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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5-04-18 18:38:42
 
 
光荣地寻找自己——读张光直《番薯人的故事》
 
 
作者:张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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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地读完了张光直先生这本回忆早年生活的小册子。不同于过去那些典丽潇洒的商周考古论著的文风,这本自述质朴而凝重,很多地方,我非常关心、我也以为他应当有所发挥的地方,却轻易地一带而过。这大概也反映了他的不肯定、不清晰的态度吧?
  作为台湾人,张光直少年时代生活于北平,台湾光复以后回到故乡,经历了台湾人由认同日本转向认同中国的痛苦时期,大学毕业后到了美国,并在那里成长为当代很重要的人类学与考古学家,一直到退休,近年又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亲身感受着台湾人族群归属观念所发生的最新一轮深刻转变。他的身份和经历,使得他在当代台湾族群认同变迁方面的认识,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回忆只到1950年,远未涉及更让我们关心的近十年的巨变,可是,听他忆旧,总能感受到一点隐显明灭的远因,值得深思。
   “番薯人”这个名称,是旧台湾作为“亚细亚的孤儿”时代产生的,反映了台湾人族群无所依傍,身份认同陷入历史与现实的泥淖,带有很强烈的悲怆意味。张光直选用“番薯人”来标示自己从出生到1950年之间的身份,而我们从回忆中知道,他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身份疑惑,这个书名的确定,一定有着作者写作时候,即当代的思想背景的渗透痕迹。也正因此,作者对于早年的追忆,也受着当前的思潮影响,换句话说,回忆中出现什么,忽略什么,并不完全取决于过去发生过什么,还得看作者今天对什么更感兴趣。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要不庸俗地去理解,在这里是可以成立的。
  我重点说说从这本小册子中读到的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形象问题。
  作者的小学同学管彤芬,是著名的文化汉奸管翼贤的女儿,而她本人则是优秀又坚定的中共地下党员(我相信是抗日的热情促成了她的政治选择),她为了把城外的报纸送进城里,在严寒的冬季(40年代的北平,一定比现在冷得多),每天涉水过河,浸泡在寒水中,因而留下痼疾,得了风湿性心脏水肿,早衰且早逝。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抗日英雄,是怎样看她的汉奸父亲呢?她临死时对张光直说:“我父亲有他的原因的,你去想一想吧。”张光直并没有作进一步的申说,可这燃起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探寻“原因”,正是人类学家的思维特点,提到这件事,却不能尽情地说,真是意味深长。
   45年台湾光复,作者随父母回到台湾。“到达台湾的第一个印象是基隆码头,人人穿得那么干净,人人说台湾话,到处都是树……我很希望我们住的房子是日本式的,因为日本式的房子有很多树,地上铺着石子,上面下雨打着树叶的声音,我觉得很有诗意。”作者强调了他对日本统治台湾50年的成绩的评价,他借着叙述阿安,说:“是‘皇化民’的成功结果,从各方面看,都是日本人。”他讲述板桥生活时,特别谈到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日本的影响在这个小镇里面也是非常深入和显著的”。他举出的车站站长的例子,足以令人动容。还有就是语言方面,“板桥虽是农村小镇,但我听到的所有中年和青年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彼此用日语交谈的……国语在台湾人之间根本听不到”。
  日本对台湾的50年统治,必须作为我们思考台湾问题时的重要背景。往回想想,1895年战败之后,中国政府“舍卒保車”割让台湾,这件事给予普通台湾人和他们的后人以怎样的疼痛?这个问题似乎被讨论得很不够。日本是怎样威恩并施地柔化和分解了大多数台湾人的中国意识,并把台湾逐步带上全面日本化的道路,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似乎也并不被中国大陆的学者重视。这方面的认识欠缺,使得我们面对今天台湾人的思想情感时,在深层问题上显得笨拙肤浅、不知所措。  
  张光直先生以简洁的文风,讲到那时候本省人与刚刚来自大陆的外省人的矛盾。他说外省人的形象就是“穿香港衫和中山装,一般是皱皱的、四个口袋塞的鼓鼓的”。那四个口袋“叫中山袋,是装钱用的”。来自大陆的各色人物,很多是要搜刮钱财的(台湾的经济水平当然远高于大陆)。他说:“当时从大陆来的‘模范人物’(role models)太次,使人不能尊敬。”
  我联想到前不久读到的黄仁宇先生的文章《上海,Shanghai, シンハフ》(《万象》第1卷第2期),这位后来写作了《万历十五年》的成功的历史学家,1945年抗战胜利时还是一名下级军官,被派前往上海执行接受日军投降并接管上海。他回忆初到上海时,上海治理状况之好、各种条件之好,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但要不了多久,“由内地来之人员增多,各种条件已逐渐扯平。我们挑扁担打赤脚的军队也逐渐恢复本来面目”。历史浪潮是如此壮阔,我们不能断定自己是在哪一个旋涡里,更不知道下一个旋涡会怎样冲刷自己。但是,眼前的、可见可闻的一切,对个体社会成员的影响,是应当充分重视的。
  张光直先生年轻时有亲共的左倾色彩,所以会有一年的牢狱体验。他的回忆结束于1950年出狱之后,意味深长。生命的一页翻过去了,他后来从事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探寻。到他的晚年,到他提笔回忆少年时代时,这些探寻有了什么明确的结论?“番薯人”这个旧词的新用,令人感慨系之。
  从那时以来,又一个50年过去了。历史在台湾留下极其深刻的、无可恢复的变迁痕迹。台湾100多年来所经历的沉重的、戏剧般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不过是隔着宽阔的海峡,看到隐约的人影晃动,听到断续的噪声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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