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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7-03-14 16:26:41
 
 
儒家思想与大一统
 
 
作者:蔡德贵
文章来源:confucius2000
浏览:45 次
 
 
 
著名学者杨向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两次在长春讲学,主讲内容都是《春秋公羊传》中公羊学派的大一统思想。1989年,他将这些讲稿集成《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书中杨先生肯定何休为中国2000年来《公羊传》第一解人,其功在董仲舒之上。他肯定大一统学说对于维护中国之一统以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要一统,已经是中华民族的共识,而这种思想的形成与《公羊传》的鼓吹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大一统思想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公羊传》作了集中论述,其他儒家经典也有很精彩的论述。

儒家经典对天下一家和大一统都是很重视的。在《诗经·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昭公七年也有“封略之地,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这与《诗经》所说言近义同。《论语》中,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矜而不争”(《卫灵公》),有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子夏主张“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都是天下一体的观念。而根据《孟子》一书的说法,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也是为国家的统一大业,《滕文公》下说:春秋之世,“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说明《春秋》中确实蕴涵着“大一统”的理念。

《礼记·礼运》集中论述了天下一家的思想,指出“故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请,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孔颖达疏说:“孔子说:圣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为一家,能以中国,共为一人者。”《礼记·礼运》为天下一家所绘出的蓝图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荀子》也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四海一家”和“一统”的思想。《王制》说:“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集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非十二子》说:“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儒效》说:“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因此,大儒“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王霸》歌颂汤、武之时“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局面。批评春秋时五霸“非以本正教”、“非以一天下”的分裂局面。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知一政于管仲”的结果。该篇认为人主之职,能“一天下”,就可以“名配尧、禹”。因为“一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就顺应了民心。《君道》也歌颂“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的升平之世,而且歌颂“四海之内不待令而一”是“至平之世”。在《强国》中,荀子对齐相田文说:“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成相》认为“天下为一海内宾”。这些都是“四海一家”和“大一统”的主张。

刘师培在《群经大义相通论·公羊荀子相通考》中肯定《荀子》一书多公羊之大义。从上述引证的荀子原文来看,“一天下”确实与《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相合。《公羊传》僖公四年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桓公元年说:“王者以天下为家。”《公羊传》隐公元年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正式提出了“大一统”,但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西汉董仲舒对此作了发挥和说明:“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汉书·董仲舒传》)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对“王正月”解释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坐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汉书·王吉传》也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而东汉何休对此进行了解释:“《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卿位;以诸侯之卿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经过董仲舒和何休之解释,“大一统”成为中国历代皇帝和儒家政治家的治国理念,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所孜孜追求的目标。

对于如何实现“大一统”,儒家学者主张要处理好两个大的关系:三纲六纪和华夷之辨。

三纲六纪是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三纲源于孔子和孟子,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奠定了三纲说的基础。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德,也是由孔子和孟子首先提倡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最先明确提出了“三纲”的概念,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因此,“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董仲舒把五常之道作为调整这三纲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董仲舒三纲五常说的基础上,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三纲六纪》,确立了三纲六纪的九大关系: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强理上下,整齐 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纪纲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

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对三纲六纪评价极高,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陈寅恪先生的大弟子季羡林先生在一开始读到陈先生的这段话时,非常不理解,中国文化的定义怎么就是一句话呢?后来经过反复的思考,季先生终于对此话有了一种深刻的理解,认为三纲六纪里面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这一纲,人君的贤否,无关重要,人君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季羡林文集》第14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485页)。三纲六纪“讲的实际上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族人、母亲的兄弟、师长与朋友。这些关系处理好,国家自然会安定团结。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最需要的”(同上,第509页)。所以他说:“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或者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上,这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三纲六纪如果从抽象意义上来理解,确实能得到季先生所得出的结论。

为了实现大一统,儒家强调华夷之辨的重要。夷本来是古代华夏对异族的贬称,最初用于东方民族,称为“东夷”。春秋以后,中原以外的各族,如被贬称为“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四方之族,被统称为“四夷”。但是后来的华、夷主要是在文明与否的意义上使用的,《春秋公羊传》就是把有无礼仪作为华、夷之界的,凡夷狄之邦,只要能遵行礼仪,就应该与华夏民族同等看待。相反,华夏民族中谁背弃了礼仪,谁就变做“新夷狄”(《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凡遵行礼仪的文明之族,均为华夏大家庭的一员。这正如杨向奎先生所说:

华夏文明,在世界上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人民,它是一种向心力、回归的力,它是统一中国的凝聚力,因为它不具有狭隘的民族意识,更不是并吞一切的大民族主义。它是民族意识的升华,它是一种标准、一种水平,达标者为中国、为华夏,落后者为夷狄、为野蛮。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华夏、进为中国。

这华夏与夷狄都不是指定某一地区某一民族,而是一种范畴,用以衡量各族之文化水平,作为大一统的标准与条件。这样的“大一统”,才是真正的一统。我国历史之所以长期处于统一中,这种凝聚力是起了巨大作用的。(《管子学刊》1998年增刊《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会专刊·序言》)

今天,儒家提倡的大一统思想,应该得到弘扬。三纲六纪和华夷之辨的抽象意义,无疑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认可: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理应团结统一在中华民族这面大旗之下。两岸统一的时日,为期不远了。我们期待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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