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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7-11-26 17:12:32
 
 
礼佛记(上部)
____《藏区三记》
 
 
作者:崔保新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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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过旅行经历的人都知道路标的重要。我们这里所说的路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通标识,而是使我们这些外来人通过一个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走进这个民族灵魂的标记。牛图腾、苦行僧、隐修者、嘛尼石、马尼干戈、度母、哈达、莲花、金刚乘,这些独特鲜活的文化,都是我们进藏的心灵路标。

机缘

去年初秋的一天,我刚刚从天山北部塔城、博乐、伊犁返回广州,香港佛教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成彪先生便询问我,两周后能否到青藏高原参加礼佛活动。
天哪!我回家一查地图,所经地区正是我梦中的圣地巴颜喀拉山。论高度,巴颜喀拉山最高海拔不过5700多米,只是高山家族中的小弟弟,但她是母亲河黄河的源头,又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在此地,由于两江相隔不过百余公里,所以一项伟大的世纪工程—南水北调西线方案就选在这里。
我的老师成绶台是中国首批长江源头科学考察探险队的领队,1976年骑马闯入无人的江源禁区,找到了长江源头,确立了长江为世界第三长河的地位。20年前,我在武汉长江开发报工作了5年,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是我学习的榜样,他所津津乐道的江源地区早已成了我心中的地理目标。他知道我心中的想法,曾多次为我创造赴江源地区采访的机会。这次机会真的来了。他有些激动,即刻寄来有关资料,并感叹说:“一晃30年过去了,变化一定很大!”  但他不知道,我这次赴江源地区访问,重点不是自然和经济,而是文化和宗教。转而,知道我这次采访不是考察水利工程,而是一次特殊的礼佛活动,他不信佛,也不懂佛教,他懂得宽容,即又发来短信:“祝你一路有佛保佑!”
是的,这次有佛保佑我。我们这次活动的范围是康藏是地区,行车路线是由西宁到成都直线2100公里,沿途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寺庙。“康”在藏语中是“边地”之意。我国藏民主要居住在西藏和与西藏接壤的省份――青海、云南、四川,分别称卫藏、安多和康藏。卫藏以拉萨为中心,安多指西藏北部和青海大部,康藏横跨四省为四川甘孜、阿坝两州、西藏的昌都、青海的玉树和云南的迪庆。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滇藏公路在此重叠交汇。据四川康藏研究中心的资料介绍,康藏地区是世界上罕见的植物王国、珍稀动物栖息地,是世界最大、最原始的生态公园。我们行走的路线是古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是世界上少有的民族走廊,有着悠久的、多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
我想,幸运所以降临在我头上,是因为生命还存在,生命还鲜活,因此,要保持生命的鲜活,生命就要感知,就要发光。
这次活动内容丰富,主要是捐建孤儿院和希望小学,还有参观寺庙、供养常年闭关者,拜见法王和喇嘛,到佛学院供僧。我以为,礼佛的方式很多,烧香磕头、顶礼膜拜、奉献供养是礼佛,按佛法的教义慈悲为怀、扶危济困、助人为乐也是礼佛。

思惑

2006年8月23日早上从广州乘飞机,经过2小时50分钟飞行,于中午11时半到达西宁机场。广州海拔不足百米,当日最高气温36度,西宁海拔2300米,对应气温21度,所以,当地自称夏都。
我曾于1985年7月来西宁采访过。那时的视野是很窄的,但胆量是很大的。那时的眼光只盯着官员,并没有理解青海的厚重。还记得时任省长宋瑞祥,夜里12点被我堵在房间里采访。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曾于60年代初到新疆躲饥荒,幸免饿死。这次我们属非政府组织,为政府做事,不要政府接待。我也不关心政界,而关心青海的历史和宗教。西宁建城史已有2100年,一个人的生命不过百年,一个官员的为官经历就更短了。过去舍长而求短,显然不智。
那时,我还在新疆财经学院教书,暑假其间,以《中国西部开发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只身到青海采访。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知识实在太狭窄!存在决定意识。新疆是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地区,在汉族集聚区,也有一些佛寺道观。我出生的前后,一次次政治运动横扫社会各个角落,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寺院被拆毁,佛像被砸掉,僧人被迫还俗,哪里能见到宗教的影子呢?以我生在城市、长在学校的简单经历,只知道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僧人都是不劳而获的懒人。后来,我有机会走了古丝绸之路的南北线,参观了许多千佛洞、佛塔、寺院等,但这些汉、唐、宋、元时期的佛教遗址早已破败不堪。新疆的维吾尔族信仰佛教已是五六百年前的事了。汉族人到新疆,并没有带来他们传统的宗教信仰,甚至连信仰的场所也没有。现在面对不可思议的现实,人家痴迷,我茫然;人家虔诚,我怀疑;人家顶礼,我观看;人家念经,我无知。现在看来,如此无知,简直与无耻同语。
至今,在我的书架上,还放着我当时买的一本书《塔尔寺》,至少说明我还有学习的态度嘛!但说实话,此书随我辗转南北,平时很少读,也读不懂,因为存在偏见。犹如一只茶壶里盛满了水,再注入就会溢出来。学习新知,既要有虚怀若谷的态度,更要有格物致至的精神。当然,这只是以后的学习体会。
第二次来青海,由于知识积累和视野变了,又使我了解了一些新的知识。譬如,对“宗喀”之意的了解,以前只知道有个宗喀巴大师,并不知“宗喀”之意。“宗喀”是青海历史上藏语古地名,其地理范围从小积石山之主峰宗喀巴杰日以西,青海湖以东,宗曲(湟水)以南的山川、河流、峡谷统称宗喀。宗喀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是一块风水俱佳、人杰地灵、土地肥沃、地面辽阔、物产丰富的宝地。俗话说,人杰地灵。宗喀这片风水宝地也不例外。这里不但出了被誉为“世界第二佛陀”宗喀巴大师,而且西藏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第十世班禅都出自这一地区。至于其他大德高僧就灿若繁星了。
宗教信仰为西宁市留下两个赫赫有名的建筑群,一个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一个是与西安化觉寺、兰州桥门寺、新疆喀什艾提尕尔并称西北四大清真寺的东关清真大寺。东关清真大寺建于明初,毁于清末。清同治年间,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时毁于战火。在此之前被毁的是藏传佛教寺院佑宁寺。该寺是湟北地区最大的寺院,共有属寺49座,鼎盛时有寺僧7700余人。显然,任何战争都以破坏为能事,宗教战争更是两败俱伤。东关清真大寺1913年在旧址上重建,1999年又一次大规模维修。
有意思的是,东关清真大寺礼拜大殿具有中国古代建筑风格,殿顶的藏式镏金宝瓶,是甘肃拉卜楞寺喇嘛所赠,大殿内的18根大柱是佑宁寺所赠。这就对了!如果让我评论,东关清真大寺之大,不在建筑规模,而在心胸和包容之大。合作只能带来进步和安宁,和睦才能带来双赢。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当下的西宁已今非昔比。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这背后便是日益繁荣的工商业和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城市在变与不变、变大变小、变好变坏中发展,每个人各有评价标准。
变化即运动。世界上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佛陀慈悲地说:生命变化无常。佛陀眼中的生命,不是狭义的人类,而是大地上生存的万物。
湟水河仿佛没变,其实也变了。湟水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河水经西宁诸县,在甘肃省河口附近注入黄河,全长400余公里。湟水两岸是青海省重要的农业区,盛产小麦、谷子、豌豆、马铃薯等作物。这里土地开发比较充分,青海省的一半人口都集中分布在湟水流域。上游涵养水土的植被被毁,湟水便变浊;城市、耕地增加,湟水经流量便变小。变化最快的要算人。20年了,宋省长先地矿部长,一路升到全国政协副主席,该退休了吧?副秘书长升了、降了、退了、关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看能不能守住自己。报的钥匙始终在自己手中。
著名的青海湖也在变,而且变化之快令人心忧。 为了赶路,当夜不住西宁,赶往130公里外的青海南海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不恰镇。途中,路过青海湖。由于青海湖的湖面逐年缩小,原名海西皮岛那个著名的鸟类天堂,现在已与湖岸相连。人类给人类造成很多困惑。鸟岛的出名在于鸟多,鸟多因为鱼多。据说,在每年7~9月的育幼期里,在4平方公里面积上,竟有10万只以上禽鸟。现在,世界上唯一的高原鹤类黑颈鹤已飞离鸟岛,不知去向。这主要源于环境的变化。人类的生活拒绝他人干预,侯鸟的正常生活也不宜打搅。凡被人摸过或稍有移动的鸟蛋,成鸟便不再孵育。为此,国家设立了鸟岛自然保护区,拉起铁丝网,防止狐狸等天敌登岛,控制游人上岛。为保证鸟类的食物链,严禁滥捕幼鱼。国家采取上述措施,说明人类的有意破坏已相当严重。20年前,我与秘书长谈论最多的就是动植物保护。那年,青海省在全国第一个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但危情并没有好转,10年后,一次捕杀700余只藏羚羊的事件震惊了世界。在电影《可可西里》中,是藏族同胞自发组织了保护队,与盗猎者展开较量。藏族人世世代代都是这片高原的主人,他们虔诚信佛,严守不杀生的戒律,不吃鱼,不猎鸟,不开荒,不截水,美丽的鸟岛才幸存下来。
人类的信仰与环境是多么息息相关。我们以前只看到西藏经济落后的一面,看不到宗教对生态环境严格保护的一面。这是我们的悲哀,也是青藏高原的幸运。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变了,我也变了,而且变化很大,一切都缘于时间的有情与无情上。在两鬓如秋的年龄,我变化最大的是对生命的反复垂询:生命是什么?人身如何得来?怎样活着才不负短暂而宝贵的生命?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佛教矢志不渝追寻的学问。
这次与我同行的有四川石渠县扎格龙寺活佛才让多吉、加拿大佛教祗桓讲堂法师释果明、广东惠州礼佛禅寺主持释日照,当然,还有始作俑者香港居士许成彪。与活佛、法师、居士同行,平生第一次也。

金刚乘

从广州飞到西宁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海塔尔寺朝拜。路上,有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三位金发碧眼的中年女士搭乘我们的车,并与同行的刘小炮攀谈起来。她们信奉藏传佛教,已在青藏高原的寺庙中参拜了两个月,尚无返乡之意。坐在前排驾驶副坐的我想,大国真好!小国一日或一周游遍,无奈只好到大国旅游,而在大国两月才游了一个地区;多民族、多元文化真好!不然,人家到青藏高原来看什么?文化底蕴深厚真好!让你越看越糊涂。会多种语言真好!直接交流免生歧异。
这只是我表浅的想法,我并不知西藏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也不知他们对西藏人的感情。西方的一个教士说过:“人有三个符号:苍白是生气的符号;说话是愚蠢的符号;自我赞扬是无知的符号。”不读书则是三个符合相加。
大约在19世纪末,雪域高原开始进入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的视野。那时的西藏,还处在奴隶制度下,贫困、落后、封闭,与古老的中国大地一样,错过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车,大大落后于西方世界。初到西藏的外国人,仿佛时光倒退了数百年,回到了欧洲黑暗的中世纪。
1904年英国一支远征军用武力攻占了拉萨。随后,随军的英国战地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出版了一本名为《拉萨真面目》的书。书中写了拉萨的肮脏:“我们发现,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书中也写了西藏人的愚昧:“在这个佛教确立了自身地位的国家里,人们仍然受着巫术和转世活佛的指导。人们在处理世俗事物时,还要用一只眼睛盯着那奇异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最实在的东西。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秩序颠倒的国度,这里的人们用一生的一半时间哼着晦涩难懂的经文和摇晃着转经桶,死人则被砍成碎块扔去喂狗喂鹰。”
当然,作者在书中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们的精明和文明:“血红色的翘鼻麻鸭全西藏处处都可见到,它显然是一种佛鸟。麻鸭作为献身和忠诚的象征,对于佛教来说是神圣的。麻鸭通常是双双对对地在一起生活,当其中一只中弹之后,另一只就会在上空不断盘旋,直到自己成为夫妻恩爱的牺牲品。在印度,这种飞禽被认为是不能食用的,但我们在西藏却很喜欢吃这种飞禽,并没有发现像鱼那样的腥味。”
东西方之间、僧俗之间总是存在差异的,直到今天也没有消除。如果差异消除了,政治和宗教的对抗也就不存在了。对于英国记者的观念我只能一笑了之,那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我不能接受这句话:“如果对藏人不诉诸武力要想获得任何进展,那会有多么困难。那又该怎么办呢?要么我们只好撤退,要么我们就只能将大炮对准布达拉宫。当然,撤退是办不到的。”完全是一副强盗嘴脸。也许,这本书在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作者也会得意洋洋,但是,时间是公正的裁判者,因为强盗就是强盗,社会再发展,强盗也不会成为天使。从强盗口中说出的话到真成了今天的反面教员。
实际上,西方人对西藏的研究早于国内,国人对西藏的认识仅仅起步于50余年前。为了认识和征服东方文明,从十八世纪起,西方花费了大量资金,建立了难以计数的各类机构,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奥地利、俄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形成了相当庞大的佛教学者群体,从而也产生了大量的论文、专著、传记、辞典和考证校勘文章等等,这不能不在西方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
19世纪末,一种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在欧洲白人中流行,由此论调看,犹太人、华人、黑人皆是退化的种族。他们认为藏族人也是雅利安人。由此可知,当今那些热衷于西藏独立的西方人其野心是有传统的。
在世界三大宗教体系中,佛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在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三大门派中,唯有藏传佛教在西方影响最大。藏传佛教也称金刚乘。宗喀巴大师说:“金刚乘比佛更稀有珍贵”。在藏地,素有“天上有日月,地上有两宝”的说法,这地上两宝,就是指佛教智慧的精髓中观正见和金刚密法。密法在内地已失传,这更使密法成为佛教中的宝中之宝。佛教有佛、法、僧三宝,而佛理宝塔的尖端是密法。
经济落后但能保持信仰和传统的西藏,是当今世界的一面镜子。日本当代著名大学者梅原猛认为,宗教观念和信仰对人类十分重要,“不能丢失”。因为,如果人们不再相信来世,就会拼命追求现世的财富、权力和快乐,而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与其说是人的世界,不如说是兽的世界。”他主张对来世深入反省,以抑制人无止境的欲望。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是宗教把人类从兽变成了人。如果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轻易地丢掉与人类始终形影相随的宗教,那么,失去宗教道德约束的的人类就可能由人再变成兽。由于这个“兽”已掌握了灭绝人类的杀人武器,一旦失控,人类的命运是极其可怕和悲惨的。
我们这次康藏之行的目标,就是走近金刚乘,到藏区去寻宝。

死亡研究

无论是野蛮的征服者,还是好奇的旅行者,他们对西藏地描述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因为他们仅仅只浮光掠影地看到了表面现象。而那些扎下根来的学者和传教士,当他们走进民间,进入到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中做深入的考察,就会发出巨大的惊叹:啊,西藏竟是一处文化高地!她的博大精深和深藏的奥秘,完全被她的经济落后、脱离世界主流的表象所掩藏起来。
认识西藏,需要发现的眼光,更需要判断的智慧。最先在西方引起短暂轰动的是西方人写的著作,诸如《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消失的地平线》、《西藏真相》等。但真正发出长久的、震撼人心的是西藏僧人写的著作。它就是《西藏度亡经》。
《西藏度亡经》最初以伏藏的形式出现,时间大约在公元八世纪,所以后人认为是莲花生大师的遗著。在印度佛教灭绝700年后,在中国闭关锁国400年后,《西藏度亡经》以其独特的智慧,与西方的智者相遇。
1919年,在北京发生了倡导民主和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年,在敕立不丹寄宿学校任校长的藏族学者达瓦桑都喇嘛,将《西藏度亡经》从原本藏文翻译成英文。独具慧眼的是美国人伊文思•温慈博士发现了它,他作为英文版的编辑,促成了1927年《西藏度亡经》由牛津大学出版发行,之后,《西藏度亡经》被译成多种文字、一版再版,在西方人心目中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英国,在相距不到22年时间至少出了两本关于西藏的书,《拉萨真面目》贬低的是宗教,赞扬的是战争;《西藏度亡经》厌恶的是战争,欣赏的是宗教。究竟哪个对?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员。
1938年,世界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瑞士德文版的《西藏度亡经》中,写了一篇评论,充分肯定了它的心理学和哲学意义。他称,自1927年英文第一版时,《西藏度亡经》就一直在手边,“我不仅要把许多富有启示性的观念和发现归功于它,而且还要把许多根本的洞见归功于它”。荣格在评论中指出了同样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局限,认为他没有更深入的进入中阴境地。
伊文思•温慈有1959年在再版序言中写道:“牛津大学出版部支持这本《西藏度亡经》的美国第四版,以及第六版的印行,就是本书受到日渐广大的读者欢迎的一个明证,希望本书能以此一新版的姿态,继续完成译者和编者所寄予它的任务:不但要使东西两方人民之间获得一种更佳的了解,同时还要纠正人们,尤其是整个西方人氏,对于人类的根本问题——生死缺乏正知,不加闻问的态度。”
大多数西方人对死亡是漠不关心和不加思考的,它所引发的现实问题已越来越引起西方哲学家的思考。这一问题是伴随着许多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日本当代著名大学者梅原猛就有这样的担忧和呼吁。他说,在西方,包括东方的已现代化的日本,现代人放弃了对死和来世的思考。现代人首先是科学的信徒。从科学的观点看,来世是不可能有的。在二战之前,日本人的心里还残留着来世的信仰,而二战后日本人相信的还是科学和技术,在科学和技术的信徒面前,和尚和牧师连天堂和地狱、极乐和地狱的观点都不敢说,说了好像就是想赚钱的骗子。现代人不谈来世,连死也不谈了。在人类的思想中,关于死的深刻的思辨是同来世的教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失去了对来世的信仰,也就失去了对死的思辨。现代人对死不再作深入的思考,令人感到好像是极力要忘掉死而活着。如果人们只有现世一生,没有来世和永恒的观念,人就不会对未来负责,对现世承担,人就可能变得为所欲为。
无论科学多么发达,无论现代人如何健忘,无论东方和西方,人类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西藏度亡经》临死不畏,对每个人的临终和死后的途径,提供了可资可信的指导,并对探索人类这个未知的问题作出了合乎理性的回答。伊文思•温慈博士说:“本书将一切伟大信息中的最大信息,带给如今转生于这个地球之上的人类家庭的每一个分子。它向西方人民揭示了一种直到现在惟有东方人民通晓的死生之学。”
实际上,现代的东方人对西藏以及《西藏度亡经》的了解也是相当晚的。直到1983年才有了英译汉的《西藏度亡经》,是由台湾学者徐进夫先生翻译的。徐先生精辟地回答了翻译的重要意义:“我翻译它的主要使命,由于它不但使我们都有一个夕阳无限好的晚晴时节,而且要使我们都有一个不是近黄昏的长晴远景;它不仅要救老人和病人的燃眉之急,而且要使普天之下的青年和中青年,不论男女和贫富,不论身体是否健康,哪怕是即将命终,乃至已进入中阴境界(死后生前)的人,不论宗教信仰为何,乃至没宗教信仰悉皆能有一个精神健全、不幕天堂、不畏地狱、自由自在,天上人间随意寄居,乃至不生不灭、不受生、老、病、死束缚的康乐生活。”
《西藏度亡经》是一门死亡的艺术。它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有一套复杂的仪轨,其中充满了丰富的想像和对未知世界的细致描绘,要想完全搞懂是困难的。但是,我十分欣赏它为死者家属制定的三条规则:第一,不可为死者杀生;第二,亲友不可在遗体附近饮泣或哀嚎;第三,其家人应尽量多做善事,多积阴德。这看似迷信的死亡仪轨,实际上包含了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因素。这也是世界对西藏倾慕的原因之一。

生死流转图

在藏传佛教眼里,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里?或者说,人类生死的法轮是如何转动的?
在塔尔寺大经堂正殿门外左侧,有一幅五颜六色的图案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我伫立凝视,以察其意。这幅图案相当复杂,大圈套小圈,内容庞杂,有些画面十分狰狞。我不止在一个寺庙见过这幅图案,它就是佛教宣扬的生死圈或生存圈,包含了佛教的根本教义和精髓。
且看这幅生死流转图是如何讲的。
生死流转图共分四层,由简单到复杂:中心层是一个大圆;第二层分两段;第三层分五段;第四层分十二段。
我们在分别看看每一层的内容。在中心层的大圆里,画着三个动物:一只鸽、一条蛇、一头猪,分别代表贪欲、瞋和痴幻。第二层分黑白两色,分别代表善趣和恶趣。执著于世俗物、喜形于色的人住在白色世界里;赤身裸体和愁容满面的生灵占满黑色空间。第三层用五段说明世间五类生命:人、欲界、地狱生命、畜生、恶鬼。第四层是解惑,主要讲十二因缘,即佛教的因果关系。
在十二因缘中绘制了十二种形象,分别代表一种因缘:盲人,代表无明,即根本愚痴;制陶工:代表行动;一只玩桃子的猕猴,代表识,品尝善与恶;一只船上的两个人,代表名与色,由识而生;六间空房,代表六处,即名色产生了欲想;一对拥抱在一起接吻的夫妇,代表触觉,即因欲想产生了与其缘接触之贪;两只眼睛都被射伤的男瞎子,代表在触觉中产生了盲感;正在喝酒的男子,代表爱、欲,产生了更多的爱好;一只采集水果的猴子,代表取,即爱产生了取;一名怀孕的女子,代表有,即取产生了持续的有;女子分娩,代表生,即生产生了老人;一具尸体,代表老死,即老产生了新的死和相继的生死轮回。
细细琢磨这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不禁使我差点笑出声来,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的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成语也出自于佛经,同样在宣扬佛教的教义。譬如,牛鬼蛇神,人间地狱,七情六欲,生老病死等等。
在佛教的眼里,六道中的生命流转图是最可怕的,因此,这个生存圈被一个头戴五颗骷髅头组成的王冠,面貌酷似阎魔王的两只手和血喷大口抓衔着。这种生死无常的景象,恐吓人,刺激人,也警醒人,就看你如何理解。
除了这个恐怖的生存圈外,我们人类还有别的出路吗?有!佛陀给众生指了一条新路:在生存圈之外,佛陀用手指向两个光轮,一个是宇宙运转之轮,另一个是十分简单的八辐光轮,即象征佛法的法轮。
如何才能坐在塔尔寺的主席台上?我看就是堪破生死。佛学对死亡的研究是相当独特和深邃的。它的独特之处,就是佛教以死看生,要活着的人们珍惜生命,珍惜来之不易的人身。人的一生非常短暂,佛经中以深邃的眼光把人的一生比作行云、流水、闪电、晨露,决不像现实人们对生命的体验。佛教研究死亡的目的,就是要超越死亡。
超越死亡,《莲花戒》说:“平常要怕死,就能做到临死时不怕死。”佛家的怕死,和一般人的怕死本质上有区别。一般人只是贪生怕死,对死是消极地等待,无任何对策。佛教堪破了死,超越了死亡,反而教诲人们充分认识生死规律,清醒地、认真地对待死,做到有备无患,有恃无恐。
就人身而言,死因多而生因少。世人追求享乐,满足六欲,而享乐过度就会损寿。人生活在大地上,离不开水火空气,但地震、水火风灾、气候变化又是致病致死的原因。至于工业化时代的灾难和死因更多,环境污染、水源短缺、恶性病流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造、放射性元素扩散、社会治安恶化、战争加剧、高速交通工具增多等等,无一不是人类生存的威胁。
佛教大谈死亡,看起来残忍,实际上是一种关爱和慈悲。因为,只有知道生命真相的人,才更重视生命,珍惜生命,爱护生命。因此,不敢研究死亡,不敢面对死神,才是愚昧和懦弱的表现。
这就是塔尔寺大经堂墙壁上的生死流转图给我的启示。

第二佛陀

我曾于21年前到过塔尔寺,并有缘看到晒大佛的隆重仪式和壮观场面。在一座山的阳坡上,由许多身穿紫红袈裟、头戴黄帽的僧人,自上而下展开一幅足足有两三个篮球场大小的藏毯,上面织的图案是坐在莲台上的释迦牟尼佛。藏毯徐徐展开,释佛渐现尊容,斯时,槡烟袅袅,法号齐鸣,信众或磕头,或抛哈达,发出阵阵欢呼声。20年过去了,那特别的一幕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深处。
走进塔尔寺之前,首先要经过八座白塔,它们像八位高大威猛的将士,守护着莲花生间的众多宝刹。八座白塔象征着什么?实际上,这是对所有人的一次考试。考试及格者自然心生景仰之意。这就是著名的善逝八塔,或称如来八塔。八座塔记载了佛祖释迦牟尼从出生到涅磐的八件大事,即八相成道:第一座为善逝塔,表示佛祖诞生;第二座为菩提塔,纪念佛祖在菩提树心得道成佛;第三座为转法轮塔,表示法轮常转;第四座为降魔塔,纪念佛祖用神通降服外道魔怪;第五座为天降塔,纪念佛祖在33天为母亲说法后回到人间;第六座是息诤塔,纪念佛祖平息佛教僧侣内部争论;第七座为祝寿塔,纪念佛弟子要求佛祖住世传法;第八座是涅磐塔,纪念佛祖向众生显示万物无常而入涅磐之相。
不管怎么说,我第一次来塔尔寺是没有考及格的。因为,2000多年积累和传承下来的文化,仅仅靠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是无法真正了解和认识它的。对于善逝八塔,我交上了如下答卷:善逝八塔道出了佛教教义的精髓。有生必有死,生命无常;只有修行才能成道,成佛的过程就是降魔的过程;修成正果的菩萨和诸佛要回到人间普渡众生,常转法轮。佛为了度化根机不同的众生,设计了八万四千法门,僧侣不要望文生义,平添烦恼。
尽管我佛教知识浅薄,但在不知不觉中,我竟到过格鲁派六大寺院中的五个:位于拉萨近郊的甘丹寺,是宗喀巴亲自建立的格鲁派在卫藏的第一座寺院;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历史上僧人曾达到七八千人;位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是班禅大师的佛堂;还有青海的塔尔寺。只有一个寺院没有参拜,那是位于甘肃临夏的拉卜楞寺。走路总会留下脚印,百闻不如一见嘛!
塔尔寺建于400多年前,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山大师宗喀巴的出生地。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宗喀莲花山四周峰峦重叠,山形妙如千瓣莲花,具有法轮常转,妙谛永存的象征。塔尔寺占地45公顷,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俨然如一座庄严的城池,素有“第二蓝疪尼园”之称。对于外来者,塔尔寺始终恪守着神秘,恪守着庄严,同时拒绝浮浅,拒绝狭隘。
一代宗师宗喀巴(1357~1419)是藏传佛教史上的一位集大成者。塔尔寺就是在他出生时衣胞处上兴建的。塔尔寺实际上是宗喀巴的一座丰碑。宗喀巴一生治学严谨,著作等身,亲传弟子学问卓越,在培养人才上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宗喀巴以前,藏区只有十几所规模较大的辨经院,大部分寺院无正规学制。宗喀巴之后,在前后藏、川、康、甘、青藏区到内外蒙古草原建起了上千个辨经院,大寺院的学僧达5000~7000人,并建立了大致统一的学制和学科内容,其学术成果可想而知。
他在学术思想上对藏传佛教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把因明、中观等五部和密部四续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被后世公认为“说空百代私事宗师” 、“第二佛陀”。格鲁派作为后来居上的门派,除满清政府的特意扶持外,主要与宗喀巴的建教方略有关:一是戒律严格;二是教学体系严谨;三是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任何修行成佛的法门,绕不过戒定慧。“格鲁”的藏语之意有戒律之意。格鲁派僧侣戒而能定,定而生慧,象征慧的莲花便在雪域高原到处盛开。
距迄今约600年前,经过元末明初的政治动荡,西藏一些实力强大的教派攀附权势,彼此进行残酷的斗争,从而导致这些教派不重视佛经的学习,崇尚邪咒,戒律松弛,骄奢淫逸,胡作非为,使佛教的声誉受到极大损害,藏传佛教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睿智的宗喀巴当然知道宗教放弃信仰、放纵行为会带来什么恶果。他争取上层支持,决心革除佛教界沾染的种种陋习,重拾戒律,净化佛教。他承袭洛桑扎巴大师“注重修行次第,先显后密,显密并重,勤修戒定慧三学”的善规派佛学体系,引导信徒奉行十善,少欲知足,清净自恬,并改戴黄色通人冠僧帽,以示严守戒律的决心。他要求僧侣敬重戒律,提倡苦行不娶妻禁饮酒戒杀生;还令一切随从弟子,日日体察自身有犯无犯,倘有误犯,当即忏悔改正。
这场史无前例的藏地佛教大整顿,不仅震动了宗教界,也惊动了朝野。藏区广大僧侣和信众对他力挽狂澜的精神十分钦佩,以“宗喀”这个地名,加上“巴”的人称代词,尊称他为宗喀巴大师。明成祖朱棣两次遣使进藏迎请宗喀巴大师进京,并面封他的弟子释伽益西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宗喀巴虽然没有进京朝礼皇帝,接受赐封,但他的弟子先后在圣城拉萨建立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使格鲁派在拉萨扎下了牢固的根基。格鲁派执掌西藏政教合一政权后,三大寺对西藏政治和宗教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和谐四瑞图

在塔尔寺的大经堂前,建有一个水池,水池旁有一个奇怪的大型造像:在一棵自然的大树下,站着一头大象,象背上驮着一只猴子,猴肩上立着山兔,兔顶上落着一只鹧鸪鸟。阳光下,蓝天间,树荫中,这四头只动物是那么生动有趣,大象的憨厚,猴子的调皮,山兔的机警,鹧鸪的小巧,是那么不同,但又和谐相处,真是引人遐想。
在佛门圣地,不会出现奇怪的造像。说其奇怪,因为世间没有这种现象存在。印度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很善于用比喻和象征手法诠释深奥的哲理。这个层层相叠的雕塑,一定有其特定的含意。果然,我在10年前买的一本《塔尔寺文化》的书中找到了答案。
这是藏传佛教中的和睦四瑞图,又称和气四瑞或和气四兄弟。这来源于古印度的一个童话故事:古时候,在一个名叫噶喜的茂密森林里,住着鹧鸪鸟、山兔、猴子、大象,它们和睦相处,相敬如宾。有一天,它们吵架了,起因是要分先后,争高低。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几乎伤了和气。聪明的山兔一声不响地听者,心里琢磨着如何平息这场毫无结果的争论。它终于想出妙招,就说:“这棵大树的种子是鹧鸪鸟你带来的吗?”鹧鸪鸟说:“是我带来的。”找到了因,其他就好办了。山兔说:“鹧鸪鸟年最长,应为兄长;种子是由我播种在土中长出来的,是老二;猴子是守候这棵树长大的,为三弟;大象是在干旱之年来浇灌大树,让大树长得更加茂盛,但你来的最晚,是四弟。”山兔的话句句在理,十分圆融,大家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仍然一团和气地生活在一起。
一年年过去了,四只动物又想到,尊老爱幼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真好!我们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善举和功德彩带呀!鹧鸪鸟建议说:“我们应当放弃杀生,诸如花果等有生命的植物,只食无生命的食物。”大家一致提出,要向僧人一样,遵守不偷盗、不淫邪、不饮酒、不妄语的戒条。猴子保证让所有的同类遵守;兔子保证让所有有毛类动物遵守;大象保证让狮虎豹类猛兽遵守;鹧鸪鸟保证让无足、二足、四足等禽类遵守。森林中的动物都遵守“五戒”,于是,这一带无病无灾,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祥和平安。而其他地方却灾害连绵不断。
统治这片土地的国王十分得意地说:“这是我用佛理治理国家的功劳啊!”如同四个动物早期一样,一旦争功,这个国家就不得安宁,人人争功,吵得天下不宁。国王先请来占卜师,占卜师不能答,要国王去找佛法高深的喇嘛请教。喇嘛讲起了事情的缘起,并说:“如果不信,可以到森林中去验证。”
人们按照高僧的指引来到森林中,在一棵大树下站着一头大象,背上是猴子,上面是山兔,最上面是鹧鸪鸟。有画家用最快的速度将此景描绘下来。国王明白了原委,明白四个动物和睦相处的秘诀全在佛理之中。国王下令,将和睦四瑞图挥在宫殿、寺院、甚至百姓家的墙壁上,让僧俗大众、国王、大臣们像它们一样和睦相处,无争无斗,引导他们对和平安定环境的向往和追求。
这个故事如同它的雕塑一样,真好!藏传佛教教义中的这幅和睦四瑞图,不就是人类在苦苦寻找的香格里拉吗?细细品味其中的甘苦,对我们这些世俗之人有益而无害。在处理社会的人际关系上,首先要学会无争,无争即谦让;如果非争不可,也要据理相争,争得合理,才能不失公平,不失和气,最终大家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人生活在世上总要提高和进步,进步要靠修行,修菩萨行,培养慈悲心,受五戒,去烦恼。大家都这样做,社会才能安宁,环境才能优美,生活才能祥和,人们才能长寿快乐!
佛教真会讲故事,佛陀真是好老师。

巴颜喀拉山口

为了于次日晚上赶到目的地,我们没有在西宁停留,直接从机场向东驶去。夜里9点多钟,我们方抵达青海共和县恰不恰镇,这里是南海藏族自治州的州府。小镇已小有规模,但缺电缺水。此镇海拔2900米,大家尚无高原反应,但上楼已感气短。是夜繁星满天,空气清新,我们驻足仰视,北斗在望。这才是真正的天空呀!
高原小城之夜没有机动车的噪音,但狗吠了一夜。由于海拔骤然升高,空气湿度下降,睡得不踏实。
次日一早,阴雨交加。早上6时起床,天色尚暗,寒风袭袭,口能呼出冷气。今天要赶700多公里的山路,途中要翻越海拔5000米的巴颜喀拉山口。提醒同车的彪哥、小炮穿足衣裤。
我们乘坐的是一部三菱吉普车,驾驶员叫古让,是藏族。他昨天从2100公里外的成都赶到西宁,昨天又行了150公里,一早发现吉普车漏油,虚惊一场后,经检查是小毛病。但才让活佛不放心,他与彪哥换了座位,专门坐在副驾驶座上,汽车一动,他便诵起经来。他用藏语诵经,诵得极其认真,我听不懂,但我觉得很好听,很安祥。这让我感到了僧俗处理问题的差异。如果换个不信佛的汉族领导,一定会千叮咛万嘱咐,甚至可能使用吓唬手段。而才让活佛不这样做,他不说司机,只是自己诵经加持。我不知活佛诵的什么经,也不知诵经有没有用,但我们乘坐的这部已行驶了20余万公里的吉普车,自此再没有出过故障,即使在古让师傅一人疲劳驾驶中,一直平安驶达成都双流机场。
途中的第一个兴奋点是玛多,这是黄河第一县城、第一桥所在地。从此上溯90公里,即可进入水网密织的扎陵湖、鄂陵湖,那是候鸟和野生动物的天堂。交通工具和道路的改善,黄河源成了旅游热点,摄影发烧友的天堂。
第二个兴奋点是巴颜喀拉山。藏语中是富饶的青色大山之意。在我的心中,巴颜喀拉山有特殊的位置,她是黄河之源,世世代代与一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民族紧密连接在一起。带着这种文化积淀和民族感情,我们来到了巴颜喀拉山口。地图的海拔高度为5078米,公路牌的标识是4873米。孰真孰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到了这里,亲近了我们的母亲河,向她行注目礼!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达4500米,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它就像一个隆起在激流中的“岛屿”,破坏了大气环流的运动规律,改变了东亚的大气候。高高隆起的大高原阻挡了冷暖空气的南北交换,北方冷空气不能南袭,蒙古高压东北季风影响不到南亚的印度、缅甸等国,使那里冬季十分温暖;夏季,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受阻于青藏高原,暖湿气流不能北上新疆、甘肃等地,使我国西北的气候变得十分干旱。按照地质年代计算,三五百年万前,青藏高原还在海拔高度程1000平米左右,气候炎热湿润,到处是热带森林和稀树草原。我去过的新疆罗布泊、塔里木盆底还是一片汪洋。300万年时间,青藏高原竟上升了3000~4000米,从此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人类的生命和历史与之相比是多么短暂!我们人类的力量与大自然造物之力相比是多么渺小!可惜我们常常产生错觉。
因工作需要和冥冥机缘,我从12岁出疆,在兰州看见黄河后,又先后在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九省分别看到这条长5464公里的世界长河。河源繁星般散落的水网、壶口瀑布浊浪的雷霆咆哮、孟津小浪底水利枢纽锁住黄龙的狂傲、黄河在东营冲积平原入海造地时的奇观,迄今仍印在我的脑海深处。来龙去脉是一句成语,对于母亲河黄河,迄今我只知去脉,而不知来龙,认知自然是片面的。
黄河源是什么景象?不到实地是很难体会到的。我们在巴颜喀拉山高原上行驶了几个小时,一会儿风雨交加,一会儿雨过天晴,一会儿乌云密布,一会儿云开日出,一会儿晚霞满天,由此形成了对黄河源头的直观印象:黄河源头是平原,黄河源头水清清,黄河源头牛成群,黄河源头山如坡,黄河源头云如诗,黄河源头心无尘。去年8月,彪哥、志宇、小炮三人从成都到西宁,经过黄河源头已是午夜,百里高原飘起漫天大雪。眼不见心不明,问及源头的景象,他们只知道黑白,天黑地白。因此,面对源头的美景,同车的彪哥和小炮与我同样因新鲜而激动。
“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山下走过,白头的雪豹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诗人昌耀是如此描写黄河源的。具体说,白头就是千年的冰川,是神州大地的固体水库。有了这座巨大的固体水库,黄河才能奔腾5000多公里,汇入浩瀚的大海。
在黄河源能不能做到心无尘?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黄河源头没有人类制造的垃圾,没有贫贱高下之分,只要不想城里的事,陶醉于当下,心里自然无尘了。说着容易,做到就难了。

牛图腾

许多到过西藏的朋友,总喜欢在拉萨的八角街买一个带角的牛头。这可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那黑与白的天然对比,那直线与弧线的完美结合,那硕大雄健的造型,那静默神秘的气氛,让你不由自主地怦然心动。你所以愿意花钱买下它,并不远千万里小心翼翼地运回家中,将它像神一样供在客厅或书房显要位置,这就说明你心中有一种东西与它暗合,这就是图腾意识。
图腾是印第安语的音译,意为“他的亲族”。图腾大都产生在原始社会时期。那时的人类认为,一个部落和氏族可能与某种动物、植物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或者某种东西掌握着、决定过人类的命运,人们就会将其尊崇为图腾,久而久之,这种神化了的东西就成为一个民族的标志。譬如,蒙古族尊崇白狼为图腾;哈萨克族尊崇天鹅为图腾;汉族人尊崇龙为图腾。
藏族人的图腾是什么呢?凡到过藏区的人,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无所不在的牦牛现象。在藏民的住宅里,在藏家院子的墙角处,在嘛尼石堆上,在寺院的祭台前,你都会发现牦牛的头骨。这是为什么?如果你参加过藏族人的节日,看过僧侣们的舞蹈,还会遇到这样的场面,僧人们戴起牛面具,跳起金刚舞,高僧要向由人扮成的牦牛献哈达,这又是为什么?在藏族宗教艺术的绣织、彩绘中,各种写实和变型的牦牛图案常常成为主题;藏传佛教中的护法金刚就是威严的牦牛大威德神,在宗教祭祀中要跳神牛舞,这究竟为什么?
藏区的牦牛现象是耐人寻味的。要弄清藏民族图腾崇拜的形成过程,让我们回到藏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中去寻找真正的原因。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民族,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即吃什么以维持生命?在青藏高原,气候严寒,无霜期短,务农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而高原水草丰美,自古是牦牛的天堂。所以,高原民族与高原牦牛之间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牦牛为藏民族提供了世世代代繁衍发展的肉类食品和乳制品。甚至可以说,没有牦牛,就没有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民族。
在游牧的藏民族眼里,野牦牛是他们的保护神。尤其在冬季发生雪灾时,牧草被厚厚的冰雪覆盖了,所有食草的动物和家畜陷入了饥饿的绝境。只有野牦牛可以用它锐如钢斧的巨蹄,刨开冰冻的厚雪,自如的啃食牧草。凡被野牦牛踏过的雪地,冰雪最早融化,牧草早早显露。每当雪灾发生,牧人们就会追寻野牦牛的踪迹,饿极了的家畜会吃到救命的牧草。而野牦牛拉出的一座座绿色的粪便,则是随之而来的盘羊、白唇鹿等其他食草动物的美餐。野牦牛就是这样一次次保护了牧民,救了食草一族。
野牦牛成为高原民族捕获、驯化、饲养最早的动物,这似乎是必然的。然而,驯化牦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野牦牛体格高大健壮,身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人体10倍,约在千斤以上,力大无穷,剽悍凶猛。从野牦牛驯化而来的牦牛,虽然经过数千年家养,但自由的野外生活、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它仍保持着十足的野性。在面临死亡威胁时,它会顽强拼搏,用锐利的双角和硕大的身躯与人相争。因此,宰杀牦牛就是一件绝活。牧民宰牛不用刀而用绳。程序是先将牛四蹄捆翻,动弹不得,然后再用一根细毛绳将牦牛的嘴、鼻一圈圈缠紧,让牦牛慢慢憋死。真可谓杀牛不见血。
在藏民眼中,世上有两件如意宝,一件是带领他们前往天堂的活佛,一件是能使他们在高原赖以生存的牦牛。牦牛全身是宝,肉鲜嫩可食,皮可制革,毛可制毯,绒可纺织高级呢绒,牛角可做生活用品,乳汁可饮、可制作奶酪,牛粪是天然的燃料。藏族人自豪地称牦牛为“敖”,即财富之意。游牧的藏族,其财富的多少是用牦牛头数来计算的。可见牦牛在藏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我曾到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市,生活在祁连山中的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藏族人,就是史载的六牦牛部落的一支。世界上现约有1400万头牦牛,92%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而单单这里是世界上著名的白牦牛产地。天祝白牦牛因全身被毛纯白如雪,被誉为“草原白珍珠”和“祁连雪牡丹”,属世界牦牛品种中古老珍稀品种。
如果史料的真伪值得怀疑,那么出土文物则实实在在印证了牦牛图腾的真实存在。1972年6月,天祝天藏族自治县哈溪公社友爱大队7队修建饲养院时,意外挖出了一件谁也没有见过的青铜器。这是一只体积较大的铜牦牛:高77厘米,长118厘米,重75公斤。当时的藏民既没有文物概念,更不知铜质牛的无价远远超过肉牛的价值。他们打算将铜牦牛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幸亏碰上了一个大学者,他叫多识•洛桑图丹琼排,时任天祝县文教局副局长。我2000年进藏时,曾在拉萨西藏博物馆买过多识教授写的一本名为《爱心中爆发的智慧》的书,这成了我学习佛学的启蒙书。刚读此书时,读不懂,一会儿就打瞌睡了。但这本书实在写得好,以后年年读年年有收获、年年有新意,后来竟找到了欣喜的感觉。我曾在日喀则遇到多识教授的一个学生,他说,他在学校德高望重,学生遇见他,都会住步,请先生先过。而先生授课更是大受学生欢迎。多识教授用他渊博的知识,从废铜烂铁中为国家和子孙后代抢救出一件国家级文物,真是功德无量啊!
我有责任记下他的简介。先生生于1936年,笔名多识•东舟宁洛,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朵什寺第六世寺主活佛。曾先后在藏传佛教著名寺院天堂寺、拉卜楞寺拜十多位高僧学者为师,学习了五部四续显密经论和因明、声明等大小五明学科,得到藏传佛教格鲁派学修灌顶及随许的系统传承。后来从事藏语文教学工作,其间自学了汉语言文学。现为西北民族学院藏语言文学系教授,兼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干事会干事、香港藏学会第二届名誉会长,系当代雪域身负众望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
铜牦牛遇到多识教授,也许是天意安排,好像他就在此地等待铜牦牛出土一样。这只铜牦牛实在太美了!不知多识教授第一眼看到它是什么感觉?铜牦牛形体结构严谨、准确,造型古拙质朴,线条优美流畅雄浑中有美感,凝重中有灵气。真是很难用语言形容铜牦牛之美,我们只能借助同在武威出土的铜奔马来衬托它。
有关专家指出,甘肃省有两件动物形象国宝:一件是铜奔马,一件是铜牦牛。二者一动一静,一豪一谦,堪称我国青铜塑造史上卓绝千古的双璧。
由于从来没有出土和绘画记载过铜牦牛,也没有任何规格的同类与之相比,断代成了问题。有的专家说是元代,有的说是宋代,但多识教授坚持认为它是吐蕃时期即唐代的藏文化遗存。不管怎么说,牦牛图腾是藏族文化中特有的现象,它是藏民族和藏族精神的一种象征。我们今天也不敢想像,在1300多年前,就有如此高超精湛的铜牦牛艺术品问世,足以见得牦牛图腾在藏族文化中的影响之深远。
                      
苦行僧

黄河源头的自然风光动人心魄,宗教的存在和力量也令人惊叹!夕阳西下,高原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泽之中。突然,一个苦行僧出现在路边。他身穿紫红色袈裟,外套一件生皮制的长围裙,双手分别绑在两块木版上,他双膝先跪下,然后腰肩臂向前伸展,平展展趴在路上,再用双手撑地,收腹收腿站起,再跪下•••
当他站在我们汽车面前时,我们看清了他的面庞:短短的黑发、古铜色额头上,滚落着汗珠,他大约20岁出头,不会汉语,他对我们的惊讶和热情,露出憨厚的笑容,单纯的眼神里洋溢着求法的坚定和喜悦。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哪里?才让活佛用藏语与他交谈,知其来自150公里外的石渠县,决心用3年时间磕长头去心中的佛教圣地拉萨。他的行为感动和震撼着同行的僧俗众人,大家下车围拢而来,纷纷向这位苦行僧送上供养。常年在川藏、青藏线上跑车的藏族司机古让说,这些供养够他一年的费用了。1000元钱,对于城里的人不过是餐桌上的一顿饭,而这却是苦行僧一年的资粮!没有我们提供的供养,这位年轻的僧人也会平安达到拉萨的。在藏区,任何一个素不相识的虔诚的佛教徒到拉萨朝圣,他可以不带干粮和被褥,沿途的人们只要见他一步一个等身长头地叩向远方,都会无偿地提供食宿,帮助他完成自己的心愿。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共同的信仰――藏传佛教。可以这样说,走进西藏,如果不了解藏传佛教,就不可能了解藏族传统文化,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藏族人民。藏传佛教确实是开启西藏奥秘的一把万能钥匙。否则,你只能是一个观光者,只能猎取一些皮毛,并留下一堆困惑。
在现代化交通工具普及的今天,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这种苦行、这种虔诚、这种坚忍,来表达自己、修练自己呢?在我所去过的许多藏传佛教寺庙,都可以看到这个被内地汉人称为磕长头的礼仪,寺庙前的石头被信众的虔诚磨去了厚厚一层。我想,这与马克思写《资本论》在大英图书馆磨凹地板,与中国水滴石穿、铁杵磨成针的成语故事,都是信仰激发的力量。
据宗教学者尕藏加介绍,俗称的“磕长头”,实际是藏传佛教密法中的一种动功,称为大礼拜法。它既是一种强身健体的全身运动,也是一种表示修练者的虔诚和虚心,防止贡高我慢的密法。行大礼拜法时,要恭敬上师,观想金刚,推开六道,斩断烦恼,默诵密咒,顶礼菩萨。据说,如果平时修练过磕十万个长头的人,临终不会有痉挛的痛苦,而且死后身软如绵。这一初入密法的修练功夫,可以保持虔诚虚心,克己苦身,提升自己,战胜自己,此法门的奥秘是内地的住寺僧和凡人难以想象的。我曾从不同书籍中看到磕长头的描写,在所有进藏的道路上都有磕长头者。
才让活佛说,在喇嘛生活中,有一件比天还大的事就是到拉萨去,康区人称神为“拉”,地为“萨”,称神之所在地为拉萨。拉萨是朝圣者心中的圣城,磕长头到圣城,是一种福分、一种功德无量的行为。
这时我想起了朱志宇。他作为大学毕业的汉人,曾独自跑到四川藏区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修行数月。藏密的这套修行功夫,他一定懂得。我随手作一首小诗发给他:“雪夜过源头,苍茫两不知。今遇苦行僧,同车少一人。”一会儿,朱发回一首诗:“源头印渠本,活水出海昧。滴滴融万江,月轮证真身。”细细品读,还真有一点儿禅味。我瞎想,对于苦行僧来讲,源头是发心,滴滴是磕头,万江是拉萨,真身是成佛。

结缘与惜缘

经过16个小时起早贪黑的奔波,晚上近10点钟终于由青海到达了四川石渠。石渠县位于四川甘孜州最西北端,7万人口,约2万人为僧。石渠处在江源地区,为川、藏、青三省交界处,是青藏高原固体水库的组成部分。这里有藏羚羊和白唇鹿,当然,也有高原狼。雅砻江、金沙江穿县而过,已属于长江流域了。这里冬季漫长,最冷达零下45度。七八月平均气温8度左右。当然,这不是雅砻江流域的全部。
1987年早春,我曾到过雅砻江汇入金沙江的攀枝花市。那里地处川、滇两省交汇处。三月初,气温已高达摄氏30度以上,人们穿着短袖衫,机关办公室开着电扇。街头,高大秀美的凤凰树一片火红,使我这个刚刚离开西北的土包子惊得目瞪口呆!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树啊!国家要在雅砻江下游修建一座大型水电站,坝高将达245米。我来到坝址,河谷和山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仙人掌,碧绿的江水在切割很深的峡谷间咆哮而下。由于知识的局限,我不能从滔滔的江水中听出几千年民族大融合的金戈铁马声。14年后,我调到深圳,再次在同样的季节看到火红的凤凰树,方知攀枝花的气候与珠江三角洲的气候颇有相似之处。
在新开张的香德尼玛大酒店,早已等候多时的藏族僧侣,为每一位客人献上躬身礼、献上笑脸、献上哈达。晚餐是素食,没有酒,酒是僧人大忌。以歌代酒,以茶代酒,照样能表达主人的热忱。
酒店的藏族服务员用不太熟练汉语,演唱了她们下午排练的汉语佛教歌曲《惜缘》。她们唱得不连贯、跑调,没有高低声部,但她们的羞涩、纯朴、真诚,她们的真心,打动了客人。
一个缘字拨动了我的心弦。我们这支队伍昨天还天各一方,许多人素不相识,却一起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共同生活一段时间,这种结合,也许缘来解释最为恰当。心中生情,觉得《惜缘》这首歌词好曲美,便向主持人要来歌词和朗诵词,现抄录如下。朗诵词有四段:
佛说三世宇宙大地,唤醒众生痴迷的心,来听佛理与佛结缘。
不要拒绝佛的教育,那是指引也是智慧,请打开心门广结善缘。
万法唯心,相由心生,专心用心,才能安心。心安人定,必能看清。
缘生缘灭,皆有因缘。心生善念必结善缘,愿与众生互相惜缘。
《惜缘》
你我相识即有缘,面带笑容结人缘。
布施欢喜种善缘,你对我错相惜缘。
顺我逆我消孽缘,生老病死了尘缘。
果报好坏皆因缘,慈悲喜舍修佛缘。
在中国,“缘”是一个人人爱用、可能人人不懂的字。反正约定俗成,缘有善意,是个人人皆大欢喜的字。我们看看大学问家季羡林是怎样诠释“缘”的。他说:“缘分一词似乎有点儿迷信。如果我们换一个词儿,叫做偶然性。似乎就非常妥当了。缘分也罢,偶然性也罢,其背后都有其必然性。佛家讲因缘,中国老百姓讲缘分。我不是宗教家,但缘分我却是相信的。原因何在?原因就是你非信不行。哲学上讲偶然性,你能把偶然性说清楚吗?偶然性其实就是除掉迷信成分的缘分。”
大师就是大师,这种命运、缘分、偶然性、必然性的抽象概念,季羡林用几句话就说透了。
回到现实生活中讲,朱志宇是我的校友,我离校他进校,20年后在广州见面。继而,与彪哥、小炮相识,继而便有康藏礼佛之行。见面是有缘,相处是结缘,相互欣赏是善缘,处久信任是惜缘。是晚,朱志宇又发来一首诗:
僧俗同游涅磐境,诗雪两赋高原魂。万川金壑秋戏弄,暖意浓煞万里人。
想想自己与雅砻江的缘分,也即兴诌诗一首:
侧视雅江论浊清,瞎子摸象全貌昏。此生有缘游康区,莫使生命负乾坤。
诗缘里有什么?有立志消孽缘,有修行了尘缘,总之,无论同行者,还是作诗者,大家与佛有缘。佛为何?佛不是偶像,佛是老师,佛是觉悟。可以这样说吗?我们一行生命与觉悟有缘。

头疼遐思

一夜无眠。原因非兴奋睡不着,而是头痛欲裂。石渠县城的海拔4230米,比拉萨高出600多米,焉能安睡?
无眠也得起床,礼佛还没有开始呢。僧俗一早相见,各个面色灰暗,嘴唇发紫,口干舌燥,脚软气喘,甚者口鼻流血。这个僧俗混合团中,年长者70岁,超过50岁的几乎占到40%,大多是第一次到西部高原,没有高原反应的真实体验。
我曾有两次进藏的经历,最高到过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也到过海拔4000米以上的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经历获真知。因此,海拔在我心中很具体,温度、湿度、气压、含氧量对人体心、肺、头、四肢的影响,了然于胸。50岁进入青藏高原,不吃药,不吸氧,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也算是一种资本吧。
身体的剧烈反应使有些人的信念开始动摇。即使信念坚定者,也会一遍遍垂问:藏民族为什么会世世代代坚守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他们为什么不到低海拔的地区生活?
是的,这是一个牦牛才能生存的高原。藏族人民世世代代在树木不能存活的地方悠然自得地生存下来,支撑他们的精神之源就是宗教。现在世界上有3000多万人长期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上。美洲印第安人中有一部分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生活了几千年;秘鲁全国一半人居住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中部高原;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海拔为3630米,我国的拉萨海拔3658米;日喀则海拔3860米。1976年首支长江源考察队,在海拔5800米的雪线下,看到了在山间谷地放牧过冬的藏民。今天摄影发烧友们在江源最好的季节来到这里,把一年中最美的风光展现给了社会。他们难以想像1996年的那场百年不遇的暴雪,出现了活畜互相吃毛、活畜吃死畜的惨状。生命禁区的艰辛,是常人无法体会的。
自从藏民族生活在高原的那时起,他们与自然的较量和融合就没有停息过。人类要在高海拔、气候严寒、空气稀薄、无霜期极短的青藏高原生存下去,首要问题是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藏民族在驯化野生动物方面创造了奇迹。野牦牛最先被人驯化。野牦牛体格高大健壮,身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人体10倍,力大无穷,剽悍凶猛。野牦牛与奶牛杂交,使肉奶两全,这是藏人的智慧,藏族人自豪地称家牦牛为“敖”即财富之意。实际上,牦牛几乎是游牧藏民的全部财产。牦牛全身是宝:从鲜肉到牛角,从内脏到毛绒,从乳汁到皮革,甚至包括牛粪,藏民族都能充分加以利用。
雪域藏人还驯化了野马和盘羊。野马成了交通工具,盘羊成了绵羊。
现在大城市人津津乐道的藏獒,便是藏人驯化的杰作。这种身高如牛、凶悍刚毅、令狼闻风丧胆、让熊豹不敢轻举妄动的“东方神犬”,对主人忠实不二,对职责拼死执行,其中,不能不看出藏人的智慧。在敦煌发现的经卷中,就有公元8世纪前古藏文版的《医马经》、《驯马经》残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在青藏高原生活的藏族人外表是那样的剽悍刚毅,但心肠又像缎子般高贵和柔软。除了维持生活宰杀牛羊外,他们守护和善待高原上的一切生灵。他们世世代代与大自然中的生灵们和谐的相处。为什么藏族人的心肠如此柔软?这就是宗教的力量。在藏区,有那么多寺院,有那么多佛像和经书,有那么多僧侣,有那么多信众,有那么多经幡和嘛尼石,几乎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寺院,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民族文化传承者。佛教的深奥玄妙的义理,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法说教,已融入藏民族的血肉中,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男女老幼的心灵深处。佛教所提倡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对藏民族的生产习惯、消费构成、闲暇安排、为人处世、安身立命、娱乐节庆等都深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定势,是生活在汉地的民族难以理解的。
我在翻阅参考书时,看到《大河行吟》的作者不理解藏民与寺院和喇嘛的关系。在他听说有牧民在接受活佛摩顶祝福后将一生积蓄的财产全部寺院时说:“不知活佛在慷慨赐予牧民来世幸福时可曾考虑他今世的生存?”这在汉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是这样批注的:“此人没有宗教信仰和情结。因此他在江源3个多月里,也没有弄清楚藏民为什么会在只有牦牛才能生存的高寒地区安祥地生活?为什么藏民会对素不相识的外来人敞开自己的毡房,拿出最好的食物,礼若上宾?在沿海和内地,有钱的人多,但缺少的就是善良和慷慨,他们不会向你打开防盗门,更不会向你打开心扉,所以街头到处是叫化子。藏民的意志为什么那么坚强?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藏民的心肠为什么那么柔软?也因为他们有虔诚的信仰。信仰对一个民族是多么重要!以色列人如果没有信仰,他们就保不住家园;维吾尔族如果没有信仰,就会丧失自己的文化。中国人如果没有信仰,就会放弃台湾。藏族人如果没有信仰,就会为一代人致富毁掉自己世代生活的家园。由此而论,没有信仰的民族又是多么可怕!
在这个世界上,做坏事容易,做好事并不易。我们这个僧俗团的近十位成员,不仅出钱,还要亲为,甚至不远万里来到这个世界最高的县城,倍受车马的劳顿和自然的折磨。在那些贪瞋痴人的眼里,简直不可思议!不合逻辑!不符常识!但正是在这不可、不合、不符中,才体现了人的品质和境界的差别,才分出高尚与卑贱、利他与利己、善良与丑恶。他们为善而来,为解困而来,为助人而来。困难就是修行。高原反应不过是对他们信仰的一种测试,对他们品性的一次考验。

嘛尼石

才让活佛为报答施主们的善举,带我们来转了据说是世界最长的嘛尼石墙。在雅江边,才让活佛指着远处的嘛尼墙说,为什么要带你们来此 ,因为佛经上说,隔江远眺此墙,可3000年不堕地狱;磕头礼拜,500年内超越轮回;从石墙体中穿过,可消除1000年贪瞋痴之障。如果绕嘛尼墙一圈,更是福报无量。无论此话是真是假,灵与不灵,信与不信,都是活佛对大家的真情实意和真诚祝福。
佛的吉言,活佛的诚意,使信仰在每个人心中升起。信仰化作力量和行动,大家拿出最大的诚意向佛顶礼膜拜,继而走在转经墙的途中。
巴格嘛尼石经墙宽高各3米,全长1•6公里,由佛塔、转经桶、石墙、佛龛、经幡组成。所谓嘛尼石,就是刻在石料上的经文,是藏传佛教的石质图书馆。纸质、木质、绢质的经文,怕水、怕火、怕兵灾,但石质经文不惧水火和战争,可以保存千年。我们不能不佩服藏族人的智慧。如果中原的历史也有石质的备份,在竹简、木牍、纸张损毁之后,中国三皇五帝的历史就不会残缺不全,后人煞费苦心的考证也可以免了。把信仰刻在石头上,石头就有了生命,就有了信仰。当然,没有信仰,石头也会被砸得粉碎。嘛尼墙是藏族人的信仰长城。是的,只有信仰俱足,人们才会雕刻坚硬的石头,只有信仰不变,人们才会保护和延长他们的嘛尼墙,而不是破坏它。
关于嘛尼墙产生的年代,一份资料说是300多年,而才让活佛说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嘛尼墙的历史,就是当地藏族人的宗教史、信仰史、生活史,这是最重要的。才让活佛说,这个季节正是藏民游牧四方的时候。到了冬季,大雪覆盖四野,来自四面八方的信徒,在皑皑白雪上,或走或跪或磕长头,严寒丝毫催不垮他们礼佛的信仰。
在层层叠叠的嘛尼石墙中,夹着一段转经墙。我们依次转动直径40公分、高80公分的铜质经桶,直累得臂腕酸痛。总共570个铜质经桶是上海一位居士捐的,据说每个经桶中都放着若干咒语。试想想,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都来此转经,这位居士的功德该有多大!
3.2公里,在海拔4200米的高原上,我们走了1个半小时。蓝天之下,绿草丛中,信仰之上,无眠的疲惫,隐隐的头痛,松软的腿脚,竟一扫而空。这也许就是放下的方便、信仰的力量吧!在藏区,每一个寺庙都有嘛尼堆。距石渠县百公里处的青海玉树州吉古镇寺,那里的嘛尼堆的嘛尼石竟有26亿块之多!又是一个世界之最。嘛尼堆是怎样垒起来的?寺里有一个老阿妈,当她的丈夫去世后,她向寺庙捐出了所有的牛羊和财产,每天的工作就是背运嘛尼石。自文成公主进藏路经这里,当佛教的信仰建立起来之后,一代代人就如老阿妈一般,用一生的生命去建自己的信仰大厦。知道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你能不相信嘛尼石是有生命的吗?

隐修者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才让活佛的车停在一条宽谷里。在一座石山的半腰上,有一个用石料木材玻璃牛粪为材料建成的小屋,外表及其丑陋,一条小路通往其上。才让活佛指着小屋说,里面有两个僧人已闭关修行24年,很了不起!就是说,他们24年没有离开过小屋。“大家可以上去供养,由僧人念经加持。
据说,两位闭关多年的高僧,已多年不说话,只诵经。我没有钻进那个低矮的石窟门,很难想像24年与世隔绝的僧人是什么尊容?听进屋的同行说,在狭窄简陋的空间里,两个看上去年龄在四五十岁的藏族僧人,身上好脏,屋里也脏,他们面无表情的盘腿而坐,不说一句话,以默经加持表示对供养人的感谢。
不亲眼所见就凭空发挥,这是写者的羞耻。我为自己的一时懒惰,付出了头脑空白的代价。我只好求助同行的香港青年夏伟光从香港传来照片。看到照片我心里踏实了:两位僧人最多40岁,他们席地而坐,衣着朴实,但不裸露。短短的黑发下,帘眼低垂,双唇紧闭,下颌尖削,气色并不难看,一副入定的样子,并不因外来供养者的闯入而情绪波动。
很难想像,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坚忍的意志,怎样熬过24个春夏秋冬。按时间推算,他们闭关时只有一二十岁,他们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青春?他们的一生有意义吗?值得吗?
我曾经看过一些修习密法的书,说实话,看不懂,因为没有切身体验,难辨真伪。我也曾向修密的成就者询问感受,他们说,无法言传,不可思议,妙不可言。我想,了解隐修者的法门只有两条,一是自修自证;二是从大量研读中间接感知。
詹姆斯•范普拉是世界知名的通灵大师,他在《与天堂对话》的著作中是这样描述禅修的:
什么是静坐冥想?简单来说,冥想就是集中意识,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沉默是一切的开始。当我们集中精神,倾听内心微小的声音时,我们就在与那个沉默的世界做沟通。基本上,我们关闭了每天接触的物质世界,进入一个内在的心灵世界。将意识集中在内心世界时,我们对自己的意识开始增强,而多元化灵界的灵魂便出现了。我们变成了一个完全的整体――我之所以为我,无限无垠的我。在那个完整的自我中,我们抛弃了二元化的观念,那是区分我与神性的观念,也是消极、负面、焦虑、悲伤、苦恼与失望的来源。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真实的内在的自我,这一切焦虑都可能成真。
当我们静坐冥想时,我们使用到宇宙的能量,这些宇宙能量给我们心灵揭示,也给身体补充能量,这些能量集中在心脏能量部位。当我们静坐时,无条件的爱就会充满我们的内心。静坐的次数越多,爱的光芒也会越来越强。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些人充满爱心,有些人充满苦心。一颗苦难之心,只有在他们的心灵变得明白起来时才会消失。而心灵由苦转爱,正是这个世界上最艰巨的工程。
对于身与心的关系,我是有世俗体会的。身在一个充满金气和喧嚣的经济特区,就职于一个看似从事文化实际热衷商业的媒体中,创业时是身苦心甜,守业时是身闲心苦。身苦可以一时,休息一晚或数周即可恢复,而心苦是无时无刻在折磨你,甚至在梦中也不让你安宁片刻。这种苦恼说不出,说了别人也不理解;这种无奈排不掉,因为你的心念时时刻刻都在产生。我只好用“不是辛苦,而是心苦”来解嘲。而在这个利欲熏心的世上,又有谁能体会出一字之差间的鸿沟呢?身苦的原因是运动过度,心苦的原因是静不下来。而静坐冥想就是让你静下来。所以说,世人不修好自己的这颗心,一生难有安宁之日。
作家雪漠是这样感知隐修者的意义的:
虽然时代如戏剧般更替,历史也频繁的翻动页码,但香巴教法的真正实践者却信守心中的净土,默默念诵属于自己的仪轨和真言。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很微弱,一些时候,他们虔诚的念诵甚至被喧嚣的时代噪音所湮没。在光阴如流水、众生如过客的数百年间,没人关注他们,很少有人向他们顶礼膜拜,甚至佛教史家也忽略了他们。岁月的尘风自可以呼啸而过,却吹不熄他们心中的信仰之火。他们在充满喧嚣的都市,在荒寂无人的山洞,在被强权挤压的缝隙,在充满巨大静寂的山谷,观修着自己生命里最珍贵的图腾――本尊。
尘垢在念诵中洗净,灵魂在戒定中升华,生命在智慧里灿烂。没有汗牛充栋的理论,没有喧哗入天的宣言,没有辉煌,没有权势,没有奢华,只有一份宁静和执着。到后来,他们连最后的一份执着也破除了只享受纯净的涅磐之乐。

鸟鼠同穴

离开僧人的闭关室,汽车淌过山谷中的一条河流,转而向一座高山驶去。天空乌云密布,阳光被锁在云中,更显得眼前山体的高大。山坡上绿草如茵,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老鼠打的洞几乎连成一片。盘旋在空中的苍鹰,不知是不是老鼠的天敌。
老鼠是草原的害虫。高原鼠兔繁殖能力很强,一年产仔三次,一次产7、8只,甚至10多只,三个月后小鼠兔即成熟,又可繁殖,数量成倍递增。这种食草的锯齿类动物,啃食牧草的根、茎、叶、花、果,对草原的危害很大。据说,56只鼠兔一天吃的草与一只羊相当。草原凸凹不平,坑坑洼洼,都是鼠兔惹得祸。更可气的是,优良的牧草逐步被毁掉,杂草起而代之,加快了草原退化,从而对畜牧业产生不良影响。人类对此还没有有效的办法。人类可以使飞船上太空,但对老鼠泛滥束手无策。
人们更对有经济价值的动物感兴趣。旱獭也是破坏草原的元凶之一,但其繁殖力较低。旱獭的高级皮毛和脂肪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因此有人就借口旱獭破坏草原,要将旱獭斩尽杀绝,这实在是人的本性。旱獭破坏草原,也给藏民带来意外的收获。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草原上,唯一的植物食物就是蕨麻(藏族人称人参果),是一种含淀粉的草根,可煮食或熬稀饭,有甜丝丝的香味。旱獭在它们的洞穴里大量囤积。这是许多无人区隐修者的主要食物。旱獭的洞比鼠兔的洞挖得深,并与鼠兔洞相串通,洞口也大,这就产生了“鸟鼠同穴”的奇观。
草原是一望无际的,除非大山挡住你的视线。由于高原上没有树林,甚至连灌木也难见到,鸟类无处筑巢,鼠洞、旱獭洞就成为它们天然的家。据说,这些动物同居一穴相互取长补短,鼠兔和旱獭可借助鸟的羽毛取暖、覆护幼仔。这种现象使我感慨万分:鸟兽尚且如此,人类为何相煎?为何“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多么可怕!多么悲哀!
人类的可怕,在于人类的滥杀!杀生是佛教最大的敌人,也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法王如意宝的弟子索达吉堪布曾写过一本《藏密素食观》的书,他在开篇中讲了一段发人深醒的话:
放眼当今世界,人们一定会悲哀地发现,曾经以为必然会到来的和平与繁荣,并未如愿以偿地降临人间。相反,太多太多的苦难与悲剧正在全球各地轮番上演: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在世人眼前弥漫起永远不散的硝烟;此起彼伏的瘟疫与饥馑,横扫东西南北的广袤大地;人类正以血腥屠戮和野蛮破坏的方式,一点点蚕食和消耗与我们相依为命的动物圈和大自然。在人类无数种令人可悲可叹的残缺行为中,杀生食肉这一人类的陋习首当其冲。人们在不知不觉、习以为常的肉食习惯打磨下,渐渐将本具的道德良心、人伦规范抛掷脑后,在以文雅的格调、扑鼻的调料、饮食文化的招牌以及营养的需要等等借口中,包裹起一天天的杀戮行为和一堆堆的众生血肉,从而将人性的慈悲和光明心,彻底扭曲和覆藏起来。
若从实说来,人类面临的许多生存问题以及道德困境,其实都与杀害众生、饮血啖肉的生活习俗密切相关。索达吉堪布希望,如能戒杀如素,广植善根,一个理想的、互相关爱、相濡以沫的生存环境,也许就此可以达成;一个理想的人文环境、道德语境,也许同样出现在我们身边。
然而,没有信仰和同样没有畏惧的人类不这么想。他们想杀死老鼠,观赏或驯服苍鹰,吃旱獭的肉,穿旱獭的皮毛,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也希望,如果人类能改掉嗜杀的恶习,共同营造一种“鸟鼠同穴”互不伤害的安全环境,人类社会同样会人人受益。
鸟鼠同穴的现象,使我想起了一桩往事。1975年,在中国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了公元五世纪的共命鸟纹刺绣。共命鸟是一个古老的佛经故事。一只双头向外、双翅微张、单身、单尾的大鸟,佛经中称其为共命鸟。相传这种两只头的鸟,生活在极寒冷的雪山上,当一只头醒着时,另一只头便睡觉。一天,醒着的头可见一朵香花,它觉得吃下去对两个头有好处,便独自吃了这朵香花。睡着的头醒来后知道这件事,非常妒忌。终于有一天,它醒着时,看见了一朵毒花,它吃下了这朵毒花,毒死了另一只头,也毒死了自己。
这个佛教故事的寓意是深刻的,它能勾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在西藏这个全民信教的地区,相信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它告诉我们一个永恒的真理,今天所建的和谐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之间都是一只共命鸟,和谐则生,冲突则死。

智嘎寺

在临行前的资料准备中,我找到一张1971年由国家绘制的地图,在辽阔的江源地区,江河纵横,几乎没有公路和城镇,一些地理坐标,除山名就是寺庙。石渠最大的寺庙是色须寺,而石渠就是色须的谐音。在石渠2.5万平方公里的县境内,解放前竟有大大小小46座寺庙!石渠被称为太阳部落,意为由18个游牧部落组成。想想看,在交通不便、与世隔绝的过去,这些寺庙都要靠当地藏民兴建,这耗去了多少代人的财富?再想想,在平坦辽阔的草原上,各种风格的寺庙依山而建,高大庄严,这是藏民的血和肉,也是藏民的魂和魄,他们怎能不顶礼?怎能不膜拜?
几经在坑坑洼洼的草原上颠簸,我们乘坐的那部坏了后加力的三菱吉普,终于爬上了山顶。举目望去, 大山远方的那片草原,属于长沙干玛乡,是才让活佛的出生地。大山脚下的智嘎寺,是才让活佛出家修行的寺院。智嘎寺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关山险水,与世隔绝。从石渠县城到这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走了近4小时。才让活佛说,过去,夏季骑马,他要走三四天,冬季步行,要花七天。交通的阻隔,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客观上排除了世俗的干扰和诱惑,而一心一意修行诵经,一丝不挂,正是成佛的基本条件。历史上,智嘎寺出了许多大德高僧,环境便是一个因素。
活佛回家了!智嘎寺的全体僧众出寺迎接,僧侣们手捧哈达,排成长龙,法号声中,先向才让活佛献上金色的哈达,再向来宾一一献上白色哈达。十几只藏獒和土狗在人群中穿梭,吠成一片。
下午3时许,才让活佛和果明法师被拥进佛堂,高坐经台,主持念经。一人领,百人诵,伴着清脆的银铃声,庄严神秘。僧侣们毕恭毕敬,礼仪周全。
智嘎寺已有300多年历史。传承莲花生大师,属宁玛派。宁玛的藏意是古、旧,即历史悠久。这座经堂年代久远,面积不大,仅可容纳百余人诵经。经堂顶部中央有一个采光口,除中庭稍亮外,四周要靠酥油灯照明。佛堂的正面墙上,供着佛像,藏着经书。酥油灯的火苗在佛龛前闪烁不定,众佛在火光中若隐若现。莲花生大师被塑成金像,因他是佛陀的转世,被放在一侧。经堂两侧的墙壁上、中间的柱子上,装饰华丽,各种锦制的唐卡、幡带挂在墙上,悬在柱上,上有各种佛、菩萨、法王、度母、吉祥天女,还有八宝法器、坛城、生存圈、佛教典故等,外人很难看懂。藏人喜欢用红、绿、蓝、金色彩鲜艳的颜色,使藏地建筑和装饰具有大喜大悲、既张扬又神秘的氛围,这与汉地是有明显区别的。
经堂之外是寂静的,只是偶尔响起呼呼的风声。牦牛是无声的,默默吃草,但麻雀叽叽喳喳,狗虚张声势,僧侣经声不断,构成了寺庙的交响乐,也许,千百年来就是如此。我们这些外来人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智嘎寺的堪布准备了最丰盛的食物款待我们。酸奶,蔬菜,还有八宝饭,实际只有三宝:葡萄干、红枣、大米。海拔4000米以上,不产这些,全部从外面运来。它们来自哪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葡萄干来自新疆,红枣来自中原,大米来自南方。看似我知识广博,实际大错特错了!其实,这些物品都来自康区,不同海拔所形成的小气候,使这里的物产特别丰富。
午餐后,我们再次回到经堂,举行供僧仪式,每个僧人发一套僧服,发100元。供僧毕,两个年长的僧人,用很小的勺子,舀一勺酸奶,再发一块酥油糌粑和一个红枣,寺外的俗人也来享用。这种小气,多少与寺庙的库房有关系。由此也看到了寺庙生活的窘迫和艰苦。小气是我们外来人的观念。也许,在才让活佛眼里,现在僧侣的生活比他出家的那个年代不知强了多少倍。

孤儿院

才让活佛带我们来到他主持的道场四川石渠县扎格龙寺。当我们的汽车翻山越岭到达时,迎上来的首先是一群孩子。这些孩子我们曾在照片上见过,现在手捧着哈达,绽开高原红的笑脸,眼中流露出怯生生又期盼盼的目光。高原的孩子,不像城里的孩子叽叽喳喳,他们眼睛发亮,默默注视,对眼前的事件似懂非懂。过去照片上交流,现在孤儿们将洁白的哈达一一戴在叔叔、阿姨的脖子上,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慈悲心使相隔万里的人结缘,当下的感觉是心中欣慰,终身无悔。
云朵白,雅江清,草原绿,太阳的温暖,人间的真情。在扎格龙寺旁边的山坡上,一座二层藏式小楼拔地而起,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内部最后的装修。这是周围最新最好的建筑。才让活佛说,在藏区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冬季不保暖,建筑寿命只有10年左右,而用传统的石木结构,不仅冬暖夏凉,寿命可达40年以上。这就是说,这座由爱心成就的建筑,可以救助现在的孤儿、未来的孤儿、现在的失学儿童、未来的失学儿童。佛经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是塔,不能助苍生,房屋是家,可以避严寒。对于失去双亲的孤儿来讲,有个避风雪的家,就等于救了他们的命,功德该有多大!
我们来到孩子们现在使用的教室,没有窗户,光线从敞开的门射来,简直就是一个仓库!果明法师心疼地说:“这样会损坏眼睛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它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道理可以改变现实,但也要向现实屈服。好在现实就要被改变了。才让活佛说,9月中旬,这些孩子就要住在你们为他们建的新楼里了。
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僧俗叔叔、阿姨在一起,孩子们领到了新衣、文具、糖果。当这些小家伙穿上红尼制服,人人精神了、活泼了许多。大家一起合个影,大人在后,小孩在前,咔嚓一下,就成了每个人永久的回忆。
然后,由我为这项功德无量的事件写了两段碑文:
体坚希望小学碑文
四川石渠县山高水险,交通不便,诸多藏民儿童因此失学。香港佛教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成彪热心奔走联络,香港居士李文威发心捐资人民币壹拾贰万元,襄助兴建扎格龙寺体坚希望小学。许居士两次莅临指导,并为学子馈赠衣物、文具。承蒙佛心善举,本校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吉日落成。特立碑纪之。
四川石渠县扎格龙寺活佛
才让多吉立
佛恩慈爱之家碑文
四川石渠地处高寒,环境恶劣,生命无常,数十名儿童痛失父母,饥寒无助。由香港佛教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成彪和加拿大佛教祗桓讲堂法师许成彪牵头,加拿大、香港信徒释果明、李高德、扬启芬、李丽禅、黄碧玲等发慈悲心,各襄助港币叁万元,共计港币一十八万元,并不远万里莅看遗孤。承蒙佛子善举,四川石渠县扎格龙寺佛恩慈爱之家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吉日建成。自此,藏族孤儿沐浴佛光,心生温暖。慈善功德无量,特立碑纪之。
四川石渠县扎格龙寺活佛
才让多吉立

金刚舞

今天的日程依然紧张,先到才让活佛任院长的琅崖五明佛学院供僧,在到阿日扎五明佛学院探访70余名孤儿。
昨晚有梦,说明睡着了。高原反应完全消失了。拉开窗帘,对面山头竟是白茫茫一片。昨夜的雨晚间转成了一场大雪。妈呀,这才是润七月的八月底啊!
有诗人说,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小草经不起冰霜。一夜之间,昨天满目皆绿的群山,现在青一块,黄一块,白一块。也许,下雨天留客,太热情了,控制不住情绪,就下了雪。
在蒙蒙细雨中,汽车谨慎地行驶。突然间,公里上的摩托车、马多了起来,后来组合成一只混合车队,缓缓前行。公路旁,搭起了彩门,燃起了畏桑,芳香的白烟随风飘浮。进了彩门,人越来越多,摩托车和马越来越多,几乎相拥着向琅崖佛学院前进。当法号响起时,身穿紫红色袈裟的僧侣排队迎上前来,最前面的打着三顶黄色的宝盖。才让活佛、果明法师、日照法师被簇拥在宝盖下,其他人被僧侣围住,走向会场。
主会场早已搭好,彩色的帐篷、彩色的经幡、彩色的风马旗,迎风飘扬。会场没有桌凳,主宾坐在坡势最高的地毯上。僧侣们两边相拥,对面是里外三层的藏民。这是他们的节日,是他们单调生活的调色版和兴奋剂。
大堪布宣布欢迎仪式开始。佛学院的学员出场跳起金刚舞,牛头马面,面具起舞,刚劲奔放。舞蹈也是一种语言,它比口语历史更久,功能更特殊一些。金刚舞是一种戴面具的法舞,有强烈的宗教色彩。金刚舞产生于佛教刚刚传入西藏时期,如果按其汲取苯波教跳神仪式的元素推算,年代更久远。据史书记载,金刚舞产生于公元8世纪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当西藏的第一座寺庙桑耶寺落成时,莲花生大师根据释迦牟尼佛密宗四部(事部、行部、瑜珈部、无上瑜珈部)中金刚舞一节,组织跳神法会,驱鬼酬谢神,为寺院开光。金刚舞面具色彩丰富,有红、黄、白、黑、蓝多色,有鹿、马、牛、羊和乌鸦等动物面具,还有僧侣用鼓、釟、长号、唢呐等乐器伴奏,跳者舞姿刚猛欢畅,威严神秘。我想,正如大多数人不懂密宗一样,他们也很难看懂金刚舞,它毕竟离我们太遥远了!藏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只要会说话就会唱歌,只要会走路就会跳舞”。继而,八位学龄儿童跳起迎宾舞,长袖摆动,舞姿稚嫩,节奏明快奔放,又使我们回到现实之中。
接着,才让活佛颂扬了法师和居士们的慈悲心和行善功德,然后,转身向两位法师行跪拜大礼,喇嘛和僧侣们见状,扑通通跪倒一片,行过大礼后,纷纷将手中的哈达抛向法师,刹那间两位法师就坐拥在洁白的哈达之中。围观的藏民以长呜的方式随活佛表达他们的谢意。
才让活佛是当地藏民心中的圣人,所到之处都受到最高礼遇的欢迎。在藏区,他只接受僧侣和藏民的叩拜大礼,他只向他的上师、大喇嘛、大法王行叩拜之礼。今天,他向来自加拿大、广东的法师行叩拜大礼,向来自远方的僧众行叩拜大礼,因为是他们帮他实现了他的发愿。果明法师诚惶诚恐地站起,转身向僧侣磕头的地方跪倒,与僧同拜说:“不敢当,不敢当!”法师说:“受之有过,我们仅尽微薄之力,万难承受如此大礼,今后我们将做得更多。”
果明法师、彪哥和施主们来自香港和加拿大。他们在高原缺氧气短,头痛欲裂,他们起早贪黑,乘车颠簸,他们在藏传佛教的神圣之地,受到那么多法王、活佛、喇嘛、闭关修行高僧的礼遇和加持,也算是他们此生难得的机缘和福报吧!他们为什么越过关山、越过大洋,把体现慈悲心的供养、僧衣、文具、糖果等物品送给高原僧侣?他们为什么能与素未谋面的僧众相聚藏地?实在是四海一家,佛法无边。

果明法师

碑文只记事,而读者更关心人,所以,我便写写礼佛怙主的评传。
果明生于1953年,属龙,20岁时在香港出家。出家时,曾打算10年后还俗,不料为佛教博大精深的学问和普渡众生的理想所吸引,树立了终生皈依佛门的信念。香港回归祖国前夕,许多香港人移居加拿大,果明法师也随师傅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后来,在师父返回新加坡后,信徒四散,佛堂冷清,在危局中,他以极大的耐心和善心,面对华人社会在异国他乡的精神需求,重聚人心,再拢人气,使佛光照亮人心,带领加拿大佛教祗桓讲堂的信众,慈悲众生,扶弱济贫。这次他率弟子远涉太平洋,像当年白求恩医生一样,已在国内捐建5所希望小学。在藏族地区,他常常做随喜功德,为僧侣赠衣,为寺庙捐助,为学僧供养。在亚青寺,看到那么多年轻的僧侣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而诵经和禅修又那么自觉和认真,感慨之余,当即决定向学僧捐助6000斤大米。
果明法师中等身材,生得五官端正,眉宇间有点儿像香港特首曾荫权,只是没有曾那么显得自信。在西宁机场,第一面见到果明法师,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微笑,那微笑中没有丝毫做作、虚伪、不掺水份,它发自内心,蕴含着谦虚、包容、关爱、谅解,让人感到很温暖、很真诚、很谦虚、很舒服。微笑是可以征服人心的。
其实,你与果明法师相处一段时间,上述的生活智慧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印记。这就是真正出家人的内功。果明法师出家33年,严守戒律,慈悲为怀,使他已修成较高品行。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
高原生活对果明法师是一次重要考验。首先是饮食习惯。多年食素,使他不能沾半点儿荤腥。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到经济落后的藏区扶危济困,饮食方成大问题。在路边的餐馆吃饭,荤腥的油烟味儿呛得果明法师苦笑不言。此时,他只能吃一包不用调料的方便面,加一些自带的榨菜。其次是高原反应。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20多岁的小伙子都反应强烈,果明法师勇敢面对,在微笑中与魔鬼较量,毫无失态言行。在我眼里,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克己利众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慈容善言的人。有一句话最能说明果明的法力:“温和能征服温和,,也能征服粗暴”。
我写了一首诗赞颂果明法师:
《七律》
披星戴月供僧忙,
翻山越岭拜法王。
慈悲不惧千山远,
济困勇渡万水长。
昔日解囊助孤儿,
今朝赠衣扶寒窗。
善因慧果德自明,
笑容吉言佛法扬。
记录和赞扬果明法师的文章在《香港佛教》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小插曲,这是我四个月后再次见到果明法师时才知道的。果明法师一向很低调地为人处世。我的文章写好后,他觉得过于赞颂他个人,有些地方用词不当,可能引起误解,所以专门修改了文章,托彪哥到编辑部告诉编辑。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文章原样刊出。果明法师见到后,即刻写信要求登一个启示,弥补一下因处世不圆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封题为《康藏参访缘起》的信是这样写的:
本人承蒙许成彪居士去年在深圳静颐茶馆介绍川藏才让多吉活佛,希望能帮助活佛在寺庙内建一间孤儿院。在今年8月中,许居士发起康藏礼佛参访各大寺庙及供僧团,顺看孤儿院落成及探望小朋友们,随团崔保新老师将我们这次参访多天日志,刊登在《香港佛教》月刊。看到日志后,再回想这个身心喜悦、法喜充满、满城都是僧侣的地方,尤其在亚青寺大丛林,万多人在露天大帐篷修法,唱诵音声嘹亮,使到脑海深刻不忘。在川藏青海一带寺庙僧侣生活非常清苦,听说亚青寺近两万多僧众饮水源受到污染,看到僧侣们用最原始的方法开掘多处水井,期望各位大福报施主发心资助,帮助开发水源,功德无量。
敬佩许成彪居士出钱出力及发大慈悲心,举办康藏礼佛参访活动之后,并刊登照片及报道参访旅程,目的是与大众分享我们这次参访的经历和成果,呼唤对偏远及落后地区寺庙僧众多些关怀。提到每年香港大屿山观音寺方丈融灵老和尚举办斋僧,拨出部分资粮,送到这些偏远寺庙,老和尚广大慈悲心,雪中送炭,默默布施,令我们晚辈尊重。
当看到《香港佛教》第559期的一篇崔老师写的“康藏礼佛记”,涉及的本人的文字后,如“在师傅回新加坡后,信徒四散,佛堂冷清,在危局中•••”,感到内容与事实有些出入,对本人太褒奖。看后心感不舒,惭愧万分。当初曾请许居士不要登出这段文字,出家多年,做事都是平常心。
本人仅代表加拿大温哥华祗桓讲堂众护法弟子,万分感谢许成彪居士给我们布施、广结善缘的机缘,以及崔老师的精彩文笔,更多感谢我们祗桓讲堂主持继声法师对果明的信任,在十多年里宣扬弘法或慈善事业的鼎立支持,感激万分。在众护法弟子们热心的支持下,在2000年发展慈善及教育工作,在国内贫困山区建设18所希望小学及孤儿院,赞助数百贫困学子多年读书杂项费用。
祝福
大众新年快乐,福慧增长,六时吉祥
果明合十
2006年12月中
读罢这封信,我心中充满十分感动。一件被我忽视的小事,竟给果明法师带来不快和不安,也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这是我撰文不严谨的责任。从一封短短700余字的信中,足可以感受到果明法师的细心、谦虚、责己、圆融的为人和品质。当然,文章在加拿大也产生了影响,许多护法弟子通过文章了解了一贯低调行事的果明法师,主动找法师希望今后一起做善事。果明法师这次为才让活佛带来了福音,决定捐助30万元,在康区建第二所佛恩慈爱之家,安置四川石渠琅崖五明佛学院收养的70余名孤贫儿童,并当场与香港的几位弟子发心,为62位康区孤贫儿童每人捐助一件羽绒服,作为新年的礼物。
果明法师、彪哥与才让活佛相约,2007年再赴康藏地区,为两所孤儿院和一所希望小学举行剪彩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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