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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7-09-24 17:41:04
 
 
打开学术视野,坚持独立思考
——陈波教授访谈录
 
 
作者:刘景钊
文章来源:《晋阳学刊》2007年第5期
浏览:736 次
 
 
 

导语:的哲学研究正呈现出并行的两条学术路径:一方面,不断地拓展着学术视野,使中国的哲学研究努力融入世界学术共同体;另一方面,在面向世界哲学主流的同时,坚持独立思考,力图真正体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但是客观地说,这两个方面我们目前做得还都很不够。无疑,这是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实现的境界。令人欣慰的是,国内已经有一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正在积极地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波教授是国内现代逻辑、逻辑哲学和分析哲学领域颇有建树学者之一,也是一位具有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和独立的研究个性,并且怀有积极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责任和情怀的学者。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上的《论蕴涵》、《专名通名理论批判》、《“是”的逻辑—哲学分析》、《分析哲学的价值》、《蒯因哲学的理性精神及其启示》、《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纲领》等重要论文以及《逻辑哲学导论》、《蒯因哲学研究》等代表性著作体现了坚持独立思考的学术品质;他主编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等丛书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打开国际学术视野,推动国内哲学研究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陈波教授简介:陈波,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生于湖南常德,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政教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1994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晋升副教授,1999晋升教授。1997年9至1998年9月,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2002年至2003年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国家科学院共同资助,作为CSCC Fellow在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系与国际知名学者苏珊•哈克从事合作研究;并多次应邀赴台湾的大学和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和讲学;目前正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逻辑和分析哲学。主要著作有:《逻辑哲学导论》、《蒯因哲学研究》、《逻辑学导论》、《冯•赖特》、《爱默生》等。


访谈时间:2006年12月27日
访谈地点:陈波教授家
(采访者刘景钊简称刘,被采访者陈波教授简称陈)

刘:陈教授,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访谈。您是学术界很活跃的一位中青年学者。我最早是从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中的《蒯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那本书知道您的大名的。后来又拜读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您的《逻辑哲学导论》。我还注意到,近年来,您主编翻译的几套学术丛书,特别是您和苏珊•哈克教授主编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为国内学者了解掌握近50年来西方哲学主流的经典著作提供了一套非常权威的文本。当初您是如何产生主编这套丛书想法的?
陈:这要从我到美国做访问研究工作之前说起。2002年,我作为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国家科学院共同资助的CSCC Fellow,在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系与国际知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苏珊•哈克教授一道工作一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想,在那里的一年时间,除了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外,还应该再做点什么事情,于是我想到这样一个计划:国内对西方的哲学著作近几十年已经翻译了很多,不过据我所知翻译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就是谁对某个方面比较熟悉,或者谁同国外某位学者比较熟,就把他的东西翻译过来,那么我们的判断是不是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判断一致呢?我们中间是不是遗漏了某些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引进西方学术权威们对近50年来西方学术著作的评价,看看他们认为西方的哪些著作是重要的,他们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根据是什么?我想这个工作对国内学术界进一步打开学术视野应该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正好当时人大出版社的社长王霁教授听说我要去美国,便跟我谈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意译介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希望了解当代哪些西方哲学方面的著作是重要的,并问我能否在美国帮助做这件事。我们不谋而合,我答应一试,但要求有该社的正式授权,王霁教授非常同意,于是签订了协议。到了美国以后,同苏珊•哈克教授谈了这个构想,她很愿意一起做这件事。于是从2002年3月开始,我们联名向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芬兰、巴西六国的16位哲学家发出邀请信,邀请他们参加“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的编委会,并请他们推荐他们认为近50年来最重要的10本西方哲学著作。我们的邀请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和热情的支持,约翰•塞尔(John R.Searle)说此构想“棒极了”(wonderful),戴维森(David Davidson)的评价是“非常好”(very good)。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哲学家没有接受邀请,最后共有12位哲学家接受了邀请,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芬兰和巴西五国,多数是当今世界一流甚至是顶尖的哲学家,其中包括我们国内学者比较熟悉的哈贝马斯、戴维森、冯•赖特等。编委们尽管都很忙,但对这项工作都很认真、慎重。有些人只严格地推荐十本,有些人推荐十几本,有些人推荐几十本。比如,俄亥俄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波切特教授,自己先列出一个60本书的名单,然后召集他们系里的教授来投票,选出最重要的10本。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感动。后来我在这套丛书出版序言中列出来的那个排名就是严格按照推荐人的选票统计出来的,我这里都有原始文档,那些书的得票没有一点点掺假。我们的目的就想要一个客观的、真实的评选结果。排名第一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蒯因的《语词和对象》排在第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得票最多的第一组里边还包括国内学界原来不太看重或者没有注意到的,或者认为没有那么重要的几本书入选,比如斯特劳森的《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和安斯康姆的《意向》。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我们国内学术界的预料。
刘:安斯康姆的《意向》只有薄薄的不足百页,但在西方哲学界却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这的确使国内不少学者感到意外。
陈:而有的国内比较关注的学者在这次评选中得票却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比如罗蒂,只有一个人提到他。他在西方分析哲学的主流界并不像我们国内那么被看重。
刘:这就说明我们国内学界对西方主流哲学的了解还有一点点差距。
陈:对,是有一点点差距。不过,也有一个原因,罗蒂在西方学院派的哲学家中间不太受重视,或者说很受贬斥。但他的影响主要在文学界、政治界和各种后现代思潮中间。
刘:他在西方主流哲学界的这种地位是同他的哲学本身有关呢,还是由于其他原因?
陈:恐怕主要还是同他的哲学本身有关吧。可能也因为他对西方的主流学术传统常常持批评的态度,他带有某种解构的立场。他的那种做学问的方式,在有些西方学者看来,就显得不太严肃。因为他主要是以一个批判者和解构者的身份出现的。但客观地说,罗蒂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虽然罗蒂在西方分析哲学的主流圈里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是在整个学术界,他的名声非常大。他在学院哲学家之外的哲学领域非常有影响,所以美国“在世哲学家文库”中已经出版了罗蒂哲学卷,这说明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由于编委成员中除哈贝马斯外,都是英美系的哲学家,所以这个推荐名单还主要侧重于英语哲学,就是说,这个名单中分析哲学的著作占的比例比较大,对欧洲大陆哲学的推荐就比较少一点,这是需要在这里特别说明的一点。虽然有哈贝马斯,但他推荐的作品比较少,主要推荐了他的几个德国同事的著作。
刘:福柯是不是他推荐的?
陈:福柯是冯•赖特推荐的。而冯•赖特是处于分析哲学和解释学传统之间的一个人物,哈贝马斯就曾评价冯•赖特是兼有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的哲学家。
刘:所以,他既了解欧洲大陆哲学又熟悉英美分析哲学,兼备了二者。
陈:对。两边的哲学著作和哲学家他都熟悉,都在他的推荐视野之内。顺便说一下,复旦大学的黄颂杰教授在加拿大时就北美哲学界推荐的过去一百年西方哲学最重要的著作也列出过一个名单,我们这两个名单可以互为参照。两个名单大致的看法是一致的。从西方学者推荐的名单中可以看出,他们特别注重著作的原创性。这是西方学术界评价一部学术著作在学术史上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准。他们主要看这部著作到底在学术史上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新东西、新思想。比如,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就提出很多与他的前期的语言图像论很不同的语言游戏论、语言活动论、家族相似等等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再比如,蒯因的《语词和对象》,这是蒯因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这部著作中也有很多原创性的思想,这些原创性的思想甚至体现在方法、概念、论题等等所有的方面。还有古德曼的《事实、虚构和预测》,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一个绿蓝(grue)悖论,他把green 与blue这两个词组合造出一个怪异的谓词(grue),这个谓词能不能外推,能不能对它做归纳呢?这就又引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休谟归纳问题在当代的一个变型。这个问题也引起很多很多讨论。国外有一本文集,书名就叫“Grue!”。古德曼的这本书就是有关归纳逻辑的,它实际上提出一个很专业化的思想、概念和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非常具有独创性。因此,它的排名也很靠前。由此可见,衡量一部作品在学术史上的分量,就是它的原创性。就是一个人能不能通过他的独立思考,贡献一些别人没有想到的或者想得不深刻的新的问题、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在学术史上特别有地位的著作必须是这样的原创性著作。
刘:我觉得你们组织这个评选工作本身也应该是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它对于推动中国学术的国际化功不可没。还有欧阳康教授主编的《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跟您主编的这套丛书可以说相得益彰。而且都是利用你们出国之便,都是在最近几年完成的宏大工程,你们都同时想到了解国外的学术资源哪些是真正有原创性的这样一个问题。
陈:是的,我们俩事先并没有就此交流,但我们的思路、方法、途径基本上是相通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想架起一个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之间沟通的桥梁,想把它们衔接起来。我所做的工作的总体思路就是这样的。这是理解我的好多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脉络。
刘:这是走向世界学术的一个思路。
陈:我们承认我们目前水平还比较低,低就低,你得承认现实。不行就学嘛。总是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嘛。
刘:这就是一种打开学术视野的开放的心态,既不自卑也不自傲,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就努力学习,融入世界学术主流。
陈:北大学报最近要我主持一个专栏,叫“逻辑学论坛”,是一个不定期的栏目。我要把它办成国际性的,邀请国际最知名的逻辑学家为这个专栏写稿,而且稿子必须是我这里首发的,不能先在国外的英文刊物上发过的,在这里发了以后,可以再到西方刊物上去发。我做这项工作的目的就是把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接通起来。因为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慢慢崛起,我们中国学术再也不能关起门来搞自己的一套,而不管世界学术潮流。
我们要知道,国际学术共同体在做什么?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的方法、游戏规则是什么?在弄清楚这些方法和游戏规则之后,才能慢慢地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先当学生,老老实实地学,认认真真地学。学好了,学通了,然后慢慢地参与到国际共同体里边去。开始水平低一点不要紧,这是没办法的事。低并不是什么丑事,我们封闭了这么多年,开放的时间并不算长,对西方的学术规则还不是那么了解。还有一个语言问题,语言功夫不太过关,往往是读还可以,但写起来就困难一些。特别是对他们的表达方式等等都不太精通,写起来有问题,思考起来有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开始的低水平的现实。慢慢学,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在国际学术共同体里边渐渐有我们中国人的声音,再渐渐地贡献出一些比较成熟的思想,甚至产生出像西方那样大师级的人物,或者像我们过去的孔子、老子、庄子这样的思想家。开始我们可能水平低,不入流,那么要想入流怎么办?除了学习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吗?如果把自己关起来,躲在一个小圈子里边,你吹捧我,我吹捧你,那就永远别想入流。我们就应该努力学习,逐渐使自己入流。不是最近有个政论片叫《大国崛起》吗?它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打开眼界,面对真实的世界,从而了解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边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刘:在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独立思考,这就是一个由不行变为行的过程。
陈:对。只有承认自己不行,才会变得行。慢慢地进入,慢慢地熟悉。比如,我开始不会用英文写文章,后来写了两篇,一篇在纽约出版的一本英文书中发表,一篇在教育部办的英文杂志上发了,后者是关于中国哲学的。你想想看,用英文写中国哲学的论文,那是比较难的,费了很大的劲,尽管如此,还是写成了,而且写得还不错,发表了。后来我又用英文写了我与冯•赖特的交往,英文题目是——When a young Chinese scholar met von Wright(当一个年轻的中国学者遇到冯•赖特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写得还不错,将会在欧洲出版的冯•赖特纪念文集中发表。你看,由开始不会写英文论文到会写,然后到用英文写出一篇好的学术论文,这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以后我还想争取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
刘:这样的工作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太重要了。据我所知,除了《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外,您还主编了其它一些系列的丛书。
陈:是的,我还主编出版了《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四种:《形而上学》、《心灵哲学导论》、《政治哲学导论》和《宗教哲学导论》,其他如柯比的《逻辑导论》、莱肯的《语言哲学》等也将陆续出版。据出版社反馈的信息,这套丛书市场反应很好。与之配套的还有《哲学读本系列》也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刘:那么您组织这两套丛书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陈:我曾在《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的序言中写到:这套丛书想覆盖哲学的各主要学科,按最初的设想,哲学的每一门学科选一本比较权威的教科书,同时选一本相应的经典文献读本,其主要意图是:让国内读者知道欧美大学究竟是怎么教哲学的,讲授什么样的内容,是怎样讲授的,教科书如何编撰?以此为国内的哲学教学提供某种参考、借鉴或示范。我还提出,哲学教育应该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具体来说,要回归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回归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回归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同时也要适当关注当代哲学论战。《哲学读本系列》是作为这套教科书译丛的补充而出版的一套经典读本。原先设想的是在引进一本西方哲学教材的同时,也引进一本与之配套的“读本”。比如,若引进一本《知识论》,就同时引进一本《知识论读本》,前者着重阐发该分支的基本理论,后者则选编从古至今在知识论方面有影响的论著,由此引导学生去阅读原著,阅读经典,并与哲学大师一起去思考。后来由于在联系版权等方面的困难,我们决定,干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编选《读本》系列,并加入中国哲学本土资源。
刘:刚才您谈到蒯因的代表著作,蒯因哲学是您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我知道您1994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蒯因》一书,就曾获得了“金岳霖学术奖”(现代西方哲学类)三等奖,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中的《蒯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又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
陈:1998年由三联出版的那本《蒯因哲学研究》后来还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
刘:这说明您在蒯因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那么请您在这里顺便再展开介绍一下蒯因的哲学思想以及对他的哲学的评价好吗?
陈:蒯因是20世纪重要的逻辑学家,也许是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蒯因在《语词和对象》这部著作中,进行了哲学的思想实验。在这个思想实验中,他构想了一种特别的语境,叫做(radical translation)“彻底翻译”。假设一个语言学家,到了一个土著部落,他对这个部落的语言一无所知。他要学会那种语言该怎么办呢?惟一的办法就是与原始部落的人一起生活,看他们在什么情景下发什么音,说什么话,然后猜测土著人在不同情景中说出的词大概是什么意思,并设身处地地去想:我处于那个地位,我会怎么说?这就是最初的翻译,这样的翻译实际上就是一个语言学家把他的语言模式投射到那个土著部落的人的身上。在蒯因的思想实验中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有一只兔子跑过,一个土著人指着这个兔子说“Gavagai”,然后在类似的情景下,语言学家也说“Gavagai”看土著人怎样反应,如此等等。蒯因从这样的思想实验中一步一步地发展出他的各种哲学理论,比如,radical translation(彻底翻译)、翻译的不确定性、指称的不可测知性、本体论的相对性、整体主义的知识观,还提出了本体论承诺、本体论还原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蒯因的哲学从方法到概念到理论有一系列的原创。他给我们的哲学增加了许多新名词、新论题。
勿庸置疑,蒯因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在我看来,他的哲学有三大特征:体系性、相当极端的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最后归宿。蒯因哲学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这突出表现在:他抓住关键论题直入主题的洞察力,清晰、简洁而又严谨、细致的分析论证方法,贯彻始终的理性精神,某些极富独创性和穿透力的思想和学说,以及某些堪称典范的哲学文本。而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来说,蒯因哲学中最有价值、最应该消化吸收的,就是其贯穿始终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对科学的尊重,对语言的关注,对于现代逻辑的成功运用,以及不承认任何终极意义上的绝对真理,面对反例和批评开放的胸襟与气度。我个人的思想受蒯因的影响比较大,在很多地方可以找到蒯因的影子。
蒯因哲学一直是我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今后我还会继续从事蒯因哲学研究方面的工作。最近我与涂纪亮教授共同主编的《蒯因著作集》六卷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3月出版。在研究蒯因哲学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一些实用主义,发现实用主义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深刻的东西,国内学术界先前把实用主义简单化和漫画化了。于是,涂纪亮先生和我一起又共同主持翻译了《实用主义著作集》。原来打算包括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一人一卷,共12卷,后来也是由于版权及其他原因,可能最终出版的是9卷,包括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米德、莫里斯、刘易斯、布里奇曼、普特南、罗蒂。这套丛书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此外,作为赵敦华教授和我一起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点项目“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复兴”的成果之一,我还邀请苏姗•哈克主编了《意义、真理和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由我和尚建新教授负责翻译,由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2月出版。
刘:除了蒯因哲学,您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冯•赖特研究吧?我曾读过您翻译的冯赖特的《知识之树》一书。
陈:是的。1997年至1998年,我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的就是与世界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冯赖特有关的研究。并与他建立了某种私人友谊。冯•赖特去世后,有一个德国教授要编冯•赖特文集,他要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就把和冯•赖特的交往梳理了一下,写了一篇长达20多页英文纪念文章,即将在冯•赖特纪念文集(英文版)中发表。后来,我又把它改写成中文,已经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2万多字。这篇文章中披露了我和冯•赖特交往过程中的很多信件。
我写的《冯•赖特》一书,被列入由台湾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世界哲学家丛书》中,于1998年出版。在该书的结尾,我这样描述了冯赖特的人格和学术:“从阅读他的著作和与他的个人接触中,我对冯•赖特教授获得了这样的个人印象:整个说来,冯•赖特不是像尼采和叔本华那样在学术领域内锋芒毕露、横冲直撞的斗士,不是那种给人以情感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的思想家,而是一位稳健、儒雅、勤勉的学者,一位分析型技术型的哲学家,一位学术圈里的绅士,其睿智、深邃、平和犹如晚年的歌德。在评述他人观点时,他相当周详和平实,很少做惊人之论;对自己的思想则给予全面、细致、常常是技术化的论证。感觉起来,他的写作风格就像一道山涧小溪,流淌得非常自然、平静、舒缓,沁人心脾,启人深思。读他的书也许不会激活你的血液,却会给你“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般的滋润。——这就是我所获得的关于冯•赖特的真实感受。”我的这种描述获得了冯赖特本人的极大认同,他曾经在给我的来信中说,他要把这段描述引入他用瑞典语写作的回忆录之中。
刘:您似乎不仅仅限于逻辑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研究,我还看到过您出版的一些逻辑学教材和普及读物,比如《逻辑学导论》和《逻辑学是什么》。作为普及读物,《逻辑学是什么》写作风格别具一格,很受读者欢迎。那么作为您的专业领域,在进行逻辑教学的同时,您是有意识地去做逻辑学的普及工作的吗?
陈:那本《逻辑学导论》是被纳入国家十五规划的教材,200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今年又被遴选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已经出了两版,以后还会出第三版。而《逻辑学是什么》是列入北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中的一种,2002年出版后至今已经重印了十几次。后来台湾五南出版社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在台湾也很受欢迎。2007年北大出版社还将出版我的另一部普及读物《逻辑学十五讲》。说到普及工作,我是这样想的,在一个逻辑学很不普及、逻辑意识很不发达的国度,做一些逻辑学的普及工作,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受到读者的接受和欢迎,对我来说,也甚感欣慰。
刘:逻辑学可以说是人文科学里面技术性和方法性最强的学科,这恐怕也是让普通人望而生畏的原因之一。
陈:的确,逻辑学是很强调技术和方法的学科,不过,在我的逻辑学教学和普及活动中,除了传播逻辑的技术和方法外,我更看重的是通过逻辑教学和普及来培养、训练学生和读者的理性精神。逻辑学事实上是通过技术性的符号推演方法来追求语言和思维的确定性、无矛盾性、明确性、论证性,以及严格性、精确性、程序性、可操作性和系统性等等。在遇到一个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时,逻辑学要求我们首先精确地确定问题之所在;把该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相对简单的问题;然后逐个找出解决这些简单问题的可以操作的模式、程序、方法和准则;给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检验它们的真假对错,等等。也就是说,它试图把一些理念转化为一套受规则指导的操作,这套操作可以重复,可以检验,有确定的结果。这正是理性精神的体现和运用,并且是西方文化的精髓。爱因斯坦曾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联系(在文艺复兴时期)。”逻辑学所体现的这种理性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因此,在中国研究、传播和普及逻辑学知识,在国民中培植严格的理性精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刘:那么,您又是怎样从逻辑学深入到逻辑哲学研究领域的呢?据我所知,您是国内最早关注逻辑哲学这个新兴领域的学者,并且在这方面从事了自己比较系统的独立研究而且颇有成就,也很受人瞩目。您的《逻辑哲学引论》也是国内最早的一部逻辑哲学的专著吧?
陈:正如你所说,我的确算是国内最早进入逻辑哲学领域的人。199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专著——《逻辑哲学引论》,这本书在出版后被多所大学用作研究生教材。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逻辑哲学导论》,这是一部专著性教材,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阐发了我个人的独立见解。有些观点还比较具有系统性。后来这本书作为“20世纪哲学系列教材”四种中的一种,共同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2004年,在对这本书修订和扩充的基础上,台湾唐山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版,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后,我还应约撰写了《逻辑哲学》一书,它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列教材”中的一种,也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2005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可以这么说,20多年的时间里,我事实上是持续从事着逻辑哲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三部著作,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客观地说,在逻辑哲学领域,自认为还是有所建树的,至于水准究竟如何,还是留给学界同仁和后辈去评价吧。
其实,我的逻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偏向于哲学这个方面。一般来说,逻辑学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偏向于逻辑技术方面,另一条则是偏重于哲学方面。前者更多地与数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研究等等结盟。鉴于现代逻辑技术性很强,中国逻辑学界在这方面整体水平较低,国外的很多逻辑成果连看都看不懂,更谈不上有所研究,所以适当强调逻辑技术方面的训练、素养和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应该如此。但是,不能以此排斥任何其他方式的研究,更不能以某种口号划界,分成不同派别。我始终认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发展的灵魂,也是一个健全社会的灵魂。对于学者来说,重要的不在于说,而在于做。拿实实在在的成果,供他人去评价。情况常常是:当有些人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认为其他研究方式都似是而非时,国外学者却把他们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展了,去以新的方式研究了许多先前从未研究的新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所以,中国学术发展的关键仍然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在广泛吸纳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独立的研究工作;并且,学术共同体之间还必须存在某种分工协作,有人长于这方面的研究,有人长于那方面的研究,各方面的成果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从而提升中国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
刘:您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分析哲学,您主编的《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对分析哲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反思。对于您来说,从逻辑学到分析哲学,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学科联系还是您有意识地拓展学术视野呢?
陈:我曾经说过,从起源上看,分析哲学力图把认识论中的经验论传统、康德的基础主义以及弗雷格在19世纪晚期首创的数理逻辑分析方法和哲学理论结合起在一起。分析哲学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与数理逻辑结盟,把现代逻辑的观念、技术、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之中。因此,很多的分析哲学家是逻辑学家,也有很多重要的逻辑学家是分析哲学家,例如,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克里普克等人就是如此。我的硕士专业方向是西方逻辑史,多年来也一直讲授逻辑史方面的课程。由于有这样一个研究背景,当我去研究一位逻辑学家的逻辑思想时,不可能不研究它的哲学思想,于是我的逻辑史研究很自然地就延伸到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上。在这方面,我主要研究蒯因的思想,同时也研究冯赖特的思想。在蒯因上用的功夫较多,对其思想的认同度也较大。
刘:我曾拜读过您的一些学术散文和随笔,感觉到您的学术视野似乎并不限于专业范围。那些直抒胸意、鞭辟入里的学术散文、随笔同样给人以典雅大气、文情并茂的感觉。比如“我在故我思”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独白写得就非常好。平实质朴而又很深入地袒露了思想者的精神境界,勾画出了一个当代学者的品质。它既有国际视野,同时又能立足于自己的学术领域,可以看得出您是坚持走一条个性化学术道路的学者。
陈:除了你刚才提到的“我在故我思”,这几年我还写了几篇类似的随笔,比如“学问家和思想家”、“照着讲与接着讲”,“论证是哲学活动的本性”等。台湾一位学者看到我为金岳霖的《论道》写的导读文字后说:“你这个导言写得真棒”。
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原创性著作的问题上来。从那套丛书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出,学术史上最有价值的著作都是深刻的,能够启迪人的思维,能够刺激人的思维的,能够引起人们不断反省的原创性的著作。所以衡量一个哲学家的品质和他的分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原创性。就是看他是不是能独立思考,是不是能提出一些别人从来没有想过的、从来没有说过的、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的一些思想,哪怕这些思想有考虑不太周到的地方。哲学往往不是以真假对错来区分一个哲学家的好坏的。哲学的理论不是经验描述,它没有一个比照的标准。哲学理论的判断标准不是真假,而是它深刻不深刻,对人的思想有没有实际启发和智力批判的作用,它能不能引起人思考,引起人反省。如果一个哲学家能够做到这样一点,促使人去想原来没有想的问题,或者原先想得很浅显的问题,那就是深刻的哲学家,好的哲学家,例如,休谟。休谟提出归纳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经验知识的有效性问题,它有没有普遍必然性?如果有,它的根据、来源、基础在什么地方等等。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所以康德说,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休谟还提出了另一个休谟问题就是事实与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指:我们能不能从S是P,推出S应该是P。一个是事实陈述,一个是价值陈述,那么,“是”和“应该”之间,事实和价值之间能不能沟通?如果能沟通,它的根据、原因、基础、标准等等是什么?如果不能沟通,它的原因、标准、基础等等又是什么?这两个休谟问题至今我们都在回答,都在思考。我的朋友,也是老乡,孙伟平写过一本书叫《事实和价值》,就是想探讨这样的一个休谟问题。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史上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很多先驱者在当时是非常不受重视的,甚至是生活在贫困交加之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因为我是搞逻辑的,所以对他更熟悉一些。皮尔士生前是非常郁郁不得志的。他大学是学化学的,大学毕业后在海洋测绘局里边工作。他一直想在大学里找个职位,也确实在某所大学任过一段很短时间的教师,但后来该校校长搞了个全体教师解聘后重新聘任,结果是除了皮尔士,其他所有的人都被重新聘任。所以他生前非常不得志。他的晚年是在贫病交加中渡过的。但他是一个很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还在数理逻辑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在符号学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也很有建树,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百科全书似的人物。
刘: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生前不仅不得志,甚至常常受到当时的学术界的批评。
陈:是的。一些原创性的人、独立思考的人常常又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导致被批评的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吧:第一是他的思想先行,由于他的思想的原创性,他的思考可能比别人远一点,深一点,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一些问题,因此不被同时代人理解。第二,原创者由于是原创,其思想肯定有不成熟的地方。他的思想里边肯定有缺陷、有漏洞、有叙述不当的地方、有想得不周全的地方、有偏激的地方,加上论证、阐述过程不是那么严谨,为此就容易受到批评。当然不能把批评都看成是非善意的。第三就是他的人格特质,独立思考的人,一般来说,他的人格都比较特立独行。因为要独立思考,他必须要有主见,所以他往往同周围左右的关系就可能不容易处理好,他可能不会那么随和,他不善于那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特别是当他的各个方面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时候,他想往外突,周围的人就会有一个反弹和压力,所以独立思考者的人格特质也会给他带来一些麻烦。
刘:是不是还有一个相关的方面,就是由于他要独立思考,他就可能要批评别人的东西,而有时候批评别人的东西又过于尖锐,过于不留情面,也会造成自己的孤立,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陈:对,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说,有些独立思考者常常具有尖锐的攻击性。罗蒂就是这样的。罗蒂手持一把大斧头、大锤子砍向或锤向整个西方的思想传统。这样就会引起大家反感。当然,他有时候锤得也不一定恰当。独立思考者常常会有攻击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并鼓励独立思考,因为我们中国的学术原创性的东西太少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独创性的人常常不容易被人理解这个问题推向极端,我在给学生上课时也经常提到,先驱者往往是寂寞的,天才往往是寂寞的,但寂寞的人不一定是天才。所以我曾跟学生开玩笑地说,你不能由于有“天才寂寞”这句话,然后就说,老师我寂寞,所以我是天才。不能这么推理。这是犯了中项不周延的毛病,三段论的中项不周延是推不出来合逻辑的结论的。
我们虽然强调学术工作最有价值的是原创性的著作。但是,也应该承认,有许多诠释性的工作、史料性的工作也很有价值,诠释得很清楚、很严谨,史料很准确的学术著作也非常难得。因为我们的文明要传承,离开了这样一些工作是不行的。比如,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最有代表的就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当然,冯友兰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有《贞元六书》,但《中国哲学史》这样的诠释性著作也非常有价值,里边也有他自己的很多东西。他用他的眼光去整理诠释史料,而且诠释的比较准确,比较到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大概绕不过冯友兰吧。事实上,我们国内比较注重这样的学者,比如说有康德专家、海德格尔专家、胡塞尔专家、黑格尔专家等等。这些人都是思想史上的巨擘,他们的著作在学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往往也很难懂。所以需要有一批人来对他们的著作进行研究、诠释等这样的工作。再比如,对马克思哲学,如果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他的文本、诠释他的著作,然后用研究者自己的语言写出来,再给读者阅读,教给学生,这样的工作也是很有价值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去系统地去阅读胡塞尔、系统地去阅读海德格尔,有些人就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研究海德格尔,研究胡塞尔,研究康德,研究亚里士多德,然后把他们的研究对象及其成果以准确系统的方式诠释出来,阐释出来。很多历史的研究,比如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世界哲学史的研究、逻辑史的研究,这样的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只要你的工作做得严肃认真,也是很有价值的,也应该得到学术共同体的尊重。事实上,从事诠释性研究是需要有很高水准的,没有水准的话,对诠释对象看都看不懂,更无法把它准确、系统、严谨地诠释出来,就别说研究了。因为我们的学术就是在这样的文明传承脉络中传承下来的。我今后几年就想去做这样一个工作,具体地说,就是做逻辑史的研究。
刘:其实,许多原创性的研究往往也是在您说的准确、系统而严谨的诠释的基础上进行的。就是说,只有在继承了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创造。而这种带有基础性的诠释工作实际上是传承学术传统所不可缺少的。
陈:是的。我们看到,有些民间学者动不动就要提出很多新的思想,提出新的体系,而他们的这些“新”东西常常很难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置于一个学术传统之中,置于一个学术源流之中。对于前人做了些什么,他不知道。这里有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一个人不能平地起高楼,特别是学术研究,应该是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他才会看得比巨人高一点、远一点。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强调要进入一个学术传统之中,进入一个学术源流之中,应该首先受到必要的严格的学术训练。在理解先贤大哲的著作的基础上,再来谈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需要长时间的丰厚的积淀。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可能到五六十岁的时候才刚刚“懂事”,就是说这个时候刚刚进入比较成熟的研究状态,或者说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做出有学术水准的成果来。以前的很多工作带有初创的性质、奠基性的。当然,人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前面的工作也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个严谨的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工作还是在有了丰厚的积淀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要把自己的工作置于学术传统之中,置于学术源流之中。同时要受到必要而严格的学术训练,然后你的工作就是在对先贤大哲研究的基础上对有些问题作出必要的回应。你不能、事实上也无法撇开所有这些东西去搞自己的东西。如果这样搞出来的东西是不会有人理睬的。
刘:我觉得您说的这点非常重要。有些民间学者往往是还没有真正进入学术语境,却自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标新立异的,其实是由于他不了解学术传统和学术源流,他们想的东西有很多是历史上的先贤大哲们早已想过甚至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或者他们提出的根本就不是学术问题。
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打开学术视野,打开学术视野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学者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是怎么干的。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也就是说,要进入一个学术传统之中,要进入一个学术源流之中,要进入一个学术共同体之中,要进入到一套学术规范之中,要进入到一套游戏规则之中。然后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之下,在丰厚的学术积淀的基础之上,你发现什么问题是重要的,什么问题值得研究,你自己的研究,大概在整个学术框架里边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学术地位,然后确定自己应该怎么去研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研究才能被学术共同体所接受。有些民间学者对所有这一切什么都不知,什么都不管,就乱说一气。有些人动不动就试图搞出个囊括天地人宇宙万物一切的体系,我就禁不住要直言不讳地问一句,你懂这么多吗?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完全是过时的,这样做下去根本不会有什么成果的。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不对,思路不对,路径不对,这样做下去肯定没有出路。我通常对这种做法是不太客气的。总之,真正进入学术共同体的门径就是应该首先使自己进入一个学术传统之中,了解学术源流,接受必要的学术训练,然后去研究一些比较实在的问题。一个一个问题来研究。
刘:常常有这样的反差,越是不了解学术传统、不了解学术源流、没有什么学术训练的人,胆子越大,越喜欢构建宏大体系。反而在学术圈子里的人,往往比较谨慎,甚至比较谦卑,他们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学术传统了解越多的人,越感觉到自己的无知。
说到这里,我想到您的一篇叫做“学问家和思想家”的学术随笔,那里对两种类型的学者进行了有趣的对比。
陈:有些学者偏向于我注六经,我把这样的人叫做学问家,另外一些学者偏向于六经注我,就是总想说一点自己的东西。我把这样的人叫做思想家。这两者各有长处。我们就以李泽厚为例,李泽厚早期的学问,受到学界很多指责。但在我看来,李泽厚还是一个很优秀的中国学者。他确实想在已有的学术传统基础上,用自己的脑袋说一些自己的话。并且总的来说,我认为他的工作还做得不错。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正是他最火的时候。他当年那本《美的历程》写的那么文采飞扬、大气磅礴、行云流水,堪称美文。但你不能说他没有学术含量,那里的学术含量非常浓厚。还有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等。我认为,在中国学者里边,我们仅就建国以后的学者来说,把学问家和思想家两者结合得比较好的,李泽厚应该算一个。如果说老一辈的学者,那么冯友兰当然算一个。作为一个原创性的哲学家,他有《贞元六书》,作为哲学史研究者,他有《中国哲学简史》,那本小书可称得上是“大家小品”啊。非常有学术含量,写得非常好。他还有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五卷本的,七卷本的等等。我想不管人们怎样评价他的学术地位,但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你无法绕开冯友兰。还有金岳霖也是一位两者结合的好的典范。他在学术史上是最早把现代逻辑传入中国并且取得很大成效的人。可能当时也有人做了同样的事情,但是没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并且他还培养出很多有成就的学生,比如王浩、沈有鼎、王宪钧、周礼全等等。他主编的那本《形式逻辑》写得很严谨,很系统。他的《知识论》和《论道》是想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问题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原创性,有相当的学术水准。
实际上,在我们国内一直有两种研究方式的争论,就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就是强调学术传承,强调学术规范,强调打基础、下笨功夫、严格、严谨等等。但是这个方面有时候如果强调的过度了就会弄成,在他的著作里就只能看到别人怎么说的,就是看不到他自己怎么说。那么六经注我呢,假如你没有足够的学术传承,你没有一定的学术训练,你没有进入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之中,那就容易流于胡说,或者流于很不可靠的观点。两种研究方式各有长处,各有偏好。如何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者结合得很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过分强调某一个方面都会出问题。如果老是强调不严谨、不扎实、训练不够、素养不行,那什么时候是个够啊。人类的知识像汪洋大海。当我走进书店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就有一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感到一种莫明的惆怅和悲凉的心情。我想自己写了几本书,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嘛!还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边,不知道有没有几个读者光顾它。那么多的书,你就是皓首穷经读一辈子也读不完啊。读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而且历史上好多经典还是年轻人创造的呢。休谟写《人性论》的时候才20几岁。维特根斯坦写《逻辑哲学论》的时候,他说他没怎么读过多少哲学史上的经典。过于强调我注六经的方式,是会遇到极大的挑战,但是过于强调六经注我,有时候真的会导致胡说乱说,不着边际的瞎说。所以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当初我研究蒯因的时候,是从认真读他的著作和论文入手的。蒯因写了20多本书, 100多篇论文,我把他的这些书和论文一本一本、一篇一篇读完。但是研究蒯因的著作在不断地增长。永远有无数的新文献像山一样堆在那里,等着你去读。如果这样读下去,何时是个头,那也不是办法。我想,那些研究蒯因的著作不是也是读了蒯因的著作写出来的吗,他不是一个人,我不也是一个人吗?我就不能自己想点自己的东西吗?所以,特别是在知识爆炸,出版物爆炸的时代,如果要过分的强调我注六经,强调理解、强调读啊读啊,就是穷尽了毕生的精力也只能读沧海之一粟。那怎么办,就是应该创造性地去读,独立思考地去读,争取读出一点自己的东西来。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读经典文本。这也是我策划《哲学读本系列》的目的,就是要面向经典,与大师一起思考。现在我们的学术出版物里边有一些是原创性的经典性的作品,有很多是延伸性作品,还有一些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和面,再加水,稀释再稀释,稀释到没什么东西了的作品。那样的东西就可以不读。
刘:您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经过反复加水稀释的作品没有什么营养了,所以读不读都无关紧要。
陈:所以我主张,主要是读经典性的作品,然后选择性地读一些延伸性作品。至于那些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和面的搞成稀粥的读物,有时候作为消遣性的东西也可以读一读,因为如果老是读那么艰深的东西也很累。
刘:能不能这么认为:《逻辑哲学导论》和《蒯因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迄今您在逻辑哲学和分析哲学研究领域里的学术水准,它们可以说是您到目前为止的代表性著作吗?
陈:可以这么说吧。如果说我做了什么研究的话,那么真正代表我的研究水平的那就是这两本书以及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七、八篇论文。至于他们达到什么样的水准,我自己不好评价,应该交给学术共同体来评价。
刘:陈教授,今天同您的一席交谈,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作为一个从事逻辑和分析哲学研究的学者,您有一种很开阔的国际性学术视野和独立的研究个性,并且怀有积极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责任和情怀。这促使您在不断耕耘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同时,常常会拨冗投身于策划、翻译、出版、介绍和普及当代世界学术主流的工作中,老实说,我就是您这些工作的受益者之一。按照惯例,在访谈结束时,您能对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做一个评价吗?
陈:的确如你所说,这些年我是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策划主编一系列丛书中,隐藏在所有这些工作背后的动机是:进一步打开我本人和国内学界同仁的学术视野,使我们自己明白国际哲学界在做些什么,是怎么做的。我觉得,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逐渐崛起,中国应该有与大国地位相配的学术地位,不能老是游离于国际学术共同体之外,关起门来自搞一套,自己爽,我们不知道别人在搞什么,别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中国学术要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之中去,逐步发挥其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先要老老实实地了解情况,老老实实地学习,弄清游戏规则,积聚实力。
至于说对自己的评价,这应该是由学术共同体来做的,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以学术为志业、把学问当作自己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的人,我不善于与他人打交道,更不善于当前在中国学术界特别管用的“运作”,我就以自己的方式把学问做下去,生存下去。
总的来看,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自以为,自己确实一直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工作,对此我问心无愧。至于具体成果,由于基础差,能力有限,说不上有多么重要和多么突出,但自认为还是做了一些有一定分量和价值的事情,发表的一些论著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所写的书还卖得出去,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了,胸中自有定见,对自己和自己所做的工作有一个基本的自信,我不认为我所做的工作有多么的了不起,但如果有人要把我的工作贬低为多么不了不起,甚至多么的糟糕,我肯定也不在乎,因为我自认为它不符合事实。总之,我就按我的方式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在走着,我在做着,我在尝试着。我自己打算,抓住50岁以后的时光,好好努力,至于能够做成什么样子,且不去管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重要的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往前走,其所作所为,能够说服自己,能够对得起国家提供的这个职位和这个饭碗,就行了。
刘:占用您的宝贵时间,再次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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