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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7-12-05 13:05:50
 
 
当下诗歌怎么了?
 
 
作者:杨远宏
文章来源:诗生活
浏览:156 次
 
 
 


  经过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70后、80后几代诗人持续不懈的拓展,诗歌呈现出越来越开阔的多元格局和生态版图。多元预示着更宽广的生机、活力和可能,从板结沉闷的噩梦中醒来的人们,也害怕再次落入逼仄窒息的夹缝和深渊。除非别有用心,没有人会无端地恐惧、反对一个宽松的写作环境。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当下中国诗坛的多元,确实是鱼龙混杂、清浊激荡。现代人尤其是现代诗人无限自由放任的一厢情愿,给凡属多元就不加追问地一律给多就是好加冕,使多元无条件地获取了一种先验主观的道义优先权,这也是诗坛有目共睹、令人担忧的不争事实。正因为如此,在一场接一场鞭炮般炸响的多元诗歌闹剧和庆典中,诗歌玩家们锣鼓喧天,弹冠相庆。一时间,高洁孤寂而低俗嚣张,轻狂无知取代了深思熟虑,甚至连诗性的常识判断也被淘空,被虚无化。貌似鲜活热闹,实则腐朽冷寂;好象活力四射,实则枯萎速朽。人们不再追问,这是什么样的多元?多就是好,根本不去警醒多也可能多出的是坏,多甚至也可能就是无(虚妄,虚无),正在成为包括诗人在内的现代人拥有欲,肆意膨胀的惯性单向思维。究其实,多元只是经验事实客观的中性描述,它既不是价值尺度,更不是价值的可靠判断。抛离价值而奢谈、标举多元。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到底是外行看热闹的看客心理?还是讨好卖乖、浑水摸鱼的可疑姿态和策略?

    1.价值关怀的溃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左右,朦胧诗社会批判、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地重新启动了中国新诗史上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命—社会关怀。这种关怀虽然带有厚重的、社会“大我”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在这些一时挥之不去的色彩中,生命毕竟越来越凸显出它不可轻贱的脉动、尊严和价值。应该顺便指出,在诗歌语言方式、结构和诗体文本的现代性探索、开拓和新变方面,朦胧诗也作出了阶段性、历史性的努力和贡献(其中,杨炼、北岛、江河的探索,尤为引人注目)。而这,往往是被诗歌界所轻视甚至忽略的。第三代以摧枯拉朽、彻底反传统叛逆者的极端理念和姿态,接续了朦胧诗生命价值关怀的脉息,只是更见张扬和狂躁不安。如果说朦胧诗更多的是对生命温文尔雅的吁求和呼招,是理性节制的盘点和筹措的话,那么,第三代更多的就是生命的奔突、挥霍乃至爆炸,就是感性放任的托举和喷发。仍然不应该忘记,第三代在诗歌语言方式、结构和诗体文本,更加现代性的探索、开拓和新变方面,作出了比他们的朦胧诗前辈更彻底、更有价值的努力和贡献。即使在严格的学理层面上也可以说,真正人本和文本意义上的现代诗,其实是从第三代开始的。就此,并不像某些人指斥的那样,第三代仅仅是一场诗意社会学的农民暴动。
  由于生存背景中较少禁锢和受害的忧惧与余悸,很快又坐享80年代思想和人的部分解放的成果,中间代以及中间代之后的代际诗人,更多地从人转向了诗;从他们的前辈诗人对生命价值的严重关切,转向了对生命状态的无谓嬉戏。前者让他们走向诗的娴熟和精致;后者使他们在聪明的适时矮化与随心所欲的趣味化所谓潇洒中,其实质是耍掉了心而只剩下欲,输掉了生命而只是抛撒着生存。其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巨变,商品经济中喧哗铺张的拜物主义与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怎么都行”和相对主义的价值混乱,大众文化、公共媒体瞬时性及时享乐的大面积覆盖、操纵的低俗强势旋风,将惶惶不可终日的诗歌和诗人,诱惑、放逐、驱赶到了社会的边缘和夹缝,严重扭曲、腐蚀了诗人和诗歌,加速了诗歌和诗人与社会语境臭味相投、眉来眼去的低俗化。应时应景、瞬时断裂、历史虚无、浅薄平庸、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是这类低俗化的社会学、美学特征和姿态。在这类诗人和诗歌那里,时间只是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当下;诗性和美学特征只是玩;生存和生命只有一件事:活;追求仅仅是招摇、轰动、出名,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是。对它们和他们再谈什么良知、道义、担当、“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陈超语),让人感到没有信心。当然也并非面临绝境。就连“下半身”的头面人物也在惊呼:“让诗歌重新去关注时代,让诗人重新成为时代的心灵,重新面对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当年扬言要“退出人”的非非主义领军人物,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发出了向适性逍遥的“白色写作”宣战的、“红色写作”的信号。这既是严峻和沉重,也是转机和希望。
    令人遗憾的是,对此,除孙绍振、陈超、唐晓渡、程光炜、张清华、林贤治等极少数批评家,偶尔发出很快被人多势众的强横喧嚣淹没的义愤和批评外,或者出自内心的孤傲和不屑,或者基于对多元不加甄别的一味呵护甚而邀宠,或者感到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失望,不少批评家或者沉默如金,或者廉价吹捧。有的批评家为了取悦读者和诗人,摆出髦得适时的平等、谦谦君子的宽容姿态,把批评整个降格、说成是“对话”。批评当然也是一种对话,其实作家、诗人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话?但是,掏空了批评核心的评价、规范、前瞻和引领,抽掉了批评的良知、道义、专业的伦理、美学风范和风骨,"批评对话说"在放任自流、姑息养奸中,既损了批评,也害了创作。为此,我曾在2003年4月号的《诗选刊》,写过一篇《丧魂落魄的诗歌批评》。
     宽容不是排污池,理解不等于接纳和容忍,多元也不是对“诗渣”的恭迎。在不少诗人那里,诗歌的人文精神、美学标底的价值关怀,溃败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还要观望到何时?!

    2.个人化的个人坍塌

    在我们这块群体主义过剩,个人往往被社会“大我”所减缩、侵吞的土地,尤其对思考、关涉、表达人与世界关系的诗人、作家而言,强调写作的个人化特质,无论对人学还是诗学,都是必须和了不起的进步。但是,诗人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也是社会公众角色,理应向时代、社会大众传播生活真谛、生命幽秘和艺术真理,而绝不仅仅是划地为牢的自诉独语。而且,如果不与时代、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背景与脉动相关,不与这一切构成里尔克所倾心入迷、此起彼伏、深长的“倾听与倾诉”关系,诗人的写作就只是不留任何踪迹的蚂蚁出行,和历史的精神天空下的过眼烟云。来与没来(没来少麻烦)都一样,有与没有(没有少添乱)一回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够孤独,够个人化了吧?但诗人仍然展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深长、忧思的时间眼光和历史相关性;于“独怆然而涕下”中,仍然表达了挥之不去的“念天地之悠悠”辽阔、悠长的时空感悟和宇宙情怀。“‘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是永恒的疑问。'/‘天空呀,你回答的话是什么?'/‘是永恒的沉默。'”诗哲泰戈尔的《飞鸟集》第12首,并没有刻意哀叹生命个体的孤独,然而在仰天俯地的困惑迷茫和天宇寂静无语中,我们感到了诗人无助的、更加深长揪心、冰寒彻骨的孤独。但是,泰戈尔的孤独来自天地辽阔的迷茫,而不只是局促于孤枝上的一己小窝,由此与世界和人类处境产生了呼应和相关。正是如此,古今中外的优秀诗人,才会在表达个我情怀和心智的同时,也表达了人类精神和文明;在书写个人的同时,也书写了世界和历史;在倾听、倾诉,呼应世界、历史、人类精神长河的同时,也在必不可少地注入、涌动在这样的长河。
    请看看当下中国某些诗人的个人化:“我对我的侄子说:我的肩周又疼了/把罐子给我拔上/……他理都不理我,径直开门走了出去”就算这是诗吧!对如此作为诗选的诗宝贝,你真是无话可说。这首叫做《当我很老的时候》的所谓诗歌,是对爱尔兰诗人叶芝经典诗歌《当你老了》的戏仿、开涮和解构。叶芝暮年对恋人和人生,温暖动人的挽留、牵挂和眷恋,在前者诗歌的直白粗浅、俏皮、调侃和冷漠中荡然无存。世界在这位诗人那里,只剩下与他人和世界毫不相干的一块肩周炎和一个拔罐。拿经典开涮、解构,来点初级滑稽(称不上幽默)和开心,也是诗人自己的玩法。问题是:你有与经典对称,拿经典开涮和解构的才华与份量吗?更重要的问题是:解构什么?为什么解构?如果仅仅是为解构而解构,或者将人和人之为人的依据,诗歌和诗歌之为诗歌的根基通通瓦解,如此解构,绝对有害而多余。“我看到柳枝摇摆的幅度/有些过分。”这是这位诗人《有风吹过》全诗。自然界的风该吹的时候还得吹;诗歌界浅薄无聊的低俗平庸之风,当止也必须止。柳枝在风中摇摆一下也不过分。过分的是,诗人顽童似地把诗歌当作游乐园里的秋千,和根本无摆可显的显摆。“在廊霸路西侧,有几株/杏花开了。/我这么说,……/如果仅仅是在饶舌/对不起诸位,我已打住”(《杏花开了梨花开》)看起来,这位诗人在一念之间,好像有了一点自知之明。无聊的饶舌贫嘴,是当下不少口语诗流行共通的临床症候,与当下戏说、把玩、搞笑、贫嘴饶舌的电视连续剧相呼应。与此类似的诗歌冒充前卫先锋,其实不过是传统小文人酸腐无聊的把玩遗风,在作坊式简陋摄影棚翻拍的现代版诗歌电视连续剧。“假如世界意味着某种东西,那便是,它什么都不意味。”罗兰•巴尔特的表达,恰可挪用为对这类诗歌的考量。这一切早该“打住”了。把玩,也可以去看杏花,何必诗歌?这一流诗人,还是去看看杏花吧。
    面对与上同一写作套路的另一位诗人,需要更多的克制和忍耐——“我独居在北京的天通苑东三区/一楼一底,一个宽大的露台/它是我的女人王菊花小姐的房子/她曾经和我住在这里,但现在/她不住了,她搬进了城,离西单只有两站/周末,她会过来,埋怨我并打扫卫生/直到深夜才想起我们的性生活/……我承认最早我喜欢口交和被口交/而后来我只喜欢被口交:口交已经过时/……”这是这位诗人的《春日》。其他季节如何?既是隐私,我们不想、也不得而知。春日发情,也在情理之中。无论口交、脚交、家交、野交等等什么劳什子交,如抽烟喝酒一样,也是诗人自己有瘾无瘾的专利嗜好。但是,将交来交去的这一切,恶俗下流,毫无诗性语境地交进诗歌,这在诗歌史上,恐怕也算空前的“原创”吧?!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赛尔在《恶俗》中指出:“恶俗是某种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位、有价值和符合时尚。”《春日》诗人交来交去,塞满了器官和动作,并不空洞。有所看重和敬畏,才会冒充和装扮。这位诗人以“我是流氓我怕谁”心态垫底,旁若无人的赤裸裸下流和龌龊,应该让福赛尔关于恶俗的定义,由《春日》来出最新修订版了。
    在始作俑者和大量追逐、模仿者的大肆仿写、吹捧下,上述诗歌已成批量化、类型化、模式化的时尚和滔滔大势。在《当下诗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的缺失》中,诗评家陈超将此类所谓“先锋流行诗“的基本样态和特征,作了如下描述:“反历史意识,反价值关怀,反文化,执迷于青春躁动期的怪癖和里比多的本能宣泄,公共化的闲言碎语、飞短流长,统一化的‘口语’语型,俏皮话式的自恋和自虐的奇特混合,琐屑而纷乱的低伏的‘记实性’。它们只有一个时间——此刻,只有一种情景——乖戾,只有一种体验方式——人的自然之躯,只有一种发生学图式——即兴,只有一个主题——解构XX。”无所事事、漫不经心、满脸无所谓、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直白浅薄、任性涂抹、偷懒取巧、批量模式化的伪诗反诗冒牌诗学,历史、现实、责任、使命的拒斥,鸵鸟生存哲学和犬儒主义,无事生非、虚张娇纵、自幻自恋、一夜暴名的梦魇和流行款式时装秀,羞辱、作践诗歌的同时,也在羞辱、作践诗人自己。自我发酵,通货膨胀般所谓个人,模式化泛滥之时,也正是人学和诗学意义上,诗人的个人坍塌与灭顶之日。

    3.口水泛滥

  早在上世纪的1987年,我曾在当年总第73期的《诗歌报》上,写过一篇《口语化:现代诗的沉沦与贬值》。在那篇文章中,我直指当时的:“‘口语’沦为‘口水’,‘口语诗’也就沦为‘口水诗’”,并将当时“口语诗的现代神话",归结为"诗歌语言的堕落”、“人性深度的沦丧”和“创造意识的叛离”。文章在诗歌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和争议。时过20年,口语诗作为浅俗简易,偷懒卖乖,与精深心智和诗境无关、耳朵眼球感性化诗学时尚和登龙捷径,甚至被倡导、推动为"废话诗",更加严重地干扰、误导、贬损了现代诗严肃纯正的方向、有效性、建构性和格局,已然泛滥成灾。时过20年,还要再来重批口语诗,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被迫老调重弹,个人语境和个人写作史的讽刺和悲哀,还是口语诗病毒性感染语境的顽疾和不幸?
    请看看某诗人的《今天早晨的第三首诗》:“早晨写了两首诗/一首是《难受的诗》/另一首是《舒服的诗》/舒服的诗不一定就舒服/只是它比难受的诗/晚写了三分钟/当它写完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不再那么难受。”这是什么诗?简直就是口水和废话!再看看另一首:“我在近期内/都无法回成都/而我有一部/腊笔小新的VCD/要送给我的女儿/所以,谁最近要回去/请告诉我一声/谢谢了。”这是一首叫做《最近谁要回成都请告诉我一声》的全诗。要找人带东西回成都,写个广告招贴,贴在路灯下的电杆上也就够了,却偏要在诗坛上张贴、招摇为写作,还要死乞白赖地强称为诗。如果这类连多少还有些构思创意的广告招贴都不如的玩意也叫诗,那就真可全民皆诗,全民皆诗人了。难怪这位诗人曾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地宣称:“人一生下来就会写诗,这是真理。”其间,信口雌黄的无知和轻狂,令人瞠目发指。既然人生下来就会写诗,这位被他的江湖哥们捧为"天才"的诗人,自然高人一等,这样一来,这位“天才”是不是在他娘肚子里就在写诗了呢?一些诗人急于出名和混进文学史,要么大放厥词地发明奇谈怪论,故意玩出一些羞诗反诗的歪诗;要么惹是生非,不断制造一鸣惊人的诗歌事件,用以惊动、触怒诗界,出不了好名也要出骂名。这一切,已经到了不择手段,令人发指的地步!
    诗人周伦佑曾经痛斥这类所谓诗人和诗歌,是“体制裤裆里的跳蚤”,他们的准确位置是在马路电杆的路灯下。话虽有点专断和尖刻,但是一语道破,一针见血。
    “当你老了,亲爱的/那时候我也老了我还能给你什么呢?/如果到现在都没能给你的话。”这首《当你老了》另位诗人的全诗,是对前述叶芝经典诗歌《当你老了》的直接戏仿和解构。你老他老,你给没给,如果不在深厚宽阔的人学、诗性语境中,诗意化地体验、沉思和表达,在根本上与诗歌毫不相干。能给与没给诗人“亲爱的”什么,纯粹是诗人的私秘,犯不着以诗的名分在公共语境无聊唠叨。我们到是要以诗的名义发问:如此百无聊赖,祥林嫂式絮絮叨叨所谓口语诗,到底能给诗歌带来什么呢?
    够了!对上述玩世、玩诗不恭之流所谓口语诗过于严肃,的确有些自取其辱。即使如此,我仍然有义务指出:在各自的倚重和属性上,如果说日常口语是稳定性、遵循性、实用性、交流性、工具性的,那么,诗歌语言就是生成性、创造性、发生学、“交感性”(我姑妄名之)、审美性的。
    马拉美曾经将诗歌语言确认为:“与日常生活中的消息性语言截然不同的生成性语言。”诗歌语言是对既存语言和日常语言(包括口语)惰性惯性的偏离和突破。只有在如此偏离和突破的临界状态,才可能歧义、多义、新意、诗意丛生。这正如苏珊.朗格所认定的:“诗人从根本上说来就不同于普通的会话语言,诗人用语言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一种关于事件、人物、情感反应、经验、地点和生活状况的幻象。”(《艺术问题》)捷克理论家穆卡洛夫斯基甚至进而断言,“正是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触犯,使对语言的诗意运用才成为可能,没有这种可能,也就没有诗。”(《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那种口口声声诗歌语言,其实对诗歌语言一无所知的某些口水诗人,有什么资格就诗歌语言信口开河,飞短流长呢?据苏珊.朗格的诗歌“幻象说”顺便挑明,无论宏观(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整体,还是微观(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个案,在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上,都是一种幻象、象征或隐喻体系。这几乎是常识性不言而喻的艺术理解和艺术经验事实。但偏偏有著名诗人自己也在产出《“0”档案》、“穿过天空的钉子”等等隐喻的同时,却偏要自吃耳光、故作惊人地“反隐喻”。这到底是效应动机的别出心裁、异想天开?还是意识、思维混乱的昏话?
    高热中暑、狂躁走火的夏天结束了。那些口语知了至今喧嚣不已的鼓噪,何时才有个尽头呢?

    4.技术主义

  与口语化降低、解构形式技术和写作难度,将诗歌夷为浅白、平面化不同,始自上世纪80年代的自觉、强烈的语言方式和诗歌文体变革、创新意识,多元地探索、拓展、强化、刷新了诗歌写作和存在新的多种可能与空间,又使诗歌写作越来越复杂、精致和成熟。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认为,艺术创造的奥秘,就是经由“陌生化”形式技术的处理,让人们已经熟知的生活和经验,在变得陌生、新鲜起来,艺术的新意也由此而产生。正是经由形式技术探索创新的努力,中国新诗自发端以来,文体样态进入了一个空前新奇的时代。
    但无可回避的事实和忧虑是:诗歌的形式技术探索创新,越来越走向无视传播和灵魂、精神的人文关怀,刻意玩技、炫技的技术主义。不少诗歌殚精竭虑,唯技术地营造艰深晦涩、怪僻吊诡的艺术迷宫。这样的诗歌,不仅一般读者不得其门,弃之而去;坦诚地说,就连相当优秀的诗评家也不知所云,只好要么明智知趣地回避;要么大而划之,不失体面,闪烁其词、似是而非地打点擦边球。我曾经就此不耻下问,诚心诚意地请教过类似诗歌的名家作者。让我失望沮丧的是,连作者自己也稀里糊涂,说不清楚。有位作者朋友,一句“诗是不可解读的”,就把我不负责地搪塞、打发了。哪怕再艰深晦涩、怪僻吊诡的诗歌,除非思维、语言极度混乱,或者神出鬼没地故设障碍,总是有显在或潜在的思维、语言线索和秩序可寻可辨,最终总是可以解读的。这让我不能不从智力的自我怀疑,转向对诗人思维和语言的混乱与无端诡计的警惕。我不会愚蠢地期待任何诗歌人人都能解读,但是,连相当优秀的诗评家都不能解读的诗歌,到底是阅读出了问题,还是写作出了问题?或者,真的,这样的诗歌有无存在的必要和价值?
    大量技术主义诗歌也在唯技术的同时,放弃了灵魂、精神的人文关怀,用尽巴罗克、洛可可等等装饰性建筑艺术手段,却并不打算让人居住,使诗歌写作成为丧魂落魄,让人望而生畏,关起门来摆摊的炫技展览。诗歌是一门技艺,这是自古希腊以来人所共知的常识,用不着某些诗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来偏执地声张。诗歌更是与灵魂和精神相关的事业,这也是常识,唯技术主义者不会不知道。法国诗人马塞尔.贝阿吕指出,“过分雕琢是无益的。”他批评那些形式主义者的写作“像没有盖子的茶壶,煮过来煮过去,可茶却缺滋少味。”他引用《妮侬•德•朗克萝信札》中话,意味深长地警示那些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写作,“有朝一日,这些人转了一个漫长的大圈子之后,不胜惊讶地发现,他们和一个纯朴的农民处在同一个位置上,不过农民将要在他们结束的地方开始。”(《诗人的特征》)实事求是地说,贝阿吕的两个比喻都不怎么准确。我们这里的唯技术主义者可能也不那么纯朴。可是毕竟是一种警示。我们到是可以沿着贝阿吕的思路发问:在形式技术上绕来绕去,绕了一个漫长的大圈之后,我们这里的唯技术八阵图,何时才有个终局?又该在哪里救场,重新布阵,布什么样的阵呢?……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歌在创作和理论的探索创新与宽广深入方面,都取得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业绩和成就。本文只是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不良诗歌现象和潮流,作了一些简要的梳理和必要的批评,毫无阻断探索创新和全盘否定之意。出于举证,也涉及到了某些诗人的文本,并非与所涉诗人有意过不去,更无意殃及该诗人曾经写出过的好诗。我由衷希望本文那点有限的勇气和直率,能与其他批评家朋友一起,整肃、强化诗歌批评的刚正和锐气。同时也想提醒诗人朋友,在长时间的减负、低俗、玩诗之后,恐怕也该刻不容缓地重提诗歌的担当、高雅和严肃了吧?


2007.10.5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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