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主页][加入收藏][投稿信箱]
  上传时间:2005-04-19 09:45:16
 
 
陈寅恪名篇评析二:《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
 
 
作者:陈寅恪
文章来源:
浏览:790 次
 
 
 
    来函言及近年有多篇文章论及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志业与思想学术,一时颇成风气,青年学子遂以不知陈寅恪为耻。这当中涵有复杂的时代思想发展线索,后来治思想史的人,不可不细加疏理。我以为此一现象的背后,可以反映出学术界思想界,甚而中国知识人走向成熟的某种征兆。或是学统的索求与重理,或是价值的细审与重估,或是人格的提澌与感召,凡此种种,与前期相较,自有其意义。有人认为谈陈氏,只有讲其学术,才算是真知解,我以为不然。陈先生的学术文章,或有时而可商(前面有的且不论,近著如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就有批评陈先生论曹、马之争的观点“牵强”与“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如周勋初《当代学术思辨》亦记有当代学者对陈氏学术的批评,可参),然陈先生之精神世界,则旷世罕有其俦。我以为陈氏门墙广大,意涵极丰,只言其学术,或只言其思想,皆仅得其一端而已。

  《陈寅恪传》已经出版,作者搜访材料,用力颇勤,但读后感觉甚平浅,未能表出此老人格生命的复杂深邃与学术文章之精深广大。陈氏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他的人格因素,竟是由一系列悖论构成,仅此而言,亦大有深意。请列举如下数端:

  陈氏三十岁后即被海内外公认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十三经》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人物(他的学生中竟有人说他是所谓“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这是很可怪的),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销魂人”

  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蒋天舒教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p83引寅恪语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王国维与陈端生,一为殉中国文化“三纲六纪”背后最高之理境而死;一为欲摧破近代中国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然在陈先生看来,同为表现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与人格。此中深微处,惜乎汪《传》未能窥其蕴奥。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党家专政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寅恪对蒋家王朝已经完全看透,完全失望。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诗中常常流露出此川真实心情,如:“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以及“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销魂”,等等。他的诗,是一部现代知识人的可信可传的“心史”。

  失明、膑足之际,仍能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如此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助手黄萱曾感慨:“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慨”。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既“珍重君家兰桂室”,“裁红晕碧泪漫漫”(柳如是诗句),且讳深心苦,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也。

  其历史观既注重经济动机,又注重精神动源。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云:“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突厥通考序》:“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后者不易学,唯其如此,陈先生由学者进而哲人的境界。

  其藏书有四次劫运: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抄家。陈先生的书劫,即陈先生的痛史。

  陈先生真可谓“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先生如入《儒林传》,古今大儒失色;先生如入《文苑传》,天下文人黯然;先生如入《道学传》,大师让出一头;先生如入《隐逸传》,隐者奔走骇汗。先生究竟应归入哪一类人物,且置不论。以上种种,又当以“少喜临川”而“老同迂叟”、少游欧美而老著痛史、学贯中外而属命河汾(参拙文《寒柳诗之境界》),为此老一生大事因缘,方可得其荦荦大端。陈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这是了解陈氏内心世界的关键性的话。我辈阅人多矣。古今学人,牢骚、偃蹇、困苦、数奇,似未有如先生者。因而,作此传记之人,应依寅老《柳如是别传》文体,作知识人痛史写,不然,徒有其资料之排比,行状之考证,著述之提要,而精神与精神不能相贯通,意念与意念不能相融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汪《传》似不如蒋天舒《编年事略》,此意当细参。

  

  来函论及寅老兼史家与诗人于一身。此正是他不可及处。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曾谓,史“叙述已然之事”,诗“则叙述或然之事”;“诗言普遍而历史则记特殊”。我国史学精神,则直追“天人之际”,力通“古今之变”,已由“特殊”而进于“普遍”。史亦可言“或然之事”,其大义即涵具于太史公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六字之中。钱锺书先生讲“史蕴诗心”,畅论史家可以“悬拟设想”、可以“想当然耳”,使后人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堪入小说、院本” (《谈艺录》p364),诚哉斯言,然惜乎钱氏只从文学之想象与虚构着眼,所见者小,似与太史公之“思来者”中所含蕴的“诗心”,尚隔一间。陈氏之史学,则于此大有会心与妙解。试举《柳如是别传》文例三证::

 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能继续朱氏之残馀,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馀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p727)

  案:明言“至今”,即“述往思来”义。余英时说“由于这一隅之地已成为国际经济系统中的一环”,故不可谓不系“全国之轻重”于一隅。陈先生写出来的只有十之二、三,余下的须我们细加省思。这里且以当今文化经济战略格局更广而论之,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远东研究院院长汪德迈先生(Leon Vandermeersch)新著《新汉文化圈》所指出:“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同胞结合起来,海外华人就组成为一个5000万高质量的人类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是连接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纽带,而且是恢复汉文化圈凝聚力的中介。他们属于这一文化圈,并将影响本区域的现代化进程。”此番话正可作一注脚,由此我们不得不叹服寅老神会智度之妙。

  《别传》又云:

  噫!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辽海之事变愈奇,长安之棋局未终,樵者之斧柯早烂矣。p982

   案: “辽海”云云指韩战后的新局面。长安之棋未终,大有深意存焉。1945年诗云:“花门久已留胡马”,“收枰一着奈君何”;1948年诗云:“消得收枰败局棋”,寄寓有关苏俄觊觎东北的隐忧。但是,自韩战后,冷战局面终于形成(韩战的背景是美苏争夺亚洲霸权;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局面是汉文化圈整体最严重的创伤),中国之命运,与世界之局势相绾合(即寅老之著名文化史观点“外族盛衰连环”说),成为一“未终”之棋局。“烂柯”即表明世事变化极大极快。此四句话,正是诗心史笔浑然一体。寅老的感慨极深,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关切心事与卓越见识,真是并世无二。

  《别传》又云: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此一段文字,极具唱叹生情之妙,亦为研究陈先生的学者们常常引用,以说明《别传》的宗旨所在,但大都语焉未详,或不得要领。《别传》宗旨,可分说可合说。合说即陈先生“明清痛史新兼旧”一句便了。分说即“史”与“诗”两个层面。“史”的兴趣即寅恪一贯的知识兴趣,即求真,即为柳如是洗冤。作者往往在《传》中解决一段悬案,洗出一段清白之后,每每流露出莫大愉快:“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几人哉?更复几人哉?”“……真理实事,终不能靡灭,岂不幸哉?”等等。进而言之,陈先生下如许大功夫于辨诬、求真、沅冤,其深层心理,殊可深玩。倘若我们把陈先生心目中“阿云格调更无俦” 的河东君视作中国文化命运的象征,倘若我们联想到古代文化、古典文学在遭“深诋”、受“厚诬”的命运,则我们亦可问道:“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陈先生的“绝世孤衷”者,“更复有几人哉?”自“诗”的层面说,即于求真,更进而求善求美。因而陈先生此段中“引申”一词,大可深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改男造女态全新”、“欲改衰翁成姹女”的时代,陈先生偏偏在他的文化世界中“著书唯剩颂红妆”。其述往思来的苦心即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明清易代之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二十万人皆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座中若个是男儿”、“今日衣冠愧女儿”。在中国文化的语义系统中,“女儿”之贞节乃士人之气节之一种象征,因而此气节问题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支柱,一旦抽掉此一支柱,士将不士。在1950 年刊行,1955、1959年修订重印的《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先生说,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士大夫阶层之人,有贤不巧拙之分,其贤者拙者,常感痛苦,因其不善适应标准与习俗之变易之故也。这正是他一贯的思想。陈先生易此稿初名《钱柳因缘诗释证》为《柳如是别传》,又在第一章“缘起”中说:“今撰此书,专考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正是著书大义。而陈先生的预感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后来文革中知识分子的某些表现,正是知识人被摘除了灵魂之后的恶果。

  陈寅恪天性涵具诗人气质。有两条材料,可以说明。一是汪《传》引李潢语:“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p33)。二是钱穆《师友杂忆》记,钱氏于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幽居作《国史大纲》时,一日寅恪偕锡予(汤用彤)来此地一宿,曾在寺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寅恪对钱穆言:“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是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这条材料极可宝贵。陈先生的气质,由此可以想象。他常云:“读史旧知今日事”,“世变早知原尔尔”。仔细想来他不仅天性涵具诗人的一份敏感,而且此一份敏感似超乎常人。譬如说他在童年时即预感到清廷的覆灭与天下的大乱。“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当读是集也,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环宇纷扰”(《赠蒋秉南序》)。查《编年事辑》:1901年陈家定居南京,1902年寅恪即赴日留学,他有此一预感时,年仅十一、二岁。如此颖悟善感,不可不谓出于天性。因有此一种天性,陈先生认为人事可以“前知”。三十年代初,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颇传于世。因呓语与当时世局若为符契,世人颇惊以为奇。陈先生不以为奇,撰《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借摩尼教之语,说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而曲园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言多中,复何奇之有焉?”陈先生亦属“湛思而通识之人”,故能说出巳身之所遭遇,“在此诗(《呓语》)第二第六首之间”,至于第七首,则“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此亦可视为陈先生的一大预言。(参看钱仲联《清诗纪事》第十五册道光朝俞曲园诗有关注释)又,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五个月之后,预言竟成现实!再往前讲,《赠蒋秉南序》作于“文革”前夕的1965年,今日回思其“气机触会”之际,此文句句可堪深玩。



  近参加编选《中国文化百家文萃》,选近现代论文,一家一篇;于陈寅恪文,选其《论韩愈》。兹简述其理由如下:

   1,文化史眼光

  《论韩愈》云:

  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明案:这是大判断,下得深切、准确。)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案:一般论者只能着眼于以古文反对骈文的文体之争,仅仅着眼于文学史、批评史上的范围来讲古文运动的发生,更可笑者以骈文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以古文代表新兴中小地主阶级利益,非常别扭做作。

  一般论者只从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去肯定“文以载道”说,只有寅老才看出了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所载之“道”,乃是政治上的“尊王攘夷”,以及文化上的 “尊儒排佛”。政治与文化之所以有现实的关联,是因为自安史乱后,唐代之藩镇多胡族或胡化之汉人。这样,“文以载道”之作为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其文化大义遂得以真实呈露。

  我读了《论韩愈》之后,有一种想法,搞批评史、文学史的人,眼光不能太短浅了。

  此文的文化史眼光又体现在作者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准确定位,即中国文化前后两期转旧为新的关捩点之人物: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此一论断,下得大气磅礴。

  2,辨证思想

    我曾经见过不少选本,都选了韩愈的代表作《原道》。新选家们似乎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一方面肯定其“排佛”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无一例外地指责韩愈宣扬 “唯心”,宣扬封建统治者正统的伦理思想,强调君主对人民统治的合理性。我们见惯了这种政治分析,就更觉得陈先生的史识的深刻。更糟糕的是,这种政治分析法还往往冠以“辩证”思维的名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自诩、传授这种虚假的“辩证法”而不觉其非。而《论韩愈》则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辩证思维。陈先生在此文中显示的一种辩证思维的精义,即看透事物之间“相反而适相成”的关系的一种智慧。

  汪荣祖说:“从来儒者以韩愈排佛而钻研佛理,或讥之,或讳之,俱未悉伐异必须细究敌说之理。韩实以敌说为己用,以助阐道统,何妨其仍以儒学归心立命。”(汪《传》p176),此说语焉不详。实际上,在陈先生看来,不仅助阐道统,而且奖掖后学、匡救政俗、宣传学说、改进文体,皆与佛学有关,皆“以敌说助成己说”。这篇论文以韩愈排佛立论,彰显文化大义,然又以韩愈思想从佛学转出,发千年未发之覆。其妙处正在于相反相成,以圆而神之枢,运转、吐纳方以智之义,极富于真正的辨证思维意味。有此一法,学问全般皆活。这不是斤斤于材料之排比、真伪之考订的的学者所能措意的。

  3,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

   案:彼说可以助成己用,寅老自有其深切的现实关切存焉。参见同年(1951)写作诗句:“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坚持“江东旧义”即“不负如来西来义”,即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犹是最高楼。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即表明对于异质文化主宰中国思想界的深忧。“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以及“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缘阴成幕听鸣蝉。”“蝉鸣” 即极单调的声音,即对于学术文化定于一尊的讥剌。可见他的关心,乃是文化精神的方向。这不仅是写作《论韩愈》一文的心境,而且是陈先生一贯的文化观,即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即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先生的终极关怀与他的现实关切,始终是不可分割的。
 
 
网友讨论
 
讨论标题:
作  者: E-mail:
 
 
 
版权申明:本站所有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其他网站转载请注明出处,纸媒体选用请与作者本人或本站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