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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4-20 20:35:16
 
 
钱穆的头伤:一本书与人的命运
 
 
作者:钱穆
文章来源:
浏览:1361 次
 
 
 
  文/武春野

  一

  一本书的命运有时候就是一个人的命运。


  1952年,钱穆作《如何解脱人生之苦痛》的演讲时,演讲所在的屋顶坍塌,钱头部重伤。消息传到香港,友好一时恐其不起,视这篇文章为遭难之谶。

  钱穆的伤情,算得上一个喻像。

  中国的知识分子以立言为己任,立意在究古今之际,通天人之变。但宇宙论和社会问题意识,要写成安顿人生的文章,以便茶思饭想。钱穆喜欢曾文正公家训,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愿意宣讲文章中的意思。孔子是个教育家,这是个不寻常的事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按钱穆的说法,是“我总想把我对书所了解的告诉人,那是庄子所谓的与古为徒。”

  格物致知,穷究天理,是一方面。诲人不倦,相与往还,是另一方面。此二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面相。

  看《人生十论》(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版),有一个代词很引人注目,就是第一人称复数“我们”。“ 我们”决定了钱穆讲人生的姿态。这种姿态是温和的教导,是讲堂上的谆谆善诱。

  中国哲学的表述方式,自先秦以来变化很大。庄周采用对话辩论体,孔子则带学生游学和组织讨论,碰上满意的回答,就点头说:“吾与点也!”宋代有著名的 “朱张会谈 ”,哲学辩难的风气很好,但是老师和学生的界限日渐森严。现代哲学家都是学院中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教材,在讲台上讲哲学,很难说能做到孔子说的“因材施教”。钱穆又一变,他是演讲体,面向观众(至少是虚拟的观众),所以语言简明通畅。虽同样不能“因材施教”,至少可以做到“有教无类” 。

  表达方式的变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钱穆所以要在讲堂中演讲哲学,一是“中国社会一时不易得安定,人生动荡,思想无出路”,原先读书人“有一啖饭地,可安住,放下心,仔细再读十年书”的私人愿望不可得,不得不细究问题的源头;再者 “喜读教训”的钱穆觉得,“如何解脱人生之苦痛”、“如何安放我们的心”、“如何获得我们的自由”,这样的问题被现代文明拉到了同一背景之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找到了出路也就解决了你的忧患。所以人生十论的高头讲章要在讲堂上谆谆诱导。

  照钱穆的话说来,就是“不是精心结撰想写哲学,又不是心情悠闲陶写自己的胸襟。只是在不安定的生活情况下,一些一知半解的临时小杂凑而已。”

  这些“小杂凑”,算得上儒家入世的精神和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产物。

  所以说,钱穆的伤情,算得上一个喻像。

  二

  如果假设我们人生所要追求的目标是自由。东西方哲学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钱穆说,西方强调向外追求,却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其一是无以界定最后的目标所在。于是最终不得不陷入叔本华所言“人生是一个钟摆,在寂寞和无聊之间往复”。其二是器物、制度上新的发现和发明,本是我们追求“适”的境界的手段。然而,从操纵器物、制度,人变得非如此不能生活,即是器物和制度独立于人的价值追求,异化为求“适”的障碍。

  印度的佛教强调向内寻求人生的价值,其途径在于不断拆卸身外世界的樊篱,摆脱和遗弃世俗人生的欲望法则,希望成就一大脱空的境界,佛家称此为涅。但是 “无”是相对“有”而言的,终极宁止的境界(佛家成为一如不动)里,“有”被拆卸殆尽,“无”失去了依托。如果不是超凡入圣的智者难以把握这没有依托的 “无之适”。因为追求一个目标并将这追求的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收获的乃是茫然。

  中国的禅宗在追求“适”的路上,既不向外,也不向内,持消极中立的态度。禅的人生观,拆除了有无、名实、心物之辨,拆除了印度佛教内外有别概念相对性,那在印度佛教中需要去除一方的才能得到的境界,可以顺理成章地存在于日常人生中。

  而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也不偏向物,它也不中立。所以钱穆说,禅再加上一点向往,就是儒家了。这和他认为在西方的“真善美”之上调和以东方的“适”和“神”,即可以沟通中西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说法,可以相互生发。

  我们且不去评价钱穆的构想是不是有效。《人生十论》试图“像以前的禅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观综合上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而转身像宋明理学般把西方人的融合到自己身上来。”有文化使命感的知识分子钱穆在讲堂上说,“这应该是我们现代关心生活和文化的人来努力了。”这个说法在日后得到了响应,一度成了聚讼不休的话题。

  熔铸中西既难,中国的儒家虽有社会责任感,但在乱相纷呈的时代里(不妨说礼崩乐坏),要提供出解决时代精神生活或者信仰问题的精神产品,又何其难哉?

  孔老夫子发脾气说,大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952年的一天,钱穆在阐扬日后得到响应的儒学现代化话题时,讲堂的屋顶塌了下来,把钱老师砸成重伤。

  头伤必然要痛。所以说钱穆的伤情,是一个喻像。

  钱穆小传

  钱穆(1895.7.30-1990.8.30),字宾四,号未学斋主。江苏无锡人。著名的思想史学家、历史学家。

  1911年中学辍学后,曾在家乡乡间小学任教,工作之余,自学钻研传统经、史、子、集。1931年起历任北京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副教授、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江南大学。

  1949年去香港,创办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后改名为新亚书院,后又创立新亚书院研究所。1967年夏去台湾定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穆先生长期研治史学,享誉中外。主要著作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思想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宋明理学概述》等。

  《人生十论》汇编成书早在1955年,书中收集钱穆初到台湾时在各学校的讲演稿。二十七年后,钱穆又收入了其在香港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篇演讲,并对旧版作了修订,1982年4月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再印新版《人生十论》。

  2004年5月,经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出版了中文简体版《人生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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