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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3-11-23 10:38:11
 
 
《语言哲学教程》导论
 
 
作者:陈嘉映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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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
   §1,语言哲学题解
   语言是所有人类都有的,同时只有人类才有。希腊人把人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我们把和自己对话的人称作你,自然而然把他看作同自己一样的人,但我们不这样称呼自己正在操作的对象。语言是本族人和外族人的界线,希腊语把野蛮人称作barbarian,不会说话而只会叭叭叭叫唤的生物。更有甚者,语言被赋予创世之功,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所以福音书里说“太初有言〔逻各斯〕”3。
  语言和心灵、精神的关系十分密切。洪堡说:“语言是世界观”,又说,“语言是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就是其语言。”心智的成长大概离不开语言,培根说:“人们以为心智指挥语言,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语言控制着人们的心智。”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培根要我们警惕所谓市场偶像。语言对人的重要性几乎怎么说都不为过,用不着有什么时尚潮流,自古以来,喜欢反省、思辨的人鲜有不被丰富而有趣的语言现象吸引的。在先秦诸子中,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之辩,墨学的逻辑,都指引我们去思考语言的本性。名和言在孔子那里有重要的地位,因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又作“训”〕,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子夏会感叹说:“富哉言乎”。孔子的这些言论是从现实政治的关怀发出的,但也可以在本体论层次上理解。孔子本人不好思辨,对名和言的本质议论不多,多半谈到言的时候,言辞似乎只是达意的工具。后世儒学大致以此为纲,特重小学功夫,“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戴震语〕,语言是通往道的途径,而不是道的体现,因此儒学传统较少对名、言的本质的思辨。老庄则异于是,《道德经》开篇4就说“道可道非常道”。然而,说不可道不已经有所道吗?庄子说:“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在庄子的书里,随处可见对名实、有言无言等等的深刻思辨。我们不妨借用柏拉图的话来说:“语言这个题目也许是所有题目中最重大的一个”。
  语言是一种心灵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在所有心灵活动和社会现象里,语言是最系统的,最适合成为系统思考〔episteme〕的对象。为什么语言是心灵/社会现象里最系统的?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是这样想的:语言符号系统或曰施指系统是纯形式的,没有实质用途,因此,这个施指系统的力量乃至其存在都完全依赖于它本身的系统性。语言的系统性来自其分节的清晰性。语词对句子的关系和音符对乐曲、色彩对图画的关系有很大不同,离开了图画,色彩本身可以是鲜艳的或黯淡的,语词离开了语言却什么都不是。从可口可乐到飞机,也都可以成为施指,但这些东西各有实际功能。语词的“功能”却完完全全在它们的系统之中。
  从前不分哲学、科学或思想,对语言的系统思考全可归入“语言哲学”名下。不过,这个名称有其特指,宽泛的用法指二十世纪以语言为主要课题的哲学研究,狭窄的用法则指分析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
  我们可以粗略区分二十世纪几个主要的西方哲学传统。一个是分析哲学传统,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莱尔、塔斯基、蒯因、达米特、克里普克等人。一个是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代表人物有胡塞尔、海德格尔、加达默、梅洛-庞蒂、德里达等。再一个是实用主义5传统,代表人物有皮尔士、威廉•詹姆士、约翰•杜威。一般认为实用主义传统和分析哲学传统比较接近,皮尔士被很多哲学史家视作分析哲学-现代语言哲学的开创人之一。蒯因等人后来都受到实用主义的深刻影响。为简便起见,下面只说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解释学两个传统6。
  这两个传统虽然都是哲学,虽然都体现了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但两者在入手点、术语、论述框架、论述风格等各个方面均相去甚远。而且――细想起来这一点颇为奇怪――两个传统之间的对话也不多。所以,很少有人把两个传统对语言的思考合在一起论述,多数题名为“语言哲学”的著作都采用较狭的指称,特指分析哲学传统的语言哲学。眼下这本书也是这样。的确,把两个传统放在同一本书里来介绍,不仅需要极大的功力,而且需要不止两倍的篇幅。这些都不是本书作者能做到的。我希望哪位学人另写一部《语言哲学——分析哲学传统之外》,也希望有人来写一本更加包罗万象的语言哲学7。
   此外,本书还包括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两章。多数语言哲学教程虽然会反复提到他们,但不把他们列在正式陈述的范围,然而在我看,这两位虽然是专业的语言学家,但同时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对语言进行了深度的哲学考察,对语言哲学本身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上是就“语言哲学”这个名称的外延来谈的,至于这个用语的内涵,讨论起来就更加复杂。眼下只能作一点形式上的说明。塞尔曾建议区分philosophy of language和linguistic philosophy,前者研究语言的普遍性质,如指称、意义、真假,关心的是普遍的哲学问题,后者研究特定语言中的特定词语的用法,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8。万德勒则建议更加细致的区分,分出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linguistic philosophy和philosophy of language。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这门学科“对意义、同义词、句法、翻译等语言学共相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地位和验证方式进行研究。因此,语言学哲学是科学哲学的特殊分支之一,与物理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等并列”。Linguistic philosophy“包括基于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任何一种概念研究。举例来说,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哲学思考、罗素的特称描述语理论、莱尔关于心灵概念的著作,都在这类研究的范围之内”。最后,philosophy of language“可以留下来称呼语言哲学原初领域剩余的那些部分,包括关于语言的本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等内容的或多或少具有哲学性质的论著。沃尔夫的《语言、思想和现实》,也许还有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9
  不同的建议背后含有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或多或少不同的理解。我认为大致可以把哲学理解为对重要观念的概念考察。观念分属不同的领域,例如语言、历史、科学、艺术、教育等等,对这些不同领域的观念的考察就形成了哲学的不同分支,如语言哲学、历史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等等。但是,语言又与历史、艺术等等不同,语言和概念的关系更为紧密,乃至我们经常无法区分概念和语词,于是,一切概念考察都是语词考察,语言哲学就不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哲学本身了,或者说是“第一哲学”。维特根斯坦第一个提出,“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10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哈克,带来语言转向的不是弗雷格或罗素,而是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才是第一个“语言哲学家”。
  我想,我们只要从以上两重意义来了解“语言哲学”这个用语的歧义就够了。我将在最后一章回到这个话题来,我的结论是,语词是概念的最高形态,但概念考察不限于考察其最高形态,因此,不宜把哲学等同于语言哲学,而应把语言哲学视作与科学哲学等等并列的一个哲学分支,虽然这个分支占有格外重要的地位。
  
   §2,古希腊哲学对语言问题的思考
  哲学起源于希腊,两千多年的哲学史所讨论的,没有哪个重要问题不能在希腊哲学里找到先声。
  赫拉克利特是第一个从各个角度阐述logos的哲学家。逻各斯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中心课题之一,甚至就是中心课题,乃至近年来常听到对西方哲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logos大致有言谈,思考,所思、所谈、所写的东西,公式,理性,论证,尺度,原则诸义。Logos原则上是无法翻译的,多半直接音译为“逻各斯”,但古汉语中“道”这个概念与逻各斯颇多相通之处。关于逻各斯,赫拉克利特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想法,例如,虽然逻各斯是无所不在的,大多数人却不了解它。赫拉克利特特别强调逻各斯的公共性,“逻各斯是公共的”,是“必须遵从的共有的东西”。他把逻各斯比作清醒人的理智,“清醒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世界,睡梦中各有各的世界。”他又把逻各斯比作法律,“如果要理智地说话,就得将我们的力量依靠在这个人人共同的东西上,正像城邦依靠法律一样。”11
  一方面有赫拉克利特那种海德格式的对逻各斯的玄思,另一方面也有风格与近代分析哲学不无相像的智者们。智者高尔吉亚主张存在是无法被认知的,更是无法被言说的。假设我们确实能通过各种感觉了解存在,但你我的感觉都归各自所有,我们怎么能通过语言把它们传达给对方呢?我们知道,语言和物体是不同的,我们用来感知语言的途径显然不同于我们用来感知物体的途径。语言和感觉异质,更和存在相异,而我们却想用语言来传达感觉甚至传达存在,自然不能成功。这番思辨,实可视作关于私有语言讨论的先声。此外,高尔吉亚还提出了语言由外界事物的刺激而产生的主张。12
  柏拉图的多篇对话中都有大段大段关于语言的讨论,这里主要说说《克拉底鲁篇》。《克拉底鲁篇》是一篇亦庄亦谐的范文。对话开始处,赫摩根尼〔Hermogenes〕向苏格拉底复述了他和克拉底鲁〔Cratylus〕两人刚才争论的话题:赫摩根尼主张语词是约定的,对于同样的东西,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名称,与此相似,我们经常改变奴隶的名字,新名字和旧名字一样好使;克拉底鲁则主张语词的用法是依据自然的,有对错之分。赫摩根尼并不坚定反对克拉底鲁的主张,但他抱怨克拉底鲁语焉不详,弄得神秘兮兮的,所以邀请苏格拉底来阐论这一论题。
  这篇对话的前一大半是苏格拉底和赫摩根尼的对话,像柏拉图所写的多数对话一样,苏格拉底发议论,赫摩根尼当托儿。苏格拉底大致取自然说而反对约定说。第一个根据是,我们不能把人叫作“马”,也不能把马叫作“人”。第二个根据是,命题是由语词构成的,命题有对有错,所以语词也有对有错。苏格拉底进一步用工具来说明语词,工欲善其事,必须使用适当的工具,人要说话,就要使用适当的语词,我们必须沿着自然的纹理来切割一样东西,同样,我们必须用自然的方式来说话。这些工具的制造者是一些专家,他们制造的工具优劣则由使用这些工具的工匠判定。并非人人都能制造语词,立法者创制语词,评判创制的依据则是语词是否合用。不同语言用不同的音节来制作同一个语词,就像不同的工匠用不同的铁块来制造梭子,“质料可以不同,形式却是一样的。”苏格拉底隐示,他这里说的是理想的语词,是〔意义相同的〕不同名称所命名的一般的东西。正确的语词显示出被命名事物的不变本质。给一个不信神的人起名叫Theophilus〔敬爱神明的人〕就是误称〔misnom〕。由于我们总是随着祖上的姓名给孩子命名,所以实际使用的名称是很容易误导的。苏格拉底半认真半玩笑,长篇大论分析神、精灵、人、身、心、运动等等重要语词的词源,他从一些语言事实引出一种结论,从另一些语言事实又引出相反的结论,苏格拉底大概是通过这种讽刺手法对当时的一场论战作出反应: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语源分析达到真理。苏格拉底的回应在今天显然还很有意义。
  语词怎样显示事物的本质呢?苏格拉底引入他的模仿说,音乐家和画家用音调和色彩模仿事物的外表,哑巴用向上的手势来表示轻扬,语词则用字母的组合来模仿事物的本质,苏格拉底猜测说,每个字母本身就有某种特征,例如a这个字母表示大小,o这个字母模仿圆。古人大概就是依此创造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词。
  在苏格拉底和赫摩根尼的以上对话中,苏格拉底似乎是在为克拉底鲁的主张提供理据,支持语词不是约定的,而是自然的并因此有真假的。但苏格拉底表示,他对刚才获得的那些结论很没把握。这时,苏格拉底转向克拉底鲁,对话的后一半一直是苏格拉底和克拉底鲁两人之间的对话。克拉底鲁认为,一个名称要么命名了事物,因此是正确的,要么没有命名事物,因此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一个噪音,只是无意义的而无所谓对错。苏格拉底把语词比作肖像,借以表明克拉底鲁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一幅肖像可能不够真实,但也不是完全走样。这里的语词图像说和后世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颇为接近。但克拉底鲁反对把语词比作肖像,一幅肖像可能略去了原型的一些特征,因此不大像原型,却仍然是可辨认的肖像,一个语词若减去一个字母,可能就是另一个词或根本不是一个词了。不真实的话语是错误的抑或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一直是语言哲学中的一个争点,苏格拉底在这里没有提出最终的答案。
  随着对话的进展,苏格拉底列举了有利于约定说的一些典型事实,逐步调整语词模仿本质的主张,结论大致是: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实际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的。
  在柏拉图那里,语言问题的探讨始终是和一般哲学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这篇对话讨论了我们是否可以只凭研究语词来洞悉事物的本性,我们是否能够不借语词来认识事物,不变的本质和流变的现实之间是何种关系等极重要的话题。
  错误还是无意义,这是语言哲学中反复讨论的问题,在希腊哲学的全盛时期,这个问题经常这样表述:真的就是存在的,那么,错误的岂不就是不存在吗?《泰阿泰德篇》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柏拉图否定了不通过任何媒介的对事物的“直接认识”,而居于首要地位的媒介就是逻各斯。知觉通过逻各斯成为思想,就此而言,思维和语言是同一的。但是,如果思维和逻各斯〔语言〕同一,就会出现一个困难:思维怎么会与逻各斯相悖而出错?柏拉图采用的路线似乎与近世的逻辑还原论非常相似。苏格拉底告诉泰阿泰德,他似乎曾在梦里听人说过,构成人和万物的最基本的元素是无理可解的,它们只能被命名,却不可能加以述说,因为无论以肯定的方式还是以否定的方式谈到它具有某种禀性,都对它增加了一点什么,使它不再是最简单的东西。我们只好不靠任何一种规定性直接为它们命名,因此它们只有名称,别无其他。由这些基本元素编织而成的东西是复杂的东西,因此是可述说的,它们由名称的组合来表达13。《智者篇》继续探讨《泰阿泰德篇》中已经提出过否定的存在陈述问题。否定的存在命题一直令人困惑,成为哲学史上一个经年不治的老难题,蒯因称之为“柏拉图的胡须”,十分坚硬,让奥康姆剃刀犯了难。本书将多次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亚里士多德大概是系统探讨语言的方方面面的第一人。亚里士多德常被尊为科学之父,各门科学之父,这个尊号在语言学上也是恰当的14。在《解释篇》开篇,亚里士多德说明他将要首先定义名词和动词,然后将解释否定、肯定、命题等等的含义。他接着表明了他对语言的一般看法: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语词由约定产生,名词具有与时间无关的意义,动词不仅具有意义,而且与时间有关15。名词和动词结合,形成句子。各个民族的口语和文字都是不同的,然而,虽然各个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的约定,但内心经验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词汇本身无所谓对错,只有由词汇结合而成的句子才可能有对错。句子或我们心中的思想,有时没有对错之分,有时则有对错之分,例如祈祷就无所谓对错,但若句子对存在作出了肯定或否定,就出现对错之分。这种有对错之分的句子,就是命题。这些提法,无论对错,都涉及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在《解释篇》里,亚里士多德只研究有对错之分的句子即命题,并表示其他的句子属于修辞学和诗学的研究范围16。亚里士多德接着讨论了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单称命题和全称命题,包含可能性的命题和包含必然性的命题〔大致与后世所谓综合命题/分析命题相当〕。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对语词作了分类,分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处所、时间、姿态、动作、承受,并对这些范畴一一作了探讨。后世语言哲学的主要论题,鲜有亚里士多德不曾探讨过的。此外,《形而上学》中对基本哲学概念的分析,《诗学》、《修辞学》中对“非命题形式的”语言的讲解,都是谈不完的话题。此外,亚里士多德在其各种著述中还提到了很多前辈哲学家的观点,其中一则说,赫拉克利特的信徒克拉底鲁坚持万物不断流动,因此无法给任何事物命名,乃至他不肯开口说话,只用手指来指。17
  
   §3,罗马、中世纪哲学对语言问题的思考
  罗马人的思辨水平远低于希腊人,不过,由于罗马人热衷于拉丁语的语法规则研究,所以在语言学领域里,罗马人留下了不少遗产,近代语法学的术语和体例多半是从拉丁语法继承下来的。罗马之后,欧洲进入了中世纪,中世纪哲学总体上当然远不及希腊哲学辉煌,但在语言探究这一领域,中世纪哲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世纪的所谓七艺中,语法、辩论术、修辞学是最重要的三艺。
  中世纪重视语言探索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哲人热衷于《圣经》的诠释。《圣经》里本来就有很多关于语言的故事,《旧约》里有一个巴别塔的故事,最为著名。这个故事说,天下人的语言一开始都是相同的,他们聚在一起,决定建造一座直通天顶的塔,传扬人类的名字,以免人类始终分散在大地上。耶和华恐怕人类要是作成了这件事,以后无论要作什么,就没有作不成的了,于是,耶和华变乱了人们的口音,使人们互相之间语言不通,从此分散在各地,放弃了共同建设高塔的事业。所谓巴别塔中的“巴别”,意思就是“变乱”。这个故事寓意深长,曾被无数人引用、阐释。直到今天,不同语言仍是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主要基础,仍有一些语言共同体在要求独立自治,同时也不乏为此互相残杀的实例。另一方面,共同的科学语言似乎要直达统一场理论,让人类能像上帝一样获得对世界的最终认识。
  中世纪初的大思想家奥古斯丁对语言作了全方位的思考。他把《约翰福音》开篇的一句理解为“太初有言”,明确提出了言语创生万有的认识。奥古斯丁区别声音与意义:“声音与意义是两回事,声音方面有希腊语、拉丁语的差别,意义却没有希腊、拉丁或其他语言的差别。”18声音因人而异随时而异,意义却是同一的。“幸福”这个词在各种语言中不同,不懂这种语言,你听到这个词就会无动于衷,但对幸福本身的追求却是说各种语言的人共同的。意义的这种同一性是怎么获得的?奥古斯丁建议用记忆来加以解释。奥古斯丁有时也把意义称作内在的语词,内在语词无须通过声音的表达而存在,外在的语词却总是依赖于内在语词的预先存在的。但他也承认,从内在语词到表达,其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思维在最终的表达中成为清楚的东西。当然,上帝的行动没有先后之分,对于上帝来说,内在语词已经是清楚的。托马斯•阿奎那后来继承了奥古斯丁的这一区分,主张内在语词是上帝的语词,体现着上帝的创造力量,外在语词则是一种受创物。上帝可以通过外在语词对人说话,也可以直接通过内在语词对人的内心说话。
  人们最初是怎么学会语词的呢?奥古斯丁这样描述自己童年的经验:“我看见大人称谓某个对象,同时转向这个对象,这时我会猜测,他们用这个声音来指称他们所要指出的那个对象。他们的确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姿态上看得很明白,此外也可以从所有种族的自然语言看得很明白:人们用表情、眼神、肢体动作和声调口气来展示心灵的种种感受,例如心灵欲求某物、守护某物、拒绝某事或逃避某事。我一再听到人们在不同句子中的特定位置上说出这些语词,从而渐渐学会了去理解这些语词是哪些对象的符号,并逐渐学会用自己的口舌吐出这些音符来表达自己的愿望。”19
  中世纪学者对语法学作了广泛细致的研究,建立了语法学这个学科。中世纪语法学与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学科紧密交织,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争论就是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他们注意到有些名词如“苏格拉底”指称的是个体,有些名词如“人”指称的是类。因此,我们应当区分这两类名词,一是专名,一是通名。唯实论者认为通名像专名一样也指称实在的对象,唯名论者持相反的观点。唯名论的重要代表阿伯拉尔从个别高于一般的基本立场出发来区分专名和通名,专名如“苏格拉底”是有所指的,指的就是苏格拉底这个人,作为专名,它的所指是唯一的。通名如“人”却没有一个同样明确的对象与之对应,“人”固然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不在于有所指,而在于它是代表一个类的记号。另一个著名的唯名论者奥康姆也持类似的观点。奥康姆是中世纪最重要的逻辑学家之一,在逻辑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必须对语词作出新的分类,例如需要区分实体语词和形式语词,前者如“桌子”,后者如“有些”、“不”、“如果…那么…”,后面这些词很接近后世所谓的“逻辑常项”。唯名论/唯实论之争通过一些变形广泛存在于二十世纪语言哲学,大多数重要的语言哲学家持唯名论观点。
  中世纪语言学家对另一些语言哲学问题也发生过很大的兴趣,例如:句子在先还是词在先?多数论者倾向于认为词在先,基本的根据是句子是由词构成的。
  
   §4,近代哲学对语言问题的思考
  近代以来,有很多重大的事件影响到语言学和语言思辨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发掘出希腊、罗马、阿拉伯典籍;伴随新大陆的发现,人们了解到印第安语等多种新的语言;此外还有对汉语以及汉语语法学的了解,近代科学方法的诞生,拉丁语的衰微等等。
  在近代哲学中,对分析哲学传统的语言哲学家们影响较大的是洛克、莱布尼茨、贝克莱、休谟、康德、密尔等人,本节就对这几个哲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作一简略介绍。
  洛克认为词所指示的不是事物,而是观念。通名指示类的观念,类的观念是由类的属性合成的。马具有四足、有毛、食草、善跑等多种属性,这些属性结合到一起就是“马”的意义,同时也是识别马的标准。
  莱布尼茨多方面对洛克的学说提出挑战,在语言领域也不例外。莱布尼茨质疑说:每个人的观念或心象都不尽相同,如果一个语词代表观念,那它代表哪个人的观念呢?莱布尼茨因此倾向于把语词认作是语言共同体共享的符号。莱布尼茨对后世语言哲学更重要的影响是他建设人工语言的努力。莱布尼茨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语言,把语言看作各种可能符号的一种。他强调自然语言依赖于知觉,因此分有知觉的模糊、歧义等种种缺陷。自然语言不是描述客观事物的最佳工具,人们发明语词,一方面受到客观事物的引导,另一方面却掺进了人们自己的偏好,为了探究真理,必须建立一个由普遍符号组成的更为清楚的符号体系,他本人就为此作出了长期的努力。这种努力在数学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今天人们使用的微积分符号就是从莱布尼茨的符号系统发展出来的。他甚至设想,有一天人们不必再进行无谓的争论,人们使用一种清晰的逻辑语言,所有争论都可以在黑板上像解数学题一样得到解决,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说莱布尼茨及其后继者取得了成功。
  贝克莱从另一个角度对洛克发起挑战。他认为,名称不直接指称任何对应于实体的观念,而是指称对应于现象的特殊观念。通过类似的论证,贝克莱最终还否定了“物质实体”的概念。休谟的看法和贝克莱相近,他也认为词所指示的不是事物,而是观念,而且是简单观念。
  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密尔把绝大多数语词视作名称。名称对应于对象。名称分作专名和通名。通名有既有意义〔connotation〕又有指称〔denotation〕,或者也可以说,既有内涵(intension)又有外延(extension)。内涵代表对象的根本属性,外延是名称所适用的对象的集合。内涵决定外延,例如“人”的内涵是两足无羽的理性动物,凡符合这一定义的所有对象并唯符合这一定义的对象是人。所以,也可以把内涵视作通名所指对象品类的定义,或视作确定这一品类有哪些成员的识别标准。关于通名的理解密尔大致采取了洛克的看法,但他更进一步提出,通名直接指示一类对象,而同时间接地表明了这类对象的属性。“马”指示马这个类,同时间接表明了四足、有毛、食草、善跑等属性,这些属性就是“马”这个名称的内涵。另一方面,“马”这个名称的外延就是所有的马。专名没有内涵只有外延,等于说专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标记,我们通过它和心里关于对象的观念或它所指的对象联系到一起。“的卢”没有意义,只是个名称,我们无法从这个名称得知对象的任何属性,这个名称和它所指的对象(那匹马)直接连系。Dartmouth是一个地方的名称,命名它为Dartmouth,因为它是Dart河的河口(mouth的一个意义是“河口”),但这是命名的起因而不是这个名称的意义,即使Dart河改道,Dartmouth不再是Dart河的河口,这个地方完全可能沿用这个地名。
  此外,密尔也承认有少量语词像“如果”、“和”之类不是名称,他把这些语词称作“语法词”甚至“句子的语法成分”。
  密尔的看法似乎接近于我们对语词的初级反思。“马”是个通名,可以在字典上查到这个词的定义,这个定义同时也是马这个动物种类的本质特征。本质涉及的是类,的卢是个个体,因此说不上有什么本质特征,“的卢”也没什么含义,你要问我“的卢”是什么意思,我会回答说:“的卢没什么意思,那是一匹马的名字。”不过,这一理论也包含很多疑问,我们将在第十四章再来讨论。
  对二十世纪语言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位哲学家是康德,特别是他对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的区分。不过,康德在他的煌煌巨著《纯粹理性批判》里几乎没有谈到语言,如果我们想到几乎与他同时的赫尔德、洪堡等人,想到“语言”那时候差不多成了“精神”和“文化”的代词,这就更显得奇怪了20。很多康德研究者都对这一点表示过迷惑、遗憾、不满。但也有持相反看法的论者,对维特根斯坦颇有影响的毛特纳就把《纯粹理性批判》视作“语言批判”。T.C.威廉姆斯则从历史解读和文本解读两个方面尝试论证康德的技术性的“经验”概念就是赫尔德和乔姆斯基所说的“内化语言”或“内部语言”21。如果其论证成立,康德对当代语言哲学的影响就更加直接了。
  
   §5,语言转向
  阿佩尔曾经这样总结西方哲学的发展: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二十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这个说法大概已经妇孺皆知。本体论要确定的是“什么东西存在”或“什么是实在的基本存在形式”。认识论要确定哪些东西是我们能认识的,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东西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可以看作一种进展,我们不再独断什么东西存在,而是通过对人类怎样认识世界来确定什么东西存在。沿着这样的线索,我们也可以把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看作一种进展: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认识存在――而意义的首要载体就是语言。所以,阿佩尔的说法既可以看作一种描述,也可以看作一种主张: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例如达米特就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把语言哲学而不再是把认识论置于哲学的中心。
  当然,无论用什么模式来概括历史,都不可能事事解释得通,不过,二十世纪哲学经历了一个“语言转向”22,这是大多数论者都能同意的。“语言转向”不仅属于本书所介绍的分析哲学传统,由胡塞尔、海德格、伽达默等人所代表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也经历了这一“转向”,实际上,从“现象学”这个名号转变为“解释学”也可以看出这一流派越来越重视语言问题。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流派都走上了通向语言的道路,当可说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有鉴于此,不少论者认为二十世纪哲学和对语言的哲学探讨成了同义语23。不过,说到语言转向的具体缘由,人们的看法就不那样一致、清楚了。人们经常提到的有以下几条。
  一,新逻辑的发现。
  二,对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这一点罗素表达得极为鲜明,他说“当时有一种革命的情绪,一种解放的感觉”。维也纳小组的青年人更加充满激情,他们认为,对命题意义的研究将代替对认识能力的研究,传统的认识论将从此消失,哲学将不再纠缠于那些不清不楚的问题,凡是可以表达的,就可以表达清楚,“原则上没有什么不能回答的问题”,所谓回答不了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些无意义的语词排列24。哲学不仅发生了革命,而且是一场最终的革命,一场一劳永逸的革命。在哲学世界之外,我们经历过同样的激情。当然,也经历过“革命之后”。后来,维特根斯坦引用涅斯托伊〔Nestroy〕的一句话作为他《哲学研究》的题词:“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可以说为这种革命热情浇了几滴凉水。
  前两点可以合在一起看,新逻辑的拥护者发现,借用新的逻辑手段进行语言分析,可以揭示出古典哲学中的很多混乱,批驳过去的很多论证,他们相信,借用这些逻辑手段将能够建立新型的哲学论证和新的哲学。
  三,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无论是分析哲学的开山鼻祖弗雷格还是现象学的开山鼻祖胡塞尔都极力反对心理主义。对心理活动的解释总难免主观成分,对语言-命题的意义却可以进行客观的研究。
  四,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这一点可以从洪堡、索绪尔、乔姆斯基等人对现代哲学的影响看到。25
  我们看到,上列的前两条并不能解释现象学-解释学传统的语言转向。而且,这些动因以及此外的动因究竟在造就语言转向时占了何种分量,仍没有一致的意见。
  阿尔斯顿在他引论式的《语言哲学》里提到“对语言哲学有着特殊干系的转变”:“传统上人们总是觉得,概念分析的工作无论怎么重要,那毕竟是一项初步的工作,哲学家的终极任务是获取对世界的基本结构的充分理解、获取关于人类活动和社会组织的一套充分的标准。”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任务可以由哲学家坐在沙发上完成,也许还只有概念分析适合于哲学家的去做,而概念分析当然“总是牵涉到语言的”26。我认为这是解释“语言转向”的最重要的角度。在古典时代,哲学和科学是一回事。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定义为关于真的科学,这是哲学家亦即科学家的事业,他们一方面扩展知识的领域,另一方面通过概念思辨使得不断扩展的知识得到理解。然而,科学的发展使得古典的求真概念受到挑战。求真这项伟大的事业似乎已经逐步由近代科学去独立进行了。然而,近代科学的求真活动主要是通过技术性概念推进的,基本脱离了自然概念的思辨。〔人们一般是反过来说的:科学活动把概念思辨驱逐了。〕现在只剩下两件事情适合于概念思辨,一是探索实证方式没太大作为的那些领域,如伦理生活、艺术生活等等,一是沟通科学理解和自然理解,亦即努力使技术性概念获得非技术性的理解。认知的进展割开了科学和哲学,割开了实证求真和概念思辨的领域,割开了科学家和哲学家。今天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已经不再是以往意义上的科学家-哲学家。不是哲学家转向了概念思辨的领域,而是现在有了一块和实证求真活动相分离的概念思辨领域,留给哲学家管理。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上进行的,当概念思辨明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6,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般认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一,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哲学问题总是互相勾连的,上面提到的两个大问题是近邻,甚至可以说是从两个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例如,要知道一句话是真是假,我们就得察看实际情况〔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但仅仅察看实际情况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懂得这句话的意思〔语句的意义问题〕。这个说法看来简单明了,但进一步的思考会把我们卷入一些难解的争论。有人认为,意义问题在先,在这里是说,我们首先得懂得这句话,才知道去察看什么,以及看到什么就证实这句话是真是假。然而,语句怎么就有意义了?从何处获得意义?有些哲学家提出了意义的成真条件理论: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知道它在何种情况下为真,这样一来,是否为真的问题在先。
  但单说语句为真与否,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一个句子可能在这个场合为真在另一个场合为假,例如中国现任总理是周恩来1962年时为真而1992年时为假,这就引向句子和命题的区分。真命题内部的区分也是一个热点问题,有的句子似乎无关世界而始终是真的,例如2x2=4,有的句子却要看世界上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如何,例如老子是孔子的老师。这就把分析和综合或经验这对老范畴引入了讨论。分析句子大致可以理解为逻辑句子,逻辑的中心问题是推理:我们不必每一步都去察看现实,只要前提为真,推理程序有效,就可以达到真结论。逻辑是怎样使推理具有保真(truth preservation)性能的?只靠建立正当的程序吗?抑或需要首先理解语词和语句的意义?经验句子为真在于符合事实,这就要求我们对“事实”进行思考,原子事实、分子事实这些概念应运而生。然而,很多句子有意义却无所谓真假,例如“把门打开”,于是就有陈述句、以言行事这样的区分。
  但是,我们通常的确还不知道一句话是真是假就先了解其意义。这是怎么作到的?一个主要设想是从构成语句的词语获得。然而,词语从何处获得意义?这就引向词语的指称和意义问题。
  诸如此类的问题构成了语言哲学的大致范围,我们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组织这些问题。所谓“基本问题”,只是约定俗成的名号。各个基本概念之间由问题本身紧密连接,如“是、存在”和“意义、指称”和“迈农悖论”和“特称描述语理论”。无论从何处入手,都会遇上这些问题,本书将从多种角度重述这些问题并把讨论推向深处。
  
   §7,语言哲学和语言学
  哲学漫游于各个学科之间,语言哲学也不例外。数一数在语言哲学领域里卓有建树的大家,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克里普克等人的语言哲学与逻辑关系紧密,莱尔、奥斯汀的成就与古典文学分不开,蒯因、普特南的语言哲学则与科学哲学交织在一起。
  不难想到,在各门相邻学科中,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格外紧密。二十世纪初发生了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这也正是现代语言学成形的时候,这或许并非巧合。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符号”有很多近义词,如信号、象征、标志、画符等等,这些东西都含有施指/所指的关系,即一事物-现象表征另一事物-现象。我们不妨把符号或指号〔希腊词是semeion〕用作概括的名称,凡有所表征的,都可以称为“符号”。索绪尔已经预言可以建立一门符号学〔semiology〕27,对所有种类的符号作总括的研究。后来美国的莫里斯〔C. Morris〕接受了这一建议,创建了“符号学”28。语言是符号系统之一,因此,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绘画、舞蹈、服饰、仪式、礼节等等都具有符号性质,都是符号学研究的对象。不过,正像索绪尔预言的那样,由于语言比其他符号系统具有更大的任意性,在符号学的各支中,语言学始终是远远最为重要的。29更进一步的考察还将表明,语言不仅比其他符号系统更复杂、更系统,而且语言是一种具有崭新性质的符号,因此,哲学对语言本质的关注并不是对一般符号的关注的一个特例而已。30
  语言学大致分为语音学、词汇学和句法学,词汇学又有两个分支:词形学和语义学。语音学的技术性较强,发生较晚,取得的成果却最系统,实际上,正是对语音的科学研究造就了现代语言科学的基础。近年来,乔姆斯基语法的出现,电脑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以及另一些因素,已经根本改变了语言学的景观。语言学,或至少语言学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构成一门标准的实证科学,由自己的若干分支结合成一个整体。形式语言学已经成为这门实证科学的主干。形式语言学也称数理语言学31,在这里,语言被视作一些语句的集合,这些语句则是由一些有限的符号组成的。这种集合论的处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探索怎样使自然语言能够由电脑进行处理,但同时也在幼儿的语言学习、不同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自然语言的语法机制和概念结构等多个方面提供了新的洞见。形式语言学大致是乔姆斯基语言学和由弗雷格等人开创的数理逻辑的结合,虽然乔姆斯基本人对从集合论切入语言学研究的这条外延主义思路本身深表怀疑。本书在谈到语言学的时候,多半限于传统的语言学,我在第十三章第八节解释了此中的缘故。
  语言学的几个分支互相联系,例如,词汇学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何确定词的界限,就须借重于语音学。虚词语气词等则既是词汇学又是句法学研究的对象。但总的说来,哲学和语音学、词形学联系较少,和句法学尤其是和语义学联系较多。哲学本来就是对基本观念的概念性研究,语义和概念的关系最近,自然会受到哲学家更多的关注。这一点我们换一个角度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语言研究有其形态的方面和概念的方面。例如词类的研究需要确定哪些词是动词,从概念着眼,可以把动词定义为表达动作、行为、状态的词,从形态着眼,可以把动词(就某些具有词形变化的语种来说)定义为具有人称时态变化的词。概念是研究的向导;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就会立刻迷失在无穷繁多的形态同异之中。我们可以把含有ai音的句子归成一类,这在形态上是相当清楚的,然而没有任何概念内容,没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概念的前导常常只提示大致的方向,不仅必须从形式上标定通往这个方向的确切路径,而且在实现目标的进程中,在使一个笼统的概念形成明确结构的过程中,会暴露出原本概念的含混、空洞甚至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我们可以从概念上大致说明词与词组的区别,然而当我们试图用语言现象来标识出这个区别,就会遇上一重重具体的困难,而在解决这些困难的过程中,我们对词形成了更明确更完备的概念。
  前面曾提到,无论在语言转向之前还是在语言转向之后,哲学家鲜有不关注语言现象的。尽管如此,很多哲学家,包括语言哲学家,却并不认为语言学会对哲学有什么帮助。这看来有点奇怪,我们会设想,不懂得数学的人很难在数学哲学上有所建树。不过前面已经说到,语言哲学不等于语言学哲学,后者才是和数学哲学并列的一个分支,因此人们可以争辩说:语言学哲学固然离不开语言学,语言哲学却是从语言现象-语言经验出发的。
  然而,语言学难道不是和语言哲学有一层天然密切的关系吗?万德勒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探讨。他认为哲学家不接受语言学的主要理据是:语言学是经验研究,而哲学处理的却是先天问题。所以他处理这个问题时主要是在探讨经验与先天的关系。万德勒论证说,语言规则既是经验的-描述性的,同时又是分析的-规范性的,它们是“规范性的描述”。如果拿国际象棋来打比方,那么,尽管学棋的人可以通过经验总结的方式掌握象棋规则,然而,一旦掌握了这些规则,他就可以发现某些分析的-必然的真理,例如不可能用一王一象将死对方的孤王。语言学家就像那些通过看别人下棋总结出象棋规则的人一样,他们通过对语言的经验研究发现语言规则,而哲学的工作则有一部分是根据语言规则发现某些分析的-必然的真理,因此,语言学对哲学是有帮助的。32
  万德勒的回答并不让人满意。在我看,如果从经验概括和先天真理的分合入手,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就不止是研究规范活动的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而是面对一般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物理学面对的是纯自然的现象,但物理学显然不止于从现象中概括出一些偶然的真理,物理学依据这些真理进行大量的推论,得出大量的“必然真理”。
  按照我看法,用经验/先天是无法区分哲学、人文思考和实证科学的。只说一点:观棋者、语言学家、物理学家并非始终在进行经验概括,他们的结论并不都是通过纯粹归纳得出的。以最简单的观棋者来说,他所作的事情远比从实例进行概括来得复杂,他依赖很多默认的东西并不断调整这些东西,例如,他默认这个游戏是有规则的,这些规则相当简单却使游戏有趣33,游戏者希望赢棋,等等。观察者在观察时实际上在不断求援于他的其他经验,不断运用包括逻辑运算在内的各种论证。总之,没有任何编码者或科学家是在对现象进行简单概括,他在每一步都要协调所默认的东西之间、所观察到的现象之间以及这两大类东西之间的复杂联动关系。为了适当地描述这种协调的机制,我认为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偶然真理和必然真理的区分。这首先在于,我们不可轻易把数理演算之外的真理统归为偶然真理,不可把并非绝对必然的东西统称为“偶然的”34。万德勒说,把规则定成这个样子并非必然。这话不假,然而却强烈误导。语言的深层规则也许不像乔姆斯基所设想的那样完全是必然的,这却并不意味着一种语言想怎么制定规则就制定了哪些规则。棋类游戏的设计尚有种种限制,语言规则的要求还要高得多:它得能对付现实。
  那么,我们先不问:语言学究竟能不能以及在何种意义有助于哲学探索?我们问:实证科学以及一般所谓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能不能有助于哲学探索?以及一个更一般的问题:一个见解是哲学见解或曰富有哲学意义,这话是什么意思?哲学一般被认作具有普遍性,这也许不错,但若把普遍性理解成“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就错了。在我看,这里的“普遍”更近乎“弥漫”。对具体事物的某种理解,有的具有这样的弥漫性,有的没有。例如,物体/事实/事态的区分具有这种弥漫性,因为这些区别直接关系到“在世界中”这样的基本概念35。语言学家也可以关心物体/事实/事态的区分,因此努力去澄清这些区分,但其目标不同,他们是为了更系统地阐释和掌握语言现象,而不是要由此出发去解释其他领域的形形色色的现象。
  哲学不同于神话,哲学通过事实来理解世界。哲学家关注各种领域中的事实,包括语言领域中的事实,他要在其中发现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因素。实证科学创建了很多有助于确定事实的新方法,并从而提供了数不清的更多的事实。这么说,科学结论当然有助于哲学探讨。然而,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限制。让我们想一想能量能从黑洞逸出或空间弯曲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是由高度形式的方法确定的,它们作为科学结论严格地约束于获得它们的方法系统,因此它们缺乏弥漫性,我们不可以把这些事实或科学结论转移去为不受这个方法系统约束的现象领域提供解释。我们自可以采用“诗化”的方式,把这些结论作为比喻、作为直接的图象融入自然理解,但我们不能用这些结论来为某种哲学见解提供论证。在哲学书里,我们的确常见到人们用非线性代数支持辩证法,用海森堡原理来论证没有确定可靠的知识,科学家忍不住会嘲笑这种外行人的夸夸其谈。这种嘲笑并不都生于偏见。这些论证之所以并不成立,因为哲学家或我们不了解这些结论所由以得出的方法。科学的系统方法把结论的意义限制在系统之内,限制在这门科学内部,不允许它们弥漫开来加深对其他现象的理解。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我们对时间的无限性深感困惑,这种困惑深深扎根于我们对人生短暂的感叹,同时又以思辨方式呈现:任何起点之前还有起点似乎是必然的但又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宇宙物理学证明宇宙是有起点的,因而谈论大爆炸之前的时间没有意义。这个结论,无论它怎么可靠,消除了我们对时间无限性的困惑了吗?这个物理结论的哲学意义不超出奥古斯丁的回答:上帝创世之前没有时间。
  这个道理连带说明了语言学结论和分子生物学或电磁学结论对哲学具有不同的关系。一门科学的形式化程度越低,它就越能够与哲学互通有无。比起电磁学的基本概念,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明显地更富哲学意义,只要提到索绪尔的施指/所指、乔姆斯基的表层语法/深层语法,就可以明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语言学的发展看到这一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初期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对哲学有巨大的影响,它们还没有那么专门的方法系统,它们的前提和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不必依赖技术性概念而得到理解。而后期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所使用的概念不再富有那样浓厚的哲学意味了。
  总结下来,我认为,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同样都进行观察、概括、推论,这些工作实际上是混合在一起的。但两者的目标不同。语言学家旨在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部机制,直到掌握这一机制甚至制造语言,哲学家从理解语言的机制走向理解世界,他不打算制造任何东西,而只是期待一种更深形态的理解生成。语言的哲学分析得出的道理是世界的道理,不是语言的道理。哲学家可以从语言学汲取营养,就像从各种经验各门学科汲取营养,不过,一,语言是和我们更加贴近的一个领域,哲学关心语言现象更甚于关心另一些现象;二,哲学无法从高度形式化的科学汲取多少营养,语言学越成为一门标准的现代科学,它对哲学的帮助就越少。
  哲学关心天下万事,哲学可以从任何领域汲取营养,同时无须自限于任何特定的领域。不了解中国历史或量子运动并不妨碍一个人成为卓越的哲学家。然而,语言是天下万事中和我们特别切近的一事。因此,无论有没有语言转向,哲学都始终会关注语言现象,而对量子运动的关注却是特殊的兴趣。
  
   §8,语言哲学和逻辑学
  语言哲学的另一个近邻学科是逻辑学。不过,为了把握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的关系,我们先要看一看逻辑学和一般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泛泛说来,逻辑研究推论,寻求推论的正确规则。如果我们十分宽泛地理解“推论”,我们就可以在很广的意义上理解逻辑,我们说到一个人逻辑性强,逻辑思维能力强,大致是在很广的意义上说的。这个广义的逻辑,和知人知事联系得很紧密。但学术语言中的“逻辑学”,是在狭义上使用的:逻辑学研究形式推论或曰推论中的形式因素。在本书中,我通常在狭义上使用“逻辑”一词。
  从广狭不同的意义上来理解逻辑,会对哲学和逻辑的关系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定。哲学-科学要求论证,要求讲出持某一论点的道理何在,因此有别于神话、启示、看法、感想,科学和哲学分离以后,科学从事实质性的研究,哲学则集中于探讨道理本身。所以若在“道理”这种广义上理解逻辑,逻辑就是哲学的核心工作。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哲学系统的概念形式部分称作“逻辑学”。但绝大多数逻辑学家狭义地理解逻辑学,会坚定否认黑格尔的“逻辑学”是逻辑学。但若我们这样狭义地理解逻辑学,把它局限为对推论的纯形式因素的研究,那么我们就会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不把逻辑学放在哲学之内,而是把它当作哲学-科学的工具来看待。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对推论形式作出系统分类和研究的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及其前的哲学家那里找不到“逻辑”这个词,后世所谓的逻辑学,亚里士多德是在《前分析篇》、《后分析篇》等著作中讨论的。形式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重要的,但不具有中心地位。西塞罗首次使用“逻辑”一词,但主要是指辩证法。直到二世纪末,阿弗罗迪西阿斯的亚历山大等人在编辑、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逻辑”一词才用在今人所使用的意义上。此后,逻辑学在许多技术细节上得到发展、修正,但大的框架始终是亚里士多德式的。
  在中世纪,逻辑学和语法学是完全纠合在一起的。语法学本来研究自然语言,我们有拉丁语法,英语语法,汉语语法,古汉语语法,从后来的眼光倒回去看,逻辑学像是某种意义上的普遍语法,无论说英语的人还是说汉语的人都要遵从逻辑规则。一般说来,句法比语词意义容易形式化,有一部分句法比另一部分句法容易形式化,所以,逻辑学一开始就和语法学交织得更加密切,主要研究与推论有关的一些特定句式的句法。
  传统逻辑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没有哪条规则可依以从马都是动物推论出马头都是动物头。布尔在分析数学证明步骤时发现了这一点,并着手对传统逻辑进行改造。弗雷格推进了“新逻辑”的研究,并为现代逻辑设计了一套新的符号,这套新的“概念书写法”的一个突出优点在于逻辑学家能够借以进行量化和混合量化,例如用以表示“对于所有的X来说,存在着某个Y”,而这一点恰恰是传统逻辑作不到的。罗素和怀特海合作撰写了《数学原理》,致力于从纯逻辑原理推导出整个数学基础,这个理想虽没有实现,但大大推动了逻辑学的发展,而且,他们采用了一套更加有效的符号系统,对于新逻辑的发展也非常有利。
  一般认为,新逻辑的建立、发展是导致哲学中的语言转向的一个主要动力。语言哲学家中有很多代表人物,如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克里普克等,也同时是最重要的逻辑学家。有些人列入语言哲学家中,主要是基于逻辑上的贡献,而不是哲学上的贡献,如塔斯基。
  与其他哲学分支相比,语言哲学是不是和逻辑的关系更加紧密呢?在一个很有限的意义上是这样。逻辑的主要目标是使论证形式化,而语言哲学的动力之一本来就是对哲学问题提法的形式化程度不足感到不满。不过,在语言哲学家中间也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于高度的逻辑化,另一种希望和自然理解保持尽可能深厚的联系。逻辑主义的哲学家为哲学问题转向语言哲学问题并最终转向逻辑问题叫好,另一些哲学家却担心哲学的形式化程度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专家的游戏而和普通人的困惑失去了联系。
  其实,新逻辑从一开始就主要是出自对数学、数学基础的兴趣,“数理逻辑”不止是个名号,它标明了现代逻辑的本质。数理-逻辑的任务是使诉诸直观的认识成为多余的,也就是说,在最终要把它所涉及的认识变成自动的。人们出于这种兴趣建设了新逻辑,再把其中的一些成果应用到语言分析上来。那时候的新逻辑还不是十分复杂,应用来分析自然语言的做法比较直观,无论这些分析是否足够恰当,都有助于哲学家从更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语言现象。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传统逻辑主要是语法学的近邻科学,而二十世纪逻辑学却主要是数学的近邻科学,实际上,通过塔斯基等人的努力,逻辑学的大部分内容现在已经形成数学的一个常规分支。近几十年,逻辑学家用数理方式来研究语言,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形式语法学。形式语法学主要是研究人工语言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有一些尝试把形式语法学延伸来研究自然语言,这种研究多半以句法或句法理论为限。只有少数形式语法学家尝试建立某种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但还没有任何一个系统拿出比较可信的成果,实际上,我认为这是a mission impossilbe。
  总的说来,数理逻辑与语言学的关系是间接的,与语言哲学的关系更隔了一层。如上节所说,在语言现象中,哲学一向最关注的是语义部分。而这恰恰是因为,语义始终与直观紧密联系,不是由规则自动生成的。36
  
   §9,语言哲学发展的脉络
  语言哲学是在索绪尔建立的现代语言学和布尔、弗雷格建立的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般认为第一个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家是弗雷格,虽然关于这一点也有不少异议。弗雷格是个数学家,他原本的兴趣是为数学提供逻辑基础,在这一努力过程中,他对语言的本性也作了大量考察。弗雷格的工作当时并未对哲学产生很大影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罗素在与弗雷格相似的方向上展开了自己的逻辑研究和语言研究,在差不多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哲学取向之后,罗素才读到弗雷格,深表赞赏。罗素的研究一直广为人知,弗雷格的成果也通过罗素为世所知。有论者认为罗素才是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他的描述语理论被普遍认作语言哲学的划时代成就。
  弗雷格是个逻辑学家,罗素二十世纪初的哲学兴趣也主要在逻辑方面,自然而然,逻辑主义在早期语言哲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此后也一直是语言哲学中的一条主线。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但他首先是一个首创性的哲学家,他一次大战后出版的《逻辑哲学论》是语言哲学中影响最大的著作,不久后在维也纳崛起的逻辑实证主义更多从维特根斯坦而不是从罗素那里汲取灵感。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结构》是逻辑主义的又一代表作。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爱耶尔,以及克拉壬斯•刘易斯、古德曼等美国哲学家代表了语言哲学中的逻辑主义路线。
  但是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摩尔虽然也学习了一点数学和逻辑,但他坚持采用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二次大战以后,日常语言学派进入全盛时期。不过这个所谓学派,并不是维也纳学派那样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团体,只是一些在哲学的任务、方法等方面共识较多的哲学家,在牛津有莱尔、奥斯汀、斯特劳森,在剑桥有威斯顿,在维也纳有魏斯曼。威斯顿三十年代受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从逻辑实证论转向日常语言分析,成为这一学派在剑桥的代表人物。魏斯曼先后在剑桥和牛津执教,他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在这些成员中,他最了解、同情维特根斯坦中期的转变。日常语言学派可以看作是对逻辑语言学派高度形式化的一种反动,从尽可能“上行”到逻辑层面退回到自然语言的分析。
  后期维特根斯坦也可以归入这一学派,甚至可以看作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确,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中多数都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不过,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自成一系,通常不把它归入哪个流派。
  日常语言学派到六十年代后期逐渐衰弱。魏斯曼和奥斯汀相继去世,莱尔和威斯顿年迈退休。美国哲学家塞尔继承了奥斯汀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但这是一个比较专门的领域。斯特劳森仍然活跃在哲学论坛上,但没有提出新的哲学思路。总的说来,六十年代之后,逻辑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都已经不再作为一个学派发出声音了,虽然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一半仍然相当活跃。一些新的哲学家开始崭露头角,如达米特、蒯因、戴维森、万德勒、莱柯夫、普特南、克里普克。他们之中多数更接近逻辑主义而不是日常语言分析,不过,这两个流派的界限已经很难分清。例如,戴维•刘易斯主要是个逻辑学家,但在论著中常表现出对日常话语微妙差别的敏锐感觉,他的分析常是以这些感觉为援助的。刘易斯不仅在“听话听音”这点上颇有奥斯汀之风,甚至他的犀利文笔也同奥斯汀有几分相像。
  新一代语言哲学家中有很多是美国人。我们知道,美国哲学的主潮流是实用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杜威。近年来很多学者指出,这几位哲学家对欧洲哲学的影响比人们从前所知所认的要广泛、深刻得多。杜威之后,美国一时没有出现什么重量级的哲学家。这一时期和语言哲学关系较近的美国哲学家有丘奇、克拉壬斯•刘易斯、莫里斯等人,他们主要从事逻辑方面或一般符号学方面的研究。三四十年代,克拉壬斯•刘易斯、莫里斯等人开始接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五六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在美国达到全盛,但它在美国的版本融入了大量的实用主义因素。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蒯因、古德曼等。蒯因是二十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本书将专章介绍、讨论蒯因的哲学。古德曼与蒯因的关系很密切,哲学立场也相当接近,如果说有什么重大差异,那就是他在唯名论的方向上走得比蒯因更远,试图完全抛弃类这个概念。在这些美国哲学家的影响下,语言哲学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形成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有人称之为“逻辑实用主义”。
  为方便起见,我有时会说到语言哲学的“早期”“中期”“后期”。这种分期是粗糙的,也没有多少内涵。我把弗雷格、罗素、摩尔、早期维特根斯坦这一阶段称作前期语言哲学,大致止于1930年;把中后期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小组、日常语言学派的全盛时期称作中期语言哲学,大致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把蒯因、达米特、普特南、克里普克、戴维森等人的哲学称作后期语言哲学,大致从1950到现在。
  
   前四章参考书
  这里列出的是前四章的而不仅是本章的参考书。
  参考书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原著或选辑,后一部分是绍述性、研究性的二手著述。
  
  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1998。这是已翻译成中文的最全的语言哲学论文选辑。这个译本根据的是A.P.Martinich,《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Oxford,1985年的选本,马蒂尼奇的这个选本后来至少又出过两版,所选内容作了较大调整,读者可参考该书1996的第三版。
  涂纪亮编译,《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88。这是国内较早编译的语言哲学论文选辑,其中有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中译本中未收入但十分重要的论文,例如罗素的《论指谓》。
  卢德娄〔Peter Ludlow〕编,《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MIT Press,1997。这是一本更新的语言哲学论文选辑,比马蒂尼奇的选辑篇幅更多,编选的范围也更广。
  
  黑尔和莱特〔Bob Hale and Crispin Wright〕编,《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Blackwell,1997。本书编者请了一些当代哲学家对语言哲学的25个课题分别作了绍述和讨论,是一本特别有益的参考书。
  车铭洲主编,《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高校语言哲学教材,内容包括实用主义传统的皮尔士、杜威,现象学-解释学传统的胡塞尔,而本书则没有专门绍述这些哲学家。由于该书写作得比较早,很多概念还不曾在汉语学界经过讨论,因此有些用语和表述欠妥,例如把ontological commitment译作“本体约定”,相比之下,现在通行的“本体论承诺”要准确多了。
  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这本书的材料比较翔实,不过,作者通常是直接从外文资料编辑摘选,并没有更进一步探讨所涉及的哲学家是在讨论哪些哲学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更多地把它视作一部资料汇编。
  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上海三联,1994。这本书和国内其他同类著作不大一样,作者在介绍了西方哲学家的见解之后,尝试对所涉及的哲学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看法。
  徐友渔主编,《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6。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尝试系统比较分析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和现象学-解释学等传统的语言哲学,所做的工作是初步的。
  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这本书分两编,上编是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下编是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总体上有一种回顾与总结的意味。这本书的论域是分析哲学而不是语言哲学,但其中大量论文谈的是分析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
  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吴牟人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该书按几个主要分析哲学家的思想为线索,而不是以论题为线索。资料基本准确,比国内撰写的多数资料可靠,虽然也有一些讹误,例如把维特根斯坦的生年误记为1891年,实为1889年4月26日。这本书只绍述了几个重要哲学家,并且截止于蒯因,没有绍述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更新的发展。此外,在不少地方作者的行文相当罗嗦。
  格雷林,《哲学逻辑引论》,牟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比起穆尼茨的《当代分析哲学》,这本书所处理的论题中有不少更新一些,探讨也比较细致。

注释:
    1 这是达斯葛普塔的一本书的题名,见达斯葛普塔,《The Second Linguistic Turn, Chomsky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达斯葛普塔的的这一估价主要基于:乔姆斯基把语言哲学问题放置到了语法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个人对乔姆斯基和语言哲学的关系的看法参见第十三章第八节。
    2 偶或不能统一的会加以说明。
    3 更常见的译法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翰福音》第一章。
    4 《道德经》中道经和德经哪个在前是有争论的,“道”和言说的关系也很复杂,但这里不遑多议。
    5 Pragmatism。这个传统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如practicalism、instrumentalism、experimentalism,“实用主义”在日常汉语里有特定的用法,实不宜作这个哲学传统的译名,不如作“实践主义”,或径依杜威所用的名称之一experimentalism总称为“实验主义”。
    6 常有人把上述两个传统称作当代英美哲学和当代大陆哲学,看一看上面列举的一些哲学家的名单就知道这种称法不好。
    7车铭洲主编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和徐友渔主编的《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可视作这一方面的初步尝试,当然,是非常初步的尝试。我自己也在这方面作过一点努力,例如在《在语言的本质深处交谈――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思考》一文中曾表明这两个“流派”多有交叉重叠之处〔参见陈嘉映,《思远道》〕。涉及到德里达、福柯等人,我想年轻人写来会更好,他们对这些哲学家更富感应。
    8 塞尔,《Philosophy of Language》,导言。
    9 万德勒,《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5-6页。
    10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0031。
    11 参见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454-466页。
    12 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142-143页。
    13 柏拉图,《泰阿泰德•智术之师》,104页。
    14 古典科学和近现代科学有本质区别,这一点我们无法在这里讨论。
    15 在希腊语以及后来的各种西语里,动词是带时态的。德文表示“动词”的词,Zeitwort,直译为“时间词”。
    16 恰恰是在谈论具体的语言现象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经常超出自己对语词本性的简单解释,把语言和理解联系在一起,而不限于从句子的对错来评论语言,例如他曾这样谈到隐喻:“日常语词只传达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通过隐喻我们才能最好地把握新鲜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410b。〕
    17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10a。
    18 奥古斯丁,《忏悔录》,196页。
    19奥古斯丁,《忏悔录》,11-12页。
    20 我们可以从克罗壬的《Lnaguage and Thought》一书中看到当时德国思想家们关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的讨论是何等热烈。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描述当时的“语言批判”思潮,这一思潮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对康德及此后德国思辨哲学的批判。在专论毛特纳的第十七章,读者还能找到毛特纳和维特根斯坦的很多相似之处。
    21 威廉姆斯,《Kant’s Philosophy of Language,Chomskyan Linguistics and its Kantian Roots》。
    22 Linguistic Turn,也有译作“语言学转向”的,但从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这三个阶段来看,还是说成“语言转向”比较恰当。
    23 例见哈里森,《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序言。
    24 参见石里克:《哲学的转变》。石里克的议论显然受到维特根斯坦“凡能够说的就能说清楚”这句格言的鼓舞,但不难看到,这里表达的情绪和维特根斯坦的精神气质相去甚远。
    25 对“语言转向”有一种通俗的解释是:哲学是通过语言来表述的,所以语言不仅是哲学的诸课题之一,而且是通向所有课题的必由之径。可是,哲学通过语言来表述,自古皆然,因此,这一事实最多说明为什么语言自古以来就受到哲学家的特别关注,却说明不了“语言转向”。
    26 阿尔斯顿,《Philosophy of Language》,6-7页。
    27 也常被称作“指号学”。
    28 参见莫里斯,《指号、语言和行为》。
    29 参见第五章第二节。
    30 参见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
    31 也有论者区分“形式语言学”和“数理语言学”,但本书不讨论这些细微的差别。
    32 参见万德勒,《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第一章:“语言学与先天”。
    33 他因此不会去假设需要一年才能掌握的复杂规则系统,不会去假设会使每局棋都成为和棋的规则,等等。
    34 参见第十六章第六节。
    35 参见第十一章第三节。
    36 参见第九章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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