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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4-20 20:25:44
 
 
钱穆的史学三派论及对胡适派的微词
 
 
作者:钱穆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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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钱穆论中国现代史学大体为三派。其一为传统派,即记诵派。其二为革新派,是所谓宣传派。其三为科学派,可称为考订派。他评论:传统派主于记忆,多识前言往行,校勘辑补。革新派属\"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科学派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业已形成\"具有一定势力的潮流 \"。对于科学派钱穆没有说什么好话,而责之\"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其形质有似传统派。然而传统派下工夫记忆材料,即使于世无补,于己还是有益。科学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隘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材料\",表达了对胡适派的微词。钱穆没有将自己划到哪一个学派中去,而身处传统派、革新派之间。他是将考据与时务,书斋学问与国家命运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位当代学人。

主题词: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温情与敬意

正文:

读钱穆先生的著作,常为他的民族主义情怀与对中华文化的挚爱所感动。他对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关爱,他的治学精神,给后人留下楷模。民族文化本位论、文化民族主义,此为钱穆人文、人格精神的一大特点。而他的史学三派论则别有特点,隐含着他的基本史学态度。

一、《国史大纲》的\"敬意与温情\"及史学三派论钱穆一生力作,首推《国史大纲》。《国史大纲》原为一部抗日救亡,宣传爱国的国史教科书。9·18事变以后,南京政府指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京大学遵命由傅斯年召集北京大学教授讨论此事,最后决定由钱穆独立担任。由1933年秋起,钱穆开讲国史。战火绵延,讲学不辍。从北京大学一直讲到西南联大。同事中有陈梦家,曾听过钱穆的课,与钱穆过往也多,力劝钱编撰国史。钱动意,本其中国通史讲义,历时13月成《国史大纲》。

全书采纲目体材,时为经,事为纬,凡8编40章177节,分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代诸部为编。以编领章,以章领节,实为章节体。间有地图、系表等。

以上说《国史大纲》写作缘起与编写体例。然而笔者更将注意力置于扉页上短短几句话。其中折射钱穆编写《国史大纲》的思想原由与他提倡的\"国民当知国史\"的史学精神。此数语以\"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开头,接下去说: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只算是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委加言旁)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此数语多次提出国民概念。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人,虽说是一个生物的人,但由于离不开社会,唯在社会才能生活,又是一个社会的人,必属于一个国家与民族。这样他就必须是一个国民。从国民观出发,钱穆继续演绎自己的观点:既然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就要了解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将不是一个合格的国民,一个有知识的国民。

他又说,了解是为了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一种温情,一种敬意。他又认为,要有温情与敬意,首先要有对于本国历史的\"知\"。所谓知,就是认识,只有认识才能产生感情。无识则必然无情。他举儿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说:\"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显然,这里钱穆先生重复了写作《国史大纲》的本意,即让人们得以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通过习史认识祖国历史、热爱祖国文化,以激动保种护国之心。每个国民都应了解本国历史,热爱本国文化,对祖国充满温情与爱意,只有兼具以上素质的国民多起来,国家才具有向前发展的希望。不然,国家将陷于弱亡之列,或成为一个\"次殖民地\"。

他批评当今之国人,\"蔑弃\"或遗忘国史,虽然也谈论爱国,但此种爱国又是如何一种的爱国呢。他辛辣地说,此种\"爱国\" 实在是\"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此,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没有。他告诉读者,\"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他将爱国心与宗教心作比较,信徒爱其上帝是由于他在宣教过程中,直接与间接加深了对上帝的了解。了解愈深则敬爱愈深。对于上帝无了解,不可能有爱的情感产生。事实上钱穆确以教士传教的心情作国史传播。他要人们以一种宗教心去爱自己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钱穆还提出\"历史\"、\"历史材料\"与\"历史智识\"的区别观。三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同一个问题,内涵却异。他说,然中国乃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中国之国民乃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民。何而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之智识。显然,在钱穆这里,历史的客观存在为\"历史\",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全部过程是\"历史\"。至于历史的记载则为\"历史材料\"。\"历史\"已沉没在往日的烟海渺茫中,人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历史。人们想通过\"历史材料\"管窥\"历史\"的\"全豹\",但还是做不到。因为历史记载往往过于破碎,又总是搀杂诸代史家的一己观点,历史通过\"记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钱穆认为最好的法子是通过\"历史智识\"来了解国家的历史。在钱穆看来,对于历史要作认真的思考。凡是思考过的历史知识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只有对祖国历史做深入思考后,才能够对祖国有真正的爱。

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有其独到眼光。例如将中国社会分为三个层面:最基层的是经济层面,在其上面有学术层面,学术层面的高层是政治层面。

他认为整个社会不断变动,而变动又有时代特点。譬如战国变动的是学术,秦汉变动的是政治制度,三国魏晋变动的是社会经济。根据不同社会的变动特点,写作时也有侧重。写到哪个时代时便根据该时代的特点来写,表现了对社会的特殊观察眼光。

关于社会形态,他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战国是游士社会,西汉是郎吏社会,魏晋南北朝是门第社会,唐以下是科举社会,宋以后开始步入\"现代型社会\",近代则是\"次殖民地社会\"与\"殖民地化的社会\"。至于上古时代,则可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考古中去发现,以此论述中原华夏文化的形成。

他又认为: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一是\"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其二为\"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来,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自鲁隐公元年以来,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自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始,至民国纪元2314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钱穆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取否定态度。他认为:\"从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对于朱元璋、洪秀全则表示赞赏,尤认为洪秀全起义是\"近世中国民族革命的先锋\"。

钱先生的历史观自然有其偏颇的地方。然而他好学深思,有意对中国历史做重新梳理,以得新证,以为当时抗战救亡服务。

他曾经论中国近时史学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其一为传统派,也可以称为记诵派。其二为革新派,也可称为宣传派。第三为科学派,又可以称为考订派。他评论云:传统派工作主于记忆,多识前言往行,校勘辑补。此派所继乃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之前的中国文化的旧规模。

对于革新派他说,提倡此种历史学说者其多数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关于科学派,他说:他们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 \"国故\",并形成了具有一定势力的潮流。在旧材料的整理方面,他们与传统派有相象的地方。\"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两派钱穆没有说什么好话。\"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科学派即考订派尤其讨嫌。传统派即记诵派下工夫记忆材料,即使于世无补但也于己有益。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隘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材料\",从而表达了对胡适派的微词。

钱穆没有将自己划到哪一个学派中去,但是以笔者所看,钱先生似在传统派与宣传派之间。他以传统方法做经世史学。以经世史学为当世急务服务。他是将考据与时务,将书斋的学问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位中国学人。他主张国人当学国史,学国史当对国家具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思想,即在现在仍然有其积极意义。

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有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将之亡天下。\"钱穆主张光了解国史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对本国文化尤其是本国学术史有所认识。在钱穆看来,文化是一国的气运,文化天下也亡。天下既亡,国何不亡?天下不亡,国尚可救。因此,要救国,维护民族文化乃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关于这方面可先对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一番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出版。时值抗日烽火既燃之际。如书题所示,该书考察了中国 300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共分14章,分析了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至曾国藩、康有为等51个人物的学术思想。梁启超曾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任教,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看过梁启超的讲义,与其学术意见相左,遂开同类课程,自编讲义,后历5年写出同名书。

是书自序说:\"斯篇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寨,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在钱穆看来,要将学术变为于中国文化建设有用之学,且能启发民众,拯救国难,发挥作用,在当前有一件事情要作,即是提倡宋学精神。

他在自序中还说:满清入室,文化专制,致使文人不敢如宋人以天下治乱为己心,不敢过问政治时事,埋头故纸讨生活。这实在是坏学术,毁风俗,绝不是正常的情况。在钱穆看来目下国难当头,早应纠正这种学风。具体言之,对于久经讥刺的宋学精神应当继续加以发扬。作学问要不要有自己观点,要不要联系时事,要不要为爱国保国服务,古来乾嘉学派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即在民国时期,也还有一部分学者将学术与国事、国运相脱离,成为一种不好的风气。如同当年康有为发动改革,提倡公羊三世说,主张复兴今文经学,钱穆为重建中国文化,以使中国文化更好的启发民众,解救国难,主张重视宋学精神。他身体力行,主讲并编写学术史,重点于宋学作了充分肯定。

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需要作切实的工夫。为此他指责\"时论\"的浅薄。对当时几欲专擅文坛,独步一时的全盘西化说不以为然。他有以下言论:

清社未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捍格外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辩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言加可)而揶揄之,为贤矣。显然,他反对在中国文化建设中一以西国为准绳,再次提倡复兴宋明精神,主张研究历史当重理、明理。

三、 根据民族的精神寻找\"此后的新生\"。

1949年以后钱穆定居于港台,此间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人生十论》、《中国现代学术论衡〉《朱子新学案》等。另有《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文化与教育》、《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十二讲》、《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等属文化史研究。

在此期间,钱穆进一步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他说:\"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余英时曾说:钱先生治学的\"终极关怀\",\"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正是从这种终极关怀出发,钱穆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的思想。

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事嬗递,因其深层内在历史精神的涌动。这种历史精神实质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研究历史发展大可从文化史角度切入,一旦掌握了中国文化精神的进程,中国历史来龙去脉亦大体理解不误。

钱穆一方面主张恢复中国文化精华,同时又主张不断发展中国文化,俾使适应日益发展的世界形势。\"我们要根据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来打开当前一条出路,来寻找我们此后的新生,那决不是顽固,决不是守旧,那是生命延续之唯一原理\"。他指陈:中国文化本来就处在不断进取变动之中。其变迁经过分四阶段:其一是上古至秦,国家形成,民族融合,中国人精神理想也在此期初成。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奠定期。其二是汉唐时期。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军事制度已经制定,中国民族精神出现共通境界,中国人个性境界也得以拓展、发挥。其三是宋明清时期。中国人个性精神进一步发挥,中国文化充分发展。这是中国文化的个性发展期。其四是清以后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民族共通精神与个性精神已经安排周到,所要做的是注意如何将精神与物质同一融合,进而关心周围物质环境,尽量改善与利用它,以协调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他说中国人常抱一种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多可融合协调和凝为一。\"钱穆有《中国文化精神》一书。这本书是钱穆的演讲稿,讲的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出版时间是在1971年。他在序言中说:\"我之平生,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据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他说自己民国元年即在乡村教书,此后任教大学,著述立论,皆因受国难之\"鼓励与指导\"。又说进行这样的演讲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他在此讲话第一节中说:想分两个方面讲述中国文化。一是知识问题,究竟中国文化是什么。二是评判问题,\"究竟这种文化要得要不得,该发扬不该发扬。\"他说应该首先了解中国文化是什么,才能讲到中国文化价值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以及如何光大与改进。书中《中国文化的变与常》、《文化传统中的冲突与调和》、《文化中的积累与开新》等篇章都详细论证文化变动与更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阅读钱穆先生主要著作,领略其中思想,笔者已经意识到钱穆是如何以对中国文化无限的挚爱深情,从事着艰辛的薪火传承的事业。正如钱穆先生后继,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所说:钱穆的一生\"承担是沉重的,他生活在文化倾圯、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他有时很寂寞,\"与当代的学术气候也有大隔,但他耐得住大寂寞,他有定力\",终为中国20世纪新文化建设,落下一块重要的基石。(盛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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