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主页][加入收藏][投稿信箱]
  上传时间:2005-04-19 14:07:26
 
 
傅 斯 年
 
 
作者:傅斯年
文章来源:
浏览:793 次
 
 
 
  民國七年北京大學一群愛好文學的青年學生,組織成一個﹁新潮社﹂,並編印﹁新潮﹂月刊,鼓吹文學革命。次年上半年,文學革命運\動即發展為新文化運\動。等到五四運\動發生,這新文化運\動的思潮更是洶湧澎湃地擴展到全國的每一角落。五四運\動的主力是學生群眾;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一個自由主義極濃厚的社會思想運\動;五四運\動的人物,多半是崇尚自由主義者。傅斯年先生便是五四運\動的中堅,急進的自由主義者,扛著大旗子,衝到趙家
  樓,打進曹汝霖的住宅。自由主義的色彩便是尊重個人,發揮個人人格、注重人性,充滿正義觀念,這是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洋基督文明所共有的特點。傅先生原係山東聊城人,清光緒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生於邑之北城內祖宅,他家世,是純粹的士大夫家庭。祖父是一位拔貢,父親是一位舉人。他在進大學以前,對中國的經史已極有根底,而且對中國的學術源流,也有明確的認識︵註一︶。民國二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民國五年,卒業於北大預科,同年秋,升入北大本科中國文學系。民國八年夏畢業,同年秋,考取山東官費,赴英留學。他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雖習中國文學系,但於文學、史學、哲學各方面,都有很濃厚的興趣;他心中以為治科學是治哲學的基礎,所以赴英以後,即進入倫敦大學研究院,從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打算從生理學以通心理學而進於哲學︵註二。那時候一般人對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裏面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而外,而且想從那裏面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認為這種訓練在某種科學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而來治另外一種學問,也還可以應用。傅先生留英期間,除了研究實驗心理學以外,還兼研究物理學、化學及高深的數學。他對於數學的興趣比較濃厚,因為他在國內的時候就喜歡看邏輯的書,研究皮爾生︵KarlPerson︶的科學規律︵Grammar of Science︶和或然律︵Law of Probability︶;後來像金斯︵T.M. 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on Probability︶一類的書,他都是欣賞的︵註三︶。民國十二年由英倫轉歐陸進入德國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研究。當時德國學術界有兩種風氣最盛,一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都是震動一時的學說;一是德國一向著名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傅先生受此風氣以及在柏林的朋友,如陳寅恪、俞大維各位的影響,在柏林既聽相對論,又聽比較語言學。他有了許多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及其極為豐富的中國歷史及語文的知識,由此便可另闢新天地。這便是他後來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由來。
  傅先生資質聰明過人。胡適之先生曾說:﹁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傑出的。他的記憶力最強,而不妨害他的判斷力之過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學術研究,同時又最能辦事。他辦的四件大事:一是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三是北大的復員時期,四是臺大,都有很大成績。這樣的 Combination世間希有。我每想起領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領袖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孟真的膽大心細,能做領袖,又能細心周密的辦事,真不可及! ﹂胡適之先生所謂傅先生所做的四件大事,除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傅先生手創,且經營較久,並有空前成就以外,其餘三件大事,只是做了奠基工作便離開了。
  民國十五年,朱家驊先生任廣州中山大學校長,為了充實文學院,想找一位對新文學有創造力,並對治新史學負有時譽的學者,來主持國文系和歷史學系。那時傅斯年先生三十一歲,從德國柏林大學學成歸國,便應聘為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及歷史系兩系主任。傅先生延聘學者名流到中山大學教課,其本人擔任的功課也很多,為中山大學文學院奠下良好基礎;第二年便在中山大學創立了一個語言歷史研究所,招考研究生。
  自然科學家,甚至社會科學家們不承認歷史為科學。因自然科學研究的途徑,主要是觀察和實驗;自然科學家係以其所要研究的對象,做直接觀察和實驗,並且可以控制研究環境,對一種現象或現象的變化,做多次的反覆的實驗和觀察,以求真實;這些在一個歷史學者的研究工作中是不可能的。傅先生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目的,便是使不可能成為可能,決心要在中國建設起歷史學和語言學兩種科學;換言之,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成和生物學、地質學同等樣的科學。他在民國十七年的年度報告書中說:﹁中央研究院設置之意義,本為發達近代科學,非為提倡所謂固有學術。故如以歷史語言之學承固有之遺訓,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觀念,以成與各自然科學同列之事業,即不應於中央研究院中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使之與天文、地質、物質、化學等同論。今者決意設置,正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並且要以科學的方法治歷史語言之學。他在報告中寫得很明白:﹁此雖舊域;其命維新。材料與時增加,工具與時擴充,觀點與時推進,近代在歐洲之歷史語言學,其受自然科學之刺激與補助,昭然若揭。以我國此項材料之富,歐人為之羨慕無似者,果能改從新路,將來發展,正有未艾。故當確定旨趣,以為祈嚮,以為工作之徑,以吸收同好之人。此項旨趣,約而言之,即擴充工具,以工具之使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並以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如是伸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他不贊成整理﹁國故﹂,研究﹁國學﹂或﹁中國學﹂等字樣,用老法子囫圇吞棗讀古書。反對把些傳說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事物,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他主張的是要能從中國採集的原料裏面,製造出歷史語言科學,並且特別強調要用新的工具、新的材料,研究新的問題。所謂新的工具,便是和歷史學相關的各種知識;所謂新的材料便是史籍材料以外的材料;所謂新的問題,便是重新批判歷史材料所找出來的問題。並指出三個治學標準: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細豐富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便退步。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所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便退步︵註四︶。
  那時候他早已發現科學的研究工作,不是個人孤立的工作能有所成就,必須集合眾人的智慧,利用社會資源,從事集體研究才有意義。﹁歷史和語言學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容易由個人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圖書館或學會供給他材料,靠團體為他尋材料,並且須得在一個研究的環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於是乎孤立的製作漸漸的難,漸漸的無意謂,集眾的工作漸漸的成一切工作的樣式了。﹂︵註五︶在態度上避免主見和偏見,力求客觀,在蒐集材料方面,﹁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因為﹁須得在一個研究的環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乃立意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因為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去找材料,乃於民國十七年策劃並開始河南安陽殷墟之發掘,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十年間凡發掘十五次,先後由董作賓、李濟主持其事,發現大量殷代銅器、墓穴及甲骨文。此類銅器、甲骨,經董、李二氏及其他學者之研究,遂使商代史事,由隱晦而日趨顯明,中國之信史因此向前推進了數百年。
  民國十八年春,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北平。傅先生自十五年冬應朱家驊之邀,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及中國文學兩系主任,至史語所遷至北平止,在中山大學先後約兩年有奇。十八年至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軍興,史語所南遷長沙的八年間,一直任史語所所長,並在北京大學教課。三十四年秋天抗戰勝利後,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先是政府擬任命傅先生為北大校長,傅氏堅辭,並上書 蔣主席極力推薦胡適:﹁……適之先生經師人師,士林所宗,在國內既負盛名,在英美則聲譽之隆,尤為前所未有。今如以為北京大學校長,不特校內仰感俯順輿情之美;即全國教育界,亦必以為清時佳話而歡欣;在我盟邦,更感興奮,將以為政府選賢任能者如此,乃以中國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證明;所謂一舉而數得者也。﹂那年,胡適尚在美國。北京大學是傅氏的母校,胡適又是他的老師,所以在胡氏未返國的一段時期,由傅先生代理校長,到第二年九月胡氏才返國就任。
  當時傅先生代理北京大學校長,有兩大困難必須克服。第一個困難是復員問題。抗戰開始後,北平天津幾所有名的大學,紛紛南遷到大後方,成立聯合大學,繼續上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到後方後,在雲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勝利之後,西南聯大解散,要辦理復員工作,各大學各自遷回原校。聯合時固不容易,分離時更不簡單,加以數千員生和龐大校產的長途遷移,其困難自可想見,傅先生曾為此費了不少心思。另一個困難是處理偽北大教職員問題。抗戰開始後,平津淪陷期間,敵偽在北平的北大舊址另設立了一個偽北大;抗戰勝利後,偽北大尚有員生數千人,無法安置。教育部乃在北大設立補習班,收容偽北大學生,並徵調一批偽北大教職員暫時維持課業,徐謀\解決的辦法。但這批偽教職員,組成團體,到處請願,要求北大復員後繼續留用。傅先生為了保持北大的清潔,以及維護北大的光榮傳統,三十四年十月、十二月在重慶先後發表聲明:北京大學決不錄用偽北大的教職員。並且一再強調:﹁專科以上學校,必須要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的青年們看看。﹂﹁學校是陶冶培植後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須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則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負教育責任的人豈不都成了國家的罪人?﹂︵註六︶他的兩次聲明,在北平引起了很大的騷動。偽教職員以罷課為要挾,並向北平行轅當局請願。當時若干中央要員,對偽校教職員往往濫示同情以市惠,更增加了他們的氣燄,鬧得烏煙瘴氣。在這種情形下要想貫徹他的主張,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憑他的勇氣和毅力,加以政府的堅決支持,終能使北大在北平順利復課。
  他任臺灣大學校長將近兩年,做了幾件大事,為臺大奠定了良好基礎,使臺大成了中外知名的高等學府:
  第一、興建校舍,擴充設備。臺大前身為日據時代的﹁臺北帝大﹂,圖書儀器設備,不敷應用。臺灣光復後,學生人數激增,教室及學生宿舍均極感不敷分配。傅先生接長後,便從百般艱苦中購置圖書儀器,興建大批校舍,解決了教學上極端嚴重的問題。
  第二、成立教員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傅先生是個讀書人,也最敬愛讀書人,對於聘請教員非常慎重嚴格。對於好的教授一定想盡法子聘請其來校教課,經資格審查會通過,給予相當的名義;資格不合的,不管是什麼有力人物,想在臺大求一教席是絕不可能的;由此樹立了教員聘任制度,也提高了教員身分。在臺大的兩年當中,他聘請了不少的名教授,也得罪了不少人。
  第三、釐訂嚴格考試制度。傅先生一向對於學生的學業極為重視,而對於招收學生之認真可說是無以復加。他接長臺大的第三件大事,便是首創考試印題﹁入闈 ﹂制度。三十八年臺大所用考試﹁入闈﹂印題,和現在大不相同,那時候的﹁闈場﹂只是借用臺大圖書館一隅之地,封得嚴嚴的,既無紗窗,更談不上冷氣設備,在七月溽暑的天氣,實在有些不好受。窗外崗警密佈,如臨大敵︵註七︶。今日大專新生入學以及各種考試入闈印題之成功,不知減少多少無謂的人情麻煩、不能不歸功於當時的創始者。他對於學生平時的功課也很注意,考試制度之嚴格,為他校所罕見;考試要編號,集中考試,無形中提高了學生的程度。
  傅先生是個道道地地的讀書人,熱愛研究工作,對於教育又有深刻的認識。他對於當時的教育設施、教育制度、學校制度,極表不滿,力主改革;他批評現在的學校教育是層層過渡的教育,是游民教育,是資格教育,是階級教育;︵註八︶;。因為是層層過渡的教育,所以每種學校都沒有既定的目的,學生入學都是以升學為目的,不是以求學為目的。改革之道便使每種學校有其自身的目的,學生畢業之後就業而不升學者應佔多數,升學而不就業者應佔少數,才算成功。因為一切學校都是過渡學校,一切的教育便成了資格教育,這種學校教育越發達,游民也越多。畢業之後,升學既無能力,就業又無一技之長,只有過其斯文的游民生活,而怨天尤人。因此他主張:針對這個毛病,學生應受能力的訓練;所謂能力的訓練,就是生產訓練。
  所謂資格教育,是說學生入學的目的,在混個資格,取得畢業文憑。所以入學的第一件事是升級畢業,先生不好無所謂,設備不好無所謂,只有畢業文憑乃真是要緊的。﹁記得三十年前吳稚暉先生有個妙比喻,就是﹃麵筋學生,油鍋學堂﹄,學生的資料本只那麼大,然一入某一種學堂,一﹃炸﹄之後,變得奇大,外表很可觀,內容空空洞洞。﹂︵註九這一段話是傅先生在民國三十九年說的。所以他主張改資格教育為求學教育和做人教育,陶冶學生的性情,變化學生的氣質;要達到這個目的,學校裏必須有好的教師,必須有好的設備,必須有合理的課本。
  他說現在的學校教育是階級教育,應當改為機會均等教育。所謂機會均等教育,並不是使天賦不同的人,接受齊一的教育;而是不要因貧富的差別,或者既得利益的關係,使天賦能力能夠升學的不得升學,不能升學的反而升學了,這是非常不公道的,而且在近代社會中必是亂源。為達到教育機會均等,﹁必須由地方、社會或學校,廣設獎學金,使貧苦人家的才華子弟能升學,一方面嚴格限制胡亂升學,使有錢有勢的人而不夠程度的不得升學﹂。當他任臺大校長的時候,一方面為大陸來臺無依無靠的好學生爭取救濟金,一方面撙節學校經費,為臺灣省籍貧寒學生設置獎學金;其用意便是幫助貧寒無力升學的青年,得以繼續學業。
  他認為要辦好學校,必須做到下列四點:第一,政府應盡政府所當盡的責任。政府所當盡的責任,主要的是設法調整教職員待遇,人人足以仰事俯畜,然後才能用心教學;其次是準備充足的經費,充實學校設備,不致誤人子弟。第二,學校當局應盡學校當局的責任。學校當盡的責任,是校長及教職員們必須拿出為青年為人類服務的熱心來,為青年學生解決生活上、學業上各種困難問題。第三,學校必須有合理的紀律,使學生有一個寧靜的讀書環境。第四,學校必須有良好的學風。﹁ 這個良好的學風,包括自由的思想,規律的行動,求學的志願,求真的信心,師生相愛的誠\意,愛校愛國愛人的心願。﹂他說為:﹁沒有自由的思想,便沒有學術的進步;沒有規律的生活,便沒有學校的安寧;沒有求學的志願︵包括師生︶,便是一個死症;沒有求真的信心,一切學問皆無安頓處;沒有師生相愛的誠\意,那裏還會發生任何作用?寬博的胸襟,愛人的氣度,堅貞的風節,樂善疾惡的習慣,都是造成良好的學風所必需要的。﹂︵註一○︶
  愛校愛國愛人,是傅先生辦學的主要目的;他要學生愛校愛國愛人,而他自己早已做到了。他的愛國情緒之高昂,為時人所熟悉。﹁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他在北大教書,並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及北大歷史學系主任;﹁九一八﹂事變發生,北平圖書館開了一個會,他在會中慷慨陳詞,提出一個問題:﹁書生何以報國?﹂大家討論的結果之一,是編一部中國通史,由北大史學家主持其事。嗣後冀察自治及華北特殊化的陰謀\出現,親日派橫行,愛國份子隨時都有性命危險;他仍毫不畏懼,挺身而起,鼓吹抗日,反對華北特殊化。他的悲憤而壯烈的號召,震動了北平的教育界,發起了﹁一二九﹂的示威運\動;北京大學同人在激昂慷慨的氣氛中,開了大會,共同宣言不南遷,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做二十年的打算,堅持到最後一分鐘。︵註一一︶他在每當國家極端危急的時候,絕不離開自己的國家,且每有殉國的念頭。徐蚌會戰失利之後,他便準備了若干安眠藥,對陶希聖先生說:﹁現在沒有話說,準備一死。﹂三十八年世界局勢對臺灣極端不利的時候,有辦法的人都紛紛﹁逃難﹂,有一天,他到機場送一位親戚赴美,臨別時那位親戚隨便的對他說:﹁希望不久能在美國相見。﹂他立刻正色答道:﹁我要留在臺灣,我是絕對不到美國去的。﹂弄得那位親戚很難為情;︵註一二︶。像這樣的事實很多,這裏所說不過是幾個例子而已。
  傅先生是一位人情味很濃的學者,他崇尚自由主義,注重平等的觀念,尊重一切人的存在及其生存的價值。他愛所有的人,尤其喜愛﹁人才﹂,凡是一個在他認為可以稱得上﹁人才﹂的人,他必定設法扶植他,同情他,鼓勵他。例如,三十九年臺灣大學新生入學考試的榜首洪慶章,數學成績極佳,如果在數學方面繼續研究必有相當成就,傅先生便曾極力設法幫助他、勉勵他。在他死前的那天下午,出席臺灣省參議會第五次會議,準備答覆參議員教育詢問之中有關臺大的問題,還高呼:﹁我對有才能、有智力而貧窮的學生,絕對要扶植他們。(李緒武)﹂︵註一三︶

附 註:

一:新聞天地一五六期,程滄波:記傅孟真。
二:三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副刊,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
三:同註二。
四:民國十七年五月,﹁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五:同註四。
六:民國三十四年北平世界日報。
七: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傅記文學第十五卷第六期。
八: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日報副刊,傅斯年:﹁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
九: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三十一日,大陸雜誌第一卷第十一期、十二期,連續刊出傅斯年:﹁中國學校制
  度之批評﹂。傅氏死於十二月二十日,所以下篇登出生未及見。
十:同註九。
十一: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央日報,陶希聖:﹁傅孟真先生﹂。
十二:文星書局,臺北出版,傅樂成著:﹁傅孟真先生年譜﹂。
十三: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記載傅先生之逝世情形。
 
 
网友讨论
 
讨论标题:
作  者: E-mail:
 
 
 
版权申明:本站所有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其他网站转载请注明出处,纸媒体选用请与作者本人或本站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