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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3-11-23 01:51:53
 
 
破除地方保护,迎接公平竞争
 
 
作者: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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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

    北京市政府发布指示,对外地进京谋职人员施加了许多限制。行业性限制从去年的5个增加到8个;职业性限制从去年的34年增加到103个。这项限制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缓解本市下岗人员的就业困难,把就业机会向外地人关闭,留给有北京户口的求职者。北京市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维护者,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从全局看,从长远看是有害的。

    地方保护主义很容易遭至报复。北京禁止外地人在北京找工作,外地政府也可以抵制北京人在当地谋职,甚至抵制北京商品的输入,或对北京来的车辆征收额外的税费等等。如果这种报复行为泛滥起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事实上类似的例子已不罕见。去年上海为了抵制湖北富康小汽车,保护本地生产的桑塔纳,规定每辆车收8万元牌照费,而桑塔纳可以只缴2万元。湖北立即实施报复,规定财政拨款单位的购车必须购富康,如购其它牌号车辆要交7万元企业解困资金。(见《中国企业家》2000年一期第9页)。轿车的地方保护主义早已不是秘密。朱容基总理虽多次对地方保护提出批评,但我国缺乏有关法律,地方我行我素,别人奈何他不得。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九条第五款规定禁止对别的州出口来的货物征税,第六款规定有关商业活动和税收的规定不得在各州之间有偏袒。其实,即使不考虑法律的限制,抵制外地商品和劳务的进入,对本地区也可能是有害的。

    禁止外地商品劳务进入的直接受害者首先是本地的消费者。外地商品不许进入,消费者只能在当地供应的品种中去挑选,失去了对外地商品的选择机会。一般而言,外地商品之所以被当地排挤,正是因为有较强的竞争力,他们或在价格上,或在质量或品种上超过了本地供应的商品。禁止本地的消费者选择当然减少了本地消费者的福利,没有这种禁止的话他们理应可以买到更价廉物美的商品。禁止外地劳务的进入,也直接损害了本地使用劳务的单位。选拔人才是从本市1千多万人挑选得到的更好,还是从全国12亿多人口中挑选得到的更好?答案是很清楚的。当然,北京市是很聪明的,他限制的外地劳务一般是技术较低的,北京本地也有相当充足供应的工种。但即使同样的技术水平,他们所要求的工资待遇却是不同的。外地劳工多半从贫困地区来,他们企盼的工资比北京工人所要求的低。禁止外地劳工进入必然抬高北京企业的工资成本,结果是降低了北京产品的竞争力。不论是在北京市场或在外地市场,北京产品将因成本的上升而降低竞争力,结果是减小市场份额,影响北京的经济增长。这类事情事实上确实在深圳已经发生了。深圳倒不是故意抵制外地劳动的进入,而是因为深圳是特区,人们进特区要有特区通行证。这张证挡住了许多外地人,结果是深圳的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比附近的顺德、东莞等地高出半倍到一倍。深圳的加工业因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竞争力,许多工厂迁到特区之外。幸亏深圳依靠其它的有利条件(例如每年有几百万香港人来深购物)维持了良好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特区对劳动力流动的阻挡,深圳的经济原本还应有更好的表现。这个例子用事实说明了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是要付出成本的。究竟成本和得益孰大孰小是很难说的。至少不象保护政策的制定者所设想的那样可以直接了当地获得好处。事实上北京各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仍旧或明或暗雇用了大批外地劳动力。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丝毫也不觉得有违于公平和道德。因此禁止外地劳工的规定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北京应该是首善之区,它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而不仅仅是北京市人民的首都。全国人民热爱北京,为北京的建设出钱出力。北京应该用同样的爱心回报他们,凭什么理由只顾自身的利益歧视别人。当然,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大家都有责任,但北京应该带头。北京带头所起的作用肯定比一般省市所能起的作用大。相反,北京带头搞地方保护主义也会起更大的示范作用。北京市的领导不仅要维护北京百姓的利益,尤其应有作为中国首都领导人的责任感。北京在对外交往中很注意代表中国形象的影响,但在对内关系中就注意不够,有时甚至不以平等态度待人,以一种特权地位的姿态出现。去年50周年国庆时驱赶外地人,则违背了最基本的规则。

    北京现在有上百万外地务工人员。没有他们,北京的经济活动将停顿下来。北京市的治安、环境、清洁也需要外地在京人员的密切配合。可是他们在北京不能得到公平对待。在北京打工并不犯法,可是要东躲西藏来应付各种歧视性的检查。他们离乡背井,告别了妻儿亲人,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仅仅从人道出发,就应给他们以同情。我们怎可以雪上加霜,给他们制造出更多的困难呢。当他们受到不公平对待时,难免产生对北京的怨恨情绪,这种情绪难道有利于维护北京的治安、环保和公共秩序吗?

    我国今年很可能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一条根本性原则称为国民待遇。意思是外国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应与本国人同样地对待。过去北京公园的门票对外国人的要高出许多,许国人在中国境内坐飞机,标价也要贵一些。现在这些歧视性规定都取消了。对外国人尚且要公平对待,对自己同胞凭什么理由还要制订歧视性的规定呢!回想大约15年前,我国开始实施吸引外资的政策,允许并鼓励外国人到中国来开办企业。既然外国资本家可以“剥削”中国工人,为什么不许中国资本家“剥削”呢。这才开始有了中国人自己的民办企业。在此以前,私人办企业简直是弥天大罪,是外国人帮我国开辟了民营企业之路。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虽然仍旧受到种种歧视,但从产值来讲已超过了全国总产值的1/3。而且今后解决就业问题主要还要依靠我国的非国营企业。国际公认的国民待遇原则,应再次帮助我国的经济更上一层楼。

    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任何种类的保护主义或歧视性规定都违背了这两条原则。为什么要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从经济学来看,因为它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能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资金、资源等一切有用之物。在市场环境下,供应者之间的竞争和消费者之间的竞争,通过供需均衡价格的机制,可以排除成本过高的生产者和浪费性的消费者。这就是公平自由导致效率的最简单的描述。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例子中,外地供应者由于不允许他们进入北京市场,他们的优质价廉的商品或服务被北京的较少竞争力的商品或服务所排挤。从个人看,对外地供应者是损失,对北京供应者是得益。但从社会看,则是效率的损失,因为北京的消费者不得不选择缺乏效率的北京供应者的产品。

    其实,开放改革的廿多年中,我国经济的增长也是因为扩大了个人的经济自由,培养了一个比较公平的市场环境而取得的。以前农民不许进城打工,职工不可以辞职,自谋职业,除了国营企业任何人不得开办企业,个人不可以买外汇,更谈不上用外汇,个人不可以买房子,也没有人买汽车,跑单帮被当作投机倒把,雇工被当作剥削,自由市场被当作黑市,这一切统统都在取缔之列。现在这些禁令都解除了。如果我们今天仍旧受着这种种束缚,经济将会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当今世界上确实有一些国家仍旧禁止个人的经济自由,由国家包办一切,他们的百姓不得不忍受着匮乏的痛苦。

    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如果仅仅有利于经济,我们不一定会接受它。尤其因为它也符合人道和人性。它也是解放个性,普及的结果。试看当今比较富裕的国家,都是尊重的国家。一切穷国都是公平自由和方面存在问题。许多人也许并不注意,我国改革开放20年中状况有了巨大进步。在文革时代,“革命群众组织”可以随便拘禁、关押,甚至刑讯别人。抄家曾在绝大多数城市中流行,民宅可以随便进入,个人财产完全得不到保护,中国成了一块无法无天横行者的天堂。那时普通人遭殃,特权者却可以为所欲为。不过一个没有保障的社会,特权者本身的安全也时刻在危险之中,所以夺权成为文革的主调,上到司令部,下到每个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掌权的人像走马灯似地更迭不断。今天我国在迈向民主法治的社会方面有了巨大进步。文革时被关了门的公、检、法系统已经恢复运作,人们开始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最近一次修改宪法将民主法治的社会作为我们的目标,我国政府又在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国际公约上签了字。自由和民主日益深入人心,这就是当今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们从地方保护,谈到了世界贸易组织,进而讨论了和法治。因为这些观念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库兹涅茨在研究各国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当一个国家经济起飞之后,必定经历着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我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证明了此话不虚。如果中国经济希望再创辉煌,我们必须准备迎接朝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变革。

200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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