求新知,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这一自我定位,使得“闹学潮”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很难想象,没有学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大学,北大固然以培养了大批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而骄傲;可北大影响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则在于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在某个特定时期,“闹学潮”几乎成为“争民主”的同义词。
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1935年12月30日,刚刚结束一二九运动的北大学生,出版了《北大周刊》第一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其中有赵九成所撰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
    我们的学生运动,不是从现在起的,也不是从五四时代起的,推溯其
    源,当导源于东汉。……在中国,最先发生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三万太学生讥议时政,裁量公卿,成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制约着朝廷的决策。于是,天子震怒,大捕党人,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对于“党锢之祸”,史家评价不一,但将其作为统治者镇压学生运动的开端,则不会有异议。此等“清议”之风,为自视甚高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生徒所继承,因而成为皇上的心腹之患。不过,历代虽有严禁学生干政的禁令,太学生的政治激情却从来没有熄灭,这与其一身系天下兴亡的自我定位有关。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国子监而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即便改为“国立大学”,学生们仍自认作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反差:校方溯源时,不愿从东汉太学讲起;学生闹学潮,反而攀上了“党锢之祸”。
    北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予意识,与古老的“太学”传统,确实不无联系。所谓“京师大学堂”,在晚清,往往省略“京师”二字,径呼“大学堂”(有“大学堂”牌匾为证)。近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史料》,将京师大学堂直译为 Capital  College ,远不及以前的 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 准确传神。“皇家大学”,这才是当年创办者的真正意图。将一所大学建在皇宫旁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有一张北大全景照片,显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当年的摄影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镜头,紫禁城便进入视野。只不过大学堂开办不久,帝制便已覆灭,民国子民不再仰慕皇宫。
    与近年各种真真假假的皇家服饰、皇家菜系、皇家建筑大行其时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读书人,更愿意强调其平民意识。诸多关于北大周围环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宫。张孟休的《北京大学素描》,已经讲到了景山公园的“高岗眺望”,皇宫依然不入高人眼。刘半农欣赏三院前面的无名小河,理由是“带有民间色彩”和“江南风趣”,远非“围绕皇城的那条河”可比(《“北大河”》)。四十年代中期,朱海涛撰写《北大与北大人》系列文章,其中《沙滩》一则,终于从汉花园、大红楼、松公府、四公主府转到了远眺“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
        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
    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 蒙
    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烟树
    万人家”。
文章对日本侵略军将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红楼作为兵营大发感慨,可想而知,谈论紫禁城,也是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不管是故国相思,还是观光游览,紫禁城的帝王之气,并不为浮尘所完全掩盖。因而,朱文的最后一句,“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值得仔细琢磨。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清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 在这“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中(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汉宋太学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至于实际运作,早已斗换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的功过,而是借政府对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争到了马上选派出国留学的权利。此后,读书人地位急剧下降,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1919年的五四运动,只是以火烧赵家楼的罪名,把若干学生抓起来,可见政府对舆论尚有忌讳。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可就是公开的屠杀了。周作人将后两个事件,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识阶级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与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惨遭杀害为标志,政府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极端手段解决学潮(《红楼内外》)。
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由北大及其他高校发起的学潮,我赞同目前大陆学界的主流意见,即大多数参与者是出于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崇高目标。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学校当局的苦衷,同样值得理解与同情。除了校园内部的风波,校长必须承当主要责任,绝大部分针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学校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学潮一旦发生,教授可以参予,也可以不参予;校长则夹在政府与学生中间,处境相当尴尬。历任北大校长,从张百熙到胡适之,大都采取保护学生,化解矛盾的策略。可几十年间,党派在学潮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北大校长实在不好当。办教育者的心情不难理解:在“理”与“势”间保持某种平衡,以求得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魅力,可以用不断的辞职作为武器,这一点,并非每个校长都能够并愿意做到的。
在每所大学中,作为主体的校长、教授、学生,三者各有其位置及利益,奋斗的目标自然不会一致。而在北大这样极为敏感的地方,如何处理源源不断的学潮,对校长来说,无疑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众多回忆录中,蔡元培成了唯一支持学潮的大学校长。这种描述,与蔡氏本人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有较大的出入。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反对学生示威游行。可以将蔡氏自述,与蒋梦麟的回忆相参照。《西潮》第十五章述及五四后蔡元培的辞职南下:
    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
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    
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
    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
    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
    实了。
指责北大学生沉醉于权力、不断的学潮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此乃校长的立场。至于大学生眼中的校长,则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读读当年学潮积极分子的回忆文章,其中多有校长、院长的“漫画像”。
蔡元培长校十年,一半时间在外,与学生直接冲突较少,可也仍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据说,曾有学生几百人集合示威,拒交讲义费,请看蔡校长如何处理:“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为国家大事而抗议,与争取个人福利,二者不好相提并论。可是,“校园政治”的微妙之处正在这里:你很难分辨主事及参予者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谋求私利。学潮一旦爆发,必然鱼龙混杂,而且很容易“转化”。有感于此前之谈论学潮,多从学生角度立论,方才强调引进校长的视角,以供参照阅读。

                   不可救药的“自由散漫”

    开口闭口“我们北大”,而且擅长“闹学潮”,人们往往因此而推断,北大人有很强烈的“集体意识”。此说大谬不然。除了重大历史关头,可能有过“万众一心”的绝佳表现,平日里,北大人恰好以“不合群”为主要特征。
    1925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召,撰《我观北大》,对于被指认为“北大派”不以为然,可也不以为忤:“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可惜北大本无派,有的只是“常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校格”与“精神”。
自从新文化运动名扬四海,世人多以“民主”与“科学”嘉许北大。可在我看来,在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独立”与“自由”。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北大精神”,没有“北大派”。前者作为公共的思想资源,为每一个北大人所选择或拥有;后者的排斥异己、拉帮结派,与老校长蔡元培所标榜的“兼容并包”原则相违背,故“不得人心”。
北大虽无派,却并非一盘散沙,要不怎么闹得起学潮;不强调“集体”与“统一”,只是为了突出自我思考与选择的权利。这么一种“校格”,并非有人提倡,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且代代相传,几乎牢不可破。在许多人眼中,校方管理混乱,教授我行我素,学生自由散漫作为一所现代大学,北大实在缺乏必要的规章与纪律。时人多以北大与清华作比较,后者的整齐划一、井井有条,恰好与前者的长短随意、不衫不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趣的是,每到这个时候,北大人总要竭力为其不可救药的自由散漫辩护。从四十年代谢兴尧攻击蒋梦麟校长之以“整齐划一”的清华精神改造北大(《红楼一角之二》),到八十年代张中行盛赞北大“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课堂教学惯例(《红楼点滴》),都是强调学生有独立判断及自我设计的能力。用张氏的话来说,别看北大人表面上吊儿郎当,“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空气”的感染,是否真的比“制度”的约束更有效,实在不好说,关键在于你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1944年,朱海涛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则谈论北大人的妙文,题为《“凶”“松”“空”三部曲》。单看题目,你就能大概猜到其立意。考进北大很难,在北大混文凭则很容易。这似乎是相当严厉的批评,没想到作者笔锋一转,大谈“北大之‘松’却成为了一种预防疾病的抗毒素,甚至对于许多人更是一种发挥天才的好机会”。“抗毒素”云云,实在有点勉强;至于“发挥天才”,则不无道理,尤其是当世人习惯于把清华与北大作为两种教育思想的代表时,更是如此:
    北大和清华是正相反的。清华门门功课都要不错,个个学生都在水平
    线上,你不行的非拉上来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你下来。北大则山高水低,
    听凭发展。每年的留学生考试,五花八门的十来样科目,北大向例考不过
    清华。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学校所赶不上
    的。
朱文此说大致公允。北大提倡自主、自立,故能出特殊人才。清华着眼于教学的标准化,平均水准自然较高。这两种教育风格的区别,早在三十年代便多有评说,可见并非五十年代院校调整的结果。
    清华原先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立的,其教育思想明显打上美国的烙印。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模仿的是日本学制;蔡元培长校,带进来了德国的大学理念。可我依稀感觉到,更适合于作为比较的,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北大人喜欢谈牛津,不见得真的对英国大学制度有多少了解,而是不喜欢正行时的美国式标准化教学。有两位曾在北大任教的作家徐志摩和林语堂,对宣传牛津精神起了很大作用。前者译出了幽默大家李格(Stephen  Leacock)的《我所见的牛津》,后者则撰有《谈牛津》一文,进一步发挥其注重“熏陶”的教育思想:
        学生们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
    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与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
    他吸烟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
除了点起烟斗熏陶天才一说,有些故作幽默外,林氏笔下的牛津,活脱脱一个“老北大”。北大人何以对这种自由闲散的大学教育情有独钟,林语堂的解释颇为在理:除了不满“水木清华”为代表的美式教育,更因其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古代中国“书院中师生态度之闲雅,看书之自由”。清末民初,不少有识之士(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之等)在积极引进西学的同时,希望借传统书院精神来补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无论从历史渊源、办学方向,还是教授的知识背景、学生的来源出路,老北大都最有资格谈论此话题。
强调自学,注重独立思考,以培养谈吐风雅德学兼优的读书人为主要目标,此种教育观念,必然与统一教学、统一考试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倘若真的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那么老北大的“管理不严”与学生的“各行其事”,自有其合理性。这一点,不妨以偷听生的理直气壮和宿舍里的纵横分割为例。
1921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
偷听生的不可轻视,或者说,默许偷听这一决策之英明,可举以下二例作证。金克木1933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小说家许钦文资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写下这么一段饱含深情的回忆:
        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
    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
    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提及北大人的独立性,最为形象的说明,莫过于学生宿舍的布置。田炯锦称北大“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亦少彼此招呼”(《北大六年琐忆》)。如此叙述,还不够生动。千家驹的描写稍为详细些:“西斋有些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把一间房隔而为二,各人走各人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有之。”(《我在北大》)但最具戏剧性的,还属朱海涛的《北大与北大人·住》。小房间里,“白被单中悬,隔成两个转不过身来的狭窄长间”;大屋子呢,“常常纵横交错像演话剧似的挂了许多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将屋子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单位”。作者于是下了个大胆判断:“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个别发展的气味了。”确实,从日常起居到课堂教学,北大人的“散漫”,与其说是出于对规章制度的蔑视,不如说是出于追求“自由”与“独立”的天性。
正因为尊重个性,强调独立,沙滩或者马神庙,多的是怪人与轶事。“狂妄”、“怪诞”与“不羁”,在其他大学或许会受到制裁,而在北大,则很可能得到无声的鼓励。在北大人眼中,有个性、有趣味、有教养,似乎远比有成就更值得羡慕。这种价值取向,使得校园里代代相传的“老北大的故事”,与校方所修“正史”拉开了距离。比如,写校史不会给辜鸿铭多大篇幅,可要说北大人物,辜氏绝对不可缺少;钱玄同当然是大名鼎鼎,可校史上不会提及其只管传道授业解惑,而拒绝为学生阅卷。至于陈汉章不当教授当学生、朱谦之不要文凭要学问,诸如此类的奇人逸事,几乎每个北大人脱口都能说出一大串。

                    “轶事”之不同于“正史”

    作为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北大文、理、法三院各具特色,也各有千秋。如果撰写中国教育史,谈论北大对于传统学术及书院教学的突破,后两者或许更有代表性。可要说“老北大的故事”,则基本上属于前者。
就学校总体实力而言,理工医农的发展极为重要,故每回校方组织的纪念册上,都会强调实验室的建设,以及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等。比如,194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在“学术讲演概要”及“论文集目录”部分,排列顺序都是理、文、法、医、农、工。可到了校史陈列及名教授遗著展览,理科教授榜上有名的唯有兼及政治文化的丁文江,余者全是人文学者:蔡元培、陈独秀、王国维、鲁迅、黄侃、吴梅、钱玄同、刘半农、沈兼士、孟森、马廉、徐志摩。至于学生会主持的纪念册,更几乎是文学院的一统天下。
据曾任教物理系的李书华回忆,由于一批学成归来的教授们殚精竭虑,二十年代“北大本科物理系毕业水准,比美国大学本科毕业(得B. Sc.学位,以物理为主科)水准为高,比美国得硕士(M. Sc.)学位的水准为低”。这对于创办不到三十年的北大来说,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北大理科、法科的教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完全值得文化史家大笔书写。可即便如此,李书华依然称:“北大的人才,以文科方面为最多。”(《北大七年》)这只能说是一种误会:科学家与文学家的贡献,其实无法比较;所谓人才云云,也就很难说文科为多。
有好几个因素,使得北大文学院的教授们尽领风骚。首先,北大之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体的科学成就;其次,人文学者的成果容易为大众所了解,即便在科学技术如日中天的当下,要讲知名度,依然文胜于理。再次,文学院学生擅长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关于任课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声名远扬。最后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能够得到公众关注并且广泛传播的,不可能是学术史,而只能是“老北大的故事”。
讲“故事”,注重的不是权势,也不是成就,而是北大人独特的精神气质。陈诒先追忆后来归并入北大的译学馆同学时,有句妙语:“无一伟人”,但“皆能以气节自励”。这可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别有怀抱:与功业相比,人格更值得夸耀。以鉴赏的眼光,而不是史家的尺度,来品鉴人物,人文学者因其性格鲜明、才情外显,比较容易获得好评。柳存仁述及校园中常见的“话题”,多选择文科教授,除了北大人特有的傲气,更包含某种价值判断:
        在这个俯拾即是“要人”,同学多半不“贱”的古城老学府里面,很
     少──我甚至于想说没有──人会引以为荣的提起上述的任何一班人的
    “光荣”的或“伟人”的史迹。……也许偶然会有人谈到黄季刚,刘师培,
    辜鸿铭,林损,陈独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欢讲他们的逸闻
    轶事的,似乎总是出之于白头宫女话天宝沧桑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时候为
    多。(《记北京大学的教授》)
不向当红的胡适之、顾颉刚点头鞠躬,只谈论已经病逝或退出学界者,这种不成文的规矩,目的是维护校园里的平等与自尊。拒绝当面捧场,而将过去时代的教授,作为传说人物,在不断的“再创作”中,寄予自家的趣味与理想。至于校友的追忆文章,则又另当别论,因其不在现场,没有献媚之嫌。
当北大作为一个整体被追忆时,不可能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因而,跨科系的课余活动,反而成了回忆文章的重要主题。比如,少年中国学会在来今雨轩的聚会(张申府《回想北大当年》),世界语宣传运动在北大的展开(傅振伦《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还有学生军之组织及作用(程厚之《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等。常被北大人挂在嘴边的“我们北大”,所认同的,更只能是一种精神气质,而非具体的专业知识。作为象征,则是各种各样略带夸张变形的奇人与轶事。
“轶事”不同于“正史”,除了叙述不一定真确外,更因其选材有严格的限制。不管是宫女话天宝,还是名士说风流,都不可能毫无选择地复制“过去的好时光”。并非所有的事件都能成为追忆的目标;没被追忆,不等于不重要,更不等于不曾存在过。比如,紧张的读书生活,严格的科学实验,还有令人胆颤心惊的期末考试,都很难成为“老北大的故事”。就连众多谈及图书馆的,也都避开必须正襟危坐的经史,而选择“雅俗共赏”的《》(参见张孟休《北京大学素描》、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课程与图书》)。可你要是想象北大人整天泡茶馆、捧戏子、读禁书、传轶事,或者北大人都是独立不羁,率性而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只是北大生活中“有趣”的一面。就像晋人未必都如《世说新语》所呈现的,那样永远地“风神潇洒”。
说的是轶事,又是几十年后的追忆,自说自话,心态闲适,笔调从容,还有点倚老卖老,意思是信不信由你。此类文章,在美化母校的同时,往往转而追求笔墨情趣:将“神情”与“韵味”,置于“事实”之上。这种倾向,与三十年代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结合明清小品与西洋随笔( Essay )的努力,不无联系。实际上,从三、四十年代的徐   、柳存仁、朱海涛、谢兴尧,到八十年代的张中行、邓云乡,周作人的影响依稀可辨尽管在“漫说红楼”方面,周氏并非始作俑者。

               “回到现场”之艰难

    与史家之注重“关键时刻”不同,随笔作家更喜欢“日常生活”。在我看来,不曾进入历史叙述的“红楼”,同样值得后人追怀。当年教授的薪水、寄宿舍的伙食费、讲义如何分发、试卷怎样评阅、课余活动及自我娱乐、教授眼中的学生与学生眼中的教授、红楼的晨光、汉花园的月色、沙滩周围的小饭铺、众名流的电话及住址,诸如此类琐碎的生活场景,不为史家所重视,却是进入“老北大”的必要门径。将众多素描、随笔、回忆录,与当年北大刊行的各种指南、影集、纪念册参照阅读,方才可能“回到现场”。
    借助于各种历史资料,我似乎逐渐回到了那个已经变得相当遥远的年代,亲眼目睹了众多日后传说纷纭的人物与事件。正当我得意洋洋的时候,两三件小事的考订,使得“幻梦”永远无法成真。
    对北大历史有兴趣的人,大概都会欣赏连梦青《邻女语》中的“许景澄之死”。许氏多次充任出使大臣,主持外交谈判,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子事变时,正以吏部右侍郎暂管京师大学堂事务。因六月二十七日上奏吁请保护使馆并严惩祸首毓贤等,许与袁昶同时被西太后处死。此事史书多有记载。《邻女语》之特异处,在临刑前许氏拿出大学堂四十万银子存折,吩咐不可便宜了外人。因银子存在华俄道胜银行,一旦存折去向不明,洋人很可能翻脸不认帐。其时大学堂刚刚创办,每年经费才二十万,不难想象这张存折的份量。要不是许大臣高瞻远瞩,日后京师大学堂能否顺利恢复,将是个大问题。每念及此,我辈焉能无动于衷?
    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教员,林纾也曾用小说形式描写管学大臣之慷慨就义。可惜对这张关系大学堂生死存亡的存折,《剑腥录》中只字未提。照林纾的说法,许公临刑前有所交代的,不是大学堂存折,而是外交文书。小说如此摹拟许公声口:
        伏法诚甘,唯吾在外部中尚有交涉未了之案,一旦身首异处,恐后此
    洋人不承前诺。今请笔墨书某某藏案,及外人文件,可备后人检核者,然
    后就刑,亦罪臣所以报国也。
于国家危急之际,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管学大臣之伏阙上书,殉了千百年来士大夫拯世济难的理想,博得广泛的同情与敬意。借助其时众多附会与传说,小说家得以驰骋想象。
    大学堂确有道胜银行的存折,并在庚子事变中失落。日后之所以没被洋人占了便宜,不是因了许公的交代,而是由朝廷出面要求发还。《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所录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管学大臣张百熙为华俄银行存款结算事致外务部咨呈,述及存折如何失而复得,并无任何传奇色彩。许景澄临刑前对大学堂事务有所交代,此说查无实据,却事出有因。北大综合档案里保存有许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为移交大学堂房屋等上内务府文二种,此前两天许公上奏,此后三天许公就刑。可见,连、林二君之叙述,并非空穴来风。
    比起“小说家言”来,回忆录该可靠些吧?可照样会有令人尴尬的局面出现。谈论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时之宽容大度,常有以礼聘梁漱溟为例者。最有趣的说法是,梁氏投考北大未见录取,转而被聘为教授。蔡元培“慧眼识英雄”是实,至于“考生变教授”的戏剧化场面,却纯属虚构。此轶事流传甚广,且被引入专业著述,虽经梁氏一再辨解,仍无法“以正视听”。在为纪念北大诞辰九十周年而写的《值得感念的岁月》中,梁氏再次提及此“失实的传闻”:
        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
    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
    (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
    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仔细分析,“传闻”虽则“失实”,却也颇有几分“神似”。没念过大学的梁漱溟,因蔡元培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而得以在北大讲课,这点并非误传。可就是这篇纠谬之作,同样必须正误。梁漱溟1917年始到北大任教,同年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并考取官费留学(因眼疾推迟一年赴美),所谓二人同在北大分任师生的故事,当系误记。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辜鸿铭任教北大的故事。几乎所有追忆老校长蔡元培的文章,都会提及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最合适的例子,莫过于接纳辜鸿铭。此“最佳例证”,其实是蔡氏本人提供的。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撰《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逐条批驳林氏对北大提倡新思潮的攻击,最后方才亮出其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并举例加以说明:
        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
    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是辜鸿铭。这例子实在太精彩了,可转相传诵的结果,却产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觉:辜氏任教北大,乃直接得益于蔡氏之“兼容并包”。其实,辜氏进入北大,在蔡氏长校之前。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一文,述及1915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辜鸿铭坐在主席台上,并即席发言。而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是在1916年12月26日。也就是说,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策略,是稳住阵脚,同时加聘新派人物(如陈独秀等)。蔡氏作为战略家的眼光,就体现在这不大起眼的“加聘”上。
    作为大学校长,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学界普遍认定,正是蔡氏主校后的所作所为,直接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乐于传诵蔡氏容纳异己之雅量者,必须同时考虑其坚持原则时的倔强与不肯通融。一个极少被史家提及的“细节”,引起我的兴趣:就在蔡氏致林纾信发表的第二年,辜鸿铭终于还是被解聘,理由是教学极不认真。蔡氏不曾因政见相左而排斥异己,这点没有说错;至于作为蔡氏“大家风范”注脚的“辜鸿铭的故事”,却不该如此除头去尾。
    或许,这正是“轶事”的魅力所在:既不是凭空杜撰,也并非确凿无疑。对于史家来说,此类轶事,不能过分依赖,可也不该完全撇开。夸张一点说,正是在这些广泛流传而又无法实证的逸事中,蕴涵着老北大的“真精神”。很可能经不起考据学家的再三推敲,但既然活在一代代北大人口中,又何必追求进入“正史”?即便说者无心,传者也会有意能在校园里札根并生长的轶事,必定体现了北大人的价值倾向与精神追求。正是基于此立场,不想强分“真伪”与“虚实”,更不敢蔑视那些半真半假的传说。在找到更合适的解读方式之前,我宁肯“多闻阙疑”,用理解与同情的眼光,面对五彩纷纭的“老北大的故事”。

                                      1996年10月8日于京西蔚秀园
 
 
网友讨论
 
讨论标题:
作  者: E-mail:
 
 
 
版权申明:本站所有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其他网站转载请注明出处,纸媒体选用请与作者本人或本站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