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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4-20 20:30:26
 
 
钱穆与疑古学派关系述评
 
 
作者: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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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名春



钱穆(字宾四,1895-1990)先生是20世纪中国传统史学的巨擘,也是本世纪中国有数的文化大师。钱穆先生与本世纪的显学疑古学派有过复杂关系:一方面,他接受过疑古学派的影响,其论著也不乏疑古之作;另一方面,他又是疑古学派的一位批评者,这种批评,愈到晚年,便愈趋严厉。今天,由于先秦、秦汉大量新材料的出土,人们对古史和古代文献的认识已有了新的飞跃。以这些新知识来评议钱先生的疑古之作和钱先生对疑古学派的批评,当属站在巨人的肩上,理应能看得更清楚,更客观。一钱穆先生早年对疑古学派曾抱肯定态度。其《国学概论》(1931)“后三章于十七年春续成”,“讲于苏州省立苏州中学”。①这“后三章”的最后一章为《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其中有云:———————————

①《国学概论·前言》,(台)商务印书馆1981年8月15版。下同。清儒以尊经崇圣,而发疑古辨伪之思,在晚近今文家而大盛。……今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去其崇圣尊经之见,而专为古史之探讨。……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古史之怀疑,最先始于胡氏。其著《中国哲学史》,东周以上,即存而不论,以见不敢轻信之意,近数年来,其弟子顾颉刚始有系统见解之发表。《古史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第一,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云:“这三层意思,却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顾先生的这个见解,我想叫他做‘剥皮主义’。譬如剥笋,剥进去方才有笋可吃。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顾先生还要进一步,不但剥的更深,并且还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他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我在几年前,也曾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一个历史问题,井田制度。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又顾氏《古史辨》《自序》:“古史的研究,现在刚才开端,要得一个总结论,不知在何年。我个人的工作,不过在证伪辨古史方面有些主张,并不是把古史作全盘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讨论出结果来。”同时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亦见《古史辨》)论六经与孔子无涉,谓六经之配成,当在战国之末。虽同为论证未全之说,要其对经史上同为探本穷源之工作,同有可以注意之价值也。



这里,虽然看到了胡、顾、钱这些疑古大家有“建立末遑”、“论证未全”的不足,但基调还是肯定疑古学派的理论和工作“确有见地”、“探本穷源”、“有可以注意之价值”,显然是引以为同调。受疑古学派的影响,钱穆先生的先秦学术史考证中也出现了一些疑古过勇之作。他认为“《系辞》非孔子作”,认定“孔子对于《易经》也并未有‘韦编三绝’的精深研究”,①说“孔子老而系《易》,孔门六经有传统,此伪其说也”。②从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的记载看,钱先生的这些论断是很成问题的。帛书《易传》入土在汉文帝前元12年,处处都避汉高祖刘邦讳,却不避惠帝刘盈讳,其抄写年代当在汉惠帝即位(公元前194年)以前。至于其写作年代,当较其抄写年代更早。考虑到秦始皇公元前213年根据李斯所议制定《挟书令》,此令直到汉惠帝四年才得以废除。考古发掘证明,在《挟书令》施行时期以内的墓葬,所出书籍迄今均未超出该令的规定。③所以,帛书《易传》各篇当写成于先秦。帛书《易传》的第一篇《二三子》通篇记“二三子”与孔子问《易》论《易》;其第二篇为今本《系辞》的大部分;第三篇《衷》有今本《系辞》、《说卦》的一部分以及一些以“子曰”开头的佚文;第四 ——————————



①《论〈十翼〉非孔子作》(1928),《古史辨》第3册,页90、9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②《先秦诸子系年》〈自序〉,页ZI,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③ 参李学勤《论新出简帛与学术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篇为《要》,除有今本《系辞》的一部分外,更有许多未见记载的孔子与子赣(贡)、《二三子》论《易》的文字。①《要》篇所见今本《系辞》之文,“子曰”都作“夫子曰”,而且此“夫子”对话的对象为“子赣”,子赣又对此‘夫子”自称为弟子。由此看,今本《系辞》、《文言》的“子曰”当系孔子语无疑。钱先生采欧阳修《易童子问》之说,以为《系辞》与孔子无关,可能是错误的。《要》篇又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③此说与《史记》《孔子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尝编三绝”的记载若合符节,与《论语》《述而》篇“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记载亦可相互发明。③由此看,钱先生否认孔子老而系《易》,也是有问题的。《要》篇又载孔子说“《尚书》多于矣,《周易》未失矣”,“而《诗》、《书》、《礼》、《乐》不(读)百扁(遍),难以致之”。帛书《谬和》篇又云“……《书》、《春秋》、《诗》”。④《要》篇载孔子既将《尚书》、《周易》并称,又将《易》与《诗》、《书》、《礼》、《乐》相比较,帛书《易传》中的《缨和》篇又将《春秋》与《书》、《诗》等并举,这些都可以和《庄子》《天运》、《天下》两篇的六经说相互印证,可见孔门六经有传统,并非伪说,而是先秦时期之通论。钱先生又认为“吴有孙武子,伪其人也”,“《孙子》十三篇,洵 ——————————



① 详见《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廖名春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版。下同。②同上。③参拙作《(论语)“五十以学”章新证》,《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第4期。④详见《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廖名春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 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版。下同。



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①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既出土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及其佚文五篇的残简,又出土了《孙股兵法》十六篇的残简。② 这说明钱先生否认孙武的存在,将孙武、孙膑指为一人确属疑古过勇。从《尉缭子》、《孙膑兵法》同《孙子兵法》的关系看,从银雀山竹简《吴问》篇所反映的史实来看,《孙子兵法》十三篇为春秋末期书,是可信的。③钱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钱先生的诸“疑”中,“老出于庄后”最为著名。1923年春夏之间他就著成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④1923年“草创《先秦诸子系年》”,又成《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观》、《老子杂辨》。1926年“编《国学概论》,第二章“论先秦诸子”,列举《老子》伪证,并叙其学术思想于荀卿、韩非间”。⑤马王堆汉墓帛书有两种字体的《老子》,一种字体接近秦篆,人们称为甲本;一种为汉隶,人们称为乙本。甲本不避刘邦讳,乙本却讳邦为国,可知甲本当抄于汉兼天下(公元前206年)以前,其成书不得晚于战国。最近有报道,云湖北荆门市四方乡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了《老子》简,“成书于战国中期”。⑤不论这一报道是否准确,但想必与《老子》有关是可信的。钱先生将《老子》定为“出《庄子》内篇七篇之后”,看来是经不起出土材料的检验的。————————————



①《先秦诸子系年》〈自序〉,页ZI,正文,页11、246、247,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②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③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载《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④后载《燕京大学学报》第8期,1920年12 月。⑤见《老子辨》“序”,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大华书局1935年版。⑤见《考古新发现〈姥子〉出荆门》,《中国青年报》1995年1月12日第2 版。



钱先生疑孔子与《易》、《易传》无关,疑孙武其人其书,疑“老出于庄后”,证据本来不足,但他宁信其“无”,不信其有。论证又过于依赖默证、丐辞,过于依赖“思想线索”的推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他受了疑古学派价值观的影响,也是他早年文化观尚未成熟的表现。二作为一个传统史学的巨孽和中国文化的大师,钱穆先生的贡献不在于他早年的那些疑古之作,而在于他以后对中国史学和文化学的丰富、发展和建树。钱先生对疑古学派的批评,在本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史上,在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中,都占有突出的地位。钱先生对疑古学派的批评,有一个由表及里、由现象及本质、由具体的学术观点而至整体文化观的过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历史观,对于古史辨运动而言,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傅斯年、陈寅恪、钱基博等都曾分别点破了两者的因果关联。①事实上,疑古学派将“中国的古史”看作是“随口编造”、“伪造的”、“完全是一篇糊涂帐”,②认为“到了东汉,不但汉以前的伪史全部成立,连王莽的伪史也成立了”,③这种极端的疑古观就是今文学家孔子创教改制,刘歆为————————————



① 说参王凡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页52-55,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②《古史辨》第一册,页187。③同上,页224o



佐王莽篡位而伪造史文经说的翻版。所以,尽管疑古学派的代表们想抬高自己而特标其不同,但实质两者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而已。据顾潮《顾颉刚年谱》,顾颉刚1929年4月15日到苏州中学演说,4月23日应该校钱穆等邀宴。同年7、8月间得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稿,甚赞之,遂荐其至中山大学任教,并嘱其为《燕京学报》撰稿。①据钱先生回忆,顾“告余,彼在中山大学任课,以讲述康有为今文经学为中心”,“余在后宅,即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②《刘向歆父子年谱》虽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为的,但“不啻特与颉刚争议”,是钱先生批评疑古学派的开始。该文依据《汉书》,—一指出康氏曲解史实者有二十八处之多,为刘歆清洗伪造经书的不白之冤,于是伪造古文经之说一时为之杜塞。当时“故都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钱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③这无异于给疑古学派造伪说一瓢当头冷水,是顾颉刚约稿时所万万没有想到的。顾颉刚在感情上难以接受钱先生对今文家造伪说的批评,但在理智上却看中了钱先生的才能。因此,他从公心出发,既刊布了钱文,又特荐钱先生至燕京大学任教,这种“王者”风度,在史坛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但钱先生并未因知遇之恩而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在“相当的赞同”“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① 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173、175。②《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页125、129,岳麓书社1986年版。③同上,页136o



观的见解”的同时,①对顾颉刚引“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为知己同调”提出批评,认为顾“所引各种史料及缺点,均可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加以说明,不必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归罪于刘歆一人”。②钱先生这些批评,自认是出于对疑古学派的一片好心,是以疑古学派的友人的身份而发。故其半个世纪后回忆说:“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③至1935年12月钱先生作《崔东壁遗书序》时,他对疑古学派虽还有肯定、同情的一面,但文化观相异的一面,已经开始凸显出来了。在崔述的评价上,胡适称之为“科学的古史家”,顾颉刚认为“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④在疑古辨伪上,他们无异于自认为崔述的私淑弟子。钱先生虽然同样谈崔氏贡献,但言辞中却另有弦外之音。“曰怀疑,曰辨伪,曰考信,此顾君深有取于崔书者也;曰儒术,曰六经,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此顾君之未必有取于崔书者也”, “数年以来,有闻于辨伪疑古之风而起者,或几于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离本益远,歧出益迷”。⑤所谓“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是针对顾颉刚“深有取于崔书者”,“未必有取于崔书者”而发,批评疑古学派有取于崔书的只是崔书的细微末节,而根本立场则与崔氏迎异。 ————————————



①《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年4月1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70期;又见《古史辨》第一册,页619.630。③同上。③同(八十亿双亲·师友杂亿),页143,岳麓书社1986年版。④《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页59。⑤《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页292,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版。



钱先生批评“崔氏之于古史,有信之太深者,亦有疑之太勇者”,①但他的落脚点却在揭露“疑古太勇”对于中国文化的危害。他说:“苟将从事于古史,儒家要为古学一大宗,六经要为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要为占古文中主要一大部。拘拘乎是二者,而以定古史之真相,其观点为已狭;若将排摈乎是而求以窥古史之全体,其必无当又断可识也。”②“治东周不能无取于《春秋》与《左氏》,治西周不能无取于《诗》、《书》,此皆儒家所传,六籍所统,可信多于可疑”。③“司马迁为《殷本纪》,序列自契至汤十四世,今安阳出土甲骨颇多为之互证者;马迁《夏本纪》又载自禹至桀十四世,年世略与自契至汤相当。马迁论殷事可信,何以论夏事不可信?马迁记殷事有据,何以记夏事独无据?马迁之所睹记,其不复传于后者矣,若必后世有他据乃为可信,则是马迁者独为殷商一代信史以掩其于夏、周之大为欺伪者耶?”④这不只是批评崔述,也是批评疑古学派“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的辨伪价值观。古史辨派讨论《易经》的性质,其特点就是使《易经》由圣典变回筮书,认为它的功用仅限于占筮,跟人文化成无关。⑤钱先生则认为“《周易》六十四卦各有其教训,即各有其义趣,宁得不谓是古代关于人生哲学一部甚有价值之经典乎?今苟不能确定《周易》上下篇亦战国人所伪造,则治古代哲学思想者乌得不援——————————



①《国史大纲》修订本,页288、290、286。② 同上。③ 同上。④ 同上。⑤ 参《古史辨》第三册。



引及之耶!”①这里,已经是直接指斥疑古学者了。③三在抗日战争这一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钱穆先生的文化观成熟了。从此,他开始从文化观的高度,对疑古学派进行正面的、自觉的批判。《国史大纲》(1940)是钱穆先生文化史学观成熟的标志,也是他面临着民族危难系统地反思疑古思想的产物。在《国史大纲》卷首《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钱先生指出: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倭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③钱先生这里所指斥的“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狂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实际揭示了疑古学派的思想病根。在被陈寅恪激赏为“一篇大文章”的《国———————————



①《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页 290,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80年版。②在1936年亚东版《崔东壁遗书》中,钱先生此序与顾颉刚序并列卷首。但在1986年上海古籍版的该书中,卷首只有顾的新序,钱序则被收人书末附录“关于本书的评论”中。③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版。



史大纲》“引论”中,①钱先生批评:“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②“蔑弃前人史料”、“生乎今而臆古”、“蔑视”“已往历史”者,应该包括疑古学派在内,钱先生已将他们视为“劲敌”了。在《国史大纲》的首章中,钱先生从学术上对疑古学派的古史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传说神话之审订,近人为之尤力(如顾颉刚等所编集之《古史辨》)。然中国民族本为一历史的民族,中国古史早已历经古人不断努力,有一番卓越谨严而合理的编订。……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以修正。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景地遗失而淘汰。层素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此其一。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即后代史亦强半由传说追记,未必皆出历史事变时人当身之记载)。此其二。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如先有关羽之传说,而渐变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如因看《三国演义》而怀疑及于陈寿《三国志》)。此其三。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以可成于一手也。如《尚书》之《尧典》、———————————



① 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页198,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版。②《国史大纲》修订本,〈引论〉,页2,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版。



《禹贡》等),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以其流传普遍,如舜与禹其人等)。此其四。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如谓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说则谓见其某日在南京),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飞机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而且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他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牺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历史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观点与合理的想法。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当之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推求,往往难得真相。……然古史并非不可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①钱先生从总体上认为疑古学派的古史观是一种“极端之怀疑论”,然后他分别提出“修正”的意见。第一,他认为古史层累造成说是片面的,有“层累造成之伪古史”,就有“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古史的“层累遗失”说与疑古学派的古史观显然是针锋相对的。第二,他肯定传说对于古史研究的价值,反对疑古学派将古史传说视同于“假造”。为此,他从方法论上进行了证明。一——————————



①《国史大纲》,页7~9。



是从文献记载上看,成于一手的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也许有“假造”;但散见于各书之往古传说,并非出于一人一派之手,不可能属于“伪造”。二是从论证方式上看,疑古学派对往古传说的否定多提不出“相反之确据”,实际是指责他们多依靠“默证”而断人之罪。就是对“骤视若”相反的两传说,钱先生也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因其表面上的相反而忽视其本质的相同。三是从历史事实看,肯定我国古史传说的合理性,认为“过细推求,往往难得真相”,应该从大处着眼。针对疑古学派对《史记》的“极端之怀疑论”,钱先生在《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二章里予以了直接的驳斥。他说:最要者,《史记》所记载,乃为最近新发现之殷墟甲骨文字所证实。首为此项工作者,为王国维氏之《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正考》及《续考》(见《观堂集林》卷九)。其最要之发现如次:一、推证般人出白帝誉之说。据此则《史记》〈殷本纪〉、《世本》、《山海经》、《左传》、《鲁语》、皇甫谧《帝王世纪》种种传说可以参证连贯,均因卜辞之发现而重新估定此等书籍在古代史料上之价值。可见中国古代书籍记载,不仅如《史记》等见称为谨严之史书者有其可信之价值,即素目为荒诞不经之书如《山海经》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而近人乃转谓除直接发现之物证外,上古流传文字记载,皆不可信,岂不颠倒之甚!又据此知五帝之系统虽出战国后人之编造,而五帝之个别传说,则各有渊源,决非亦出后人所捏造。如殷商之出帝管,即其一例。……今殷商出帝誉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实,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领项,司马迁亦应自有其根据,不得因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二、发现卜辞有王亥,即《史记》中之振(“振”乃“亥”字之伪)。据此《山海经》、《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楚辞》《天问》、《世本》、《管子》、《汉书》《古今人表》种种传说记载,尽可参证连贯。三、又自王亥而发现王恒(此为《史记》、《世本》、(竹书纪年渐不详)。以卜辞证《天问》,可以补古史之缺。且所证者均在成汤之前,因此《史记》所载夏代古史,亦同样提高其可信之地位。《史记》自契至汤十四世,而夏代自禹至架,亦十四世。装与汤同时,则禹与契亦略同时。《史记》所载殷代汤以前事,既有甲骨文为之证明,则《史记》载夏代荣以前事,虽此时尚无同样直接之史料为之作证,而《史记》之非向壁虚造,则可不证自明矣。……《史记》载夏。殷历世帝王名字、世次,干燥无味,未必亦出后入之伪造。《史记》可以有漏脱,有伪误(例如前举),而大体则可信。此即前节所辨,“传说有来历,与凭空假造不同也”。至成汤以下之世系大略,〈史记〉与卜辞亦相证。……

据此《史记》载殷代帝王世系实大致可信,即无从推翻夏代的,谓是全不可信也。除非有相反的确证发现。①钱先生通过肯定王国维的发现,以甲骨卜辞证实《史记》关手段代的记载是可信的,再由经推论《史记》关于夏代的记载未必不可信。不但《史记》“非向壁虚造”,就是“素目为荒诞不经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国史大纲》修订本,页25~27o



书如《山海经》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因此,他对疑古学派“谓除直接发现之物证外,上古流传文字记载,皆不可信”之论,斥之为“颠倒之甚”。他又说:自禹、启以来,中国古史上已有中央共主传世相承千年之久,虽王朝有夏、商之别,政治演进,则仍是一脉相沿。治古史者每忽略此点,好将中国古代文化压低,好将古代年历缩短,送至周代有突飞猛进,不知其所从来之感。①“好将中国古代文化压低,好将古代年历缩短”,这样的“治古史者”,其突出的代表就是疑古学派,他们极端疑古,“压低”“中国古代文化”的倾向性就是基于他们否认中国文化传统的“一脉相沿”性。疑古学派古史观的核心观念“层累造成”说、“伪史” 说在这里得到了全面的清算。平心而论,钱先生的史识确实是超越了疑古学派,他对古史的认识确实较疑古学派更符合中国古史的事实。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1958)中,钱先生由批康有为、廖平而及疑古学派,清楚地表达了他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惟其(指康、廖)尤以经学上门户之见自蔽,遂使流弊所及,甚至于颠倒史实而不顾。凡所不合于其欲建立之门户者,则管以伪书伪说斥之。于是不仅群经有伪,而诸史亦有伪。挽近世疑古辨伪之风,则臀自此后之。夫史书亦何尝无伪,然苟非通识达见,先有以广其。心,沈其智,而又能以持平求是为志,而轻追时尚,肆干疑古辨伪,专以蹈隙发覆,标新立异,为自表爆之资,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国史大纲》修订本,页35。又杂以门户意气之私,则又身往而能求古书之真伪乎?



①“颠倒史实而不顾”,“凡所不合于其欲建立之门户者,则管以伪书伪说斥之’,既是康有为等今文家说的写实,又何尝不是疑古学派辨伪的惯常手法?“而轻追时尚,肆于疑古辨伪,专以蹈隙发覆,标新立异,为自表爆之资,而又杂以门户意气之私,则又马往而能求古书之真伪乎”,这是钱先生对疑古学派成绩的评判,这种批评,已经是趋于严厉了。在《中国学术通义》(1964)中,钱先生对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提出了非议,认为“其实一科学家提出假设,乃是其科学修养已到高深处始能”,“行百步者半九十。在科学上能提出一假设,譬之是已行了九十步,而后才有此能力;哪里能一开始即从假设人门!若由假设入门,则必为科学一门外汉,仅有假设,无法求证,此等假设,亦只是门外之假设而已”。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也是疑古学派疑古辨伪通用的方法,钱先生认为它不是“真方法”,是很有见识的。疑古学派宣称禹是爬虫,上古历史大多只是幻影,不是在庞大新史料出土后,也不是在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地辨证,一件事接着一件事辨证之后,而是依据新文化运动的新观念来解释古史的结果。因此,它是史观的改变,而不是史料的改变。③以新史观来重新判定史料,势必“凡所不合于其欲建立之门户者,则管以伪书伪说斥之”,于古史势必会“宁信其无,不信其有”,“乌往而能求古书之真伪乎?”钱先生的这种担心,决不是多余的。 __________________



① 东大图书公司1971年重印本。②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版,页213。③参王汎森前书,页50、208。



在《晚学盲言》(1987)中,钱先生对疑古学派的批评更为直接。他说:吾友顾颉刚,由此禹字生疑,创为古史辨。不知遇古史有疑,当就其时代善为解释,不当遇以疑古为务。优中国古史各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此岂不别生一甚大问题,令人无可回答。或谓中国古史乃一部神话,但中国人亦非好作神话,仍与中国国民性不合。明属人文社会事,中国人信而好古,本之传说,而姑为之假托一名。则中国古史之异于神话,亦显然可知。①在钱先生看来,疑古学派代表人物对自己的疑古过勇,在后来都有所悔改。(师友杂忆)记载:“闻钱玄同临亡,在病床亦有治学迷途之叹云。”②又载抗战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与顾颌刚共事,顾“对其早负盛誉之《古史辨》书中所提问题,则绝末闻其再一提及。余窥其晨夕减勤,实有另辟暖径重起炉灶之用心。”③钱玄同有治学迷途之叹,顾颉刚有另辟模径、重起炉灶之心,钱先生这时已是居高临下,非常自信其对疑古学派批评的正确性。四钱穆先生从疑古学派的同情者,一变为诤友,再变为劲敌, __________________



① 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页485。②《八十亿双亲·师友杂忆》,页199,岳麓书社1986年版。③同上,页209o



这与他对新文化运动认识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在《国学概论》(1931)中,钱先生从正面叙述了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对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以褒为主,肯定良多。对胡适所介绍的实验主义哲学,他尤为股膺。他说:“胡氏自述其实验主义者之态度,亦即新文化运动背后之哲学的根据也。自严复开始介绍西洋思想以来,能为有主张的介绍,与国人以切实的影响者,唯胡氏之实验主义而已。新文化运动之经过中,有功于社会者,皆能明了此实验主义而不背焉者也。至于新文化运动中之一切流弊,正缘不能了解此实验主义之真精神与确切应用其方法耳。”①将实验主义哲学视判断新文化运动是非的标准。即使是对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那段著名的要破坏传统文化一切方面的文字,他亦仅客观地加以介绍,甚至说:“当新文化运动进行方锐之际,对于本国旧有文化思想道德,每不免为颇当之抨击。”②所以,这时他界定:“新文化运动,唱自胡适之、陈独秀,以文学革命为旗帜,以社会道德思想一般之改进为目的,以西洋之科学与民治为趋向之标准,以实验主义的态度为下手之方法”,③持一种总体肯定的态度。但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钱先生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以褒为主、肯定良多一变为总体批评,基本否定。④他1971年著《柳诒征》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代表他的这一新认识:当民国十年前后,学术界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之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国学概论·前言》(台)商务印书馆 1981年 8月 15版,页 349,350。②同上,页354。③同上,页 345~348。④参罗义俊《钱穆对新文化运动的省察疏要》,《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二),页3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浪潮,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以《新青年》志为总喉舌,登高而呼,四野响应。所提菜以相号召者,举其要考,为礼教吃人,为非孝,为打倒孔家店,为线装书扔进毛厕里,为废止汉字,为罗马拼音,为全盘西化,其他惊众骇俗之谈,挟一世而以奔赴恐后者,不遣枚举。①更为简要的概括是“打倒中国文化”,②,或全盘西化、“一意西化”。③钱先生的这种思想变化可能自三十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讲中国通史课就开始了。④其《师友杂忆》云“余自人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 “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见如登辩论场”,⑤这种“是非”“辩论”,也许包括有关于新文化运动认识的内容。钱先生认为疑古运动为“新文化运动一支流”,认为它完全是承袭了胡适“不承认一国家一民族有其固有文化之传统”,只肯定崔述为“科学的古史家”的偏义而创成。④从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大义出发,钱先生否定了新文化运动,也必然会否定疑古学派。因此,钱先生自三十年代初以后,对疑古学派的批评愈来愈趋于严厉,愈来愈缺乏同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钱先生对疑古学派由同情转为批评,对于中国古史研究和古代文献研究而言,具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刘向歆父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中华学术院编《中国文化综合研究》,页276,华岗出版部1973年版。②钱穆《中国文化丛沙谈》1册,页79,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版。③钱穆《太炎论学述》,《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辑,页128;又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页350,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版。④参《学概论·前言》,(台)商务印书馆1981年8月,15版,页306a⑤《八十亿双亲·师友杂忆》,页140、142,岳麓书社1986年版。⑥《维新与守旧——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台北《幼狮》16卷2期,1980年12月。



年谱》为刘歆洗刷了伪造经书的冤案,以历史事实证实了晚清今文家和疑古学派伪造古文经说的谬误。他的古史“层累遗失”说是对古史层累造成说的纠偏,为以层出不穷的出土新材料丰富古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意义是异常深远的。他强调古史传说的自然生成,反对“假造”说,强调古史传说对于古史研究的价值,显然较疑古学派的论点更符合历史事实,也更有利于古史研究。他揭露疑古学派论证方法的谬误,与张荫麟指出的滥用“默证”说是一致的,有利于人们认识疑古学派的逻辑错误。今天,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土,随着古史研究认识的不断深化,疑古学派当年许多时髦的论点已经被证伪,回过头来看,钱先生对疑古学派的批评历久而弥新,愈来愈显出其价值。古史辨运动本来是一场考辨古史材料的学术讨论。但人们评论它的意义时,最着重的却是它的政治意义,即从肯定它从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高度评价它的反封建意义,强调它史观的进步。至于它本来的学术层面上的是与非,即它考辨古史材料结论的正确与否,则往往被人们遗忘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局面: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在政治上、在史观上勿庸置疑是正确的;但在学术层面上,它的具体结论则往往是错误的,经不起时间和出土材料的检验。学术的错误却得到了非学术的肯定,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对疑古学派作政治上的肯定是不是得当?对构成古史辨运动政治背景的新文化运动作基本肯定是否正确?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钱穆先生基于民族文化大义对疑古学派高屋建领的批评,我们将会更增进对钱先生这位文学巨掌、文化大师的钦仰,也将会更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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