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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7-08-08 14:24:21
 
 
齐泽克:“我没有理想化中国”
 
 
作者:张璐诗
文章来源:新京报
浏览:877 次
 
 
 
(斯洛文尼亚明星学者齐泽克访华,接受专访谈中国、大众文化和电影)



  6月6日至14日,斯洛文尼亚左派明星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zizek)首次访华,并先后在南京大学面向国内外拉康研究专家、大学生进行了四场讲演,内容分别涉及拉康思想、精神分析、好莱坞电影分析等。在齐泽克喜欢的南京清凉山上,这位西方学术评论界眼中“知识分子界的摇滚巨星”。与本报记者进行了75分钟的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哲学家身份外,齐泽克还是电影、歌剧的“追捧”者。今年九月,齐泽克将跟与之合作过《变态者电影指南》的电影制片人苏菲·费恩斯(好莱坞影星拉尔夫·费恩斯之妹),开拍两人的第二部“指南”:《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

  齐泽克介绍,这部纪录片将先由苏菲选择方便在屏幕上呈现的理论著作,然后齐泽克会在镜头前即兴解说。齐泽克还透露,第三部纪录片将是《变态者歌剧指南》,初步的想法是以“从莫扎特到瓦格纳”为线索。

  1谈中国

  越喜欢中国就越不敢靠近

  新京报:这是你第一次到中国。以前有人请过你,你没来。这次为什么答应了?在过去的一周里,可有出乎你想像的见闻?

  齐泽克:我一向都梦想到这里来。但人就是那样,越喜欢这个地方,越不敢靠近,怕神秘感戳穿了以后会失望。很奇怪,南京就跟我想像中的中国一样。如果要我在我曾读到过的中国城市里,选一个最有兴趣到实地去的地方,我恐怕就会选择南京。西方人一听到南京,只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但我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古都,有中山陵这些值得一去之地。另外我喜欢山林密布的地方。我还想到戈壁滩去,空旷无人。下次我的路线肯定是这样:从欧洲飞来北京,然后坐火车上拉萨。在火车上,有书有电脑,一边工作,还可以望着窗外。再好不过。

  新京报:第一次踏入陌生的国家,会不会容易将它理想化呢?

  齐泽克:我并没有理想化中国,但即使是中国的敌对国也得承认,中国即使强大也不会殖民别国。在西方最流行的是道家和儒家,但我最偏爱没那么流行的法家。往往跟人辩论的时候,我都站在秦始皇法家治国的一边,对抗孔子学说。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是不可能平等的。我们正在寻求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关键的是强大起来的国家懂得自律。

  新京报:西方世界对中国存在幻想,学术研究也会受到这种幻想的影响,比如汉学界就会受到“东方主义”学说的干扰。

  齐泽克:中国文化、旧小说、政治形态都很吸引我。在西方,有所谓的东方主义:就是把西方人的幻想投影到“东方”之上。这些人着迷的更多是西藏、印度式的冥想。但我感兴趣的却不是这种“独修其身”的形式,我更宁愿看到融进日常生活实践的智慧:中国人怎样沏茶、倒茶,怎么切猪肉。

  我经常跟我七岁半的小儿子一起看娱乐性很强的电影,他特别喜欢张艺谋,我不仅喜欢《英雄》的叙事,片子中还有一种芭蕾舞般的柔软。还有《霍元甲》里头的“侠客”,也总是有礼有义,这样的片子对西方世界太重要了。全球化的一个好处是,美国失去了用好莱坞垄断我们想像力的这颗按钮——好莱坞也拍过许多好电影,但如果把《英雄》跟好莱坞类似题材的片子《角斗士》比较:老天,你们比他们好多了。抵挡好莱坞对想像力的垄断,不能单指望艺术片,各国的主流电影、流行文化都应找到自己的视点。就像在过去20年前间,侦探小说热遍全球。这种最早被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垄断的小说形式,如今即使是只有30万人的小国冰岛,也已经有了三位闻名世界的侦探小说家。

  2谈大众文化

  发扬本国文化靠重新创造

  新京报:你曾在一篇时评中提到,当今的斯洛文尼亚也已淹没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

  齐泽克:其实现在的东欧国家中,最令我担心的不是大众文化,而是保守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对大众文化的反应。15年前许多东欧人梦想的市场、自由,到头来生活并没有改善多少。可怕的事情都是从非主流势力开始抬头的,东欧社会与保守派关联的有宗教压迫、反堕胎、反同性恋,这些虽只是暗涌,却极有威胁性。

  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国大众文化便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你看罗伯特·奥特曼的《银色性男女》(Shortcuts)是多棒的电影。“美国化”在这种意义上代表的是开放、宽容的文化:“反美国化”则是固守本土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权威。这是很复杂的现象。

  新京报:照你的意思,本国文化到底该不该发扬,怎样发扬呢?

  齐泽克:不要只一味说“要发扬本国文化”。本国文化的发扬,还得靠重新创造。我的悖论是:传统文化,只有我们在每个时代对其重新打量、从头创造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真正存活下去。就像17、18世纪的莎剧一直被视为B级剧本,直到浪漫主义时期,人们才重新发现它。在流行文化中也有这种例子:我有很多朋友觉得《斯巴达300勇士》是部反动片子,说当中隐喻的是美国伊拉克之战。我一点不觉得。我只觉得电影是在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将漫画改成电影,也很有创意。

  新京报:有没有看过近期同样由漫画改编成的电影《我在伊朗长大》?

  齐泽克:啊对不起还没有,但我很想看。我把太多时间都花在旅行和吃饭上面了。告诉你一个秘密:很多影评我都没看过电影就写了的。我很会编故事的。

  我的问题是挤时间。但即使别的保证不了,我也先得保证跟上黑格尔理论的研究进展,还有理论的意识形态研究。

  接下来才关注电影和心理学方面的问题。老天,时间也就这么多了。幸好,即使出行在外,我的工作时间都能保证每天在四五个小时左右。

  3谈电影

  我最想做中国电影分析

  新京报:你曾说电影在20世纪与社会生活、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跟19世纪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先地位相似。

  齐泽克:如果你要问21世纪会是哪种媒介,我不知道。也许会是某种数码形态的艺术。电影业在如今仍然繁盛,而且像《罗拉快跑》这样由不同假设拼贴成的片子,大概会盛行一阵。基耶斯洛夫斯基早期的电影《命运与机会》(BlindChance)跟这部片子很相似:分别假设一名男子搭上火车与错过了火车,命运便牵引他变成了共产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一念之差,经常能改写历史。我一向喜欢观察:一种文化的衰落引致另一种文化的起步。从这种角度上讲,我们可以从保守派学者那儿学到不少。打个比方:卓别林的电影,在《摩登时代》里开始有声音,但只是作为客体的背景发出声响,人还是没有直接说话。声音是个独裁者,在很多场合,人的吼叫嘶喊就像一种殖民主义的强力,会盖过一切。于是,在每个历史关头,那些抱怀疑态度的保守派,往往能比大声嚷嚷的人看到更多。有此参照,我们都不需要绝望地追逐最新潮流。事实上最好的现代主义者,暗地里都是保守派。就像20世纪音乐界最伟大的改革者是勋伯格,就一直致力于复兴巴赫时代的“赋格”形式。新流派其实永远是在对传统的再创造。马克思也都说过,对法国社会最好的了解途径,不是通过自由主义者,而是巴尔扎克。今天对左派知识分子而言,最好的一课就应从保守派学者那里学,并应该不断提出悖论。

  新京报:你曾说你百分之七八十的影评,都只是在拿来作为你观点的论据。看电影的时候,是不是总是用批评的眼光坐在那儿呢?会丧失普通观众的乐趣吗?

  齐泽克:大多数时间,我都习惯于在解说观点时引用一两部主流电影为例。

  但电影分析的真艺术,是从摄像机怎么移动、音乐与画面的配合这样的纯粹形式中,去发掘哲学意义。就像在奥特曼的《银色性男女》中,通过多个际遇不同、但互相都有某种联系的个体,你可以了解到从主体的视角,置身于当今美国生活形态中的滋味,不是吗?这里面便有一整套的意识形态。

  我一般很少这样分析,只有在看希区柯克、大卫·林奇、塔可夫斯基这些大导演的片子时才偶尔为之。我发现亚洲电影跟西方电影的一个区别:脸部大特写在西方电影中很平常,但在你们的电影中就会显得很突兀。我还想做的是对中国当代电影的分析,可惜我还了解得不够。但我最想做的还是对音乐作品的分析,可惜我相关知识太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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