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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7-05-30 12:12:40
 
 
政治学在当前中国话语圈的位置
 
 
作者:刘伟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论坛聊天室
浏览:3298 次
 
 
 


网聊时间:2007年3月31日晚7:00-8:30
网聊地点:中国学术论坛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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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中国学术论坛主编):我们的网聊开始!今晚的网聊嘉宾刘伟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学者,他的思考很独特,又有很好的学养,相信他的谈话对我们会有很多好的启发。现在请刘伟先生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请大家表示欢迎!

C03:欢迎!

Lh:欢迎欢迎!

刘伟:陈勇兄说我是“青年学者”,而且是“非常优秀的”,我实在不敢当。严格地说,我还只是一个学术爱好者和学习者。跟大部分70年代末期出生的朋友差不多,相对来说比较幸运,接受了国内较为正规的大学教育。我从大学到研究生到博士生,读的一直是政治学,所谓的“科班”,其实也有专业上的“路径依赖”;从武大到北大再到复旦,我感受到不同学校的学风,这可能使我对国内的政治学相对比较“抽离”,即:不会拘泥于一个地方,一种眼光。
有关这次网聊的主题,我已经写有同题的长篇文章,欢迎大家批评。我希望今晚大家能够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广羽:刘伟的文章“政治学在当前中国话语圈的位置”我看了,写得不错!政治学在当前中国话语圈的地位不高,政治学者当然负有责任!但是也不能全怪政治学者!

刘伟:那是当然。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对政治现实来说是衍生性的。我在文章中也说明了,造成目前政治学在中国话语圈的地位不高,主要是因为政治体制。但我们如果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去反思,也不能不承认中国部分政治学学者身上明显的弱点。

Sannyyas:所谓学术,乃是学人之思于时于势自由流动的各种情状。所以,它首先是一种思考,是和思想探索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表明,维护一个社会的正义和价值是首要的。但是,政治学界,更广泛地说,中国学术界,大部分学人只停留于谋生之举(当然,无可厚非),更有一部分占据了话语权的学者把学术当作了获取名利的工具,政治学界尤其如此。

刘伟:你说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中共党员:中国政治学的学者不可避免地要和当前政治事件挂鈎。

刘伟:政治学学者当然要关注当前的政治事件,但他们的关注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和反思性,有自己专业独立的立场和判断。否则就变成时政评论员了。

lh:政治学如何面对公众的误解?

刘伟:任何学科,特别是相对比较复杂的社会科学,公众的误解都难以避免。关键是,学者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在真理的探索和表达方面,不能刻意地迎合公众。因为,在很多时候,公众是盲目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政治学学者最重要的品格就是理性,他们应该坚持自己的理性,并运用这种理性去影响公众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方式。但另一方面,公众对政治学和政治学学者的误解,有一定的责任在政治学和政治学者本身。主要就是,政治学话语不能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相反,却与公众(生活)严重脱离,而政治学学者有时又不能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公众的不解、误解甚至是鄙夷也就可想而知了。

333: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现象。政治现象包含着政治内容和体现政治内容的形式或者方式。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环境的形态之一。换言之,政治生活状态的好与坏,评价的客观标准是什么?与人类社会生活环境发展或变化的过程有什么关系?你又怎么看待你现在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及你所研究的政治学的关系的。

刘伟:政治生活的好坏自然要依时代来看,特别是要考虑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感受和观点。但作为一个现代人,评价政治生活的好与坏,还是有一些共同的标准。俞可平先生曾经讲过的“政治学的公理”就是这个意思。我想,首先是基本秩序的维持,其次是提供必要、合理的制度安排,然后是给予人尊严和价值。进一步讲,好的政治生活至少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政治生活,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政治生活,一个权力受到制约的政治生活,一个得到基本保障的政治生活,等等。在现代社会,我认为一个能够合法反对的政治生活是可过的政治生活。
至于说政治生活与人类社会生活环境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有什么关系,这很复杂。政治生活受制于自然环境,同时更受制于社会发展形态。一个环境严酷,资源贫乏的社会可能更容易产生专制政体。而社会发展阶段越高,文明程度越高,开放程度越高,其政治的多元性和民主化的可能也会增加。这要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来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政治生活作为人类整体生活的一部分,它依赖于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状况。但另一方面,政治生活有很强的自主性,好的政治生活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善,而糟糕的政治生活却可以让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的社会变得一塌糊涂。
而我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我所研究的政治学这两者之间,就目前来看,是前者基本上决定了后者的面貌,但后者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缺乏要对此承担相当的责任。我在“政治学在当前中国话语圈的位置”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分析。总地来说,如果政治学学者能够坚持独立研究和表达,他们对公众和社会生活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而不是目前这个样子。

广羽:那你认为我们现在的政治生活怎么样?

刘伟:我们现在的政治生活不够理想,但与以前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这一点是首先应该承认的。但更不应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的政治生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有效监督权力的问题;同时,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偏低,整个国家的治理成本相当高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这两个方面来评价我们的政治生活,就会得出比较消极的结论。但如果从私人领域或社会生活的角度观察我国的政治,我们可以变得相对平和一些。毕竟,我们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国,政治生活的改进有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当然,作为政治学学者,对我们现在的政治生活,应该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看,他们应该以长远的眼光、从更深的层次去思考,而不是一味地讴歌我们的“进步”——虽然我们可以对这种“进步”作学术上的分析。

雨水清清:中国古代的韩非子,是不是政治学家?

是非:这还用讨论?

雨水清清:可是,我觉得中国的韩非子这样的学者,似乎总是站在了帝王的立场上说话,乃是一种治人的工具,与作为站在全社会的人民立场谋幸福的学说,是有着差距的。

刘伟:韩非子的思想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治家和官员。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向来都是“儒表法里”,韩非子的贡献不能否认。如果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他对政治的分析判断和对从政者的建议无疑是异常深刻和切中要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位政治学家,当然是更接近于西方的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家。当然,从批判的角度看,他可能算不上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学家。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应该抱着崇高的理想探究良好的政治生活何以可能,而不是沉迷于现实的权术斗争。也就是说,一位伟大的政治学家必须同时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而不能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政治科学家。

陈勇:对公众生活而言,政治学有哪些基本话语?

刘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可能存在分歧。首先,只有在有公众普遍参与的政治生活中,才真正有对公众生活而言的政治学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学作为公共话语是一个现代现象。其次,就是一些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常识。比如,政府是必要的“恶”,它的首要责任在于防恶而不是求善;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的制约;政治体系必须分化而多元,且具有竞争性;司法应该独立;媒体应该独立;社会必须有自己的自主性空间;公众的私人生活领域应该不受到公权力的侵犯;政教分离。等等。当然,这些原则更多的是来自西方的政治实践和自由主义政治话语,但其中的大部分对现代社会而言却是普遍适用的。

Lh:在当前的政治学话语自闭的状态下,我们学专业的现有的话语呢?

刘伟:我们自己的专业话语与现实生活脱节,也与意识形态话语存有距离。我们的专业话语主要来自西方,缺乏本土的概念和逻辑。同时,我们又不太接受意识形态式的话语。这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目前最为尴尬的地方,连自己专业的人都不敢自信地说出自己的话语。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圈子的有话语权的学者主要不是向公众发言。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现在的政治生活还不具备充分的开放性和可讨论性。

中共党员:有話語權的學者?都是所謂“高層智囊”吧?

刘伟:有话语权的学者主要是指在这个学科比较有地位的人,他们有些人是智囊,有些是偶尔作作参谋(比如政策咨询),但也有不少是单纯的学者。

Lh:我们力求扩大政治学在话语圈中的影响时该怎么做?

刘伟:首先,是让这个学科在学术上更加成熟,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门社会科学。只有深厚的学理基础和严密的论述逻辑才能保证坚实的话语力量。其次,政治学不仅要参与政治实践,也要参与社会实践。政治学要有意识地影响官员和公务员的政治理念,比如作更多的培训,或是向政治体系输送更多的政治学人才。最后,要有一部分学者从事政治学通俗化的工作,特别是走向传媒,面对公众,就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发表基于公共立场的言论,包括进行范围广泛而深入的公民教育,引导公众认识政治学和政治生活,为培育“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文化”(任剑涛语)服务。

Lh:这么说,政治学在话语圈中的位置最终还是要回到政治学本身?

刘伟:学者和学术本身的力量,在短期来看,毕竟有限。而就目前而言,还是要回到政治学本身。当然,从长远来看,政治学在中国话语圈的位置取决于中国政治变革的实际进程。但政治学可以在这一进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作出独特的贡献,从而推动政治变革。

是非:今天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首先应将“政治”、“政治学”的定义搞明白,然后探讨起来才有意义,也就有的放矢了,否则容易流于文字游戏了?谢谢!

刘伟:将概念界定清楚有利于讨论,但由于这些概念本身异常复杂,就是政治学学者也难以有绝对统一的看法。所以,只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我认为,政治就是围绕权力展开的公共生活,政治学就是研究这一现象的社会科学。政治学最开始的概念,是关于如何过一个良好政治生活的学问。到后来行为主义之后,政治学主要是探讨政治现象内在逻辑和事实状况的学问。当然,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是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紧密结合。

中共党员:是亞里士多德的概念嗎?

刘伟:基本上是。政治学最开始的一些概念来自于柏拉图和亞里士多德,特别是亞里士多德,他一方面强调政治应该追求善,另一方面他又非常现实地考察各种城邦政体。

是非:何谓政治?本人的观点,广义上通俗地说,泛指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政治的范畴。

中共党员:人与人之間的關係,是人際關係吧?

刘伟:社会科学都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政治学考察的主要是围绕公共权力展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宽泛地讲政治的范畴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样就使“政治”漫无边际。

是非:狭隘地说,政治就是管理,就是秩序。

刘伟:孙中山就认为“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如果你将管理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政治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管理。但日常话语中的“管理”还包括私性领域的管理,这种管理与政治上的管理毕竟存在区别。而将政治等同于秩序,我认为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政治还有冲突的一面,政治从来都是在冲突和秩序之间变动的。

雨水清清:我以为,政治学这门学科,与人们的利益关系太过密切了,所以特别显得保守,它必定是“改革开放”得晚的。各个落后的国家大都有这样的历史经验。

刘伟:是存在这一问题。我的理解是,政治先天地倾向于现实和保守,因为它涉及到权威和秩序,更涉及到利益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对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政治更是一根异常敏感的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当政者都非常谨慎。而政治学作为探究政治真相并构建良好政治生活的学问,对现实政治往往具有批判性和冲击力。所以,权力体系的限制也就产生了,由此带来了政治学的保守性。落后国家在社会转型中,政治体系往往不能适应,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又不能在短期内建立且充满风险,所以,当政者在政治上就倾向于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政治上的保守性在一定意义上带来政治学的保守性。但是,政治学界不能全部“保守”,还是要有一些人比较“先锋”,否则也太不正常了。

陈勇:对一般的公众而言,他们也许更希望政治学能为社会的公义或他们的利益代言,这符合政治学的理念吗?

刘伟:从纯粹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政治学只研究已经发生过的政治过程,探究其因果关系和内在逻辑;从纯学者的角度看,政治学学者似乎也不必对社会发言。但是,政治学不仅仅包含事实分析,也包括价值评判。所以,为社会的公义代言也未尝不可。更何况,一个良性的现代社会也需要这种代言。同时,政治学学者也不是生活在月球上,他们同时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成员,首先是公民,也有对社会的责任,而为公众的利益代言正是政治学学者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形式。政治学的根本追求是更好的人类生活,它天然地具备公共关怀,为公众代言是其中的应有之义。所以,我认为,为公众代言与政治学的理念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关键在于,政治学的代言不能脱离自身的学术独立性,更不能一味迎合大众,它的代言应该是基于政治学的科学性和理性。同时,政治学学者也不能因为过于频繁地为社会“代言”而荒废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毕竟任何专业研究都需要安静的环境和安静的心态。

陈勇:政治学自身与权力是什么样的关系?

刘伟:政治学首先要关注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但权力往往限制政治学的发展,因为现实的权力需要谎言。所以,政治学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暧昧又紧张。严家其在八十年代有一本书叫《权力与真理》,里面讲的道理在政治学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权力本身并不意味着真理,权力本身也并不总是需要真理,它有时弃真理如蔽履。但真理却最终拥有力量,它可能会对现实的政治构成威胁。具体到政治学上,一个新的政治观念的普及最终会影响到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所以,权力很多时候对政治学是既爱又恨的。爱的是,有时政治学可以为其统治出谋划策,进行合法性论证;恨的是,政治学毕竟是一门有内在学术渊源的话语系统,无论什么时候,政治学中都有一部分话语是倾向于批判的。对一个相对专制和一元的政治体系来说,更是如此。

Sannyyas:我以为,在刘伟谈到的中国政治学的现状和问题中,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知识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问题。

刘伟:可以这么说。我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福柯的影响。

Listener:政治学是普世价值的还是文化相对的呢?学术界内部有争论吗?

刘伟:有普适的价值,但具体实现形式可以有民族差异。不管是西方的学术界还是中国的学术界对此都有很大的争论。九十年代,学术界围绕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展开的争论就是一例。对这个问题,我个人倾向于秦晖先生的观点,也就是我们不能过于强调文化的作用,而变成了“文化决定论”,相反,在现代社会,制度转型更为重要,制度本身也可以创生新的文化。就政治学而言,有一些基本的原理和制度设计不论对什么文化背景而言都是必要的。

是非:我认为,怎样管理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更有利,是衡量政治是否妥当的基本标准。

刘伟:问题是,怎么去衡量大多数人的利益,由谁来衡量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在现代社会,少数人的利益同样也应当得到考量。在这个意义上讲,衡量政治是否妥当的标准可能在于是否能够在各种利益、各种群体包括多数与少数之间进行协调与平衡。而这与文化背景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陈勇:政治学话语与公众话语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隔阂?

刘伟:政治学话语比较学理化,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只有长期的专业训练才能操纵这种话语,也才能理解这种话语,并就相关问题展开争论。由此形成了政治学的小圈子,它对圈外的人包括公众而言具有很高的门槛和相当的封闭性。其次,政治学话语本身受现实权力体系的限制,权力体系阻断了政治学近距离面对公众并与公众进行频繁互动的各种渠道。所以,政治学话语与公众话语之间不能很好对接。特别是在一个权力话语与公众话语没有实现相对一体化的国家,更是如此。就中国来说,公众使用的基本概念和思维遵循的基本逻辑往往是主流意识形态式的或是世俗逻辑式的,而政治学话语遵循的是学术逻辑,两者之间的隔阂非常明显。表现就是,公众对政治学话语不感兴趣,或者听不懂政治学的话语。而政治学界也对公众的话语和思维置之不理,并以保持自己的话语霸权地位而沾沾自喜,也就是所谓的“自娱自乐”。

Listener:中国老百姓理解的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与学术意义上的政治之间,似乎有很大距离,是吗?可否略加分析?

刘伟:基本认同。中国的老百姓一般都将政治理解成权力斗争或者是官场故事,他们的思维很多还是传统的帝王政治和官僚政治的遗产,而他们对现代政治的基本认知还比较缺乏。因为,我们国家自建国后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和现代政治教育,老百姓接受现代政治知识的渠道非常有限。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尚没有一个现代的政治生活,老百姓不可能理解那些抽象的学术概念。学术上的政治,是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抽象,而且具有很强的建构色彩,从柏拉图开始,政治学就执着于构筑一个理想的政治生活图景,而老百姓的思考往往不会涉及到这些。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对任何一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现有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很难改变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如何适应它并获得相应的好处。而目前我国的政治学学术,主要还是一个翻译性的学术,尚没有确立学术话语的自主性和基本自信,也没有实现与公众话语的有机互动。老百姓理解的政治和学术上的政治自然会有出入。只有现代政治生活才能逐步缩短这其中的距离,但也不能消弥这种距离。

陈勇:公共知识分子中有哪些政治学者的声音?你能介绍一下刘军宁、秋风和王怡他们所做出的具体工作吗?

刘伟:有一些对中国政治问题经常发表观点的学者,比如甘阳、秦晖、贺卫方、何清涟、刘军宁、秋风、王怡、范亚峰、任剑涛、萧功秦等人,海外的郑永年、徐贲、薛涌等人也经常就国内政治发表一些公共评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色彩,除了刘军宁是纯粹的政治学学者之外,其他人的学术背景都相对复杂一些。刘军宁他们主要是从自由主义和的意义上作了一些基础性和普及性的工作,强调、法治、分权制衡、选举、民主等现代政治架构。由于他们介入媒体比较多,他们的表达也比较通俗,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作出了现代政治意识启蒙者的贡献。

陈勇:在你看来,他们表达过一些什么样的政治学观点?

刘伟:他们的观点很多,在这里很难一一列举。主要是围绕私有产权、以及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命题展开的。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刘军宁的《共和 民主 》一书,推荐你去看看。最近,王怡他们逐渐走向了基督教话语,主要体现在他们所创办的《前沿》网络周刊上。

阿a:中国似乎还是一个政治很强的国家 在国外一般人不关心政治,而关心,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刘伟:那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实现了正常化和制度化,公众已无需过于操心,而由政治体系自身运转就可以保证一个不太糟糕的状态。

阿a:那么你的意思是中国还不正常化?什么是正常化的政治?

查常平:正常化的政治就是社会推动政治,而不是相反。

广羽:正常化的政治的一个起码的标准是政治运作过程要公开、透明。

刘伟:中国的政治是一个没有解决权力有效制约和公众认同的政治,你能说这种政治是正常的吗?在现代社会,正常化的政治就是公众的利益能够得到基本正义实现的政治。由此而来,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化安排,而所有的政治力量基本能在制度的轨道上运作。而这些,在目前我们国家并不具备。

阿a:所谓的制度化的途径又是什么呢?中国自古的民众似乎就缺少激情和自主,难道希冀利益集团来实现政治制度化吗?

刘伟:这的确是个问题。利益集团只有内部出现多元分化才可能有动力去推动制度化,或者当权者面对来自社会的普遍压力时,其内部也会出现推动制度化的力量而与社会相配合。

广羽:请问由谁来制定制度?怎么保证制度化的东西就公平、公正?

刘伟:制度从来都是不同力量角逐的结果,不能保证绝对的公平和公正,除非一个国家有普遍的共识,而制定政策的人又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使得他不得不全面考虑各方的利益。

广羽:那么在当下的中国谈论制度化的问题,在多大的程度上有意义呢?

刘伟:的确。中国目前的制度化因为相应利益结构的原因而不能真正实现。相反,“制度化”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榨取和压制弱势群体的手段。所以,政治结构上的问题才是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制度化的前提。

阿a:就算利益集团出现多元分化,但是对于多数民众来说,又有谁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呢?尽管利益集团会分化,但民众似乎永远挤不进政治决策层。一方面,目前一般民众的民间组织,尤其是政治组织也难以立足。另一方面中国本身似乎也没有中介组织存在的基础,尤其是被统治了几千年的顺民良民们也满足于自己的小康生活。

中共党员:總會有不滿足于自己的小康生活的有良心的知識分子。

广羽:既然当下中国的制度化是不可能真正实行的了,那么我们政治学该如何应对?

刘伟:先积累学术,然后尽量作教育普及工作,等待社会利益的分化而社会的再组织化,并利用各种机会参与政治实践。这需要一个过程。

Lh:政治学成为公共话语与公民普遍的政治参与是不是同步的?

刘伟:基本上是。政治参与有利于政治话语的传播,也只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政治学才能成为各群体共享的公共话语。

陈勇:政治学从业者从哪些方面可以超越权力?

刘伟:主要是从理念和知识上。政治学不能放弃追求更为可过的政治生活的理想,因此,对现实的任何政治体系它都可以保持距离和批判性。面对权力,政治学从业者也可以保持自己专业上的清醒和独立,不因权力的压力或诱惑而变成机会主义者。

陈勇:政治学在中国现代政治知识形态转型中有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刘伟:普及政治学的常识,转换公众的政治话语和政治思维,帮助公众了解政治过程,引导公众理性地看待政治问题,并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在此基础上,现代政治知识形态才能真正确立,成为全社会共享的知识系统和政治信念。

查常平: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学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政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我们怎样实现两者的过渡?

刘伟:我们现在是一个有自由无民主的政治,我们需要合法表达不同利益和意见的政治,实现这一过渡需要政府的制度开放和民众的理性。我认为,中国现在没有基本共识,需要长时间的公民教育才行。

中共党员:我們現在有自由无民主?我們有自由?

刘伟:有私人领域的自由,而无公共领域的自由。有逃避的自由,没有参与的自由。呵呵。

查常平:刘伟的回答表明我们的政治教育有问题。

Lh:是啊,我发现还是教育的问题。

查常平:但我们现在的教育离公民教育太远。

Lh:我们常常说公众目前不具备实行民主的素质,可进行的又是愚民教育。

刘伟:做教育是个慢活,急不得。问题是,教育不能仅仅靠学校,媒体、社会都要做。


(根据网聊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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