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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4-20 15:27:39
 
 
学术贡献
 
 
作者:汪丁丁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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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丁丁的学术贡献



  如果把学者分成生命大于学问与学问大于生命这两种类型的话,汪丁丁和杨小凯就正处于两极。汪丁丁的先天气质使他义无返顾地反抗学术分工,反抗被异化的命运,扮演了一个后现代知识英雄的角色。他自己很清楚前途的危险,他说, “‘投入未知’,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冲动。我说的‘丧失合法性’,是指在两个方面都失去了合法性,在你的专业领域之内以及你专业以外的一切领域里,你都必须努力通过与专家的‘对话’来重新获得你自己话语的合法性。所以这一‘出走’是很危险的,在分工社会里这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汪丁丁最喜欢引用克尔凯郭尔的话,“你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 经济发展与产权理论

  最初,汪丁丁是以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人们所认识的.他第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文章是载于”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辑(汤敏,茅于轼主编,1989)中的“资源经济学若干前沿课题”.罗马塞特,汪丁丁的导师之一,是一位著名的资源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家.受他影响,汪丁丁在发展经济学上下过许多功夫.在这篇文章里,汪丁丁熟练地使用动态最优技术,解决了一个霍太林资源定价问题.动态最优理论是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现在,这种技术已被多数经济学研究生掌握。但在10多年前,这种数学方法对多数人还是十分陌生的。

  从这以后,汪丁丁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展示他的数学训练.数学是好的仆人坏的主人,因此直到他发现必须用代数方法为知识经济学构建一般均衡的基础时,他才想起了这个”仆人”。

  从”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开始,“制度”成为了汪丁丁最关注的问题,也是他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字.从1992年汪丁丁开始发表关于“制度经济学” 的论文,到2002年他出版第一本专著,关于“制度经济学”的讲义(《制度分析基础》),前后相隔10年。这10年中,他的思路的演进与拓展成为我们了解汪丁丁思想的关键。汪丁丁与新制度经济学大师张五常,巴泽尔亦师亦友,所以对制度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无论新旧制度经济学家,被诘问最多的问题就是制度的定义。最初,汪丁丁是沿着标准定义进行努力的,他将制度定义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这样就与定义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状态”的“技术”区分开来。

  而在传统发展理论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即传统意义上的创新).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同样重要.汪丁丁曾综述过鲍莫尔与斯蒂格勒的分歧,所以他很清楚,从动态的角度,我们无法从数学上区分这两种进步.所以在以后许多随笔中,汪丁丁使用了大量例子来说明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毫无疑问,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就是IT与网络的发展,这就是他以后开始致力于观察“网络经济学”的发端。

  汪丁丁受科斯,诺斯,张五常等人的影响,从经典的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开始引介新制度经济学的.他最早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来定义制度.博弈论维度的制度定义,是最严格的也是范畴最小的概念.诺斯将制度区分为规则(正式制度)与习惯(非正式制度).前者经过巴泽尔,阿尔奇安等人的界定,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习惯则难于被经济学工具处理,但诺斯,尼尔森和温特等将文化,意识形态和演进的视角引入对非正式制度的分析,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汪丁丁综述了以上的经典理论以后,就开始思考如何构建一个统一的框架,如何用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来进行综合.

  制度分析的另一种重要思路是奥地利学派的进路.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熊彼特与哈耶克以及奈特这几个人.熊彼特指出在零利润环境中没有创新.奈特进一步分析,只有存在不确定性时,创新才会发生.哈耶克更进一步,集中分配的社会主义只所以失败,不仅因为它高估了人类理性,更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利润,也就不存在创新.不存在创新的社会注定要被淘汰.因为创新是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所以说它是动态的经济学,是演进的经济学。

  汪丁丁在静态制度分析方面受到新制度学派的影响.在制度的动态演进方面,汪丁丁则吸收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最初的成果就是那篇“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进展与反思”

  1994年,汪丁丁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进展与反思”.这篇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入选了当年天则研究所编的《中国经济学》。现在所有经济系学生都非常熟悉的贝克尔在1992年QJE上发表的论文,就是汪丁丁首次通过这篇文章引介的。文中,汪丁丁对近几十年兴起的相关的发展理论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汪丁丁试图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分工理论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等,提出一种广义的,包容性最大的“经济发展通论”。

  在汪丁丁看来,经济发展是一种历史过程,它是从某一初始文明出发,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们不断进行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结果。这初始文明中的秩序是“道德共同体”。在最初道德认同的前提下,人们就有了选择的权利,从而交易得以进行。交易得以进行的前提有三个。第一,存在交易成本;第二,存在企业家才能;第三,交易是重复博弈。根据斯密定理,交易的发展导致了劳动分工的发展。伴随着分工的过程,知识也逐渐积累。知识又可以分成四类,其中前三类是无法用文字记载表示的。分别是,第一种,物化于资本品的知识。第二种,蕴涵于劳动者的知识。第三种,蕴涵于制度的知识。第四类才是我们常用的可以用文字表示的知识。

  通过知识的维系,我们又可以引入制度变迁理论。由于路径依赖,固定成本以及资产专用性等原因,作为知识载体的制度,物质资本,权力资本等要素,一旦存在就很难改变其结构。一旦制度和所提供的制度激励朝着有利于专家获取规模收益的方向确定下来,人力资本投资就会有利可图。父母的利他主义会表现为对儿童人力资本的投资。反过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加速知识的获取和积累。于是,人力资本和一般性知识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制度进步与技术进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制度的进一步的演化方向还与企业家想象力密切关联。

  此外,汪丁丁再把交易费用理论纳入这个框架中。他指出,存在外部性时,有几种解决方法。第一种,通过建立新的产权关系把外部效应内部化。第二种,建立新的分工获取该种外部性的规模效应。第三,当这种产权外部性由巴泽尔描述的“公共领域”引起时,必须通过专家和技术手段减少相关的不确定性性。

  在文章最后,汪丁丁指出,当我们试图把这种微观组织形式扩展到更大范围的人群中去时,信仰,神召,家族,民族,国家等文化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分析制度的演进,必须同时考虑文化的演进。甚至在某些发达国家,人们财富积累到达一定程度,劳动分工已经开始了非专业化过程,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我们这里不讨论汪丁丁倡导的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但他的这一呼吁对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到现在,仍然有其现实的意义.

二 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

  汪丁丁比较了新制度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这一静一动两种进路.但他不满足于任何一条进路.他的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努力把交易费用范式转换成博弈均衡的范式,这样,就可以借助博弈论这一有力的工具对制度进行分析了.随着现在演进博弈的发展,博弈论也被拓展到动态分析,于是博弈论就成为最有希望统一经济理论的工具了。具体的,汪丁丁指出了交易费用范式在制度分析中的几方面的局限性。

  1交易费用必须与经济学传统中的机会成本相符合,所以交易费用应当被理解为可以选择交易制度的情况下,由于选择了某个交易制度从而效率的在其他制度下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

  2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制度成本必须是所有机会成本的某种综合。于是,这就产生了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因为凡是对主观价值做的任何综合,都必须面对福利经济学所面临的基本困境-阿罗不可能定理。另一方面,任何坚持以主观价值来衡量机会成本的交易费用定义,必须面临个人选择无法决定交易制度这个困境。

  3交易费用概念无法被应用于公共选择场合或者个体选择的外部效应非常严重的场合。而在纯粹个人选择的情况下,制度随手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说,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它必须假定制度的整体框架是不变的,它不能用于理解制度的整体变迁。

  4在一般均衡或者博弈均衡中,交易费用在操作上根本无法同其他成本区分开来。

  于是,这种转型的努力体现在他的”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中.他说,“彻底的产权分析需要一种博弈论的眼光,而在博弈论的眼光下,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是同时被博弈决定的,正好像寻租者们的博弈均衡不仅决定了资源在人们之间的配置,也同时界定了寻租者们对资源的不同的权力.”

  在我们看来,汪丁丁的这个转变是非常关键的。他意识到以局部均衡分析为工具的交易费用理论,尽管相当有成效地在广泛的领域获得应用,却没有解决自身的逻辑问题。汪丁丁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必须融入奥地利学派及其哲学认识论的传统中去,这样才能将其动态化,才能从演进的角度来分析制度变迁。

  另外汪丁丁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与知识,制度,企业家能力等要素有关的市场函数的等产出曲线不一定满足凸性。事实上,大量关于受益递增的研究指出这些要素是非凸的。这就给一般均衡处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正因为意识到这个状况,汪丁丁开始转向研究这些要素的微观基础。

三 知识,理性与创新的微观基础

  1996年,汪丁丁的思想到了一个转折点。他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知识对于制度的关键作用.于是他从“制度的知识”转向了“知识的制度”。这一”知识学转向”成为他日后研究的基础.他将1996年准备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论文命名为“制度成本,博弈均衡与知识结构”,虽然最后改名为“产权博弈”,但已经显示出他对知识特征的强烈兴趣。到1997年,汪丁丁发表了“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及其相关经济学”,这标志着汪丁丁完全转向了“知识经济学”。他说,“我发现解释存在的制度时,我必须在博弈论中引进知识传统的作用。因此,制度经济学最终必须向着知识经济学的方向发展。”

  这个过程以两篇文章为标志,一篇是“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及其相关经济学”,另一篇是“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涵义”
经过多种尝试,汪丁丁重点分析了三组对立的概念,或者说三组基本模型开始分析基于知识的经济学问题,也就是把知识作为分析的对象,用传统经济学模型来研究它的性质。第一对概念是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第二对概念是绝对理性和有限理性。第三对概念是创新与规范。

  为了研究动态的制度和知识的演进,汪丁丁选择了博弈论的框架.他说,““社会”,是一群人行为的“均衡”。如果人们的选择具有某种连续性,那么交互作用着的许多人的选择总会达到“选择集合映射”的某个“不动点”,也就是均衡。” 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它包含了几个最重要的概念,”连续性”,”交互作用”,”不动点”,”均衡”等等.通过对这几个关键字的阐述,知识学的核心内容随之展开.

  我们具体来看这几个关键字,”连续性”.汪丁丁是第一个将这个数学概念推广到社会科学研究,他说,” 连续性,除了可以用标准的数学分析语言来定义或解释,还可以或更应当用社会科学的语言来定义或解释.但任何社会科学的解释都必定是在那门科学的具体环境中对\"连续性\"做的阐释,因此而成为用数学分析语言定义的\"连续性\"概念的具体化.”对于“连续性”,汪丁丁又是从三个维度来讨论的。

  第一个维度,是”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表现为逻辑上的同一性,是我们认识论的基础.汪丁丁说, “当我说一件事情是它自身(A=A)的时候,我像黑格尔那样,实际上首先传达了另一句话:那件事情不是它自身以外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我对这件事情的\"界定 \"---我的理性对这件事情的边界的规划(立法).至于我对事物的界定是否与我的对话者的界定一致或者说在我们各自对世界分类的基础上规划的对\"此事\"概念的界定是否是完全重合的集合,这是对话和演进理性所要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关心的首先是任何界定能够被我的理性接受的前提---连续性.”

  第二个维度就是”思”的连续性. 这是对上一个维度-认识论的拓展.知识是一种过程,所以我们必须将其纳入演进动态博弈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用汪丁丁的数学语言来表述,”也就是说,我的每一次体验只是和我以前的体验相迭加,才改变了我对一个命题的相信程度.一个经验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它的概率密度的积分.而\"积分\"就是互补性的体现,也就是渐进性质的体现.这是知识的渐进性质的第二层意义的说明.”我们下文将要讨论汪丁丁提出的”知识的互补性”.在这里,知识的连续性是互补性的基础,因为只有连续性才能保证可以被积分.而且,这里讨论的知识连续性并不局限于个体层面上,我们可以通过交往理性将其推广至社会传统,” 知识积累不仅在个人经验中是有限的从而是连续的,而且在社会的文化的生物的认知传统中也是有限的从而是连续的.博兰霓观察到科学发展的微观过程是\"个人知识\"的获取和融入于某个知识传统.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最后,我们回到不动点理论,也就是马歇尔经济学中的”均衡”.凸性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概念.连续性与凸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比凸性要弱得多.正是通过纳什的杰出工作,我们可以把凸性转换成对连续性的讨论. 汪丁丁指出,这里的核心概念是映射的上半连续性,”所谓\"映射\"就是对应于自变量的一个点,因变量可以取一个集合为这个点的\"映象\".于是连续函数所要求的收敛的点列在连续映射这里就变成了要求一个\"集合列\"的收敛性.”非合作博弈被广泛地运用于描述社会生活,正是纳什均衡指出了不动点的存在,即解的存在.但现实生活与数学模型的不同在于,人们的互相交往,必须以能够交流为前提.所以,在这里,人们的交往必然受到历史局限性的约束.第一,个体必须和只能从传统习得理性.个体对现实均衡的阐释于是被限制在个体有限的经验之内.第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须和只能借助于人们共享的那部分知识才是现实可行的.分析到这里,汪丁丁终于把均衡这个概念与哈耶克思想完美地结合起来了.他说,”博弈均衡原本就不是理性的个体能够选择的.这是个体选择与所谓\"集体选择\"的根本不同之处.\"我们是我们传统的选择,而不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传统\"”

  阿罗和德布鲁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这就成为了市场有效性(或者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基石。一般均衡虽然重要,但因为它难于运用,所以不如局部均衡那么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青睐。但它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理论基础。

  我们可以观察到,知识区别与传统产业的最大特征就是边际报酬递增,这意味着它在数学上是非凸的,传统一般均衡定理并不能作为知识的一般均衡的基础。

  接着,汪丁丁又指出知识具有“互补性”的特点。他说,“ 每当新的事实否证了某一层次上某些假设时,我们必定试图修正该层次的其他假设和更高层次上的相关假设。结果不仅给其他学科里的假设也带来危机,而且我们不知道先修正哪一部分假设更好。波劳克在《当代知识论》里打了个比喻说知识论的全部想法就是研究怎样在大洋中间重建一艘。意思是在一个假设系统中先拆任何一部分都不行,必须同时调整全部的假设。这就是知识的“结构”。显然,知识的这种结构也就是知识各部分间的“互补性”。换句话说,知识的互补性产生于人类思维逻辑最基本的三段式和因果性联想。”互补性这个概念在数学与经济学的处理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博弈论中只存在着两种策略性行为,互替与互补,而互补性在数学上很难处理。汪丁丁曾指出过,传统的制度分析在模型化过程中,始终要面对一个困境。究竟应该将制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还是状态变量?知识也是一样,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特征“互补性”。如何用严格的数学工具来处理知识这个对象,成为知识经济学中首要的难题。

  只有具有一般均衡基础的理论框架,才是逻辑上严格自恰的。深谙经济思想史的汪丁丁深知这个基础的重要性,否则他的一切努力都成为无本之木。他自己就曾多次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国内外著名学者理论框架中一般均衡基础的缺失。为了替他倾注心血的“知识经济学”寻找一般均衡基础,汪丁丁放眼最新的数学进展,寻找合适的武器。分析,拓扑,都已经不管用了。终于,他在代数理论中找到了这种新式武器-格论。

  2001年,汪丁丁以一篇《概念格,互补性与塔尔斯基不动点》展示了他在一般均衡基础上的努力,这也是这种代数理论首次被引进国内经济学界。也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汪丁丁将对知识产品分析所需要的凸条件转变成塔尔斯基不动点所需要的连续性条件。这样,汪丁丁就能利用最新的超模态博弈对制度互补性的发展,成功地解释了他一直阐发的知识互补性。

  另一个维度是理性假设。汪丁丁对理性假设的分析乃是基于他对奥地利学派(包括与之相关的古典认识论)的研究。完备理性的假设是自马歇尔以降的边际分析的前提之一。经济分析的彻底性要求对行为做边际分析,而行为主体仅当具备了完备理性能力时,才有能力将自己的行为调整到边际量相等的均衡状态。边际分析在理论上的好处在于其精确性,精确性在理性的实践中可以为行动提供更明白的方案及行动指南。汪丁丁一直很推崇西蒙教授的方法论。继“有限理性”获得诺奖以后,西蒙教授晚年一直提倡一种作为过程的理性,这种分析范式与主流经济学的实质理性针锋相对。放眼近年经济学的进展,从芝加哥学派的理性预期,到子博弈完美均衡,主流经济学仍然完全笼罩在这种完备理性的假设下。但这种假设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即它是静态的,而非动态演进的,因此无法容纳“学习”。借用韦伯的话,是 “工具理性”淹没了“价值理性”。汪丁丁借用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进一步分析了理性在演进过程中的形成与稳定。在“卢卡斯批判及批判的批判”中,汪丁丁对当时主流经济学陷入理性的误区深表忧虑,1995年的诺奖却肯定了这个方向的工作,这正是晚年哈耶克所批判的“致命的自负”。时过境迁,2001,2002年的诺奖分别颁给行为经济学家。汪丁丁立刻指出,这意味着经济学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行为学转向。建立在有限理性思想上的行为学的兴起,这不正是汪丁丁深邃眼光的最好注脚吗?其实从汪丁丁对方法论的讨论中,已经能看出他的这条理论取向了。周其仁是对汪丁丁影响最大的国内学者之一。与周其仁一样,汪丁丁对现实社会总报以好奇的眼光。他在《财经》杂志主持的“边缘”专栏,就是用各种理论对真实社会的一则现象作出解释。他在“两种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这篇文章中中借西蒙之口嘲笑了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还把他的一本文集命名为《直面现象》,充分表明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取向。

  博弈论揭示了相互作用着的理性决策过程的种种矛盾和不可能性。当所有的游戏者都看到多个均衡状态的可能性时,游戏最终均衡于哪一个状态,要取决于全体游戏者的知识结构,例如贝叶斯完美均衡。所以,不少博弈论家认为所谓均衡状态只不过是“惯例”。目前博弈理论家们正在为寻找“惯例”的理性基础而头疼。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放弃了这种努力,转而接受休谟与哈耶克的看法:“理性是我们习惯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汪丁丁指出,“个体在进入社会时,便从社会的传统来学习“理性”。一个社会的个体进入另一个社会时,会显得完全“失去理性”,一直到他从他人对他的行为的解释获得新的意义并且矫正自己的行为到符合这种新意义时为止。均衡的不唯一性决定了博弈论基础上的社会理论与古典的功能主义的本质不同。多个可能的均衡意味着社会变迁,而唯一的均衡则意味着向旧制度的不断回复和社会的功能主义解释。”

  制度性知识就是是人们对均衡的解释。这解释积累起来,让新来的人们学习如何是“理性”。在理性基础上的游戏,基于同样的制度知识,重复实现着老的均衡。制度知识的传统(道德,信仰,宗教,法律,语言)就是日复一日被重复解释着的均衡。当个体的小溪汇入这条历史长河时,它所能产生的影响真是微乎其微。因此,汪丁丁强调,由于存在着主体间性,主体之间的交往必须建立在哈贝马斯的 “交往理性”之上。这样,最终才能达到“对话的逻各斯”。

  最后一组重要概念则是创新与规范。显然,如我们前面所说,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连续性的基础之上的。知识社会的特征是人们靠不断更新知识(而不是靠大规模生产)来改善生存条件。如果所追求的改善是物质方面的,就是所谓“创新驱动” 的发展阶段;如果所追求的改善是精神方面的,就是所谓“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到了后一阶段,技术性知识的主要地位就被制度知识所取代。在网络时代,知识的两大经济学特征就是:知识使用的非排他性;知识生产的高成本。这两个特征使得知识产权的界定与转让变得极其困难。而这一困难又导致知识创造者对预期的未来回报没有信心,从而缺乏创新积极性。哈耶克认为,正是因为自由市场有剩余利润,才激励着企业家进行着创新活动。企业家所创新的,正是制度性知识。制度知识的创新推动了工具知识的创新。而工具知识的创新进一步创造剩余价值,这就需要企业家继续努力,继续推动制度知识的创新。

  汪丁丁又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观念创新一般被理解为发生在群体组织内部的人际交往的诸多结果之一。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符号”成为一个关键的元素。符号的意义被每个参与交往的个体加以阐释并得到均衡。因此,为了具体刻划创新的具体过程,我们仍然需要建立一个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

  汪丁丁利用数理逻辑和微观经济学的一些方法,证明了在符号交往领域,只要个体有选择的自由,并且选择满足某种理性假设(这里需要前面谈过的“连续性假设”),交往的个体总能达到一般均衡。

  进一步的,汪丁丁在这套符号交往的一般均衡基础上讨论了语言经济学。语言交往正是符号交往的一个特例。尤其是语言习得的过程,当我们分析静态均衡和演进均衡时,必须采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来处理。汪丁丁不完全同意只用博弈论来解释语言的均衡。他引用哈耶克的话说,“作为传统的语言,是由人类习得的理性而不是人类基于理性行为去改造的本源”。很显然,虽然各个学科的学者对语言问题关心了上百年,但这个领域才刚刚拉开序幕。

  讨论完知识的经济学特征,我们才能略为清晰的界定知识的概念。与讨论制度一样,最重要也最困难的是知识的定义。汪丁丁还是从几个角度用几个大师的定义为自己的讨论划分的界线,以后他在《制度分析基础》中讨论制度的定义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法。知识的第一个维度是波普提出“适应的知识”,即任何可被传递的信息,这个维度是最宽泛的,与信息论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个维度是认识论的,即博兰尼的“默会知识”,这是一种主观的维度。第三个维度则是从知识的来源进行区分的。罗素把知识分成书本得来,实践得来与体悟得来这三种情况。

  但这只是静态的知识,局部的知识。如果我们动态地分析,那么没有知识,只有对话。汪丁丁说,“唯其有对话,逻各斯才保持为‘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才保持为‘永恒的活火’(而不是神学的),才保持为大众分享的理性(而不是唯我论的)。在这条路上,我们通过(与人)对话获得知识,我们通过(与神)对话保持信仰。”。因此,知识,就是对话的逻各斯。

  出于对知识本身的关心,也出于对“知识过程”的认识,汪丁丁进而观察了知识的获取过程-教育。毫无疑问,每个研究教育的人都会反省自己受教育的过程,汪丁丁也是如此。汪丁丁一直强调“知识过程”,教育是知识扩散的手段,当然也是一个过程。作为过程,教育就不再能够被静态地分析,而应该纳入动力学和重复博弈的框架。汪丁丁说,“作为过程的教育不应当按照先定的’目的’来铺设其’内容’,再根据’内容’寻找’方法’。作为过程,教育的’目的’是在教育过程的参与者群体的’ 社会交往行为当中逐渐明确和演变的。”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教育的主体。斯特劳斯追溯古典,就曾经对“什么是自由教育”作出尖锐的发问。与此类似,汪丁丁是从他自身感受到的生存困境来发问的。他说道,“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强调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因为它不相信任何’他者 ’替’我’作出的选择(由于’理解的艰难’或者由于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就这一点而言,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固执着与古典主义教育哲学相对立的另一极端。后者固执着人类作为’类’而分享的核心价值(生命、自由、财产权利)和核心能力(感觉、语言、理解力)的开启所’必须经历’的那些教育过程。于是,表现在教案设计理论中,前者强调教案的灵活性,后者强调教案的经典性。上述存在主义教育哲学与古典主义教育哲学的矛盾恰恰表明了我所理解的作为过程的教育的内在困境-自主性与权威性之间的冲突。”

四 网络的知识特征

  毫不奇怪,在一颗敏感而又好奇的心灵的驱使下,在不断涌现的新知识的压迫下,汪丁丁欣喜地发现了网络(包括IT产业)。网络的两个特点使得我们不得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一方面,网络是技术进步最快的产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网络成为新的知识载体。汪丁丁主要就是从他熟悉的知识与网络的关系来观察这个崭新的世界的。

  最初,汪丁丁仍然是以索罗模型-内生增长模型-杨小凯的分工理论-贝克尔的知识论这一组经典模型为参照系进行观察的。他曾经指出,新经济的三个最主要的特征分别是:第一,”观念”(idea)成为物质生产的决定性要素;第二,由于信息的收益递增的特性,凸性分析方法无法使用.第三,”知识”具有互补性.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汪丁丁的观察逐渐逐渐深入,他的视角从知识对网络的影响转为网络对知识的影响,也就是从前2个特征的研究转向第3个特征的研究。这一转变具有深刻的意义,汪丁丁开始把网络作为他的知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变量,阐发了一系列知识的新特征。

  从一份采访记录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汪丁丁看待网络的视角的转变。“不会超过五年,我认为,信息技术大致将完成这个从信息技术部门内部(即这次发生“互联网泡沫”的部门)扩散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过程。带动这一扩散过程并一定要把它完全展开的,是人类知识的内在特征——各种知识之间的互补性。正是知识互补性,产生了所谓收益递增现象,而后者是一切利润的来源。企业家们为了追求利润,早晚会被知识互补性带进上述的这个扩散过程的。互联网技术,当成本足够低时,便成为社会可以利用的天然的知识聚集手段。我相信每个在网上生活过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即网上的知识真正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当网络,尤其是宽带网普及的时候,人们将立即发现,由于知识互补性的强烈效应,在知识的任何一个细小的领域里,网络将以极低成本提供给任何感兴趣并且愿意花费时间的人“浩如烟海”般的知识,从而在每个可以想象的领域里,每个人都将意识到他头脑里存放的那一点儿知识与网络能够提供给他的整体知识之间的强烈互补性(意味着潜在“利润”)。当然,为了获取知识互补性所蕴涵着的潜在利润,他必须通过技术的与制度的创新来把知识互补性转变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或产品。”可见,汪丁丁关注的网络,是作为知识载体的网络,是动态演进的网络,是嵌入日常经济生活的网络。与其说他的文集《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一本关于网络经济学的文集,不如说是一本关于知识经济学的著作。

  最近几年,宽带网的发展对汪丁丁造成了更为强烈的冲击,由他把最新的讲义命名为“宽带网时代的讲义”可见一斑。宽带网突破了知识传输速度的瓶颈,对于知识而言,这种传输方式的改变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宽带网不仅改变了知识的传递,也改变了知识,设置改变了作为知识主人的人!在宽带网上,当未知的知识世界在我们面前展开时,任何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知识都成为了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了。知识以几何级数增长着,人的认知能力受到生理的局限,任何人都必然陷入绝对的无知中。作为跨越学术分工,又有着极强好奇心的学者,在这种新的知识环境中所受冲击无疑是最强烈的。“宽带写作”就是这种冲击下的产物。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汪丁丁开始思考宽带网时代的知识意义,如何追本溯源,从原初的哲学维度来把握知识。

  网络作为知识/信息的载体,极大的扩大了汪丁丁的知名度。在2001秋季,爆发了著名的“需求曲线之争”。张五常教授放言,不存在倾斜向上的需求曲线。汪丁丁表示不同意,在《经济学消息报》上撰文区分了马歇尔与希克斯的两种不同的需求曲线,并以一篇“定理与定律”的短文批评了国内浮躁的学风。同时,随着汪丁丁在浙大上课,他开始上网和网友进行讨论。浙大经济论坛盛极一时,一直延续到他回到夏威夷。

  与此同时,正如他一直强调的知识过程,汪丁丁身体力行地使用宽带网进行学习思考,直接地体悟宽带网对知识过程产生的意义。据他自己说,他已经利用宽带网下载了几十张光盘的学术文献。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够读完这所有的文献。对文献的判断取舍,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嗅觉”。只有从哲学维度把握知识的人,才能嗅出哪些文献具有阅读的价值。宽带写作就是基于大规模信息集结的创作,信息集结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宽带网不仅是被动的写作工具,更主动的改变了作者的行为.汪丁丁陆续从大规模的信息中挑选了很少一部分内容做为他的课程《制度分析基础》的阅读资料,从资料的选择也能看出汪丁丁的思维进路。两年内光盘内容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从多种维度收敛到最基础的知识三个维度,即“物的秩序”、 “人际关系”、“价值判断”。

  终于,汪丁丁觉得已经能够较好把握“知识经济学”的特征,于是开始讨论建立在“知识论”上的制度经济学了。

五 行为学基础上的制度分析

  从方法论来看,汪丁丁是从行为学的方法来观察社会的。既然直面现象,直面行为,就必须探究人的行为的本质。汪丁丁仍然是从三个角度来探讨人的行为。分别可以看作生物学取向,社会学取向和神学取向。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维度来看他的行为学进路。

  第一条道路是心理学,脑神经学等认知科学。汪丁丁最关心的是仍然是他的“知识”问题。因此,他引用这些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还是为了具体分析“知识过程”-这就是知识三维度中的物的秩序。

  第二个角度是微观社会学。汪丁丁一直非常关注这个介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领域。他非常熟悉西蒙,威廉姆森以及科尔曼这些大师的工作,但他最为亲近的还是阿克洛夫与贝克尔这两位诺奖得主。与标准的理性经济人模型相比,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还具有利他,害怕,内疚,发怒等七情六欲。无论采用何种定义,制度都是镶嵌在社会之中的,是人与人相互作用的规则和结果。要研究“制度”,追溯到源头,必须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作用。这是第二个维度,“人际关系”。汪丁丁较新的两篇论文“观念创新与符号交往的经济学”与“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成果。

  第三个角度是哲学与宗教。通过一些著名学者的引介,宗教知识对国内学界已经毫不陌生了。汪丁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仍然坚持从知识的角度来讨论宗教。由于主体间性的存在,汪丁丁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发展出“对话的逻各斯”。只有遵循了这种逻各斯,作为人生体验的知识过程的交往才变得可能。汪丁丁多次将知识与信仰做比较。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两者是对立的。他引用康德的话,“...故此我发现我们必须推拒知识,为了给信仰留出空间”(《纯粹理性批判》)。同时,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张力,,一种赋予了传统以生命力量的内在冲突。事实上,信仰召唤着知识,知识论证着信仰。对话的逻各斯并没有排除信仰。并且,信仰可以通过对话得到维持。但是,信仰终究是个人的体验,个人的终极体验.汪丁丁留下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在知识的极限处我们获得信仰”。这是价值判断的维度,也是汪丁丁受到非议最多的维度。但不管怎样,这三个维度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

  在阅读光盘中,汪丁丁给出了10个专题,分别是法律,服饰,家庭,企业,社团,市场,学习,医院,仪礼和政府。制度现象当然远不止这10个专题,但汪丁丁用这10个专题为后面讨论的制度范畴划定了界限。通过对这些专题的现象的考察,特别是从知识论的角度对行为人认知和行为进行分析,并用博弈论(包括格论)建立一般均衡的基础,这样构成了对制度的静态的,水平的分析。接着,汪丁丁又使用历史的,演进的博弈论工具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这构成了垂直分析的制度的动态学。而制度包涵的范畴太广,要对制度现象进行实证的检验,我们还必须借助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工具和成果。

  这样,汪丁丁最终构建起他的制度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体系.他的<制度分析基础>响应着Akerlof的批评,迈出了以行为学改写制度经济学的第一步.这个工作是不仅原创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必然对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汪丁丁,资源经济学若干前沿课题
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
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
汪丁丁,\"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
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
汪丁丁,产权博弈
汪丁丁,\"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含义
汪丁丁,知识:互补性与本土性
汪丁丁,\"注意力\"的经济学描述
汪丁丁,语言的经济学分析
汪丁丁,概念格,互补性,塔尔斯基不动点定理
汪丁丁,观念创新与符号交往的经济学
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一个反复思考的概论
汪丁丁,探索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经济学
汪丁丁,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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