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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吴冠军《话语分析与当代中国思想状况》（陶东风） |
| 摘自《文化研究》第五辑主编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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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冠军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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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第五辑主编的话
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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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的《话语分析与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一文则属于把话语分析方法用于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崭新尝试。它所采用的分析路径是独特的，而它所开启的思考空间则是令人兴奋的。作者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他所使用的话语分析乃是一种阐释行为，它要求避免各种价值/规范性的判断或实证主义的结论。它能够使得研究当代中国思想的研究者们，既避免“主观性地”作出一个价值/规范性的判断，也避免“客观性地”作出一个实证主义的结论。最能够把话语分析区别于其它各种“传统的”分析方法的，是话语分析并不对各种社会问题与思想问题（比如“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一个切实的答案，不迷信也不预设什么“终极的所指”、“真理”、“原初的事实”，它根本不认为具有外在于话语或文本的、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确切把握的“事实”、“真理”，它的旨趣在于分析出隐藏在一个方案、一个陈述或一种研究方法下面的各种思想预设（如存在论的和认识论的各种假设、隐在的各种动机、以及共同的逻辑，等等）。正是这些预设使得学术研究的“问题”得以存在。此外，作者还强调：话语分析是一个批判性的与自反性的研究路径。“批判性”意味着去展示各种隐在的预设与话语的生成性规则；“自反性”则意味着分析者对于什么是他/她自身的限制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紧接着，作者把自己的方法运用于对当代中国思想界中两位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分子关于当代中国思想的代表性研究，以便考察当代中国思想是如何被书写、被研究的。这两项研究分别是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与许纪霖的《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作者分析表明：尽管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与许纪霖的《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共享着几近相同的主题，然而这两项研究切入当代中国思想的路径却是迥然相异。作者认为：汪晖在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研究中，并未采取他曾倡议的那一反思性的思想史研究路径，而是在确立了“正确的”、“妥当的”诊断与主张的前提下，采取了规范性的批评方式，即他所分析的各种思想话语在不同的方面都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当代中国思想状况”被诊断为 “批判性的丧失”。正是在这样的规范性判断下，在对当代中国各种思想话语的分析中，汪晖并没有把主要的“关注中心”集中在“文本、上下文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上；而是倾向于相信这些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本的社会内容，可以在不对语言本身进行关注的情况下得到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各个文本的内容展开规范性的批评。汪晖并没有探索那些他所分析的文本中“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而是假设可以跳过“能指链条”直接通达“所指”。然而，由于种种“能指”在话语性的场域内是漂浮不定的，含义永不会得到最后的确立，它总是处于不稳定的流变中，所以他的许多判断事实上是成问题的。汪晖将他所批评的各种观点与论点视作是它们作者的真实表达（true expressions），并且，这些观点被判断为是成问题的而他本人的则是正确的、妥当的。相反，许纪霖的文章首先对研究当代中国思想时“自身因价值偏见和观察视点所带来的盲区”作了警醒的自我反思，并提出自己所采取的是相反的一种立场——“价值中立”。许文图绘了二十年中国思想界的变迁与分化，介绍了其间兴起与涨落的各种思想话语，但并未对它们作出价值判断或规范性的评价。换言之，从这一文本中，人们只能获知——举例而言——在九十年代中期及晚期，在中国思想界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潮流，以及得到一个关于其基本主张与观点的概述。但这一潮流对当代的话语变迁和与之伴随的社会变迁的作用、以及它可能存有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各种预设，却未在这项研究中得到提及，因为作者担心将失去他的“价值中立”立场，如果他试图对该潮流作出批判性的评论的话。在这一意义上，许纪霖的文本是对当代中国思想的一个描述性的研究，而非批判性的研究。作者通过排除其自己的观点与批判，来使文章中的描述成为“客观”的。然而，吴冠军所采取的话语分析方法使他不能不追问：为什么当许文在作出了对“自身因价值偏见和观察视点所带来的盲区”之反省性思考后，紧接着会宣称“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是可能的？这显现了作者的何种思想预设？吴冠军认为：一种从特殊视角出发、并宣称其客观性的描述，使我们看到作者将客观性理解为一种根据各种事件的时间秩序将当下历史化的模式。但是，达到一种纯粹“客观”的立场本身乃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是一种实证主义思维的产物，因为任何描述都无法全然做到十足地符合于“经验事实”。作者不可能避免他/她个人性的诸种视角与话语性预先构筑的诸种前理解，因此无论他如何“希望”成为“价值中立”，他/她所描述的诸种“客观”的“事实”，本身已经是一种话语性的建构物，而非“真实”的事实。在这意义上，另外一个作者也可以提供一种对于“这二十年思想界演变和分化的基本脉络”的不同的描述，并以同许纪霖相同的方式宣称他/她的论述同样是“客观的”与“价值中立的”。
话语分析的路径的确非常新颖且令人兴奋。但是，我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所有的思想史研究都不过是话语建构，甚至连对于这种思想史研究之话语性质的分析（话语分析）也是如此，而话语建构或文本分析都不可能触及话语以外的那个“真实”、“真理”（相反它们均为话语的建构），那么，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在各种话语建构之间进行选择？那种话语建构是更加可欲的（如果不说更加真实的话）？话语分析能够超越自身么？虽然吴冠军认为他自己的话语分析不是最终的，是需要再进行话语分析的，但是如果所有的话语分析（ 不管是吴冠军的还是别人的）都必然不是评判的最终尺度，那么，判断各种话语分析的那个尺度必然是不断推迟、永远不会最终出现的。这样，结果好象只能是：我们不但不能在规范陈述的层面抵达“真理”，不能在事实陈述的层面抵达“事实/真相”，而且即使在话语分析的层面也是如此。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进行没完没了的话语分析“游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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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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