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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4-18 18:40:04
 
 
考古学家张光直生平
 
 
作者:张光直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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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家张光直

    张光直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考古学家。生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毕生从事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研究。张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中国的聚落形态、商王庙号、青铜纹饰、台湾史前史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在研究机构创办,田野考古活动,中外学术交流,两岸学术互动等方面贡献巨大,在国际考古学界享有崇高地位。出版专著十余本,论文一百多篇。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国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商文明》、《古代中国考古学》、《美术、神话与祭祀》、《考古学再思》、《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番薯人的故事》等。

    一  经历简述

    张光直先生祖籍是台湾板桥,1931年4月15日出生于北京,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台湾,恰逢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台北,就报考了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在台湾大学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张先生报考这个专业并非偶然,他早年深受两本书的影响,再加上后来台湾“四六事件”的牢狱经历,使他非常向往考古的世界。第一本书是由其父张我军翻译的日本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书里讲述的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对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948年时又读到裴文中先生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裴先生在书中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潜力无限,鼓励青年学生报考考古学专业,这使得张先生更加向往考古学。1949年台湾的“四六事件”对张光直先生一生的影响巨大。在其自述早年生活的《番薯人的故事》的后记中,认为当时的牢狱经历“影响了我一生做人的态度”。想要探索 “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这是张先生报考考古专业的基本原因。当时的考古专业是极其冷门的专业,但张先生为能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菁英而深感幸运。1954年,张光直先生从台大毕业,决心走出国门,到美国深造。他如愿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此间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巨大,一位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一位是在考古学上提出聚落形态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家Gordon Willey。1961年张光直先生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后学位,此后的张先生可谓声名显赫。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6年,1977年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从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1年至1984年兼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并为哈佛赫德荪考古讲座教授,更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1994年至1996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在成就和名誉的背后,张光直先生常年饱受帕金森症的煎熬,1997年虽做了脑部胚胎移植疗法,健康却无起色。但他无言地忍受痛苦,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争取时间,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1年1月3日,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病逝,享年七十岁。

    二  学术传承与治学风格

    总结张光直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要先了解他的学术传承和求学的轨迹。照张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是不属于任何流派,不代表任何一个传统的。

    “我所学的这一套,说不上是从哪个传统继承下来的。西村真次先生,裴文中先生,李济先生等等,都是我的老师。我当然也读过解放以来国内大量的考古研究报告和论文,受到很大的启示和影响。我在美国学习工作已整三十年,自然受到美国人类学界很大的影响。我所讲的题目和内容是一小篮子大杂拌,其实,这也正是因为我搞的这一套考古,似也可以说是一筐子大杂拌。所以我说,我并不代表哪一个门派、哪一个传统。这自然并不是说我的想法没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最好还是请读者们自己去判断、评价吧。”[1]

    张光直先生从少年时代开始便深受《人类学泛论》和《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二书的影响。在台大读考古专业时,受教于李济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从而“继承了中国考古学学术的传统,也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心建立的中国考古学,即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为目的,以欧洲考古学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方法,并汲取了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先进手段,进行多学科合作研究。这是他毕生遵循和实践了的学术准则。”[2] 李零先生也认为张光直先生继承了史语所的传统。“这个传统,史语所叫‘新史学之路’,即不但有别于罗王和罗王以前的学问,而且也不同于《古史辨》的道路。”[3]

    五十年代张光直先生来到了美国这片全新的天地。当时在美国兴起的新考古学中聚落考古学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支。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师从了Gordon Willey,一位通过对秘鲁Viru河谷的研究在考古学上确立了聚落形态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家。张先生对聚落形态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很感兴趣,积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生时便发表了关于美洲聚落考古的论文,为他后来写《古代中国考古学》这部重要著作奠定了基础。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由Willey作指导,是将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用在中国史前史的成果。张先生在哈佛跟随另一位考古学家,研究旧石器时代Hallam Movius,掌握了传统的欧洲考古学的田野考古方法。

    五十年代正是美国考古学界变革时期,张光直身处其间也投入到了新考古学的讨论当中。正如李润权先生所说:“张光直先生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他在20世纪60年代积极参与一场美国考古学上的理论和方法的大辩论是分不开的。…… 张先生虽赞成科学方法和理论(作者注:针对新考古学而言)的重要,却同时提出我们不应忽视文化传统对行为所产生的指导作用。换言之,在同样的生态环境下,在同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样的问题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他的看法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考古学对新考古学的反思,以及后过程学派的主张,简直是不谋而合。…… 今天的人类考古学家(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ists),主张物质与思想并重,用全面(holistic)的方法去研究问题。这种观点张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4]

    由此可看出,张光直先生在学术并不盲从和困守于任何一个学派的主张,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提出自己的结论,实践自己的准则。这正验证了张先生自己的所说的“并不代表哪一个门派、哪一个传统。”“他是以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它(中国考古学),以世界性的眼光去看待中国问题,冲出了传统范围,把中国考古学纳入西方学术体系里面。”[5]

    张光直先生在中西考古学界都得到一定的传承,但他把研究重心放在中国,致力于整体地把握中国文明,并在此基础上企图揭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起源和特征问题上的异同。这是为了探索他自“六四事件”后深深烙在心中的疑问:“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

    张先生秉承了史语所的传统,又恰在中国大陆考古学界与世界失去交流的年代,在美国亲历了新旧考古学转型的过程。他置身于多种学派和学说的争衡碰撞中,广泛涉猎了西方考古学界的理论和方法。正是由于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赋予了张光直先生特定的地位和责任。作为谙熟中西考古学学术传统的他,在其学术研究的多个方面,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将学到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尤其是他终生投入的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张先生深受美国人类学的影响,在台湾等地的考古都是以人类学式的方法进行考古研究。他运用聚落动态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史前史;有广泛影响的“萨满通灵说”则“是在19世纪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巫术时代论影响下提出来的。”[6] 在中外学术交往成为可能的年代,张先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背负起促进中西考古学界交流沟通的担子。更从文明起源与扩散的高度努力探索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他学术上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他为中外学术交流所做的贡献,得到国际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肯定。

    张光直这一代考古学家,背负着与其师李济先生等第一代考古学家们不同的任务。他似乎并不是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欲以中国的学问方法去与西方的学问方法争胜。所以李零 先生认为:“张先生和他的老师有一点不同,这就是他没有傅斯年先生那种日思与汉学争胜,‘为中国出气’,‘后来居上’的心理,或者虽有,也没有那么强烈。”[7] 张先生只是在阐述学术见解时才表现出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如关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问题)。张光直先生在大陆、台湾和美国都曾扎下了根,他对这三地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无怪乎李零先生说他“人生的轨迹像个圆圈。他很中国,也很美国,很北京,也很台湾,但他并未盲从于任何一种地方偏见,包括美国这样号称 ‘国际’的‘大地方’。”[8] 他晚年的《番薯人的故事》一书是他对早年生活的自述,是少见的性情之作。张先生在书中明确表示自己“毫无疑问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可见他对祖国深深的眷恋之情,这样的感情对他的学术道路是有深刻影响的。

    三  学术贡献
    张光直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广为人知的。他兴趣广泛,治学规模颇大,对多方面的问题都有涉及。尤其是在中国史前史研究方面,提出了很多极有影响力的论断,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其中有一些论断存在不少争议,但考古学界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史研究始终无法从张光直先生身上绕过去。

    张光直先生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史前考古。下文概述张先生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提出的重要见解。当然,张先生的学术成就远不止这几点。

    (一)   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在学术界的探讨大致经历了西来说、东西二元对立说和多元说三个阶段。张光直先生参与的是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从一元说到多元说阶段的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说,是指1956年起盛行的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单一的承继序列的学说,即认为商文化是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而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张先生常年居住和活动在海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解析二手材料,搜集最新信息的基础上的。1959年张先生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与身在中国考古第一线的安志敏先生、石兴邦先生同时提出了一元说的观点,他还提出了“龙山形成期”的理论。这些观点作为张先生的重要著作《古代中国考古学》前三版的主线,介绍给了西方世界。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出土,一元说受到置疑,苏秉琦先生在70年代末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并将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张光直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第四版《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中国相互作用圈”,划分了七个文化。“前后三十年,张先生个人在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解释上经历了从‘龙山文化形成期’到‘相互作用圈’的变化。前者强调公元前四千年以鼎、豆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周围文化的辐射和扩张,后者则从各地区的本位出发,强调了它们与中原地区及其他临近地区的相互作用。”[9] 但张先生并无完全否定“龙山形成期”理论,认为“龙山形成期”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正如陈星灿所言:“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比单纯强调各地区文化的相互作用更辩证。”[10] 在张先生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他坚持着这一观点。

    (二)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

    张光直先生一直从事三代的研究,尤其感兴趣于商,著有《商文明》。他精通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和文献学等多个学科,早在七十年代,他就是极少数运用电脑对青铜器作研究的学者之一,由此,他在商周青铜器的器类、纹饰和铭文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见解,一度成为考古学界的权威。张先生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和兵器之用,是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而非生产劳动工具。对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方面,张先生提出了广受肯定的萨满通灵说,并高度突出“巫”在中国文明起源时期的重要性,进而认为中国与玛雅文明一样,都属于了萨满式文明,王权、巫术与美术三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古代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近来,由于新考古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进展,张先生的部分观点遇到了重大挑战。尤其是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的商代大墓的发掘,第一次证实了古代青铜器存在农具体系,这对张先生关于巫术对中国古代文明起决定作用的论断产生巨大的冲击。张先生自己也承认:“把我们对传统历史满足的心情破灭了,意义非常重大。”[11] 他正视这一冲击,表示将对此问题“付以密切的关注”。

    (三)中国文明的地位问题

    徐苹芳认为:“在二十世纪末,既懂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又了解世界文明史和考古学的学者,仅有他(张光直)一人,他的看法可以说在目前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最权威的意见。”[12] 张光直先生的确是最有资格评价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学者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张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思考,在八十年代形成了文明起源的连续与断裂理论,这是对中西方文明的起源和特点进行比较后得出的论断。该理论在《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得到充分的阐述。“他认为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也就是中国式的,包括美洲的玛雅文明在内,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 它的特点是连续性。二是西方式的,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Sumerian)的乌鲁克(Uruk)文化到地中海的爱琴文明,它们的文明社会出现,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 它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光直在分析论证了世界文明发展史之后,明确指出:‘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可以说是中国的世纪。’”[13] 这一论点是对盛行已久的西方中心论的大胆的挑战,震惊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多位学者的关注和思考,商榷讨论之作纷纷发表足可说明这一点。有文章认为,张先生这一论点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易从“西方中心论”的极端滑向“东方中心论”。[14] 李零先生则提出:“并不是颠覆西方文明的宣言,而只是颠覆西方偏见的宣言。他只是希望恢复古与今、中与外,即世界两极的平等对话,希望借此获得一种新的世界眼光,即比上两个世纪更为公允也更准确的世界眼光。”[15] 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定位的论断,是得是失,只待后人去慢慢讨论了。

    (四)史前时代东南沿海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关系

    2001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纪念张光直先生的中国文化研讨会上,焦天龙先生有专文论述张光直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东南沿海史前文化与台湾史前文化的关系是探讨原南岛语族起源地和扩散的关键。这一课题也一直是张光直先生终生所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之一。正如张先生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样,他用中文和英文发表的有关东南沿海史前文化和南岛语族关系的论著,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先生前后发表多篇文章探讨这一问题。1964至1965年,张先生主持了台北的大坌坑、园山和高雄凤鼻头等地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目前已知的南岛语族最早的文化――大坌坑文化。张先生认为大坌坑文化的起源地应该是在大陆的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张光直先生在这一问题上开了个头,对台湾历史的贡献颇大,并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随着学术界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更多考古材料的出土,此问题必将取得更多的进展。

    四  其它贡献

    张光直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可谓硕果累累。不仅指他在自身学术课题的研究方面,还包括了他为中外学术界、大陆与台湾学术界的交流和沟通上所做的巨大努力。

    李润权先生在《张光直教授的学术成就》一文提到:“在西方世界,近40年来,张光直这个名字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 我曾经听到中国的有些学者说,张光直的最大成就是及时地把中国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介绍给西方世界。”的确,张光直先生为国外了解中国考古学,中外学界的交往沟通,做出了杰出贡献。《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二、三、四版,是张先生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文明的巨著。该书四个版本都不尽相同,这是因为张先生密切关注考古学界的最新动态,在新材料新思考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和修正自己观点的结果。该书用英美人熟悉的语言全面介绍古代中国考古学,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传递给西方世界。成为目前世界大部分地区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的教材,影响极其深远,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贡献巨大。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一直不为西方学界所承认,张先生可谓是改变这一局面的第一人。张先生还经常往返于美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在中国进行学术考察和讲学活动,向中国学界介绍西方考古学的知识和动向。他组织过两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的“国际商文明学术会议”和1986年“古代中国和社会科学理论研讨会”,促进了学界内的交流。

    张光直先生一生最引以为豪的,莫过于在世界知名学府哈佛大学创立了中国考古专业。这是他毕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身患重病后非常放心不下的一件事。这样的担心不但“涉及到中国考古这个学科,而且关系到对古代中国的整体研究。”[16] 张先生还是台湾考古学的创立人,为台湾的史前考古作出了杰出贡献。1994年他经过多番努力,促成了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的成立,并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主持的“台湾史前史研究计划”和“浊大计划”是两个影响深远的田野考古项目,对台湾的学术发展意义重大。

    张光直先生一生培养多位英才,也影响了多位学者的学术道路。许倬云、余英时、徐苹芳、巫鸿、李零等学者们,都对先生勤奋严谨、大气磅礴的治学风格,谦虚礼貌、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以及外冷内热、志存高远的气质性格有着深刻印象。张先生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组织办事能力上,都表现出了无穷的动力,感染和鼓励了众多学者。

    余英时先生在《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中记述了张先生亲口所说的一段“壮怀激烈”的话:“他早年一直有一种向往,即如果能为人类、国家或民族做出一件大有贡献的事,而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那才是最痛快不过的。”[17] 余英时先生引用了闻一多的“没有爆发的火山”来形容张光直先生,确是很生动贴切的。不过笔者认为张先生这座火山是爆发过的,他留给学术界的丰厚遗产就是最好的证明。行文至此,联想起张先生在最后的岁月里受尽疾病的折磨,心系未竟的事业,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内心当是非常痛苦的吧。
    最后允许我用余英时先生怀念亡友的悼词来作为此文的结语: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热已永远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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