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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4-20 20:36:25
 
 
李敖:拜访钱穆
 
 
作者:钱穆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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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李敖神交梁启超的同时,他与当时学术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有了交往,这段交往在他的求学生涯中曾经起到过不小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当代的大儒钱穆。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师,18年后以自己的勤奋和刻苦跻身于民国学坛的主流。1930年受聘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旋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职。1940年随顾颉刚受山东齐鲁大学聘,先后主编《齐鲁学报》,主持国学研究所并兼课。1949年到香港定居,创办了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并讲学于香港中文大学。在学术界,钱穆以通史而名著于世,50年代在港台以通经而驰誉学坛。他的洋洋百万言的《朱子新学案》,体大思精,颇得时誉,被海外华人学者称为“新儒家”,他也与大陆哲学家、思想家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汤用彤诸人齐名。李敖在小学时代就已知道钱穆的大名。那时,他阅读过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这是他最早知道的钱穆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文化宣传方面的严密管制,一切不利于“反共复国”的书刊皆遭查禁,正在求知饥渴阶段的李敖,便把许多时间花在了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的部分读物。

  1952年6月,李敖正上高二。其时,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国民党元老居正之子)的邀请,在惊声堂讲学,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他先是住在著名学人徐复观家中,后来又改住存德巷一号。徐复观有子徐武军,是李敖台中同学,外号“日本和尚”(因他爸爸是赴日本留学生之故)。受父亲影响,徐武军课外阅读甚多,和李敖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李敖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李敖听了当然高兴,他决定去拜访这位久仰大名的先生。

  在这个月的15日,李敖随徐武军走进存德巷一号。一进门,便看到一位穿着府绸小褂的小个子老人正在院里走动,李敖想,这便是钱穆了。老先生满口无锡土音,在李敖眼中,他的长相似乎与他的声名不大相符,他甚至有点儿怀疑眼前这位是否真是钱穆。钱穆亲切地让李敖坐下,聊起天来。李敖向他请教治学方法,他回答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观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聆听大学者的经验之谈,李敖深以为然。他从书包里掏出自己的一卷读书札记请钱穆指教,钱穆欣喜地翻了起来。钱穆看到的第一篇题目是《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这是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所写的一封书信,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钱穆感到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有关这封信的材料。他问李敖这封信的出处,李敖告诉了他。钱穆顿时感到眼前这个中学生学问不凡,对他另眼相看。他翻着李敖的札记,一边连声夸奖,一边转过头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临走时,他还约李敖再去看他。

  但就是这一件小事,改变了李敖对钱穆的看法。他认为钱穆不耻下问的学者风度令人敬佩,但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学问的广度令人起疑。也许是因为第二个原因,李敖没有再去看他。尽管那时他家就住在存德巷13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钱穆门口,看他很方便,但他还是没有去。

  没有去并不意味着李敖放弃了对钱穆的兴趣,他不仅读他的著作,而且展开了自己的思考。第二年(1953年4月13日)钱穆已回香港,李敖给他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表示对钱穆的感谢,二是就钱穆的著作提出两点疑问,请他“指教”: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44页第7行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驰,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中,却有如下的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3页第11行云:“美人安达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钱穆对李敖的置疑倍加赞赏。4月29日,他回信李敖,在信的开头写道:“昨奉来信,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若能持之以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然后又在读书上给以指点,介绍了《朱子集注》、《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并提出学问与德性同样重要,“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①最后,对他的置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许诺要把自己在香港《人生》杂志连载的《论语解》每期都赠寄李敖。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从文面可以看出此公的修养一面。他对李敖如此鼓励,一方面是因为李敖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另一方面,也可从中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他说要寄刊物给李敖,可谓言而有信,一期不落。李敖对他当然益发感念。但感念归感念,在治学的方法与思想倾向上,李敖经过从初中到高中的困学求变,已逐渐定型。那时的学者有两个类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李敖对他们两位都加以注意。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近在眼前,他一度“走近” 了李敖,并对李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李敖并没有紧跟钱穆走下去,最终还是把他“摆脱”了。他说: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①

  李敖没有走钱穆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钱穆的全盘否定。钱穆对他的影响从未消失,尤其是在治学方面。1981年李敖在黑牢中写作《我为什么不看电视》时,依然谈起这位“老历史家”“不看出版后没有经过十年以上的书”的读书经验,他已经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对一个人物进行比较公正的评断了。比如,在与钱穆通信后第三年(1955),他考入台大历史系。而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就是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后来,李敖与这位儒学大师的缘份依然不断。在他与钱穆通信后第九年(1962),他已经锻炼成为成熟的战士。他在《文星》发表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开始激烈地攻击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直到他们会面后的第34年(1986),钱穆老了,93岁了,李敖还发表文字,表达他对钱穆“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批评他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德性”。在钱穆的五代弟子们庆祝钱穆93岁生日的时候,李敖却为钱穆感到可惜,他认为,凭钱穆的才学和智慧,他有成为“一代儒宗”的机会,但他却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而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在钱穆死前不久,李敖去“故宫博物院”,远远望见一位步履艰难的老人,老态龙钟,动作迟缓。他知道,那是钱穆。他并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却一直在感念他。这位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学者,毕竟在他的少年时代曾被心仪,并曾热心指导过他、帮助过他,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李敖之后的新生代来讲,真正已变作“上古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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