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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4-19 13:55:08
 
 
一代学人傅斯年
 
 
作者:傅斯年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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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先生在我这一代人中,是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人。他的学术、为人,特别是独特的性格,在我们这些人心目中也多有一定的好感。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因为地处两岸,他又未及下寿而英年早逝,于是渐渐淡出于内地学术界,甚至有些后起的文史学者已不太熟悉其人。近年来傅斯年似乎重新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全集、传记、各种专门性论文的相继问世以及多次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等,均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学者。综观傅斯年先生的一生,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脊梁,傅斯年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向青年学生宣传抗日爱国,组织社会各界,讨论“书生何以报国”的严肃论题,强化民族意识。他更联合一些学者赶写《东北史纲》,充分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以驳斥日本散播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其部分内容曾由另一位学者李济译成英文,递交国联调查团,受到应有的重视。抗战前夕,傅斯年针对当局的退让政策,大声疾呼地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他为故乡爱国民主人士聊城专员范筑先的殉国而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以鼓舞民族斗志,并不断撰写《天朝———洋奴、万邦协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战场的前瞻》等评论时局性的论文。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他毫不矜持,豪饮闹市,与民众同在街头载歌载舞,共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而这种感情意识对反击当前海内外形形色色否定民族意识的谬论,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那么在心怀叵测的强敌压境时,只有一盘散沙似地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了!

  其次,傅斯年先生是一位认真负责的教育家和学者。他一生中主要以教读和著述为业,主持过中研院、史语所、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的领导工作,同时承担着繁重的课题,又笔耕不辍地研究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著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他领导安阳考古大发掘的工作,不仅为发掘工作扫清大量障碍,还为发掘工作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他还抢救和整理了行将散失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和遗存了大量参考资料。20世纪初期,中国四大文献的发现,傅斯年先生居其二,实为功不可没。他对办教育有其独到的见解,“九·一八事变” 后,他走出书斋,以身教带动学生,还向学生宣传抗日爱国思想,他曾重点探讨学校教育问题,接连写出《教育崩溃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和《再谈教育问题》等文章以针砭时弊。1949年,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曾面对众说纷纭,杂言四起的状况,他就学校存在的各种弊端陋规进行改革和探讨,并写出《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台湾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之解释》、《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和《中国学校制度的批评》等针对大学教育制度的论述。而1950年冬,他在省议会对议员质询台大有关问题而进行论辩时,特别强调大学招生必须公平而不徇私,更不能放低录取水平的意见,由于慷慨陈词,情绪激昂而倒在讲台下,以身殉教育,成为壮志未酬的殉道者。

  第三,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心胸坦率的性情中人。这是他最惹人喜爱的地方。许多人多以他好发脾气,说话直率而呼之曰“大炮”,这在知识分子中应是难得一见的。他能甩掉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谦谦君子、明哲保身等等惯习,努力摆脱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而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抗战时期,他不满意国民党政府四大家庭中的孔、宋二家,激烈抨击孔祥熙,并写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时论文章,一时广泛流传,终于迫使宋子文的辞职。试问知识分子中究有多少能有此壮举?!他对后学热情关注,有时甚至会爱之深,责之切。我有位老友、已故的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曾对我谈过傅先生和他之间的一段逸事。傅先生很钟爱杨志玖这个学生,有意送他出国深造,并为之作好准备,但杨先生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而婉谢了,傅先生为此斥之为“没出息”。杨先生一直对此事既遗憾,又感恩。这种真率性格,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却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可爱性格。

  任何人都会有过与不及的缺点,像傅斯年先生这样性格的人,更所不免,尤其常会有某些过头的事。最近著名学者袁良骏教授曾写有一篇题为《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8日)的文章,议论傅先生某些过头的事,举出了两点:“一曰提倡‘全盘欧化’,对西方文化崇拜得过了头”,“二曰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过了头”。文中举出了若干例证,也确是傅先生青年时期的一些过激言论;但袁先生并未忘记人物所处的历史氛围而做出分析说:“傅先生当时正是一名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比较大的偏激情绪,并不为怪。成熟后,很多观点便修改了。”这就给历史人物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

  从学术成就和性情为人看,傅先生应该说是20世纪前半世纪有代表性的一类知识分子典型。他能古今相通,本土与域外兼容,并以独立特行的人格标准处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知识分子典型,把他放到“一代学人”的位子上来研究他,我看是比较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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