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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7-12-05 13:40:14
 
 
再论《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作者:毕东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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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作者在书中对所深恶痛绝的“儒林”丑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虽然他对人物的褒贬所持的标准有些是属于封建的道德观念,但总的说来,大都揭露和讽刺是正确的,深刻的,它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种种丑恶的世态人情,激发我们对那个时代和那些阶层人物的憎恶以及对“儒林”的同情。怎样正确认识作者的进步思想和批判落后的观念,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巨大的认识意义。
          一、《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一)
《儒林外史》描写了清代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对他们作了不同程度的讽刺、批判和赞扬。除此以外,小说也旁及官僚制度、人情世态和市井细民,大都表现了作者分明的爱憎。作者用以褒贬人物和社会现象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关乎全书的思想倾向。作者基本上是站在封建开明士绅的立场,要求读书人讲究“文行出处”,反对读书人不顾“文行出处”的古训,无耻地追求功名富贵,以及由此现而成的凉薄的世态人情。而导致读书人走向堕落的,则是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作者把这种科举制度当作万恶之源来加以抨击和讽刺。所谓“文行出处”,原是儒家的古训:“文”就是学问;“行”就是品行,操守,也就是礼仪廉耻孝悌忠信一类的东西;“出”就是出来做官,也就是做好官和清官,推行礼、乐、兵、农,改造世道人心;“处”就是退居乡里,要求能以自己的道德品行,感化周围百姓。小说在第一回里,就借正面人物王冕的口,把科举制度和“文行出处”当作对立物提了出来。“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八股取士之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作者生活的时代,一般读书人早把什么“文行出处”抛在一边了。他们不学无术,却要恬不知耻地强为解人,在那里高谈阔论;他们为了功名利禄,可以不顾礼义廉耻,不孝、不悌,扯谎骗钱,无所不为;出则为贪官污吏,压迫人民;处则为土豪劣绅,鱼肉乡里。而在一般的世人眼里,也都是利欲薰心,考中的就是大才,考不中的就是愚驴;有钱的就是有本事,贫穷的就是没才能。作者吴敬梓,对这些现象非常愤恨,他在小说中竭力讽刺和抨击了它,并且写出了一些自己的理想人物,寄寓自己的正面理想。
《儒林外史》写得最成功而且也最吸引我们的是它通过对种种反面人物的讽刺和对丑恶现象的抨击,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然而作为研究小说的思想倾向和作者的世界观,我们也不能忽视小说中所加以肯定和赞扬并寄寓着作者正面理想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作出比较全面正确的评价。
《儒林外史》主要抨击的是科举制度的罪恶。作者把致力举业猎取功名富贵当作万恶之源。在一些地方,作者用了讽刺的笔法,直接写到了八股和举业在当时读书人心目中崇高地位。第十三回马二先生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一回鲁编修和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捆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此外,小说也在一些地方,借得势小人的口,把科举神秘化。例如说他们得中的头天,遇见什么灵异;或在科场中遇鬼遇神等事,这其实是一种讽刺的写法。另外,也写到了科场中的黑暗现象和种种丑事,读书人的人格廉耻都尽行扫地了。但小说正面写科举制度的地方毕竟很少,它更主要的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写,来揭发和批判科举制度的功名富贵对于读书人的深刻影响和毒害。致力于科举,为的是猎取功名富贵,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而那些考不上的穷书生,境况却是非常凄凉的。小说写了几个这样的人物。一个是倪霜峰,二十岁上进学,做了三十七年秀才没有考上举人,“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寸日”,只得靠修补乐器过活;养了五个儿子,有四个都卖到他州外府去了。更著名的是周进和范进。周进读了一辈子书,六十多岁不曾进学,教乡村私塾过活,每日只得二分银子吃饭,被入过学的梅三相公和王举人奚落过。王举人到他私塾里歇宿避雨,“撒下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后来人家嫌他迂腐,书也教不成了,“在家日食艰难”。他姐夫也奚落他说:“只管粮不粮莠不莠的到几时。”后来是帮人家去记账。读书人弄到这个地步,怪不得到了贡院里,触发起一生的苦楚,便哭得死去活来。而当几个商人愿拿出银子给他监个生去考时,他竟说到:“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范进比周进更可怜,五十四岁了,冬天去考试,还是穿的破麻布,被他岳父胡屠户骂为“现世宝”、“穷鬼”。他到省里去考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还等着他回来卖老母鸡去买米煮粥吃。读书人弄到这个地步,怪不得得知自己中了举人,便喜欢得疯了。这些人中举后就不同了,周进做了考官,“绊袍锦带,何等辉煌”;范进则是“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在这样的社会里,读书人的命运,取决于几篇能否被考官看得中的文章,这是多么不近情理的事啊!既然有了这一条荣身之路,读书人就都拼命往这条路上跑,以致弄得神魂颠倒。
不近情理的事还有。为了科举,可以不分长幼,不认家族。当时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老友从来是不同小友序齿的。所以六十几岁的周进竟不敢与二十几岁的梅玖平起平坐。小说另一处写到,一个中了举的侄子,居然也和叔父称起平辈来了,许多人还要问这样作对不对。书中的一个正面人物余大先生,竟为此事“气得两脸紫涨,颈子里的筋都耿出来,问道:‘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紧,还是科名要紧?’”
用八股文取士,就是教读书人死抱住四书五经不放,终日揣摩那陈腐的八股文作法,一切经史上的大学问和人情世故全然不管,于是培养出来的是一大堆浅薄无知,头脑迂腐的书呆子、废物。前面提到的周进,曾经赞美范进的文章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是这位范进,却连苏轼是何人都不知道。那位当过知县的举人张静斋和现任知县汤奏,却连本朝初年的刘基都不知道,还在那里高谈阔论,冒充渊博。这些地方,作者只是将他们的谈论如实写来,并不点破,让读者去会心一笑。马二先生是小说中一个比较正直的读书人,只因中了科举的毒,成了科举至上主义者,竭力劝勉别人致力于科举,自己则变成了一个迂腐不堪的人物。马二先生游西湖,是《儒林外史》中一段有名的描写。马二先生对西湖的自然风景完全不能欣赏,只是望见好吃的东西就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看到皇帝写的字就赶快磕头,碰到游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见到书店里卖有自己的八股选本就高兴,并且很关心它的销路。最后,西湖的自然美对这样一个人物也不能不发生影响了,但他仍然只能用《中庸》里的话来文不对题地赞叹一下:“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通过这样一段好像毫不着力描写,这个迂腐穷酸的人物的性格就活现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科名使人道德败坏。小说用了较多的篇幅,描写了这种情况。最著名的例子是匡超人,匡超人原是乐清县一个小户人家的孩子,靠劳动维持生活,极孝顺父母,敬重长辈,和哥嫂邻里处得很好。可是一读了点书,有了点际遇,便得意忘形起来了。首先是跟那些斗方名士胡混,中了举后,竟替人抢考,坐地分赃,迎新弃旧,忘恩负义,不重乡里,完全变成了一个势利小人了。刘浦也是这样一个货色,才读了点书,便冒牛布衣之名,自称文坛名士,与官府交结,要他的舅舅来给他当仆人,侍候董知县。范进也是这样,中举后不久,伪君子的面貌便摆出来了。
前面提过,作者是以“文行出处”作为一条标准来衡量一切读书人的,上面举的范进、匡超人之类,就是无“文”无“行”的,比他们更坏的例子还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至于当时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出”和“处”的情况,就更加鄙陋不堪了。那些一味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一出来做官,便是极端的凶狠残暴,不顾人民的死活,小说写了不少贪婪的知县知府,最突出的是南昌知府王惠。他到南昌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捞钱的窍门。他一心记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话,吩咐“钉了一把头号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头号板子。弄得衙役百姓都叫苦连天”,“合城的人,无一不知道太守的历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其他如高要县知县,所勒索的钱财,“一年之中,不下万金”,还有彭泽知县的专横,无为州官的受贿,处处都表现了官僚制度的黑暗。
那些读书人闲居乡里,便是土豪劣绅,做的尽是害人掠物的勾当。最突出的是严贡生那样的恶棍。他听见张乡绅和范举人来会知县,便抬了酒食来逢迎,席间说:“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话才说完,就有家里人来告诉他,他扣勒的猪,人家来索取了。严贡生又骗了人家的钱。这两件事都告到县上了,他知道不妙,“卷卷行李,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回来后他还说:“若是在家,和汤父母讲了,把王小二黄梦统这两个奴才,腿也砍折了。”他跑到省里,招谣撞骗,与官僚结亲,回来时,船家吃了他吃剩的两片云片糕,他便欺诈威胁船家,说是吃了他几十两银子的药了,大发雷霆,一文船钱不给就走了。到了家,便是欺压他的弟媳赵氏,霸占她的家产。赵氏呼天抢地,“数了又哭,哭了又数,捶胸跌脚号做一片”时,严贡生却不耐烦道:“你这泼妇,真是小家子出身,我们乡绅人家,哪有那样规矩,不要恼犯了我性子,揪着头发,臭打一顿,登时叫媒人领出发嫁。”一副凶神恶煞的恶霸相,多么的活灵活现。严贡生的弟弟严监生,则是十足的吝啬鬼,死时因灯盏里燃着两股灯芯,他怕费了油,老是不断气。这种吝啬,是地主阶级的本性,而吝啬是贪婪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严监生妻子的两个哥哥王德、王仁,则是十足的伪君子。他们一个是府学生员,一个是县学生员 ,嘴里说“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但眼睛里看见的,心里想着的却是银子。他们受了贿赂,就毫无心肝地在他们的亲妹妹病得快要死的时候,忙着帮助妹夫严监生把小老婆赵氏立为正室,他们的妹妹就在闹哄哄的扶正典礼中断了气。以后,当赵氏受严贡生欺凌,请他们两个在状纸上出个名字,他两个却滑头得死也不肯,还说什么“身在宫簧,片纸不人公门”。《儒林外史》的作者就是通过许许多多日常琐事的生动描写,把种种面目可憎的读书人的表现描写出来,让读者看一看,在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读书人,究竟是什么样子。
《儒林外史》讽刺的另一种对象是名士,其中一种是贵公子,他们科名上不得意,有许多牢骚,回乡来便要学那战国四公子的模样,礼贤下士,以此为风雅。娄三、娄四公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结果是交了些假名士,落得一场没趣。一种是所谓山林隐士,靠着些奇行怪谈,博得个虚名,自命为高人逸士,与官僚们来往,其实背地里还不是做些贪赃枉法的滥事。遇到娄三、娄四公子那样的人相邀;便乐得去做他们的座上客。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之流就属于这一类。要是说致力科名的读书人是把八股文当做一生立命的根基,那么名士就是把作诗当作他们一生最得意的事情了,于是有了“斗方名士”这一称呼。小说中写了大量的斗方名士,他们有的原也是各有职业的,如做医生的赵雪斋,开方巾铺的景兰江,做盐府巡商的支剑峰,以及金东崖、浦卿墨等等,这些人好像不图利,只是死要名气,凑在一起就是限韵作诗,今日一诗会,明日一诗会,把诗都写在斗方上,或是印了出来,到处送人。他们以诗人自居,以此自命风雅,而且更以此交结官僚,提高自己的身价,由名而趋利了。年纪轻轻的莲公孙、刘浦、匡超人都是在这种名士风的影响下逐渐变坏的。这些名士们实是非常浅薄可笑的,他们作诗,竟连“且夫”、“尝谓”等词也用上,连从来未念过诗的匡超人,只看一夜诗法人门,作出来的东西就比他们好,而且不把他们看在眼里。这些名士作诗,总是呈相国某大人,呈学道某大人,也不知相国学道认不认识他们。一有了点虚名,自然就终日飘飘然起来,甚至借名士之名,招谣撞骗,到处出丑。他们的精神空虚已极,聚在一起,谈论的全是些无聊透顶的话,说错了也不怕脸红。《儒林外史》的作者,以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笔法,讽刺了这一群“儒林”的败类,社会的寄生虫。
除上述对读书人种种丑态的讽刺外,《儒林外史》也揭露和嘲笑了当时恶俗的社会风气,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第二十七回“王太太夫妻反目”,揭露了“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包办婚姻的恶果;第四十五回“讲堪舆回家葬亲”嘲笑了读书人迷信阴阳风水的丑态;最有名的是第四十八回王玉辉劝女儿殉节和第四十六回“五河县势利薰心”。还有第三十五回写卢信侯家藏禁书高青邱文粤被人告发,反映了当时的文字狱。小说也写了在官绅豪夺下人民生活困苦和悲惨的境况。三十六回写虞博士碰到一个农夫跳河自杀,原因是田里收成都被地主刮去了,父亲病死也没钱买棺木。三十五回写庄征君在途中遇到两老夫妇都因穷困而死了,“没有棺木,也无人殡葬”。四十七回写地主的权势:“田主子下乡,要庄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在号称“盛世”的清初,人民生活却如此悲惨,不能不更加激起人们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愤恨。
                                 (二)
《儒林外史》所讽刺和抨击的主要就是以上这些方面,大都写得很生动,富有艺术感染力量,是全书精华所在,也是小说被称为现实主义的讽刺杰作的原因。《儒林外史》的作者,也用了相当的篇幅,描写他所认为的正面人物,表现他的正面理想。小说在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里,就塑造了作者所认为的读书人的最高典范王冕这个形象。王冕的特点是:第一,天文、地理、史经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第二,不求官爵,不慕名利,过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第三,主张仁政、主张王者要以德服人。作者就是以这个“名流”的品行、学问,作为读书人的最高楷模,来加以赞扬和歌颂的。在小说中,作者认为读书人的堕落在于不讲究“文行出处”;如果读书人注重“文行出处”,就可以“出则为王佐,处则为真儒”,于是他提倡“真儒”。另外,作者认为改变凉薄的世道人心的办法是推行“礼、乐、兵、农”,小说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了作者对于礼、乐、兵、农的理想。除了王冕这个艺术形象的意义暂且不论外,我们可以说:《儒林外史》所向往和宣扬的正面理想之一就是礼、乐、兵、农;而礼、乐、兵、农就是“文行出处”的具体表现,也就是“王佐”和“真儒”所用来立身处世和经世济民的一套政治哲学。
我们知道,所谓礼、乐、兵、农,其实是远古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礼”主要指的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礼仪,包括孝、悌、节、义之类封建道德在内,是封建主义等级制度的集中表现;“乐”指举行祭祀、婚丧、朝会等典礼时所奏的乐,也包括娱乐的音乐在内,其实是强化“礼”的手段,或者说是“礼”的一种表现形式;“兵”指用兵,主要指对所谓四夷的征伐;“农”指农桑,是立国的根本。提倡这些东西表现了作者浓厚的复古思想,而在作者所处的封建社会已面临全面崩溃的清代中叶,提倡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的。可是作者在小说里还是用了大量的篇幅,通过许多人物形象来具体地宣扬了这些东西。小说是以最庄重的笔调来写祭泰伯祠这样一个“盛典”的,小说中的绝大多数正面人物,就是这次盛典的倡议者和参加者,这是“礼乐”思想的集中表现。另外,小说中歌颂的许多小人物,如鲍文卿、卜老爹、牛老爹等等无不是敦行礼义的君子;从这些小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复古的“礼乐”思想。在祭泰伯祠之后,小说用了几回的篇幅写郭孝子的孝,余氏兄弟的悌,萧云仙的兴农立教,汤总镇的平定苗乱等,这些都是作者有意识地宣传礼、乐、兵、农思想的表现。作者又用了许多文字,描写和歌颂了“真儒”虞育德和庄尚光,想通过他们树立一批儒者的典范。作者所用以表现“礼、乐、兵、农”的思想的这部分,除少数写得还较生动外,大都软弱无力,有概念化的毛病。这种艺术表现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作者的正面理想软弱无力,没有实现的基础造成的。这些思想,是作者世界观中落后的部分,它使得《儒林外史》的思想性受到损害。不过这里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作者虽然抱定礼、乐、兵、农的理想,而且企图表现它,但在作者那个时代,这一套理想已经没有市场;这一点作者似乎是意识到了,所以他所描写的那些用来寄托他的正面理想的人物,大多是以失败告终的。例如庄尚光,当天子召见廷对时,头巾中突然有蝎子咬他的头,使他痛不可支,说不出话来。虞育德任了几年南京国子监博士,并没有什么作为,以后是隐居去了。而在兵、农上确有一些作为的汤总镇和萧云仙,最后都是遭受弹动,或赔款或削职。那位冒着九死一生迢迢万里去寻亲的郭孝子,找到他父亲时,父亲却已做了和尚,抵死不认这个儿子。至于那曾经盛极一时的泰伯祠,到后来也落得尘封蛛绕,无人问津,这些,都流露出一种道不能行的无可奈何的情调。这些描写,作者却又是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前些年,人们讨论作家的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矛盾问题,常举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吴敬梓的世界观和他的《儒林外史》里这些正面理想的描写。吴敬梓的礼、乐、兵、农的世界观是落后的,而他却因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没有把这种世界观写成胜利的事物(这里是就总的方面来说)。这恐怕就是人们所说的作者先进的创作方法战胜了落后的世界观的表现吧。
除了上述落后的正面理想外,《儒林外史》也还表现了一些进步的思想。一是小说中人物杜少卿、沈琼枝所表现出来的一定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作为原型写的一个正面人物,他蔑视功名富贵,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受统治者的笼络和世俗眼光的影响;他能打破统治士子几百年的程朱解经的陈说,而独立思考,创造性地解释诗经;他不顾流俗的笑侮,和妻子携着手游清凉山;他能甘受贫困,卖文为生,不肯巴结任何权贵。沈琼枝是一个勇敢的女性,她敢于反对当时炙手可热的盐商,独自在南京街上靠挂牌卖文和刺绣过活,以严正的态度,斥责笑侮她的俗人,并告发骗她的盐商。另外是,小说朦胧地提出了读书人不走功名富贵的道路而走自食其力的道路的见解。例如虞德教他儿子学医,将来靠医病过活,杜少卿、沈琼枝都曾卖过文。最后一回写的四奇人,一个个是既通诗书又做“贱活”的人,作者歌颂了他们。这种思想虽然在小说中还只处于朦胧状态,但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多少意识到这样一个读书人的正当出路问题,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的。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民主性的精华,在作者那个时代是有进步性的。就这些方面来看,吴敬梓已经超越了封建开明士绅的思想,而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了。
二、《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对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谪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 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自来论《儒林外史》的人,莫不激赏它的讽刺艺术,认为吴敬梓是与俄国果戈里、契诃夫并列的讽刺文学的大师。其次,《儒林外史》的结构有其特点,“《儒林外史》式的结构”几乎成了一个文学专门用语,这也是人们谈《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时常常提到的。再次,《儒林外史》的语言也有着突出的成就,这一点也有不少人作过专门研究。下面我们就这三方面,作简明的阐述。
                                (一)
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这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特点。鲁迅说的“戚而能谐”也是这样的意思。鲁迅曾十分正确地认为讽刺就是对于生活的真实的描写。《儒林外史》的讽刺正是这样。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里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在意。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然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这就是说,对于否定人物和否定现象的现实主义描写,就是讽刺。而现实主义以外,别无讽刺。《儒林外史》的艺术格调高,而成为古典讽 刺文学的典范,原因也就在这里。下面,我们来看看对于堕落以后的匡超人的一段描写:冯琢庵道:“先生是浙江选家,尊选有好几部弟都是见过的。”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一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各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要,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个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卖书的人,家里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差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也。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说,也不和他辩。冯琢庵又问道:“操选政的还有一位马纯上,选手如何?”匡超人道:“这也是弟的好友。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这段描写,着重讽刺匡超的虚妄。你看他说的选文“九十五本”,年销“一万部”,文集翻刻过“三次”,多么具体确凿,一点也不含糊,其实都是吹牛撒谎;等说出“先儒匡子”,就露了马脚,所谓“外国都有的”,更是无耻之谈。幸亏他人世还不太深,露了马脚还知道脸红,到底不如严贡生那样老练,那样脸皮厚。至于牛浦的说谎就更幼稚一些了。他居然说骑着毛驴一直走到董知县的衙门里的暖阁上,而且“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这就显出他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无赖了。《儒林外史》大量描写了这一类吹牛撒谎,向人炫耀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丑恶表现,这正是反映了当时这样一些社会阶层的人物的道德堕落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作者对这种现象是感到极大的憎恶与愤慨的,但是他却不在小说中加以任何评议,而只是把这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如实地写出来,叫大家去看,去分析,去认识,这就是寓讽刺于忠实的描写手法,而作者对他所讽刺的对象却又是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的。    
                             (二)
《儒林外史》作者有较为高超的艺术手腕。鲁迅说,书中所写的“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循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这确实是《儒林外史》作者所具的艺术手腕,他往往能在很短的几段文字中,把一个人物的形貌性格写得鲜明饱满,例如写马二先生出场和潘三出场的那些文字,就是这样。下面引的是周进出场的一段文字:“到了十六日,众人将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备酒饭,清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巳牌时候,周先生才来。听得门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进来。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无色绸旧直缀,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这里主要是写周进形貌,看了这段文字,我们不禁想起鲁迅所描写的孔乙己的形象来。这一段文字的妙处在于“听得门外狗叫”一句。狗咬穿破衣,写狗叫,正是写周进穿着的破烂。想到这里,我们才不禁要为作者“婉而多讽”的艺术手腕拍案叫绝。
                                (三)
《儒林外史》的结构比较特殊,鲁迅说它“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它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故事,它的每一自成段落的部分描写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就是以这样一些部分组成了全书。只有某些重要人物,常常在前后都出现,或者由后面的这群人物谈起前边的那群人物,谈起前面的某些事情,这样来使全书稍微有些联系,并使读者感到这一群一群的人物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这种结构形式,被人称为“蝉联式”或“画廊式”。不满意的人,认为涣散无根;称颂的人,则又备加赞赏。实际上,这种结构形式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当然也有作者的安排匠心在内。《水浒传》也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描写了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后来都汇合于梁山泊。和这种汇合相似,《儒林外史》的许多人物都参加了祭泰伯祠的典礼。然而,逼上梁山是《水浒传》中的人物的必然结果,祭泰伯祠却没有那样自然,那样必要,用它贯穿全书,作用就不大了。但作者并非谩不经心地展开全书的人物故事,而是作了比较周密的安排的。它有总括全书的楔子和尾声扩前半部主要是写反面人物,后半部则主要写正面人物,以祭泰伯祠作为全书的高潮;并在后半部中,有意识地寄寓了礼、乐、兵、农、孝、悌等理想,这仍然表现不作者的匠心。再说;采用这种“蝉联式”或“画廊式”的结构,也是由全书的主旨决定的。作者作书的用意在于讽刺“儒林”,这种结构就便于把“儒林”的种种尽情地铺展开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而不必采用中心人物与中心事件作为全书间架的结构形式。
                                 (四)
《儒林外史》几乎都是采用白描的手法,语言特点是简练、浑厚,有真意,少做作,少粉饰,不卖弄,没有浮泛语,没有淫秽语。它用的是流行于江南一带的白话文,有一点方言特色,但毕竟又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普通话,因此五四时期被人称为绝好的国语文学。小说用了不少方言口语、俚语、歇后语,对于表现各阶层人物的声态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些风景描写和人物语言,写得十分传神。例如:第十三回,丫头道:“都不是。说这官比邃太爷的官大着多哩!我也是听见姑爷说:这是一位王太爷,就接莲太爷南昌的任。后来这位王太爷不知做了多大的官,就和宁王相与,宁王日夜要想杀皇帝,皇帝先把宁王杀了,又要杀这王太爷。王太爷走到浙江来,不知怎么的,又说皇帝要他这个箱子。王太爷不敢带在身边,恐怕搜出来,就交与姑爷,姑爷放在家里闲着,借与我盛些花,不晓的我带了出来,我想皇帝都想要的东西,不知是值多少钱?你不见箱子里还有王太爷写的字在上?”第四回中,何美之浑家说道:“范家老奶奶,我们自小看见他的,是个和气不过的老人家。只有他媳妇儿,是庄南头胡屠户的女儿,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那日在这里住,鞋也没有一双,夏天跟着个浦窝子,歪腿烂脚跟的。而今弄两件尸皮子穿起来,听见说做了夫人,好不体面。你说那里看人去。”这两段,都是市井妇人说的话。头一段说话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丫头,才跑出门不久,说的是王惠降宁王的事,显得十分憨纯。下一段是个经历了一定世面的中年妇女的话,说的是范进老婆今昔的对比,言语就泼辣得多了。“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十分形象,很富有表现力,也着实反映了何美之浑家嫉妒与鄙薄范进老婆的心理。两段对话,全符合说话者的年龄身份。再如第三十六回王太太对媒人说的那段话,那就更入木三分了。这些语言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艺术才华,作者也正是以这样高超的语言艺术,来达到高度的讽刺效果的。
《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五)
《儒林外史》的作者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不是借作品来发牢骚,来揭发“社会对他的不公”,也不是借作品来卖弄文墨。他没有一般文人的迂腐寒酸气,也没有一般文人扬才露已的作风,他只是公心讽世,指谪时弊。所以《儒林外史》跟在它影响下出现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不同。鲁迅说这些小说“虽命意在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这就说明了《儒林外史》与谴责小说的区别。
总起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讽刺文学,作者在书中对所深恶痛绝的“儒林”丑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虽然他对人物的褒贬所持的标准有些是属于封建的道德观念,但总的说来,大都是揭露和讽刺得正确的,深刻的,它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种种丑恶的世态人情,激发我们对那个时代和那些阶层人物的憎恶,这是有巨大的认识意义的。至于小说中宣扬的的礼、乐、兵、农、孝、悌那一套正面理想,分明有着浓厚的复古成分,是封建思想的残余,是不足取的,这也正是小说的局限性所在,是要正确认识和批判的。《儒林外史》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它那种混合着痛苦憎恶和明朗的笑的讽刺艺术,是古典讽刺文学的最高成就。《儒林外史》在对现实的讽刺与批判方面,曾影响了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纪》等小说,它的讽刺艺术和语言运用,则对后世作家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鉴赏》  朱志荣  (2002年11月.《文学评论》第6期 )
     〔2〕《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彭兴发   (2006年10月.《彭兴发文集》)
     〔3〕《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彭兴发   (2006年10月.《彭兴发文集》)
     〔4〕《中国古代文学史》(下卷),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  
     〔5〕《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中国古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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