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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06-12-20 12:54:10
 
 
元明《宫词》与清《竹枝词》中北京节令风俗考略
 
 
作者:王岗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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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岗



中华文史网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从元代开始的。正是这种政治、文化地位的变化,使得在这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大多具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倍受人们的关注,风俗的变化也是如此。在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风俗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表现出了北方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融合的风貌,而到了元代,天下一统的政治格局使得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农耕文化逐渐北上,并且在京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受其影响,都城的风俗也开始从地域支流文化向京师主流文化转变。

古人对社会风俗的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是极为重视的,将其视为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文王兴而民好善,幽、厉兴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风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纣之所以亡也,汤、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纣非得跖、蹻之民以乱也,故治乱不在于民。”(1)但是,中国学者将社会风俗作为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则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迄今为止,对北京风俗加以研究方面的专著尚未见到,有关论文也不多见,故而笔者撰写此文,力求对元明清三代北京的风俗概貌加以梳理及考订。



一、宫词与竹枝词的源起及与风俗的关系: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诗的传统的民族,早在先秦时期,著名儒学大师孔子就曾将散见在各诸侯国中的诗章加以整理,并得以流传后世,成为儒家学说中的一部重要经典《诗经》(又被称为“诗三百篇”)。在《诗经》一书中,有许多诗篇生动地反映出先秦时期人们的风俗习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云:“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於司乐,篇什叙於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2)在诗三百篇中,既有以描写宫廷生活为主的《周颂·清庙》、《鲁颂·閟宫》诸篇章,也有以描写百姓生活为主的《周南·关雎》、《郑风·女曰鸡鸣》等篇章。

在这些诗篇中,反映了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风俗状况。当时的统治者周天子为了能够了解民俗,治理天下,要定期到各诸侯国去采访,史称“巡狩”,“见诸侯,问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3)当时周天子巡狩四方,命太师所陈述的“以观民风俗”的诗篇多达几千首,而今日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有经过孔子整理的三百余篇了。这些诗篇,既是中国诗歌创作的最早的典范,也是反映当时社会风俗状况的最珍贵的历史资料。所以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才有“《六经》皆史”的论断,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

到了唐代,中国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巅峰,几乎所有的诗歌体裁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且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代表作。其中,《宫词》与《竹枝词》则是两个具有较为独特风格的诗词体裁。《宫词》,顾名思义,乃是以反映宫廷生活为主题的诗歌。但是,在中国古代,宫廷生活是秘而不宣、寻常百姓十分有兴趣却又无法得知的事情。而那些熟知宫廷生活的帝王后妃、太监宫女们,又很少有能够提笔作诗的文学修养,故而,《宫词》的创作有着较大的难度。此外,当时人们对《宫词》还普遍存在着两种成见或是顾忌,也对《宫词》的创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其一,是认为《宫词》不登大雅之堂。例如唐代初年,“太宗作《宫词》,使虞世南和之,而虞尚以体非雅正,不奉诏。”(4)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其所作《宫词》,都会被大臣视为“体非雅正”,那么,普通诗人的诗歌作品就更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其二,是因为《宫词》所述皆为宫廷生活,极易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引来不测之祸。唐代著名诗人王建,就曾因为所作《宫词》“天下皆诵于口”,而几乎遭到弹劾,引来祸患。(5)而另一位著名诗人元稹所作《宫词》,“诏令隐其文”。

《竹枝词》与《宫词》不同,系源自民间,《竹枝词》本夜郎之音,起于刘朗州,盖《子夜歌》之变也,实有风人骚子之遗意。故杨廉夫云:“制竹枝词者,不犹愈于今之乐府乎?”(6)到了唐代,《竹枝词》已经成为广大民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文娱形式,传播到全国各地。因为这时的《竹枝词》还没有脱离诗文与音乐的联系,《竹枝词》在创作成诗文之后,即可被人们传唱,特别是各地的儿童,更是在每年的节庆期间加以联唱,并配以舞蹈,十分热闹,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曰:“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7)刘禹锡到建平(在巴东)时是在正月节中,遇到儿童们载歌载舞《竹枝词》颇受感动,遂乘兴命笔,创作了9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在当时的京城长安,《竹枝词》也很流行,“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能嘶竹枝词,供养绳床禅。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8)不仅教坊司的儿童们会唱《竹枝词》,就连寺庙中讲禅论法,也唱《竹枝词》。

与《竹枝词》相似的,又有《杨柳枝》、《杨枝词》等,在民间流传亦极为广泛。如《杨柳枝》词,时人称:“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炫其能,莫不‘条似舞腰’,‘叶如眉翠’,出口皆然,颇为陈熟。”(9)不仅诗人颇好此词曲,就连帝王、武将也以此相互赠送。唐代末年,“(朱)全忠归大梁,上(指唐昭宗)宴之内殿,置酒于延喜门。……上临轩泣别,又令中使走送御制《杨柳枝》词五首赐之。”(10)唐代以后,《竹枝词》得以流传后世,而《杨柳枝》、《杨枝词》等却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古人对社会风俗的作用虽然十分重视,但是,在历代修撰的正史中,却很少有专门记载风俗概况及其变迁的篇章。史官们不再到民间采风(11),他们关注的,只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后妃节妇的“嘉言懿行”,而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很少加以表述。因此,后人要想了解一些前人的风俗状况,就必须别辟蹊径,除了历代野史、文人笔记、郡县方志之外,在文人日常最喜爱的诗歌创作中,特别是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宫词》、《竹枝词》等创作中,我们可以得到当时人们在生活中所表露出来的真实信息。

显然,《宫词》与《竹枝词》相比,二者所反映的生活场景是完全不同的,《宫词》所反映的主要是宫廷贵族生活,而《竹枝词》所反映的,则主要是大众的平民生活。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着天壤之别。但是,若从社会风俗的角度出发,二者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过春节,富人要贴春联,吃饺子,穷人也是如此;重阳节,帝王要登万岁山,穷人也要登小土丘。二者内容差别虽然很大,形式却是一样的,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体。

我们如果要全面的、客观的认识一个时代的风俗概貌,只了解贵族生活,或是只了解平民生活,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二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古语所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此,笔者将《宫词》与《竹枝词》中有关当时社会风俗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以便考订源流,并力求作出较为公正的评价。



二、元明《宫词》与清《竹枝词》中的岁时节令风俗:



在中国古代的风俗中,节令风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岁时节令、宗教节令和帝王、后妃生辰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岁时节令的产生,主要是与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充分显示出农耕文化在人们的风俗中占有主导地位。宗教节令的产生,主要是与不同宗教派别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社会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密切相关的,人们对宗教节令的关注程度,与其宗教信仰的程度是一致的,越是热闹的宗教节令,表明其在社会民众中的宗教影响越广泛。帝王生辰与岁时节令、宗教节令的不同之处,一是其时间上的不固定性,每个帝王的生日是不同的;二是其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色彩。

在岁时节令中,最重要的当属元日,又被称为正旦或是元旦,今天则被称为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一年之始,一季之始,一月之始,故而又被称为“三元”或是“三朔”(12)夏商周三代,历法不同,正朔也不同,至迟到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开始举行盛大活动,以庆祝元旦,通称之为大朝会。“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夹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13)在这个大朝会上,百官又曾相互比试学问高低,“(光武帝时)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14)

到了元明清时期,这种大朝会的习俗一直沿袭下来。在元代,诗人张昱曾作诗四首,以形容大朝会的壮观场面:“方朝犹是未明天,玉戚轮竿已俨然。百兽蹲威绘旛下,万臣効职内门前。”又一首曰:“二九行分正从班,尽将牙笏注名单。簟铺兽镇丹墀内,鹄立千官绕画阑。”(15)为了增添大朝会的节日气氛,元朝帝王还专门赐给近侍大臣华美的绸缎,称为“拜年段子”(16)。大朝会之后,帝王设大宴会与百官同庆,“黄金酒海赢千石,龙杓梯声给大筵。殿上千官多取醉,君臣胥乐太平年。”(17)

在明代,元日的大朝会也很壮观,“楼阁崔嵬起碧霄,微闻仙乐奏箫韶。天风吹落宫人耳,知是彤庭正早朝。”(18)自明成祖任用宦官,使其地位不断提高,权势日增,逐渐凌驾于百官之上。这种状况,在大朝会时也有所反映,时人作诗云:“簪缨前列九梁随,为届三元庆贺期。金带当阶高赞导,外廷仪注拜丹墀。”(19)在中国古代,只有帝王才能够顶戴九梁之冠,而明朝宦官竟然敢在大朝会上戴,其气焰之嚣张,于此可见一斑。

在明代,大朝会之后,帝王也要摆筵席,赐百官赴宴。但是,与元朝相比,其规模要逊色得多。时人作诗述洪武年间大朝会后赐宴之情景曰:“君王蚤起视千官,金灶争催具凤餐。红粉珠盘排欲进,再三擎向手中看。”(20)及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大朝会赐宴越来越简略。“(永乐)十九年,以北京郊社、宗庙及宫殿成,大宴。宣德、正统间,朝官不与者,给赐节钱。凡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午、重阳、腊八日,永乐间,俱于奉天门赐百官宴,用乐。其后皆宴于午门外,不用乐。”(21)

在明代的元日大朝会上,有时也会出现意外事件,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元旦,“群臣待漏入贺,日晡礼始成。及散朝,已昏夜。众奔趋而出,颠仆相践踏。将军赵朗者,死于禁门。”(22)又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元旦大朝会,时观吏与试士俱集大廷,忽众中有人持大铁椎,狙击御史凌汉翀于班行,碎其首,仆地僵绝。举朝大惊,急擒下,则故巡捕提督都督同知凌应登也。御史为从者舁至寓,复著,用良药敷治,仅得不死。”(23)

在明代,宗教活动也开始融入元日的庆典之中。宫人(太监及宫女)在这一天于皇城内英华殿大行佛法。“此日英华法事停,鸣锣捧杵尽倾城。弓鞋不便连环变,繖底拈花自在行。”(24)道士也在这一天进上道符,遍贴宫中各宫门之上。“葵榴初缬药阑敷,彩线珍成续命需。遥听三韩烽火急,真人刚进避兵符。”(25)在宫门之上贴道符,与人们贴春联的用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避邪驱灾。

元日贴春联的风俗起源很早,源自门户挂桃符。据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云:“正月一日是谓正日,洁祀祖祢,进酒降神。……庭前爆竹,进椒柏酒,服桃汤,进敷于散,造五辛盘,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26)文中所云“桃板”,也就是桃符。“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伏邪气,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门以厌邪,此仙木也。”(27)一直到唐宋时期,人们还把门上贴的春联称为“桃符”。

在北宋都城汴京,“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28)文中所云“桃板”、“桃符”,就是今天的春联。到了清代,贴春联的风俗仍然盛行,时人作《竹枝词》曰:“挂门钱纸飏春风,福字、门神处处同。香墨春联都代写,依然十里杏花红。”(29)显然,古人桃符的功能已经被一分为二,除了春联之外,又多了门神。

此外,清代的风俗又有所变更,时人又作诗曰:“柏叶芝麻烧夜香,葫芦贴罢供阡张。乌金纸剪飞蝴蝶,嚷嚷婴孩插闹粧。”(30)其诗注曰:“元旦作葫芦、人物、花卉杂贴门户,镂白纸供祖先,号‘阡张’。小儿头插闹粧,亦曰‘闹嚷嚷’。”由此可见,在清代的北京,人们过年除了贴春联、门神之外,还贴有人物、花卉等年画,已经完全失去了“桃符”的本意,只是为了使节日的气氛更加热闹。

到了嘉庆年间,“康乾盛世”已过,封建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京城的感应是很灵敏的,就连过年贴春联的喜庆气氛也明显减少,时人又作《竹枝词》曰:“国恩家庆写春联,纶綍醍醐几万千。近日这般都渐少,干支冠首换年年。”(31)年年过节,年年贴春联,却没有了喜庆的激情,而是无奈的应酬。这种感触,在道光年间的诗人笔下仍是如此:“市廛春对作来工,号记编头到处同。未解摛词徵本色,聊将字样写兴隆。”(32)

距元日最近的重要节日为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或是灯节。因为据道教的说法,“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33)而元宵节燃灯庆贺,又是佛教的因缘。据明朝人考订,其风俗始于唐代,“《唐书·严挺之传》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请然千灯,因弛门禁,帝御安福门纵观,昼夜不息。’继而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看灯。’则是始于睿宗,成于玄宗无疑。……”(34)

到了宋、金时期,上元日闹花灯的娱乐活动盛极一时。在宋朝都城,“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堞亦遍设之。其夕,开旧城门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夜。”(35)其盛况甚至超过了元日。

在元代前期,蒙古统治者及其大臣们对元宵闹花灯的风俗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元英宗时,“会元夕,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张养浩)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谏,其略曰:‘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36)到了泰定年间,元朝帝王“敕以来年元夕构灯山于内廷,御史赵师鲁以水旱请罢其事,从之。”(37)先是元世祖严禁元宵节民间闹花灯,后是元英宗及泰定帝想闹花灯,又受到大臣们的劝阻。

而到了明代,元宵节闹花灯的风俗才再度盛行。时人作《宫词》以描述其盛况云:“鳌山烟火冠春城,步辇龙旌倒褪行。忽报大官供法酒,玉音宣唤五先生。”(38)是时,宫廷中的花灯之盛,又非民间所能比拟,“鳌山灯火出墀隅,蓬勃千枝万蘂荂。踠地金钱输喝采,长明塔峙络珍珠。”(39)唐代灯节放三日假,宋代灯节放五日假,而到了明代则延长为十日假,甚至二十日假。

在明代,北京城里的民间灯市主要设在东华门外,起于正月初八,迄于正月十七,白天为商市,晚上为灯会,虽然花灯的质量无法与宫廷相比,其热闹的程度却绝不逊色。白天商市,“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也。”晚上灯会, “丝竹肉声,不辨拍煞,光影五色,照人无研媸。”(40)不仅燃花灯,而且还有各种精彩的演出,灯火与乐舞交相辉映,把节日气氛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在清代,元宵闹花灯的风俗仍很盛行,“火树银花绕禁城,太平锣鼓九衢行。今年又许开灯戏,贵戚传柑到四更。”(41)显然,灯节是否兴盛,是与封建统治者的是否提倡密切相关的。“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矣。”(42)由此可见,在清代初年,三元节日皆举办灯会,此后只有上元节才闹花灯,恢复了明代的习俗。

端午节是夏季最重要的节令。人们的活动也是十分丰富的。封建统治者在这一天往往要宴请贵戚及百官,“玉椀调冰涌雪花,金丝缠扇绣红纱。彩牋御制题端午,勅送皇姑公主家。”(43)明代的端午节赐食虽然较为简略,其费用也颇为可观(44)。端午节已到夏季,天气转热,于是有了赐冰碗及宫扇的活动(45)。而且由皇帝赐给贵族和官僚们的宫扇数量多、制做精,堪称一时的艺术精品。当时人曾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描写(46)。

这种端午节赐扇的风俗,在辽金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尚未见到,但是,在唐宋时期却是常见的。如在唐代,“贞观十八年五日(端午日),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虬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贺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47)北宋时期,宋仁宗在嘉祐年间亦曾赐给讲读官御书飞白扇。

到了南宋初期,宋、金双方时有使臣往来,宋朝统治者还曾在端午节向金朝使臣赐扇,绍兴十五年(1145年),“(金使臣)宗永甫入疆,帝以端午,遣中使赐扇帕于洪泽,宗永言:‘上国是日例贺,当北面再拜,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48)金朝使臣对宋高宗端午赐扇的活动是十分重视的,态度也是很谨慎的。

端午赐扇的风俗如果再往前延伸,可以上延到南朝刘宋的升明元年(477年),“会端午,太后赐帝毛扇。帝嫌其不华,令太医煮药,欲鸩太后。”(49)宋顺帝刘准因为皇太后的赐扇不够精致,竟然想要鸩杀太后,幸而被手下大臣劝阻,是时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可惜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端午赐扇的风俗已经日渐消亡了。

在端午节,更为广泛的节令活动是射柳、泛舟。射柳活动,在辽、金、元三代十分普遍,不仅是在端午节,就是在其他的节令,也是较为重要的活动,这是与辽金元时期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领袖密切相关的。但是,到了明代,这种风俗仍然得到传承,“飞凤三花逐电流,例逢躤柳拜前旒。八铢穿得都班赏,夺取头标胜一筹。”(50)这种场面壮观的“射柳”活动,只有宫廷中的封建统治者才有能力举办,民间的百姓是只能观看,而且要得到统治者的特许。

有些研究辽金史的学者认为,端午节射柳的活动是北方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风俗,其实不然,至少可以上遡到唐代。在唐代中期,“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篮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食也。都中盛于此戏。”(51)我们如果说这种“射粉团”的活动乃是“射柳”活动的滥觞,从习俗传承的角度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射柳活动相比,泛舟活动显然具有更多南方文化的特色,所谓北人擅骑射,南人擅舟楫。因此,在辽金元时期的北京,端午赛龙舟的活动很少见,而到了明代又流行起来,“招招黄帽绣旗冲,三翼乘流羯鼓从。何用船头鳞鬣活,中央万乘是真龙。”(52)当然,由于北方自然环境的条件所限,端午赛龙舟的活动很难在民间普遍开展。

民间百姓虽然不能参与射柳活动,却也有自己的活动方式,“‘咬春’过了又‘填仓’,到得‘熏虫’柏子香。插柳天坛逢午节,耍青同上打毬场。”(53)“耍青”又称“踏青”,是春季到夏季的民众主要活动,其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京郊的宽敞草地,如诗中提到的天坛及东郊二闸、西南郊丰台、西北郊高粱河畔等地。明清时人对此有较多描述(54)。

至于秋季最重要的节令重阳节和冬季最重要的节令冬至节,其登高、颁历书等风俗活动,其形式南北各地大致相同,而今天也已经不多见了,本文不拟赘述。就节令风俗而言,每年的春天最多,以后依次递减,冬天最少。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农耕文化的主流特征相一致的。从元代到清代,虽然社会发展变化较大,却仍然处于农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故而风俗习惯一脉相承。



三、元明清三代北京岁时节令风俗变迁述略:



元朝和清朝,是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虽然表现出了许多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特色,但是无法改变农耕文化所产生的巨大主流作用,因此在元日、元宵、端午、重阳、冬至等重要的时令节日中,也就自然而然的承袭了前代王朝的许多活动模式。而在这些活动模式的表面现象之后,却反映出了农耕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理念。

古人对元日的重视,主要因为从这一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生产周期,这个周期就是一年。同时,人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周期,而这个周期就是一岁。农业生产的周期显然要比工业生产周期慢得多,也固定得多,故而从春天到秋天,每个时令节日的时间也是固定不变的。农历的正月是一年之始,而又没有正式投入大规模的农耕活动,因此节令活动就特别多,人们也有空暇从事休闲娱乐活动,节日的喜庆气氛格外浓郁。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节令中,许多节日活动的道具与农业生产的环境是一致的。如春节人们要在门首挂上桃符,在农村的庭院中,人们往往会栽种桃树,桃枝随手可得,到了今天的现代化城市中,到处都是洋灰楼、柏油路,桃树几乎绝迹,人们也就很难在门首悬挂桃符了。端午节的射柳活动不仅绝迹了,就连射柳用的弓箭现在也很少有人会制作了。到了重阳节,人们更是很少再泡菊花酒喝了。

随着现代大工业取代农业而成为整个国家的支柱产业,文化的主流亦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风俗习惯也由此而发生了变化,有些习俗消失了,有些习俗产生了,但是,文化的传承并没有因此断裂,而是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仍然产生着重要的作用。春节仍然是广大中华民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平时吃饺子已经很容易了,过年人们仍然会合家团聚,包饺子吃。这种精神上的享受,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活动都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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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盐铁论》卷十《大论第五十九》。

(2)《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诗赋叙录》。

(3)见《尚书大传》卷一《尧典》所引《白虎通·巡狩篇》。

(4)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三《诗文类》。

(5)据《云溪友议》云:“唐王建初为渭南县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复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故元稹以尝有《宫词》,诏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将被奏劾,因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八《文章一·王建》所引之文。

(6)《七修类稿》卷二十六《辩证类·西湖竹枝词》。

(7)见《全唐五代词》卷一《唐词》所引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前序。

(8)《全唐诗》卷三百七十四,孟郊《教坊歌儿》。

(9)见《全唐五代词》卷一《唐词》所引薛能《杨柳枝词18首》前序。

(10)《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             必

(11)所谓“采风”,就是帝王派遣政府官员到全国各地收集诗歌、民谣,以了解民间的风俗。

(12)据《初学记》所引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是谓正日,洁祀祖祢,进酒降神。《玉烛宝典》曰:正月为端月。(《春秋》曰:履端于始。。)其一日为元日,(元者,善之长也,先王体元以居正。又,元者,原也,始也,一也,首也。)亦云上日,亦云正朝,亦云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亦云三朔。”此外,古代天文学家和道教学说中,皆有“三元”之说,与此概念完全不同。

(13)《晋书》卷二十一《礼志》。

(14)《后汉书》卷七十九《戴凭传》。

(15)见《张光弼诗集》卷二《辇下曲》之四、之七。

(16)元人柯九思曾所作《宫词》,其词曰:“传宣太府颁宫锦,近侍承恩拜榻前。制得袍成天未晚,着来香殿贺新年。”其词注曰:“腊前分赐近臣襖材,谓之拜年段子。”见《草堂雅集》卷一。

(17)见《张光弼诗集》卷二《辇下曲》之十六。

(18)明人朱权所作《宫词七十首》之二。(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笔者注:此诗作于永乐六年(1408年),时明成祖尚未迁都北京,朱权所述,当为洪武、建文及永乐初年之事。然大朝会典制已成模式,迁都前后,大致相同,故引用之。

(19)明人秦徵兰所作《天启宫词一百首》之二十八。(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其自注曰:“内臣朝冠与外廷同,七梁或五梁。……魏忠贤更益二梁为九梁。良卿锡券后,凡遇贺节,王体乾以下服九梁,忠贤俨然戴簪缨,出班行礼。”

(20)明人黄省曾所作《洪武宫词十二首》之六。(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

(21)《明史》卷五十三《礼志·大宴仪》。永乐年间赐宴奉天门,系因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发生大火,皇宫正殿奉天殿被焚毁,不得不设宴于奉天门。

(22)《明史》卷二百○六《程启充传》。

(23)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六《乙卯应天闱中之异》。

(24)明人秦徵兰所作《天启宫词一百首》之三十九。(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其自注曰:“番经厂内官百人,习西方梵呗。遇万寿、元旦等节,于英华殿作法事。卒事之日,一人粧韦驮,捧杵北面立。余披璎珞,鸣锣钹海螺诸器,赞唱经咒。至夜,五方设佛位,立五色繖。数十人鱼贯而行其间。所谓‘九连环’者,其行颇疾,至九连环变,则体迅飞鸟,观者目眩矣。”

(25)明人蒋之翘《天启宫词一百三十六首》之七十一。(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明宫词》。)其自注曰:“每岁元旦、端午,真人府进符篆,贴各宫门上。”

(26)见《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元日第一》。

(27)见《初学记》卷二十八《果木部·桃第三》所引《典术》之文。

(28)见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

(29)见清人净香居主人所作《都门竹枝词》之二。(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清代北京竹枝词》。)

(30)见清代佚名所作《燕台口号一百首》之二。(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清代北京竹枝词》。)

(31)见清代佚名所作《都门竹枝词·时尚》之三。(载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清代北京竹枝词》。)责任编辑: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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